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是更好的意见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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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评：行动是更好的意见表达

2013-09-18 Vista看天下

（看天下255期社评）

我们，是终于对这类话题感到厌倦了吗？


新教育基金打算用一年时间，寻找81位乡村教师，为他们各建一所图书馆。这个话题，在微博上，转发者寡；过去两个月里，包括崔永元公益基金在内的几家NGO，相继举办了农村教师培训计划。这些人，来到城市，又回到乡村，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甚至，被记录在《南方周末》头版上一名代课教师的死亡，也唤不起太多的哀叹。刚刚过去的教师节，人们关注最多的依然是教师节的改期、城市教师收礼的话题。


我们，也许的确对这类话题感到厌倦了。


过去几年，故乡的沦陷，乡村的凋敝，如候鸟般迁徙的孩子，相依为命的留守祖孙，愈来愈远的上学路，以及孩子的校车和学校的午餐⋯⋯关于农村的所有话题，都已经被说过太多次。每一次都是相似的故事，人们的心一次次被打动、触痛、愤怒。时间久了，次数多了，难免疲乏。在这种厌倦中，故乡沦陷、凋敝的程度愈深，教育尤甚。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被誉为改变农村孩子命运的高考，作用正在下降。今年北京大学3145名本科新生，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为14.2%。据教育学者杨东平主持的一项研究，下降的趋势，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


与农村生源下降相伴的，当然是城市生源的上升。换个角度看，这是城市对农村的一种掠夺。一个非常清晰的现状是，国家的政策制定、发展规划，一直以来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六十多年来的社会思潮，最重要的目标就是现代化。人们朝着这个目标一路狂奔，进行资源分配时，自然也长期稳定地向城市倾斜。这种倾斜意味着农村原本应该与城市公平分享的资源被挤出了。生活在城里的我们，则自然而然享受到了挤出的这部分利益。


曾被许多知识分子念兹在兹的乡土中国，处于被忽视的边缘。乡村人改变这种现状的唯一方式就是离开，变成城市人，曲线享受原本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利益。转过头来，我们再去看被抛弃、被抽空的故乡，打工者不愿再回去，而扎根城市的知识分子，则哀叹其沦陷凋敝。


在这些被称为“凤凰男”的群体眼中，乡村变成了一种特殊的存在。出版人王来雨说，他对农村有一种负疚感：“我欠他们的，每过一天城市生活都相当于剥削他们一天。”而在媒体人石扉客看来：“对于乡村的凋敝，从农村进城的人身上都有原罪。”


当然，这并非是个人的错，而是制度的问题。政府也在尽力扭转这种局面，增加对农村的支持力度。但对这个庞大的国家和政府来说，纷繁的问题和复杂的利益考量，牵绊着其转身的速度，以至于它甚至赶不上农村历时两代人的衰落惯性。于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社会团体便站了出来，试图弥补政府力量的不足。这当中既有因负疚感带来的弥补动机，也有一种反思。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卢志文在寻找乡村教师行动的倡言中就说：“我们这些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国家在城市化，我们每个人都在城市化，在我们每个人的城市化道路中，感恩乡师，何尝不是对自我意义的反思？”


近几年来，像新教育基金会打算建立的乡村图书馆模式，成为一种风潮。立人乡村图书馆、蒲公英乡村图书馆，以及以个人命名的乡村图书馆，在各地陆续出现。而NGO组织对农村教师的培训工作也次第开展。我们希望，人们能恢复对乡村这类话题的关注和痛感，能通过愤怒和批评，助推转身缓慢的政府加快速度。但同时，我们也更赞同这些行动起来的个人和团体。行动本身是最好的意见表达，如之前我们曾讨论过的“免费午餐”工程一样，做自己相信是对的事情，通过行动，给社会、给政府以示范和推动。


对中国4万多个乡镇、60多万个村庄而言，这些来自个人和社会组织的乡村重建工程常常显得杯水车薪。但正如立人乡村图书馆的发起人李英强所言：“在这个图书馆的基础上，可以慢慢地去生长出一些东西出来，哪怕我一年影响一个人，十年影响十个人，这十个人如果说真的能够做点事，不挺好的嘛。”也正如佛典中常居陀山的那只鹦鹉一样，山起火，动物皆逃，独它“不忍见耳”，不计成败，濡湿羽毛，洒水救火。最后山神被感动，降雨灭火。这个典故放到现代社会，当有新的解读：一只鹦鹉尚且有不忍，作为管理者的山神，又怎能甘落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