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什么是坏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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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坏新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2009年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的主题为“媒体的潜力：对话、互信与和解”。这是20年来自美国和英国重新返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各国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在这个国际组织的讲台上，首次就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人们是否可以通过增强媒体的社会责任，追求对话新闻，实现信息的双向自由流通展开讨论。

过去二十年，联合国机构举办过无数次寻求和平的国际会议。会上的演讲者和与会者永远都在讨论和平与对话，没有一个人呼吁战争或冲突，可以说无论人们之间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区别有多大，和平与对话是大家的共识。在会上，没有经过媒体报道和转述的声音是理性和爱好和平的。但是，再转过来看电视对当天会议新闻的报道或第二天报纸对会议的报道、听听电台里的同期声，却发现媒体所呈现的会议充满了有偏见的新闻故事、评论和仇恨言论。那些国际会议上热爱和平的对话和观点无影无踪。今天的媒介现实是“你或我”(You  or Me)而不是“你和我”(You and Me)；“要么你站在我一边，要么你就与恐怖分子为伍”。媒体通过妖魔化一些人群和国家，给他们贴上各种污名，如邪恶国家、无赖国家、流氓国家、失败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种族清洗或文化灭绝的新闻标签，进而成为挑动仇恨、动乱、战争、分裂活动和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这种污名化的新闻或标签化的新闻与新闻学基本原理不符，而是坏新闻的一种。坏新闻通过选择性报道和编造虚假新闻使人们陷入冲突或战争中。坏新闻使用不可靠信源，报道片面的事实，或充满了偏见，导致人们不信任、怀疑和无知。新闻界常有学者为媒体偏见辩护道：“每个人都有偏见。你不能仅仅责怪媒体。”

但是人的偏见从何而来？人并非生来就有偏见。当我们还是孩童时，我们总是敞开心扉、友好而热情地加入与小伙伴的对话。当我们渐渐长大成人，受到大众媒体的教化，我们开始学会保护自我、猜忌他人。我们的偏见和对他人的不信任与猜疑来自于我们接受的教育和大众媒体的熏陶。

中国早年伟大的新闻工作者梁启超在新闻自由和媒体的社会责任二者之间提出了四条平衡性原则。由于担忧媒体偏见和记者缺乏职业道德，梁启超提出了判断报纸良否的标准。梁启超认为，一张好的报纸“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

早在梁启办报之前，美国有一个伟大的记者，讲述了一个迄今仍然有现实启迪意义的有关媒体的故事。

1870年，当时还是初出茅庐记者的马克·吐温采访了《纽约太阳报》总编查尔斯·达纳。采访中，达纳向这位小记者夸夸其谈地讲授了他使《太阳报》成功的秘诀：“报纸面世时绝不能没有轰动新闻。你如果没有，那就制造一个。紧紧抓住当日的显著事件，用疯狂、热烈的语言渲染它们。诽谤不受读者欢迎的所有事物……同时为深受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大唱赞歌——除非你确定能通过攻击诽谤把这一群众喜爱的东西名声搞臭。诽谤每一个可以被诽谤毁灭的人，但是却要大肆赞扬有钱的人渣，提供专栏颂扬他们，因为有钱人绝不会容忍小报的辱骂。”

马克.吐温的采访被破门而入的记者打断，记者急匆匆报出一条新闻线索：“达纳先生，大街上四处正散步流言，说马克·吐温死了。”

“拿它做明天的头版新闻，”达纳说。

年轻的记者说：“那就由我来写马克·吐温的讣告？”

达纳说：“不。马克·吐温的死讯是条大新闻，你还太嫩。我亲自来写。”

听了这两人的对话，吐温急忙反对：“达纳先生，您这不是明知故犯吗？我没死。我不正在采访您吗？”

达纳答道：“我没错。你不想死是你的问题。散播于整个城市的传言显示我们的读者想读到你的死讯。我们必须这样写来取悦读者。”

“但是您不用担心，吐温先生。我马上来采访您，这样来写一篇公正的报道，”达纳接着问：“您在世时卷入过多少起丑闻？”

如果我们以诚实的目光来扫视今日的媒介图景，仍不难看到马克·吐温这篇讽刺媒体的幽默短文中揭示的道理。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好新闻应是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好新闻应该通过准确、完整的报道促进不同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捍卫新闻自由不是为坏新闻辩护的理由。媒体没有特权利用新闻与评论煽动仇恨、敌意、屠杀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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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吐温的这则故事摘自《采访者成为被访者（Interviewing the Interviwer》，《谁是马克·吐温》，HarperStudio, 2009. http://www.booksarepeopletoo.com/archives/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