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校园文学现象考察

jssh365

两个高潮期的中国校园文学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校园文学现象考察

                          

谢冬健

  一、  校园文学：一个热热闹闹却又是含混不清的话题
   一道时鲜菜摆上了新世纪初期中国文坛的餐桌，这就是校园文学。其实，这“时鲜”是“热闹”出来的，并非是真的新鲜。虽然，“校园文学”究竟起于何时，直至目前尚无人考证。但“已有长久发展的历史”①却是早有人说过了的。新时期以降，我国校园文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更是不争的事实。期间，有两个高潮：一是在上一世纪80年代上半期；二是进入21世纪之后至今。第一高潮里涌现的吉狄马加、高伐林、徐敬亚、叶延滨、韩东、林白、于坚、苏童、西川、陈染等一大批校园诗人、作家，早已成了中国文坛的中坚力量；第一、二个高潮中间的《花季·雨季》（作者郁秀），也因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和中央“五个一”工程奖而声名大噪；第二个高潮里虽还未出现引人注目的作家，但校园文学作为一个创作类别，却受到了空前的关注。不但《中国校园文学》、《青春》、《萌芽》、《广州文艺》、《小说家》、《北京文学》、《青春》、《莽原》、《芙蓉》、《厦门文学》、《佛山文艺》等众多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校园文学作品，而且《诗刊》、《青年文学》、《美文》、《海峡》等刊物还出版了“校园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分别组编出版了“校园文学年选系列”和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年度“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以及《白桦林·校园文学精品文摘》。此外，花城出版社等出版部门还推出了《民办大学生》等一批长篇校园文学作品。各种文本的编者都发表了自己对校园文学的见解，而《文艺报》还刊出了记者对《诗刊》、《青年文学》等刊物主编的专访，共同探讨了校园文学的相关问题②。出版界、文艺界对校园文学的热情是前所未有的。
   但是，作为研究起点的一个问题：什么是校园文学？——却一直没有弄清。
   任何一种文学命名，都要直指它的质的规定性，由质的规定性出发进而卷定它的使用范围。就“校园文学“而言，其内涵和外延无非涉及到作者、题材和内核三个方面。然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众说纷纭，致使人们对“校园文学”认识模糊不清。作者：有人说校园文学就是“学生写，写学生，学生读”③，这是认为校园文学的作者就应该是学生；有人把“出自在校的教师和学生之手”的诗歌称为“校园诗歌”④，这是说校园文学的作者不但是学生，而且还可以是老师；又有人说：“所有在形式上由校园师生写的，以反映校园生活为内容的；或者作者不是校园师生，但是以校园生活为题材，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属于校园文学的范畴”。⑤这里又把作品的范围扩大了，不但可以是学生或者老师，而且还可以是别的人，也就是说，校园文学并没有固定的作者。题材：有人认为校园文学应写校园生活或与“校园”密切相关的生活（如说“写学生”大概有此意），又有一些人认为“‘校园题材’应从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他们赞同作者们“把大学校园生活作为背景处理，将青春期的各种经历、情感体验及思想感悟作为表现重点”的做法⑥，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校园文学的题材就是“青春期的各种经历、情感体验及思想感悟”；还有人把凡是学生写的各种内容的小说、散文，都编入“校园文学年选系列”⑦，这实际上就是认为校园文学“只有作者的限定，而无题材的限制。对于校园文学的内核，许多人只发表了对当前“校园文学”的看法，却没有谈到“校园文学”的特质要求。
   上述情况说明：目前虽然对于“校园文学”的话题谈论得很是热闹，但是对于它的本质却还缺乏探讨。实际上这只是在谈论学生的写作现状，而还不是研究“校园文学”本身。
   而任何一种研究，都必须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为此，我们的第一要事，是要给“校园文学”正名。我想，现在该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时候了。
   当代美国批评家科林·马加比1999年4月18日在埃克塞特大学所作的题为《为批评辩护——为纪念加拉斯·罗伯茨及托尼·坦纳而作》的讲演中说：“建立一种研究，一般说来首先是要在对特殊的用词的构成的分析之中，找到它最基本的合理性。”⑧如我们上面所说，要了解“校园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就该首先找到一个关键词，即“特殊的用词”。“校园文学”的特殊用词就是“校园”，这是有别于“公安文学”、“生态文学”、“反腐文学”等文学命名的关键因素。“校园”既决定了“校园文学”的题材，也决定了它的作者，同时还决定了它的内核特质。这几个方面的统一，就是科林·马加比所说的“最基本的合理性”，最能体现“校园”本质或特色的是学生，或者可以说“校园”的本质就是学生，而不是教师或其他人员。校园生活之所以不同于别的生活，也就是因为学生。同时也只有学生而不是教师写出来的作品，才最能体现学生的特点，校园的特点，所以学生该是“校园文学”当然的也是唯一的作者，别的作者如教师，都难以代表校园。既然作者是学生，那么所写的也就该是学生的生活或者有教师等人参加但以学生为主体的生活，只有这种生活才能真正代表“校园”。当然，学生的生活并不局限于校园，校园生活也有延伸性，一些校外活动甚至于假期生活，也是校园生活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直接关连着校园。同时校园里有着与外界不同的特殊的年龄环境、人文环境，所以“校园文学”也就是具有与别的文学不同的青春气息和人文气息。所以我认为，“校园文学”就应该是：由在校学生创作的描写学校或与学校直接关连的生活，具有青春气息和人文气息的文学作品。
   这样理解的“校园文学”，才是具有学术意义的校园文学。
   如果“校园文学”的含义过于宽泛，就会妨碍我们对它的正确认识。正如如果没有作者身份、作品特质等方面的限定，便可把当教师时的鲁迅的好些作品归入“校园文学”；如果没有题材方面的限定，就可把刘绍棠上一世纪50年代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青枝绿叶》等作品，也算作“校园文学”。这样的“校园文学”还是校园文学吗？
   下面，笔者正是依据上述标尺，来界定和审察上一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及本世纪初期（2000—2003年）两个高潮期的中国校园文学。
  二、  两种文学精神：虔诚与调玩
   文学是作家个人心智与时代精神的共同产物。如果说作家个人心智是文学作品的母亲，那么时代精神就是它的父亲。当今一些学者只强调个人的心智，忽视甚至否认对代生活、时代精神对创作的重要作用，这是违背创作实际的。试想一下：如果西方当时不是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上升时期，掠夺性、残酷性、进取性成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话，会有巴尔托克《欧也妮·葛朗台》和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等作品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残忍和执着吗？同样，如果没有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同仇乱忾的时代精神的话，又会有我国大批抗战作品所表现的不屈情怀吗？
时代精神直接影响着文学作品的人文精神。
   上一世纪80年代上半期，我国人民刚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面对着的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两个时代相比较，虽然生活仍不富裕，但大家依然感到无比的新鲜、自由和幸福。欢欣、振奋和虔诚，成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境，这也成了那一时代的对代精神。那时的大中学校学生们，都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却品尝过“文革”中生活的艰辛，也享受了新时代的幸福，他们的生活感受和精神面貌和全国人民是一致的。他们都衷心希望国家更加富强。所以他们的作品，无论诗歌、散文，都在颂扬生活中的一切美好，表露着他们对生活的一片纯真和虔诚。即使是一些俏皮的诗，其虔诚之心依然清晰可见：

我怕我讲不出国家大事

面对你昏昏欲睡  忍住呵欠

我怕我听不懂你的幽默

目瞪口呆  象个木偶

我怕你仪表堂堂  风度翩翩

我怕你客客气气  彬彬有礼

叫我眼睛不知该看哪里

话也常常听错

一会儿搓搓大腿

一会儿抓抓耳朵

远方的朋友

交个朋友不容易

如果你一脚踢开我的门

大喝一声：“我是某某！”

我也只好说一句：

我是于坚

                          ——于坚《远方的朋友》

   正如另一位校园诗人所说的：“诗人感人之处首先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再现在诗里就是真诚，就是让朋友们感动流泪的东西。”⑨这种真诚就是虔诚之心。这一时期的校园作家，他们虔诚对待生活，也虔诚对待文学。这种文学的虔诚依托于时代。
   21世纪初期既是信息化、全球化，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同时也是充满竞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而是充满残酷性的时代。从国际看，实力强大坚持单边主义的美国，想惹谁就惹谁，想打谁就打谁；从国内看，贪污腐化等不良现象频频发生。这些，都使得广大人民产生既振奋又不安的心理。同时这一时代又是崇尚个人的时代，这又使得好些人产生出一种孤独感。因而，振奋、不安、孤独成了这一时代突出的精神心理。而对于大中学校的学生来说，还面临着高考和毕业分配的关键的人生选择。所以对于一般的大学生来说，他们内心的迷茫、孤独、不安和无奈更加明显，正如一位校园作家在一篇散文中所呼喊的那样：“敢问路在何方？”⑩不过，这一时期我国人民的生活毕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即使再困难的学生，也能得到家庭和国家的经济支持。在这一条件下，这些迷茫、不安、孤独、无奈的校园作家们，也就有可能和其他大学生一样去调玩生活，正如一位校园作家所说：“如果说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大多是理想着的，拼搏着的，那么80年代后出生的孩子们（正是当今的大学生——笔者），则是现实着的，玩评着的。”11正因如此，当今的校园作品，即使是被出版社鼓吹为“最佳”的作品，也多以调玩为情趣。在小说中，多写大学生们毫无顾忌地玩弄爱情，以“性”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正如一篇作品的主人公所说：“每次我都想一件事，今天是云彩，昨天……是女人。80%的时候我在想女人，因为这个题目本身太过合理”12。在诗歌、散文中，许多只写单纯的“爱情”感受。这些作品因而被涂抹上平庸的色彩。
  三、  两种集体无意识：趋同与反叛
   以往，人们非常注意文学思潮对创作方法的影响，一谈到王蒙《春之声》、《夜的眼》，总是把它们的“意识流”创作方法和西方文艺思潮构成因果关系。这当然不能否认，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事实是：创作方法的运用并不能只作文学对文学的影响来理解，而还应该考虑到社会政治和作家思想对文学的重要驱动力，考虑到某一政治、思想条件下作家接受某种创作方法的可能性和实在性。
   在我国，不但作品的题材、主旨、情趣受政治的裹挟，而且创作方法的运用也从来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过去“文艺为政治服务”时如此，如今不提这一口号时情形亦然。为何“文革”之前作家们几乎一律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或者说“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就是因为当时要求文学“拥抱生活”，这既是政治的要求，也是作家的思想愿望。为何施蛰存“五四”时期创作的心理小说，直至上一世纪80年代一直不被“发掘”？也是因为政治遮蔽了人们的眼目。为什么王蒙创作“意识流”小说时会受到“西化”的指责？同样不能说与“政治”没有干系。
   现在谈到校园文学。
  上一世纪80年代上半期，改革开放为我国开辟了新的天地，舒婷笔下的“淤泥上的驳船”启航了，而且乘风破浪，社会上依然崇尚英雄，崇尚集体主义。即使个别人有“躲避崇高”的意向，但也受到社会的斥责。主流文化，依然倡导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些使得生活在校园长期接受集体主义教育的大学生们，具有一种天然的趋同心理：不但趋同于政治，趋同于主流文化，而且趋于主流文化所倡导的传统现实主义。所以他们的校园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散文还是诗歌，大都向传统现实主义名著看齐。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卡夫卡的《变形记》，虽然在我国文坛名嗓一时，但它们的“魔幻”，它们的“现代”，都未打动“本份”的校园作家的心。刘索拉、张辛欣等人虽然在写心理小说，但这些作品并未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校园文学”。
   到来不久的21世纪，社会印象则和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不同。如今是崇尚个性、崇尚反叛的时代。在这社会环境下成长的校园作家们，也就成了“天然”的“个人主义者”和传统的叛逆者。“反叛”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他们不但反叛传统的道德规范，而且反叛传统的写作内容和创作方法。所以他们面对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实主义回归”，依然无动于衷。倒是和社会上一些同样具有反叛意识的作家气味相投。他们不写以前校园作家们爱写的学习生活，也不写纯洁的爱情和友情，而醉心于滥交、性爱，更是抛弃故事情节，抛弃人物性格。但是他们又不像。前辈校园作家那样博览群书，“在学识方面看上去他们当是无所不知，但他们却是一无所知”13，他们大部分人对西方“现代派”并不熟悉，就是对上一世纪80年代王蒙曾予“移植”的“意识流”手法（曹文轩教授称之为心理小说的第三层次14），也难以应用。所以他们只对刘索拉、张辛欣等人的心理小说产生热情。因为这种小说便于描绘人物心理，不用构织故事，而且，那种散漫式的叙述方式，最符合他们的随意心理。更重要的是，采用这种创作方法，迎合了他们反叛一本正经的文学传统的心理需要。
  但是他们还是遇到了困难：还缺乏刘索拉、张辛欣那样的概括生活、思考生活的能力，所以他们并不概括生活，而是随意式的坦露心迹。这种写法，姑且称之为“心理主义”，这种小说当然也可称为“心理小说”。
  四、同一条血脉：热情与向往
   比较一下两个高潮期的中国校园文学，显然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生存状态：如果说前一个高潮期的中国校园文学是理想的或者说是崇高的，那么后一高潮期的中国校园文学则是现实的或者说是平庸的，如果说前一时期是充溢着使命感的文学，那么后一时期则是自娱自乐式的文学。前者显现着属于那个时代的“成熟”，后者则表露出它在当今时代的稚嫩。
但两个高潮期的校园作家们，毕竟都是生长在改革开放的祖国热土上，作为校园作家主体——大学生又都生活在文化氛围、科技氛围浓厚的大学校园里，所以他们都具有“天然”的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这是他们共同的一条血脉。
   对于上一世纪80年代的校园作家来说，他们的热情表现为积极投入社会，正如这首诗所写的：
   ……………………

我们一群群五颜六色     风风火火    我们年轻

精力旺盛   总喜欢一天到晚欢欢乐乐  忽忽忙忙

像台机器迂回于教室宿舍之间   我们和知识苦恋

有时对着脏衣服我们也嘻嘻哈哈发泄淡淡的忧伤

常常我们登上阳台眺望远方    也把六月眺望

风撩起我们的长发   像一曲曲《蓝色的多脑河》

……………………

我们总以为生下来就经受过考验   经受过风霜

长大了不信神不信鬼   甚至不相信有太多的幼稚

我们   我们就是不愿意停留在生活的坐标轴上

六月是我们的季节   很久我们就期待我们就翘望

看海去看海去    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

                      ——潘洗尘《六月，我们看海去》

   而21世纪初期的校园作家，他们的热情则表现为对社会调侃中评说：写爱情，评说当今轻薄的爱情观；写考研，评说艰难；写毕业分配，评说当今的不良风气。此外，他们还评说文学作品，评说明星……正是在这些评说中，表现了作者对前途、对社会的热情关注，从中透露出我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传统的人文精神。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表现在上一世纪80年代的校园作家和校园文学作品上面，是浓重的理想化的色彩，他们往往是以理想化的眼光观察生活，使作品中的生活理想化，而在理想化的生活面画中，寄托自己的理想。对于当今的校园作家来说，他们在作品中则往往是在发牢骚，他们对不良现象不时发泄不满。然而正是在这些“牢骚”背后，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希冀，他们希冀着改变丑恶现象，让社会达到一种美好的境界。
   有一篇文章说得好：
   我努力振作着精神为我的未来奋斗着，我说着鼓励自己的话勇敢地前进着，我为我得到的荣誉骄傲着，我艰苦而欣慰着，我辛酸并快乐着。

注释：
① 吴欢章：《跨世纪的青春歌声—谈<校园诗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② 见《文艺报》2003年7月17日第一版。
③ 见《文艺报》2003年7月17日《校园文学值得关注少年写作需要引导》，此为《青年文学》主编李师东观点。
④ 参见罗洛为《校园诗歌》写的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⑤ 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中国校园文学作品精选》编选说明，其引用的是《中国校园文学》杂志社社长杜卫东的话。
⑥ 见谭五昌：《2002年中国高校散文之一瞥》，《2002年大学生最佳散文》第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⑦ 见春风文艺出版社“校园文学年选系列”“最佳小说”和“最佳散文”卷。
⑧ 见王逢振主编《2002年新译西方文论选》第156页，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
⑨ 此为尚钧鹏语，见《当代大学生诗选》第1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
⑩ 杨志杰：《独孤80》，《2002年大学生最佳散文》第1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11 同上文，上书第16页。
12 沈明《在沙地里》，《广州文艺》2002年第6期。
13 同上文，上书第15页。
14 参见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第108—119页，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15 贾秀琰：《辛酸与快乐》，《2002年大学生最佳散文》第65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发表于《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