社会心理分析的文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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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理分析的文学读本
                                                              ——饶秀珍中篇小说集“亚腐败”问题解读
                                                 文/黄叶斌

     这是一部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篇小说集，是由饶秀珍女士的九个中篇构成的。为使笔墨集中便于叙述，笔者只想对其中的《关系》和《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两个中篇略作解读。

    为使读者有个粗略印象，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小说《关系》的故事梗概：某省《笔风》杂志社的编辑“我”，在看中、喜欢、决定采用子归的作品时，被子归多年的文学追求而数次压稿的遭遇所震撼、感动与汗颜；被编辑部重“关系”人用“关系”稿的尴尬局面所困扰、激愤与迷惑；被书馆陶总以市场运作方式赞助举办签名售书活动而惊喜、欣慰与释怀——这就是《关系》一文中对现实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中的“潜规则”的诠释。

     在《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一文中，“我”作为一名改革办的科长，与副局长老汪一齐负责某纺织厂、磷肥厂、商场等企、事业单位的改革（改制）事宜。在面对下岗职工上访、静坐、堵门、示威时的劳顿与艰难时，在面对评估公司、企业改制承包人和同事、朋友的说情与暗示时，“我”对改革在基层的众生相心态、改革对社会各阶层所带来的震荡以及改革浪潮中暗流涌动沉渣浮起的状况，先是冷静地观察、思考，继而在诱惑中被包围，最后身陷世俗之网而心安理得——这就是《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一文中对现代人性的剖析。

     以上两部中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曲折、诡异、猎奇，但文中所展示的对人性的挖掘，对人文的关怀，对社会心理的分析，却给读者带来了一种文学读本式的“教科书”，一种对官场“亚腐败”问题的大胆揭露与鞭挞的“秘诀”。

                                                     二

    正如“亚健康”是绝大多数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状态和身体评价指数一样，“亚腐败”问题的提出与界定，似乎也是介于清廉与腐败之间的一种政治命题，是一种游走于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看不见摸不着但能感受得到的虚拟幽灵，是一种似乎未曾出现的人们甚觉陌生的新创概念。尽管如此，笔者还是试图对“亚腐败”定义作出民间的理解。
定义是对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笔者从小说中似乎读出了“亚腐败”定义的四种基本特征：

     一是模糊性——“臭豆腐”效应。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就是以其鲜明的感官滋味与实用价值展示出独特魅力的，并使其走向界定的边缘化。腐败问题是现代各国政党、司法机构、主流媒体和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声讨批判及惩治法办的“瘟疫”。尽管防范措施和打击力度一再加大和创新，但其生存漫延的心理土壤，却并未因之而荒芜、消退或湮灭。因此，对于官场上的公务员（尤其是有一定职权的领导干部）和社会公众的个体、经济人来说，只要不公开触犯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各种方式、方法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或实惠、好处，就是一种理所当然。这种顺理成章的隐性“收入”在某些人看来，它可能是个人能力和才华的结果，其本质是对“亚腐败”模糊认识的践行；   

     二是顽固性——人性的劣根性。因长期养成而难以改变的不良习性，使“亚腐败”的产生具有历史的渊源。人是趋利的动物，狡诈、奸滑、虚伪、残忍，这是人性中隐藏的阴暗面，但人时常以假面具粉墨登场，使人在自觉不自觉中深受其害，有时甚至被诱惑而同流合污、不能自拔。比如占便宜、捞一把的心理，从众攀比的心理等，这些小农意识是产生“亚腐败”的温床；

    三是普遍性——潜规则的妙用。规则是维持正常人际交往和经济生活秩序的制度、标准、法则和习惯。但潜规则却以部门和小团体利益为核心而自然形成的隐性法则或处事方式。这种“亚腐败”一般以“行业不正之风”冠名之，突出表现于人际关系网的编织与利用上和“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潜意识里。不管制度约束和道德自律多么强硬，但行业（职业）优势与霸王条款却为“亚腐败”的泛滥推波助澜，成为一种社会公正与正义的公害；

     四是层次性——评价标准和尺度的差异化。不同身份、地位、职业的人，对“亚腐败”的认识与定性是有级差的。也许对一般人来说认为是很严重的腐败问题，但对高级别的公务员却是枝节小问题，不置可否。

     总之，对“亚腐败”定义的阐释，是为了更好地解读饶秀珍中篇小说中所蕴含的人格隐语、形象暗语和心理密码，当然，这也只是一孔之见而已。

                                                       三
     “亚腐败”现象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驱动，它具有无形和有形之分。金钱、财物、房产、股票、有价证券等，皆为有形之利；而地位、名誉、身份等，均为无形之利。在中篇小说《关系》和《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中，笔者从其人物形象的解读入手，试图获取某种实证主义的论证与求解。

     人际交往——求与被求的艺术，情与法的冲突，面子与良心的挣扎，暗示与明说的较量。如《关系》一文中，“我”作为一名杂志社的责任编辑，子归的作品在被修改、采用、送审通过后，却终于又被关系稿给扼杀了。这时，“我”的角色是十分尴尬的，由严格把关的“编辑”变为由杨总的权势和孙主任关系双重逼压下的“文字匠”；“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对作者的持有同情、歉疚，又对这一非公正有悖情理的决定而愤懑、惆怅；最后，“我”只好在无奈与转机（“我”与子归等三人的书稿被陶老板买断而出售）中获得一种心灵的慰藉和情感的补偿。在这里，编辑部内部人员的交往，编辑与作者的交流，编辑部与书商、企业家、社会名流之间的联系，就是社会子系统中的一个关系圈。作者借子归的感叹说道：“我小心地踱着细碎的步子，我知道，要想从圆周上的任何一点到达圆心，半径才是你唯一的捷径。”现实的残酷告诉我们，要办好一件事，或实现某个愿望，“关系”或人情的威力往往可以并能够凌驾于平等、公正、法规、制度之上——这不知是社会的缺陷，还是人性的悲哀！

     利益互惠——有条件互助的人格异化、利益均占的小农意识，将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运用于政治生活和人际交往之中，就可能使平等错位、公正失衡、道德沦丧、诚信扭曲、人格异化。如《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一文中，“我”作为指导操作全市企业改革的一名科长，看到顶头上司汪副局长成为“我”晋升的障碍时，不免心存嫉妒、排斥和不满之心；看到他在平息上访骚乱时说错话的狼狈和在政府工作会议上挨训的窘样时，“我”暗地里幸灾乐祸，表面上却阿谀屈从。同时，面对企业改制承包人提出的关照资产评估和招投标方面的请求时，由于“我”的巧妙暗示和机智周旋，终于不动声色地获取了五百元话费和“年货”。当然，“我”认为这只是点“小腐败”，只是人家拿走大鱼后剩下的＂小虾＂，是人家＂吃完一盘芝麻饼＂后遗留下的一粒＂芝麻＂而已。如果说这也叫＂腐败＂，也只是＂有些＂而已。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这样一种社会悖论了：当普通老百姓面对腐败的丑恶时，就会诅咒痛斥，而一旦他拥有一定职权后，便会得志猖狂，效尤有过之而无不及。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美德的互相帮助，是与这里所说的以功利为目的的互助不能同日而语的，两者之间在性质、目的、作用、方式等方面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权利寻租——政策擦边球的变通手法，权力高压的赌徒之举，权钱交易的幕后操纵。“寻租”是属于经济学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正常的经济活动关系，是寻找并接受出租所收取的金钱或财物。可是，若把它移植于政治生活和人际交往关系之中，就可能催化其腐败的萌芽，漫延其腐朽的臭味。当然，寻租过程的完成，大都是披着合理的外衣，在工作关系的制约控制前提下，如娼妓般半推半就或明或暗或直接或间接地操作定盘的。如《我承认我有些腐败》一文中，蔡蓓蓓是县委主管工业的赵副书记的太太，她被安排到改革办担任闲职，而“我”却处处不得不让她三分甚至唯言是听。为了参与磷肥厂拍卖竞标，蔡蓓蓓为老公一个堂弟找“我”求情，试图改变已成定局的事实——一个温州老板已将260万元上交国资局，并正式签订了协议。尽管事情的结局作者未有明示，但对其夫人参政的变相压力，钻政策空子的灵活手段，权钱交易的暗箱操作，却给予了三分描述、七分暗示，生动逼真，耐人回味。当然，权力寻租本来就是属于腐败的范畴，但因为腐败的主体并未粉墨登场，而是以其替身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于公务活动中，就只好以“亚腐败”而名之了。

    以上对“亚腐败”现象的粗浅分析和形象解读，既是作品的诱因，更是生活的提示。或者说，作者的小说以文学形式反映、剖析了“亚腐败”社会问题的冰川一角。它不可能包罗万象，也不能给予法律上的审判、社会道德上的谴责以及哲学意义上的说理论证，但只要能使读者阅后有所感染，有所感悟，有所思考，也就达到写作的目的了。不管有些公务员（特别是政府官员）对此类小说所提示的问题持何态度，他们或首肯，或感叹，或羞怯，或心悸，或否定，或封杀……但这些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他们应从中得到某种反省，这才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亚腐败”也是一种人性中潜在的有害细菌，一旦遇到适宜的温度或环境，他们便会在你的身体里噬痒。但它并不是与生俱有的，在后天的实践过程中（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从骨子里烙上一些“亚腐败”的社会胎记，只是有深浅之分、显隐之别罢了。因此，也就有了人格之高低，灵魂之崇卑。

                                                       四
    小说是对社会生活真实而又艺术的表现和反映。阅读饶秀珍的两篇中篇小说，笔者试析了文本中“亚腐败”社会问题的内涵及其表现。那么，提出并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呢？

    人格的警世性。人格的完善与完美，一直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一个人品格修养的高下，并不在于他是否具有“亚腐败”的念头及其行为，而是他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反省、忏悔与改过的理智和行动。小说以塑造人物形象为演绎的基本方式，在典型环境的细节描述中，展示其生动、丰富而复杂的人格魅力，并以此警戒世人，使之醒悟，从而为读者观察社会洞悉人格提供一个文学读本的参照物。而具备“亚腐败”人格的这一类个体或者群体，从数量上说，应该是社会主体的大多数；从性质上可以说是具有人格缺陷的善良平凡之人。所以，对这类人主要还是教育、转化问题，而不是划入另类或一棍子打死，使之步入被惩治的“腐败”行列。

    人性的批判性。人性的善恶已被古今中外的哲人争论了几千年，事实证明，人性的光辉也只有在与人性的劣根性对立和批判中才能找到它应有的亮点或定位。我们知道，人性是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呈现的本性，它的形成、传承、影响、浸染和扬弃，既是个体的下意识行为，更是群体的无意识选择。比如鲁迅先生所提示的阿Ｑ“精神胜利法”，它的幽灵至今仍在新时期的天空游荡。在文学作品中对人性的批判，一般都是借助于人物、情节进行脸谱化的嘲讽，情感上的憎恨，道德上的审判，心理上的剖析——“亚腐败”无疑是人性弱点在现代社会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事实上，不管承认与否，我们每位读者（包括作者），既是人性劣根性的批判者，也是被批判者，因为，我们都是社会人。

     人文的探究性。人文关怀是一个作家十分宝贵的基本素养和历史责任。人文蕴含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作为社会心理的一个分支，“亚腐败”问题的发现与提出，似乎在主流媒体上还未曾涉及过。也许作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人们还不愿、不能或不敢坦然面对它，而只是以一种羞答扭捏的姿态冠之以行业“不正之风”、“丑恶现象”等词。其实，它对社会生产力、人心凝聚力、政府公信力的破坏和损伤是不可等闲视之的。而作者就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作家的良心，以女性独到的视角、细腻的笔触、典型的刻画，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亚腐败”社会心理的存在市场与本质特征，经人以启迪和思考。因此，笔者以为，作者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亚腐败”问题的探索研究，既是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个新课题，也是政治文明建设一个待破解的难题，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