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语专家黄尊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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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语专家黄尊生教授

李益三

刻苦钻研  成就卓越 　  二十年代，蜚声国际的世界语专家黄尊生教授，原名涓生，又名鹃声，外文名字为Wong Kenn。1894年7月，出生于番禺县江村。父亲是马来亚怡保埠侨领、殷商。他幼年也旅居该地，视同第二故乡。 　  黄尊生聪慧非凡，勤奋好学。在香港皇仁书院毕业时，英语成绩为全级之冠，备受英籍教师嘉奖。1912年春，留学法国的世界语者许论博在广州西关平民公学开办学制半年的世界语夜校，他参加第一期学习。同学中有老同盟会会员、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及名记者、平民公学校长梁襄武（冰弦）等30余人。因他的英语基础优异，专心钻研，学业出众，为教师朋辈赞赏。是年秋，毕业后，他参加刘师复、许论博等所创立的广州世界语学会，并在东堤的东园召开盛况空前的宣传世界语大会。共同在白云山麓、珠江河畔撒播绿色种子（绿色是世界语的标记），从此，他与世界语结下了不解之缘，毕生致力于世界语运动。当年，民主革命思潮澎湃，刘师复借助于世界语，宣传无政府主义。黄教授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上，受了刘的思想的影响，耳濡目染，他也曾一度从事研究无政府主义。 　  1913年，黄教授应邀往香山（中山）县开班传授世界语。该县是刘师复的故乡，辛亥革命前，刘曾在石岐开办女校，提倡女权；组织演说社，宣传革命。后因在广州企图暗杀清朝广州水师提督李准而被逮捕并解回石岐监押几达三年。刘的革命思想言行，向受梓里崇敬。他所积极宣传的世界语令人耳目一新，自然受到该县人士的欢迎和重视。因而世界语班开办后，当地教育界名流，皆入学听课，并给予好评。这使黄教授受到鼓舞。翌年，他转往马来亚怡保埠等地从事新闻工作，并继续进行传播世界语。 　  1913年讨袁战事失利，军阀龙济光为祸广东。在此后的三几年间，一切进步文化学术活动，悉遭摧残。一度蓬勃发展的广州世界语运动，随着刘师复被追捕逃亡澳门，也突然转入了低潮。1916年，龙济光虽从广州败走海南岛，但广东政局仍动荡不安。这时，黄教授虽返回广州，也只得暂在广州女子师范等校任英文教师。后于1921年考取公费生，留学法国，就读于里昂大学，后考得文科博士学位。他一入学，即参加里昂世界语学会。从此，把一门心思，扑在国际世界语运动。 　  从1922年起，通过先后参加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和伊比利亚半岛第一届世界语大会等活动，他的世界语才能，不论是口语或撰述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并在同侪中初露锋芒，受到国际上重视，因而1923年获选为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是对世界语的发展负保育监护责任的学术性组织。由各国世界语专家、语言学家组成。委员110人。不分国籍，只分语籍，如英国与美国同属一语籍。代表中国语籍的为黄尊生教授与区声白。1924年，黄教授又获选为新成立的国际世界语运动中央委员会的六个委员之一，主持欧洲以外的各国世界语运动。这个委员会是由各国世界语学会各派一名代表所组织的“各国学会常设代表团”与“国际世界语协会”联合组成，是领导全球世界语运动的国际机构。他还受聘为英国世界语学会名誉会友。这一年，他除应邀参加伊比利亚半岛第二届世界语大会外，还代表中央委员会出席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各国世界语大会以及随同蔡元培夫妇出席第十六届国际世界语大会。由于他的才望卓尔不群，在所参加的上述国际会议活动中，到处受到礼遇嘉许。但是，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任重道远，必须继续狠下苦功，不断提高自己的世界语水平。1925年，他代表我国教育部参加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后，随后前往日内瓦出席第十七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在该会的一个分组讨论会议上，主席规定每人发言5分钟，但他那流利的世界语和精辟的内容，博得鼓掌5次。他回忆当年所会讲的几种语言中，讲得最好的是广州话和世界语。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岑麒祥在《我与世界语》（刊载在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的1981年3月号）一文中，回忆他于1926年在中山大学受教于黄教授的情景时说：“黄尊生对世界语确实学得很到家的，他不仅会看、会写，而且能在口头上说得非常流利。我当时被他这一点完全迷住了。”由此足见黄教授的世界语造诣精湛。 　  1926年春，他学成回国。受聘于中山大学，讲授语言学和文字学。他特开班教世界语，成为随后广东世界语运动复苏的先声。同年5月，在广州市举行的广东省第六届全省教育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一次关于世界语与教育的重要关系的动人演说，唤起了代表们对世界语的认识和重视，随即通过了他在大会上所提出的“设立世界语速成讲习所，养成世界语师范人才”和“在全省中小学加入世界语课程”两条提案。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伍大光对世界语的认识，独具慧眼。在会后即呈准市政委员会于暑假后在永汉（北京）路广州市市立师范学校内开办“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委派黄教授为所长。在他苦心筹划和许论博、区声白、伍大光（伍是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先驱之一，他辞掉教育局局长职，后即到讲习所参加第一期学习，并在第三期起任教，后曾任所长一个很短时间。）的襄助下卓有成效地为造就世界语人才和推广世界语运动而作出了重大贡献。抗战开始后，该所因经费被停发，不得已而结束，前后历时长达十一年。其间，广州市内大、中、专院校纷纷增开世界语课程，世界语的宣传活动如雨后春笋，迅速遍及全省。饮水思源，黄教授对广东世界语运动的发展，功不可没。1931年，他获得连选连任为前述的世界语语言委员会委员。1933年，受聘为在匈牙利出版的世界语原文的《世界语百科全书》的主编之一（由于这个因缘，1968年，该全书重新编印第二版时，他再次受聘为增校顾问）。在这部巨著中，也烙印着他致力世界语运动的光辉业绩。其中，他所撰述的《世界语运动在中国》一文，不独是一篇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简明信史，也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珍贵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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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沦陷后，他从避居地澳门间关取道入贵州，在内迁遵义的浙江大学任教。他一生未入仕途。足迹虽遍及18行省中除甘肃外的17个省份，也只是教学和进行传播世界语活动，对政治绝无兴趣。但是，到校不久，校长竺可桢未经他同意，即发表他为训导长。这个职务与国民党有关，他惊愕之余，不知所措。幸而校长是著名教育家，为人开明，处理校务有方，6年时间，总算应付过去。抗战胜利后回市，入中山大学任教。校长王星拱也同样地不征求他的意见便任命他为训导长。1948年，因发生学潮，校方开除学生，他有一定责任。随后，军队闯入学校，逮捕进步教授梅龚彬夫妇，全校惊噪，他于是挺身交涉。梅教授夫妇虽获释放，但黄教授因此遭到国民党当局仇视。不久，王星拱辞职，他亦立即辞掉训导长一职。他回穗任职中山大学后，虽忙于复校工作，仍积极致力于世界语运动。广州世界语学会复会后，他当选为该会常任理事，对领导我市世界语运动从艰辛恢复到迅速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其间，他受乡亲重托，曾回江村，主持兴修水利，致力村民教育，热心医治家乡战后创伤的工作。1949年暑假，他入九龙医院割治肠瘤，病情严重，昏迷一天半，住院三个月。出院后仍在香港继续调养半年。随后往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教书。在这段颇长的时间里，因工作、生活皆不安定，他没有时间从事世界语运动。然而环境甫告安定，他便重新燃起推广世界语的热情。1955年，他已年逾花甲，仍远渡重洋，前往意大利参加第四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随后当选为任期9年的世界语学院院士。这个学院的院士都是从语言委员中推选的学问渊博、经验丰富，对世界语有一定研究和贡献的人士。负责编审世界语字典、文法和主持评判、奖励等工作。黄教授对世界语运动的热爱，不减当年，国际上对他的器重也一如往昔。
　  1965年，在东京举行第五十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虽因年迈，未能成行，但应名古屋慈爱学院的邀请，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语，和平与友爱的语言》的世界语演讲词，录音寄往东京，在会场播放，言简意赅，沁人心脾，受到与会各方人士的称赞，誉为是一篇命意高贵的文章。
　  1959年，黄教授迁居澳门。1966年转迁香港隐居迄今。1987年5月间，我特转达此间世界语同志对他的敬重，函请他回广州参加在7月间召开的庆祝世界语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请撰文祝贺。后由广州世界语协会发去专函，正式邀请，表达了省市世界语后辈对他景仰之殷。他因身体问题，不宜远行，故复信婉谢。另外，抄录有关世界语活动的旧诗多首，供特刊发表，并致词祝贺：“得此机会，恍同躬亲参加，此生亦不枉矣。先此道谢，并向筹备及莅会诸公致谢。遥祝由今岁之一百年大典开始，绵延至无穷，使人类共享和平，进入大同之域。”寥寥数语，流露出他对世界语毕生眷恋的情怀和表达了他对世界语同志的深情厚谊。

宝刀未老  诲人不倦

　  我与黄教授素昧生平。在市文史研究馆因参加编撰《广州百年大事记》而翻阅史料时，我经常看到了有关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光辉史实的零星报导。为了抢救史料，我顿萌编写《广东早期世界语运动概况》的念头。但是，我是在东京学习世界语的，因辈分不同，对当年的有关人物，全不认识，其中且多已谢世。因而我于1985年年初，冒昧给他去信，请求予以支持，提供有关史料。但是，听说他因年迈多病，早已闭门谢客，连他的亲友也多不知道他的行踪。我估计，他对我这个大陆陌生人的来信，多会置之不理。但事有凑巧，他在是年《世界》3月号看到了一篇由我替市文史研究馆馆长胡根天纪录整理，题为《九十三岁老人谈早期世界语运动》的短文。他与胡老原是广州世界语夜校同学，曾携手致力早期世界语运动。承他很快给我复信说，看到胡老的回忆史稿，往事涌上心头，对他那张随文附刊的近照，依稀尚可辨认，嘱我代他问候。对我抢救史料的计划，则表示尽力协助，并对于撰写方法和态度，给我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教导我必须严肃认真，诸多勉励。
　  接读复信，我才吃惊地知道，他已是一目失明，一目仅余四分之一视力，且疾病缠身的92岁高龄老翁。其间，他感叹：“丙寅（1986）年似乎流年对我不利，常年都带三分病。”连我寄给他的信也每每“要经好几次方能读毕”。但是，通信至今，他对我却每信必复，复必详尽。他还对因几次休息才能断断续续写完，而稽延回复之事附致歉意。为了不多影响他的健康，我对所查询的问题，以后多是分条提出并在下面留着空位，请他填空简复。但是，他却态度认真严谨不苟。常常在留着的空位上写着“如另纸答复”，好几次长逾一二千字，且字体工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半瞎老翁的笔迹。每次奉读复信，我都为其中字字句句皆在闪烁着他为人师表的高尚风范所感动而几至泪下。并感到，我这样不断地请他回忆提供资料，简直是对他施加残酷的折磨，曾为此而深感懊恼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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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年底，全稿完成。我把凝聚着他晚年心血的七千多字的有关初稿，寄请他审阅。他高兴地复信说，他和我算已完成了一件心愿。文字缘深，“只可惜彼此相隔一方，未能买醉西园，同罄一杯而已”。我也徒叹咫尺天涯，无缘领教。唯有祝他长寿健康，并再恳请他在健康许可情况下，继续忆述一些有关世界语运动史料，俾能保存真史，激励后辈。　  几年来，他在信中常常诉述因年迈多病，精神不佳，常背诵“归去来兮”聊自慰解。前年，他还来信说，因患肺痨骨病，入医院施割治手术，须连续服药三个月至半年，方能奏效。一切工作皆已停顿。衰老是人生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他这样一个多病的高龄老翁，我曾是猜想着，他的形神必定是面容憔悴，老态龙钟，言必乏味。去年5月间，我赴港旅游，有幸专诚前往拜访领教，得偿所愿。甫见面，他即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感到抢救史料，责无旁贷。前几天已把经过一年多回忆整理的约一万字的《世界语运动之一段回忆①》，分寄广州和北京，并亲把刚刚完稿的译自1924年11月刊载在国际世界语协会机关刊物《世界语》，记叙他当年在欧游参加世界语会议见闻的几千字复印本《欧游中世界语大会开会之印象》，着我带回给世界语协会，并作研究参考。随后答复了一些我所提的问题。在一个多钟头的欢谈畅叙过程中，我看到他神采奕奕、步履正常、思维敏捷、谈吐利索，真是使人难以相信他已是九十多高龄的老寿星。他的夫人余岩竹女士，也是老世界语者，比他还长一岁，因她刚病愈出院回家休息，惜未获瞻风采。
　  去年，日本世界语朋友森真吾先生来信向我了解黄教授近况，转述香港世界语者拟专诚前往拜访的诚恳愿望。我考虑到他遵医嘱须多休息，早已谢绝应酬，惟恐冒犯，未敢遽尔转达。通过这次聚叙，我觉得他对世界语运动仍十分关怀，对后辈也始终苦心诱掖教导，我便征得他同意，邀约几位当地世界语者联袂晋谒，共聆教诲。
　  当他见到早年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的学生、七十七岁老世界语者黄麟楷先生和他的女儿，即热情地握手，并对近几年来因健康关系曾一再婉谢了他父女俩的盛情探望而深表歉意。随后凝神倾听两位年青世界语者方文达、朱兆鸿先后向他面报，在昆明召开的全国世界语会议和在北京举行的第七十一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以及前往东京参加亚洲世界语会议的情况。他听到了近年来国内外世界语运动蓬勃发展的喜人形势，按捺不住激动欣慰的心情。而当他听到香港七位世界语者（其中英籍二人）现正在筹建世界语组织，准备请他担任名誉领导时，他即欣然允诺，并表示绝不考虑任何名义，只要健康许可，一定和大家携手，为开展香港世界语运动而在晚年尽一点力量。握别时，我还向他提出，请他在健康许可情况下，仍抽空接见当地世界语者的探访，稍慰他们的仰慕之殷。他不加思索地说：“可以，可以。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天下午在家授课外，其余时间，随时欢迎。”我唐突地插问一句：“是不是教世界语？”他说：“不是。”我虽不便再追问下去。但他过去一向是讲授文学方面的课程，前天曾赠我《中国语文新论》、《国文与国魂》和《中国文字之欧化问题》他的三本学术新著。我判断：他是对登门弟子讲授中国文学。他晚年还著书立说，诲人不倦，热爱中华民族文化，这种宝刀未老、不甘伏枥的精神，令我们衷心感佩。
　  国际世界语运动耆宿黄尊生教授毕生热爱世界语，对世界语运动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忘我献身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后辈为实现世界语作为人类和平友爱语言的崇高理想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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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世界语运动

〔香港〕黄尊生

编者按：世界语是柴门霍夫博士（波兰人）根据印欧语系创造的一种超越国界的语言，宗旨在于消除民族间的隔阂，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促进人类的团结、谅解。Esperanto（世界语）原意是“希望者”即希望四海一家之意。 　  本文作者黄尊生教授是国际世界语运动的耆宿，也是我国世界语运动的早期推动者，曾获选为国际世界语学院院士。现年已96岁高龄，寓居香港（见另文，李益三：《世世语专家黄尊生教授》）。 　  本文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世界语的创造及其发展；第二部分，黄老回忆自己一生从事世界语运动的经历。 　  这篇文章是亲笔撰写的第一手资料，谨向黄尊生先生致深切谢意。 世界语的创造及其发展 世界语之创造 　  世界语（Esperanto）是柴门霍夫博士（Dro.Zamenhof）所创造之一种人造语言。博士生于波兰，其地各族杂居，俄罗斯、波兰、犹太、日耳曼，积不相能，言语不通，感情隔阂。博士戚然忧之，以为消除民族间之仇恨，必先沟通其感情，而沟通感情，则从打破其语言之障碍开始，故苦思竭虑，欲造成一种公共语言，以为民族间通情达意之媒介，终于成功实现其计划。 　  人类林林总总，各处方言，多至不可胜数，言语不通，即有种种障碍，小之则来往不便，大之则感情隔膜，容易发生误会，故从古代以来，人类即有公共语言之需求。比如在西方，希腊文与拉丁文即为古代与中古所通用之语言文字。中古以后，西欧民族国家相继建立，语言文字即随之而分歧，故大哲学家笛卡儿（Descartes）与莱布尼兹（Leibnitz）均有创造公共语言之理想。柴门霍夫博士承此统绪，又本其对各国语言文字广泛研究之心得，卒于1887年发表其完成之方案，著成“第一书”，名Dro.Esperanto－Internacia Lingvo（爱斯不兰多博士著，国际语），Esperanto即“希望者”之意，由Espero（希望）之语根而来。以后此种新语，即名Esperanto。日本人译名“世界语”，中国亦从而采用之。 　  世界语（Esperanto）虽属新创造之语言。惟其渊源则可以追溯至古代印欧（印度欧罗巴）Indo－European之语族。其字源均由此出，文法则从印欧语加以大量简省，字汇则为印欧各系语言中之最常见最通用者。故世界语有若干特点：（一）文法简易，只有十六条，稍学，短期即通晓，可以驾轻就熟。（二）字汇简省，执简可以御繁，以900余之字源，借“接头语”（Prefikso）与“接尾语”（Sufikso）之运用，可以孳乳相生，无穷变化，繁衍出若干倍。（三）声调和谐，语音易发。（四）字源有其通性，可以通于拉丁、条顿各语系。虽与东方语系不相通者，但在文法上却与中国语文极接近。 　  以前，也曾有过一种人造语方案，名为Volapük。然因过于繁难复杂而不易学，故仅昙花一现。至柴门霍夫博士之方案出，即大受欢迎，先由俄国、波兰而至德国、法国，再由此而至西欧、南欧、中欧，复由此而至南北美洲，而至远东之日本。由于世界语有其内在思想，即为了促进人类友爱，因此信从者颇踊跃，而且早期的信从者多为学者文人。在其问世之短短期间，基础已经树立。柴门霍夫博士于1900年最早用世界语写了两篇诗歌，一为“希望歌”（La Espero），已谱入乐曲，开会时歌唱；又一为“绿帜下之祷告”（Prego Sub La Verda Standardo）。盖大地春回，一片青绿，有无限生机，无穷希望。因此世界语之色尚绿。以后，不断发展，得到各国名人赞助，开班讲授推广；又有文学创作，通过书报印刷品交流，各国同志互相联络，并组成各国的学会。终于1905年在法国举行第一次国际大会“全球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Esperanto－Kongreso）。 1924年7月摄于罗马尼亚 　  但应当注意，世界语只是国际间超出国界种界之一种辅助的中立语言，足供传达思想，沟通情感，而绝不排挤本国或他国语言，或取代本国或他国语言之见解，这已在1905年第一次举行之“全球世界语大会”宣言中郑重提出。 全球世界语大会（1905－1919） 　  世界语出现后，信从者甚多，数年间便成为俄国、波兰各族间一种新兴的语言运动，借语言的沟通，增进各民族间的情感，因此世界语有一种“内在的意义”（Interna Ideo），即同情、友爱、人类一家，也是“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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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05年第一次全球世界语大会以后，每年均有大会，易地举行，如第二次在日内瓦，第三次在英国剑桥。每次均有进展，其人数由第一次700人，增至第三次1300人。参加者有各国世界语学者，开会见面，均以世界语交谈，成为实际运用的语言。当时巴黎已成为世界语运动的中心，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瑟贝将军（General Sébert）及狄松（Dijon）大学校长布亚洛氏（Boirac）赞助之力最巨。未几，瑞士日内瓦亦成立环球世界语会（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它与巴黎机构，桴鼓相应。环球世界语会创立理事制，在各国城市中选任理事，代表该会，为过往各地的同志服务，保持通讯联系，无形中成为一联络网、服务网，很有声誉。　  第十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原定于1914年8月初旬在巴黎举行。经过一年之筹备，报名参加者多至3700人，其中1200人为法国同志，其余2500人则为其它各国同志。大会主席已推定班乐卫氏（P.painlevé大政治家、数学家、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届时将向大会致开幕词，致辞所用的（世界语）讲稿，也已拟定。不料第一次世界大战于此时爆发，这一空前盛会顿成泡影。由于当时交通已经受阻，外国同志大多数不能到达，中途退回，十分可惜。

世界语之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烽火，亿兆丧生，除死伤之外，尚有不知若干万人成为俘虏，囚于战营，与家人断绝。欲寄一封书，须辗转请求万国红十字会为之转寄，而红十字会以救死扶伤为当务之急，亦无余力照顾。环球世界语会因设在中立国瑞士（日内瓦），书信可以往来无阻，于是世界语会挺身而出，负起此种转递书信的任务。每日动辄二三百封，为俘虏与家人传递，必要时还代译成各该国文字，以省检查。计前后收到及为其传递之书信，共达20万封，在漫天烽火，颠连痛楚之中，起一种极大的同情与精神安慰作用，同时对世界语的传播，亦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战后，万国红十字会在1921年第十届国际大会中，即通过议案，主张在万国红十字会内，推广世界语，以实现红十字会的理想，促进红十字会的服务精神。
　  其时国际联盟已经成立，国际新兴事业，新兴团体如春芽滋长，蓬勃一时。大家经过一场困苦灾难，如噩梦初回，深觉以前互相残杀之非，而人类有重新团结，亲善和平之必要。这一番醒觉，自然会接触到一个可以沟通情意，促进谅解的世界语问题。在万国红十字会通过议案赞助世界语之前一年，国际联盟已有11国代表（中国代表为顾维钧）联名提出议案，请求联盟为沟通民族间之情意，解决语言之障碍，注意在若干会员国的公立学校内，传授世界语课程；希望此种课程能推广于全球，使各国男女儿童有机会学习此种简易之补助语，以促进各国民族间之谅解；特请联盟秘书厅搜集有关各国各级学校教授世界语之资料，作成报告，以便下届联盟大会提出讨论。因此，秘书厅乃以国联名议，通函各国政府及有关之教育机构，调查世界语教育实况。
　  至此，日内瓦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采纳环球世界语会的意见，即于1922年春，召开“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在国际联盟秘书厅举行，以期将会议所得之结果，提供秘书厅，以备国联开大会时讨论。此是一极重要之关键，参加会议之代表有28国约200人，有16国的代表是政府正式任命的。会议3日，所得结果，世界语教学虽未普及于各国各级学校，然其意义，如消除语言之障碍，增加同群之情感则极显明。至于语言教学，增添世界语一科，结果显示，不特无碍，而且有益。盖其文法简易明显，字汇同出一源，先学之以为阶梯，然后再学希腊文、拉丁文，或现代外国语文，则更容易明了，容易进步，此层颇出一般人意料之外。总之，世界语之主旨为人类友爱和平，如能推行，则亦可以发扬国际联盟创立之精神也。
　  自经此次教育会议，世界语运动即已步入一新阶段。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此种运动属于理想阶段。在大战期间，环球世界语会协助万国红十字会，为战营俘虏传递家书，此种运动即进入应用阶段。在国联秘书厅举行之国际教育会议，是一座里程碑，以后连续举行几次重大的会议，如1923年威尼斯（Venice）之国际商业会议，1924年日内瓦之无线电播音会议，1925年巴黎之国际科学会议，世界语即奠定其在应用上的价值。
　  在商业、旅行、工商业赛会之间，函件来往，商品说明，常要应用好几种文字，少则三四种，多则七八种，在人力物力上，均属浪费，如能有一种可以共通的文字，则人力物力，时间精神，都可以大大节省。因此，德国佛郎福（Frank furt）赛会，来比锡（Leipzig）赛会，法国里昂（Lyon）赛会，都已采用世界语。1921年佛郎福赛会发出世界语说明书6000份，传单18000张，结果，从37国收到世界语信件1600余封，询问关于赛会商品的详细事项。至于英国、伦敦总商会向来鼓励会员学习世界语，每年举行考试，发给文凭。此外，各国工商业机关之赞助或同情世界语者，亦复不少。因为有此基础，所以1923年春，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在意大利之威尼斯（Venice）举行，参加者即非常踊跃。其中有8个国家的农工商部，2个市政厅，9间商业专门学校，87间总商会，21个农工商品赛会，52个银业会社及进出口会社，30个旅行会社，分属27国，代表200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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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924）春，日内瓦举行一个无线电播音与世界语问题的会议。其时无线电播音正开始萌芽，所接触的问题不少，而最足以引人特别注意者，则为人类耳朵第一次获得一种空前未有的奇妙享受。全球各国，竞相广播，英、法、德、意、捷、荷，东至日本，西至美洲，南至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北至俄国、波兰、挪威、瑞典，其中音调各殊，语言互异。此一大群复杂离奇的言语，随着音浪而满天飞，使人错愕惊奇，自然触起一个念头，应该有一种共通的中立语。此对世界语之推广，有积极的作用。　  世界语与科学界发生关系，为时甚早。远在1906年，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瑟贝将军（General Sébert）及布律教授（Prof. C.Bourlet）即已创立世界语科学会，同时，巴黎之哈述德（Hachette）书局亦印行国际世界语科学报。战前，每年举行全球世界语大会，均有科学、医学等团体同时开会。其时世界语科学界已着手编订各门之字典及词汇。已编成者有音乐、海洋、化学、药学、解剖、鸟类、考古等辞汇初稿。战后，世界语在科学上之用途，更为明显，1921年，法兰西科学院有院士40名（全体院士之大多数），发表宣言，赞成采用世界语。此40名院士均为国际科学界之硕彦权威。因此，1925年5月，巴黎乃召开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讨论世界语在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上的用途。
　  会议之召集，系由国际世界语中央委员会商请法国科学界推动，而由发表宣言之40名科学院院士予以赞助。此外，发起者有法国科学促进会等重要科学工程机构及巴黎大学校长阿蒲尔先生（M.Appell）等。至于参加者，除原有之40名科学院院士，巴黎大学校长，法国学术机构，工程学会，科学团体之外，复有欧美各国的科学会社，学术机关，如德国科学团体联合会，英国及美国之科学促进会，华盛顿科学院，麻省理工大学，国际图书学院，国际气象局，国际定时局，国际度量衡局及各国教学会社、化学会社、医学会社、地理学会、工程学会以及其他各门科学工程会社。此外，各国政府的参加者，尚有法国航空部，西班牙航空部，意大利海军部，罗马尼亚工商部，中国教育部等。综计参加的科学机关、工程学会共有230个单位，代表37国。
　  这一科学会议，与第二届国际商业会议（继承上年在威尼斯举行者）的开幕典礼，同时在巴黎大学的大礼堂联合举行，参加者2000人，仪式十分隆重，由法国医学权威理赛教授（Prof. C.Richet）及物理学权威伯特罗教授（Prof.Berthelot）先后致辞，指出世界语在科学上的应用。开会情形及各人演讲，则由巴黎铁塔之法国广播电台当场录取，播送全欧。以后两日，各场会议则在海洋学院举行，主席为科学院院士、巴黎大学葛桐教授（Prof.Cotton），会议结果十分圆满。将日前40名科学院院士所发表的宣言，予以追认，正式通过，成为此次科学会议之议决案。并将议决案通告各国政府、各国科学机关、工程学会，请其采纳。
　  如上所述，世界语运动好象千里行舟，一帆风顺，其进步之速，成就之大，几乎使人不能置信。其实这只是从顺利一方面去看，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运动所遭遇的阻力，所经过的困苦艰难，亦复多到难以缕述。比如早期运动是以法国为基地，以巴黎为大本营，而不知反对的力量来自法国者，比之他国来得更甚。在国际联盟开会，一谈到世界语问题，法国代表即提出反对。法国教育部长比勒（LénBéaed）通令全国各级学校，禁授世界语，并禁止于课余之时，将课室供人教世界语。德国世界语运动亦极蓬勃，然希特勒（Hitler）一上台，即禁用世界语。
　  至于运动本身，亦曾发生严重的对立。正当各国运动日趋蓬勃之时，法国同志兰提（Lanti）即组织“世界语无国界协会”（SAT），号召劳工分子，脱离原来的组织，加入新阵营，与原来的世界语团体对抗。本来世界语运动并无阶级之分，更无资本与劳力之对立，所以有许多世界语劳工分子都认为此举为太过。在各处地方，都有一部分工人始终不愿脱离原来的团体。其后苏联同志特雷真（Drezen）组织“共产世界语国际”，对兰提（Lanti）和SAT大肆攻击，将其在苏联境内的会员，尽行夺取过来，还及于苏联以外各国，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互相对骂，使人为之齿冷。等到特雷真失势，兰提已死，此种对立，始告缓和。
　  在大战结束后之十年期间，世界语运动享有一段安定时期，向各方面推动，但好景不长，由于国际局势动荡的影响，战云已经密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人类再陷入一个更大更可悲的灾难，一切理想，一切和平友爱的美梦，都如云散烟消，世界语更不必说了。
　  战后，世界语于灰烬之余，尚能支持不坠，亦属大幸。而今环球世界语会尚有会员3.5万余人，大部分都在欧洲，因为在全球五大洲之中，欧洲国家最多，语言亦最复杂，于是，对世界语亦最感需要。欧洲各国世界语会会员，法、美、德、意、比、瑞等国，均超过1000人，中欧、东欧诸国，则有多至3000－4000人者。美洲只有巴西一国，超过1000人，而日本在东亚历史悠久，实力充盈，会员人数则超过1500人，足与欧洲诸国齐驱并驾。至于专门组织，如劳工，铁道，医学，科学，邮电等等，均有国际世界语之组织。无国界劳工协会（SAT）自兰提死后，态度已趋缓和，与原来之传统组织，彼此相安，现仍有会员3000名。铁道员工联会有会员2600人，分会遍于19个国家。此外，新兴之“全球世界语青年组织”（TEJO）亦跃然而起，其成员均为环球世界语会之年轻者，仿照环球之规模，另成青年组织，与环球相辅而行，分部遍于欧、美、亚三洲之20余国，是亦可纪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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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瓦举行的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

　  1922年春，国际联盟秘书厅召开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事前邦瑟先生以此事告同学区君声白与我，嘱往参加报告世界语教育在中国之状况。到时吾二人遂随邦瑟先生往日内瓦参加会议。
　  此次开会，在我而言，无异步入一新天地。会众200人，大半为有地位之教育专家，代表28国，而政府任命之代表，则有16国。会议三日，分场举行。第一场由各国代表报告其国内各级学校教授世界语之实况，列举数字，作成统计，以此为会议之根据。
　  会场有28国代表，照理应该有20多种语言，而事实上只有一种——世界语（Esperant。）。大家起立发言用世界语，商讨辩论用世界语，会后聚谈也用世界语。比之国际联盟开会时，须翻译之人辗转传译，不可同日而语。世界语虽说是人造的语言，但最初还是人造的“文字”，早年只能“出笔”，不易“上口”。如何使其能“上口”，使到人人都讲，成为真正的语言，那就难了。而当时眼前所见，全场都讲世界语，且讲得好，讲得流利的竟然很多。主席蒲利华博士（Dro.Ed.Privat），一站起来，随便讲半小时，在旁边记下来，就是一篇文章，尤为卓绝。世界语至此，便是一种活的语言，有生命有力量的了。此次会议，日本政府与中国教育部均派有两名代表出席，前者略识世界语，后者不识，均未发言，区声白虽热心，然涩于口齿，故由我报告世界语教育在中国之状况，遇有询问，都由我作答；征取意见，亦由我发言，于是各方对我似乎都有一点印象。

威尼斯举行的世界语商业会议

　  翌年（1923）春假，我复得一机会，参加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之国际世界语商业会议。所代表者为北京总商会、天津总商会，曼谷中华商会，麦加锡中华商会，均由各有关方面函聘我为出席代表。这次到会的200余代表中，有半数曾参加上年在日内瓦举行之国际世界语教育会议，一年分手，异地重逢，彼此都感亲切。会中有新相识者，如罗马尼亚工商部代表菲瑟先生（H.Fiseher）夫妇及其友人大实业家哈德（Hart）先生夫妇。以后远游巴尔干半岛，参加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两国之世界语大会，即由菲瑟先生之盛意招待。

在西班牙华伦西亚大学举行的会议

　  自经此两次国际会议（教育与商业），蒲利华博士（Dro. Privat）对我似特垂青睐。因此，是年5月间我复有西班牙之行，到华伦西亚城（Valencia）参加在该处举行之第一次伊比利亚半岛世界语大会。伊比利亚（lberia）半岛为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所合成，此两国均有历史悠久之世界语运动，尤以西班牙为强劲，彼此均有联络，惟每年大会，各自举行，今年联合起来，举行全半岛第一次之世界语会。事前敦请蒲利华博士莅临，于举行开幕礼时致辞。博士以事不能分身，推荐我为代表，得筹备委员会主席宾诺（Sro.Pino）先生之赞同，我遂以唯一外宾之身份出席此一盛会。
　  大会是在华伦西亚大学之大礼堂举行，主席为大学法科教授兼当地世界语会会长，开幕仪式十分隆重。我赴会之任务，主要是在行开幕礼时，有一篇庄重而且得体的演讲，宴会时有简略的致辞，各场会议，可以随便列席，晚上则参加种种社交活动，与同志应酬，交换意见。此种大会（Kongreso）与专门会议（Konferenco）性质不同，其目的主要在联欢，一方面集合各地同志，一年一度。聚首一堂，组成一个大家庭；另一方面，利用开会期间，大家尽量应用世界语，以促进口头上之纯熟与实际上之应用。
　  华伦西亚是一座名城，其大学建立于十五世纪之初年，城中有驰誉远近之“文化中心”，每年或隔若干年，举行一次赛花会，所谓赛花会实即文学赛会，参加者多属娴于诗歌之闺秀，首选推为当年之皇后，有盛大之加冕典礼，并以其绘制之画像悬于礼堂，长留纪念。我来斯城，是参加半岛第一次世界语大会之外宾，该“中心”（Centro de Cultura Valenciaua）即以“通信理事”Direktoro－korespondant。之名义相赠，盛意至可感念。
　  世界语虽然简明浅易，这是柴门霍夫博士的天才创作，但如果要精通，执起笔来，真正写得好，一站起来，真正讲得好，亦谈何容易？语言文字只是一种表意的工具，如果要精通，无论世界语也好，英语法语也好，都要在语言文字上，用过苦功，翻过跟斗。因为这几十年来，世界语经过一群学者文人的孕育栽培，已经成熟，而开始有文学上的收获，与早期欧洲诸国的语言文字，走上同一发展的路线。我从早年学世界语以来，无论在先生或朋辈的眼中，都认为成绩卓异；到了法国，加入里昂世界语会，又参加过日内瓦与意大利的教育会议、商业会议，外邦同志亦谬为嘉许，但我面对着这个现实的局面，内心却深深的感到不足。因此，便发愤从头做过一番功夫，重新打过一个基础，来应付这个局面。因为一卷入这种运动之中，经过一两年，各方面的书函，各方面的人事，愈来愈多，时时要答复函件，要执笔撰文，与人交谈，一谈便南北东西，什么都谈到。开会之时，要参加讨论，站起来，要演讲，要致辞。这一切都要立时应付，不客推宕，故必须相当熟练。我虽然能讲国语而且从小学英语，眼前留学法国，能讲法语，但在这个时期，讲得最好最流利的，除了母语广州话之外，便是世界语了。即以广州话与世界语比较，我亦觉得世界语好些，较文雅，可以运用得较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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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蒲利华博士嘱我为环球世界语会之月报《Esperanto》撰文，酬以笔资，以助膏火。月报为环球世界语会之喉舌，读者极广，自惟拙劣，亦不敢辞，以是几年之间，撰文不少，除开会之外，复得以文字与读者相见。是年（1923）我获选为语言委员会（Lingva komitato）委员。委员会为学术性之独立机构，对世界语在语言文字上之演进，负有保育与监护之责，其内设有学院（Akademio）另选委员组成之。学院与语言委员会之主席，最初为法国狄松（Dijon）大学校长布亚洛（M.Boirac），现任主席则为巴黎政治大学嘉德教授（Prof.Th.Cart）。　  是时世界语运动，因战后之发达，已进入一新阶段。此种运动，在组织方面，有两个系统，一是各国的世界语会，以团体为单位，又一是环球世界语会，以个人为单位。过去，国际世界语运动是由每年举行之全球世界语大会（Universala Esp－eranto－kongreso）为总枢纽，为最高之策划机构，一切进行事项，工作方针，及来年计划，均由大会议决。惟每年大会，地点不同，东至波兰，西至美洲，南至意大利，北至芬兰。若地点一偏，则远方同志不能参加，而当地同志则人数过众，轻重相差，不易调协。其时各国世界语会已有一联系组织，名“各国世界语会常设代表团”，与环球世界语会成为两大支柱。根据1922年在芬兰举行之全球世界语大会之议决案，各方达成协议，由“各国常设代表团”与环球世界语会共同组织“国际世界语中央委员会”，以策动国际世界语运动。翌二年，即1924年，国际世界语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
　  中央委员会设置委员6人，任期2年，每两年改选人数三分之一。第一届委员名次如下：蒲利华博士（Dro.Ed.Privat）（瑞士），任委员长，综揽一切，负对外之责；佩殊先生（Sro. Page）（美国），负责法律与财政；沙韦先生（Sro.Chavet）（法国），主内务；狄脱雷博士（Dro.Dietterle）（德国），主教育与统计；贺洛马达先生（Sro.Hromada）（捷克），主报章杂志；还有我本人（Sro.Wong kenn）（中国），负责欧洲以外之事务。

我从事世界语运动之经历

我个人从事世界语运动之开始

　  我于民国元年（1912）夏天开始学世界语，由许论博先生在广州开班讲授，6个月毕业。许先生早年负笈法国，由法国友人授以世界语，归国后即热心传播此语。翌年（1913），郑君道实邀我往香山县城，开班讲授，所有县城教育界之名流，大都参加学习，情况颇盛。其后数年，我往南洋怡保等地，亦曾作私人传授，然真正参加此种运动，则是从民国10年（1921）往法国里昂（Lyon）就读之一段期间。里昂有世界语会，是世界语运动中之一个有力的团体，主持者发庶夫人（Sino Farges）与邦瑟先生（Sro L.Poncet）都是世界语之健将，尤以邦瑟先生为突出，其出口之娴熟，与讲法语几无分别。

邀请蔡元培参加世界语大会

　  1924年6月蔡元培先生由德国来里昂，知我对于世界语之一切工作，极感欣慰。是年8月，第16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在维也纳举行，我请蔡先生参加，他老人家欣然允诺。大会开幕之第二日，先生偕夫人莅会，相见欣然，会中与蒲利华博士相晤，交谈甚欢，时赴会之会众，已逾3000人，先生目击大会之盛况，与世界语运动之热烈，深表庆慰。同志中有知中国之蔡先生已到会者，即趋前群致欢迎之意。是夕，中国驻奥国公使在使馆设宴款待。先生亦以事忙，留维也纳两日，即返德国。
　  是年（1924）夏季，我作一连串之开会旅行。先是于5月间，应邀重往西班牙，参加第二次举行之伊比利亚（Iberia）半岛世界语大会。上年大会在华伦西亚，处于地中海之滨，今年大会在巴斯克（Basque）首府之必尔波城（Bilbao）则在大西洋之滨，西界于法国与西班牙之间，则为比利尼斯山，山脉蜿蜒，峰峦耸拔，海气山光，气象雄伟，景色之壮丽，为生平所未睹。我因为参加过第一次大会，会中同志，多已相熟，彼此重逢，别有一番亲切之感。
　  返里昂，稍歇，7月间，应菲瑟先生（Sro.H.Fischer）之邀请，往游罗马尼亚，同时参加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两国之世界语周年大会。会毕，随保、罗两国同志，结队往维也纳，参加第16届之全球世界语大会。会后，我应捷克斯拉夫同志之邀请，往捷克东部之布伦诺城，作几次公开演讲。然后又匆匆南下，往南斯拉夫，参加该国之世界语大会。全部旅程极有意义。我28次经过国界，28次呈递护照，检验盖印，28次得到税关先生之盘问。在此尺幅之地，国界之多，税关之多竟如此，吾人无法想象。此外，各国钱币之复杂，亦至为可观，找换起来为实际生活增添不少麻烦。而更加麻烦的是语言的复杂。在这里一带，塞尔维亚人讲塞尔维亚语，保加利亚人讲保加利亚语，捷克人讲捷克语，匈牙利人讲匈牙利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清清楚楚见到语言之困难，与国际语之极端需要，我曾不止一次遇到听不懂、讲不通之窘境，处此情形，我不知道究竟是在巴尔干半岛还是在挪威、瑞典？在缅甸还是在海洋洲？因为语言不通便觉一切都是外邦的。我对本国及外国语言之研习，已有20多年的历史，能讲四五种语言，但仍无济于事。有一次遇到一位能操五六种语言的先生，彼此仍不能相通会话，幸而借着世界语方可传情达意。又有一次我到了一个小城，名索波狄格（Subotica）——连地理教师都不知道的一个小地方。讲一种我听不懂的语言。幸而碰上一位世界语同志，而且是环球世界语会当地的理事，极殷勤的帮忙我，使我能渡过难关。由此可知，世界语运动之广，可以及于人所不知之地，世界语同志们志在打破国家界限、语言界限，促进人类团结发挥了作用。
　  此次旅行，由5月间重往西班牙，参加伊比利亚半岛第二次之世界语大会，以至于最后参加南斯拉夫之大会，我另有一文，讲述一切，载于是年11月份之环球世界语会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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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1925）5月，巴黎召开国际世界语科学会议（见前文所述），由于蔡元培先生的推荐，中国教育部任命我为代表，出席该会会议。事后我有一篇报告，寄呈教育部。同时将会议前后经过的详细情形，草成一篇详尽的报告书（约四万言），名《世界语在科学上之价值》。由后来之广州市市立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印成单行本，经过几次变乱，现时已一本无存，甚为可惜。　  是年（1925）8月，第17届全球世界语大会在日内瓦举行，此次大会有一新增节目，举办一个世界语夏令大学，为期一周，以发扬国际和平合作之意义，讲师有英、德、瑞士、荷兰之教授与科学工程专家。事前举行开幕典礼，出席者达1000人，先由日内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波菲教授（Prof.P.Bovet）以夏令大学校长之身份致辞，继由世界语学院（Akademio）院长嘉德教授（Prof.Th.Cart）致辞，次由意大利司铎克洛尔菲（Caro－lfi）讲《古代大学之曙光》。最后则由我演讲，阐述孔子之思想，以诗书礼乐教民，以风俗化民，以道德为政治基础之意义，听众多表欣悦。

法国留学结束

　  至此，我留法期间的工作任务已告结束。我来法国，是为求学，然因世界语工作繁忙，学业荒废不少，私心亦感歉疚。幸而在严师罗聿教授（M.victor Lonet）指导与督促之下，不敢懈怠。自1924年夏季以后，埋头学业，其他一切，尽量摆脱。卒于1926年春结束学业。所草之论文《Origine etévolution de l’ecriture hieroglyshique et de l’ecriture chinoise》（埃及象形文与中国六书）获得通过，颁授学位，完成学业，遂即买舟归国，而入于另一阶段矣。
　  回顾留欧数年，感恩最重者有三位师长，其一为蒲利华博士之提携；其一为蔡元培先生之扶植，两公之关怀无微不至，使人终身感激；又其一则为罗事教授治学之谨严，一丝不苟，其博大而精微之处，使人涵咏其中，可以终身受用不尽。然学子所尝之滋味，则亦苦尽而后甘来，此为可贵，而又可感激也。
　  又负笈来此，原属官费，然国内频年变乱，海外留学经费断绝多时。至1923年间，情势最严重，同侪中因贫病交困而死，或半途辍学归国，或入工厂做工者，先后已有多人，而我亦为病魔所缠，精神极度恍惚，同侪亦窃窃忧虑。幸而由于中法大学协会秘书古朗先生（M.Courant）之进言，叨蒙雷宾先生（Dro.Lepine）赐以诊治，得以痊活，如绝处逢生，亦属万幸。雷宾先生是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兼中法大学协会会长，他知有此一学生，特约一下午，嘱到其寓所，详细为我诊视，垂询检查，历两小时，然后开方分别指示一切。事后并由大学协会拨款补助，作医药调理、营养膳食之所需。以雷宾先生之地位，此一回特诊，出于其同情垂顾之高怀，并不寻常，亦使我感激无尽。

归国以后

　  返国后，居广州，先与许论博先生及区声白商谈，然后与国内同志通信联络。其时孙国璋先生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孙先生与钱玄同、周作人诸先生邀我北上，推动世界语教学及传播事。而上海方面，陆式楷、盛国城、陈兆瑛、胡愈之、孙义植诸先生又邀我到上海共策进行宣传世界语的活动。我因家庭环境关系，一时不能离粤，而广州之世界语运动，沉寂多时，此时亦应重整旗鼓，遂决意先行留粤，侯有所成，再行北上，与北京上海两方面的同志，共同策进。
　  当时我已受聘于广东大学（中山大学之前身）任教，于文字学、语言学之外，兼授世界语，并列入正式课程。暑假还开办世界语夏令班，一时来学者极踊跃。时旧友伍大光先生任广州教育局长，对世界语乐意赞助，经市政府议决，开办两个师范讲习所，一是国语；一是世界语，后者委我负责，我则再聘许先生与区君共同任教。伍先生卸局长职后，亦降格来所就读。讲习所晚间上课，6个月毕业，就读者亦极踊跃，不少为英俊青年，听课授课，大家都感到极大的乐趣。1926年秋末，半年时间转瞬即逝，学子深感时间太短，不欲遽行结束而离去，纷纷要求继续研习。当事者亦有同感，因此再开一研究班，以便深造，时间仍定6个月，课程由我拟定。此一段时间，学者之兴趣尤为浓厚，等到翌年毕业时，在学已整整一年了。
　  广州的世界语运动，已开始有蓬勃景象，在中山大学、国民大学，市立美术学校，世界语已列入科目之内；市内东山、西关两区，均有世界语会的组织。12月15日为柴门霍夫博士诞辰，各国世界语团体均有庆祝。广州同志则于当晚在省教育会大礼堂举行盛大庆祝大会，主席伍大光先生穿大礼服，致开会辞，仪式庄严而和睦，到会者1000余人。会场事前由市立美术学校校长世界语者胡根天先生布置，全场悬鲜绿色旗帜，绕以苍松翠柏，台前满布绿叶鲜花，以灯色点缀，映出一片绿光，会毕举行火炬游行，游行全市，由伍大光先生领队，参加者数百人。虽在欧洲亦无此盛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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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已有一个打算，拟在国内开办一间中国世界语学院，课程除特设世界语一科之外，其他则与一般大学之文学院相同，惟加强历史、语言、文学之研究。学院规模不欲庞大，只开一系两系，学子不逾100人，私立性质，开办费自筹，经常费则拟请公家补助。如果有成，则可与德国、意大利等世界语学院相呼应。此意与伍、区、许三位谈过，得其同意，并与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及北京上海两方面之同志往复函商，均得其赞同。1927年春，我即发动此议，起草学院创办之缘起与学院之章程；征得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钱玄同、周作人、孙国璋、陆式楷、盛国城诸先生及广州伍、许、区三位为发起人，另附劝捐传单，筹募学院开办费。暑假期间，我往上海，谒见蔡元培、吴稚晖两先生，请示一切。同时访候陆式楷、盛国城、陈兆瑛、胡愈之诸先生，与其商谈一切。沪上诸同志均极热诚，切盼有一复兴时期的来临，同时商谈组织“中国世界语会”事。　  留沪一周，我即买舟南下，先到星洲，然后到马来半岛，所抱之目的，是为中国世界语学院筹款。星洲马来本为我旧游地，而且老家就在怡保，先人且为筚路蓝缕之开埠人物，埠中殷户，大都为故旧相识。我来时，蔡先生又草一函介绍上海商业银行为“中国世界语学院”开一户口，代收捐款。我因为有这种种关系，自以为颇有把握，即无大就，亦有小成，而且当时尚属年轻，以为天下事无不可为。孰知事到头来，恰恰与所望相反，然后知自己之不中用。我在星洲马来奔走了差不多一个月，不只一文无着，而且有些地方简直无从开口。如是空跑一遍，铩羽而归，使我十分懊丧。
　  是年（1927）冬天，我患一场大病，缠绵数月，病中追思一切，猛然若有所悟。过去六七年，我全部精神都放在世界语上面，由世界语而想到人类和平，世界大同，一切都向着最美的境界去追求，而今捐款失败，在一往无前之中，忽然碰了一壁，倒退回来，睁开眼睛，便清清楚楚见到了眼前的现实，即中国社会的现实，使我在思想上起了一个转变，曾一度触动我产生研究中国医学的动机。但我此时感觉到，世界语祈求人类和平，是一朵社会的鲜花，必须有一个够得上水准的社会背景，然后才可以培植。而眼前的中国，是一个贫困落后的有病态的国家，更无条件推广世界语。我从《Ca Lilienfeld－paul Lilienfeld pachologic Sociale》（社会病理学）的理论，追寻到医学上的病理学，颇悔当年重文而不务实。如果攻读医科，则所学比较实际，所能贡献当亦比较实际，自是，我有一段时间，卷入这一方面，竟然想转而学医！
　  学医的念头没有实现，倒去研究中国问题，写了一本《中国问题之综合的研究》，20万多字，1935年春出版。
　  在这段期间，世界语师范讲习所，名义上虽仍由我负责，但实际上工作已减轻，幸有伍、许、区三位先生，及一批后起同志，全力支持，使得这个运动能够站得住，而日有进展。当时讲习所已与环球世界语会取得联络。国外同志来广州旅行者，前后已有数批。广州市世界语会亦成立，募款购得小楼房为其会址，前后董其事而出力最巨者，则伍君大光也。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攻陷沈阳。翌年又爆发“一·二八”沪战。沪战未熄，而伪满洲国之政权已经树立，全国沸腾。广东国民大学世界语会乃发表世界语宣言，讲述事变之经过，邮寄全世界各国，请主持公道。接到各国复书200百余封，均表深切同情。为伸张正义，在民大开一展览会，陈列各国来函，观者印象甚深，都谓民大做了一件极重要而且极有意义的事。
　  抗战前两三年，我居北京，暑假南归。芦沟桥事变爆发，其后，广州也沦陷。我奔澳门，复由此入内地去贵州遵义，任教于浙江大学。前后六年，至宣告胜利，战局告终，然后东返。

重往西欧

　  战争烽火中颠沛流离，一切与外间完全隔绝，等到烽烟已熄，重整家园，然后恍然如梦初觉，重复与外间通问。在大战结束后十年，我得到一个宝贵的机会，重往西欧，留英伦一年，复得与世界语同志联络。是年（1955）全球世界语大会在意大利之博郎雅城（Bologna）举行，会中得晤雅各（H.Jako－b）与普维亚（Bouvjer）两位日内瓦的旧友，卅载重逢，欣感无极。事前曾往旅邸拜谒蒲利华博士，彼此相见，均感意外，盖离乱之后而能重逢，其喜慰与庆幸之情，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博士已苍老不少，体亦较弱，惟精神尚佳，堪以告慰。其后，晤世界语学院院长伊斯布禄克（Isbrucker），一见到我，握手之余，即说：“我寄过好几封信给你，全无复音，以为你不在这个世界了。不图今日竟能再见，又得晤司陀克（starke）夫妇。他战时曾入俘虏营”，即从怀中出示其十年前之小照一帧，观其形容之憔悴，比之十年后之今日，倒过来又再苍老十年，可慨之极。无怪其对此小照，珍惜如斯，凡有知己，必以出示也。
　  全球世界语大会，本来每年择地举行，然因战争关系，已有八年不能开会，完全停顿。此次到会，一别三十年，得重听蒲利华博士行开幕礼时之演讲，声音神采，不减当年，为所得之最大欢慰。然亦有一点，戚然于心，觉得大异于昔年者。从前开会，会中人士，过半相识，至少亦彼此闻名，彼此相知，所以开起会来，俨如一大家庭，握手言欢，亲热之极，惟此次赴会，则觉得落寞、生疏而十分惆怅，因为见面而不相识者，竟十居其八九，只有点头招呼，略作寒暄，或微笑而已。这是战后时期后起的一代，在赴会的1600余人中，旧时相识，不满30人，一方面固然觉得逝者如斯，有不胜今昔之感，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个运动，得保持不坠，仍有希望和生机，堪以告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