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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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作者:萧功秦

推荐者按：萧功秦教授此文叙事与议理结合，语言平实而内涵厚重，甚至是无比沉重，因为问题沉重！中国人普遍看重物质生活而异于美欧等白人有精神追求，原因是中国人长期穷吗？是缺乏宗教因素吗？是儒家思想所致吗？萧教授予以了否认。萧教授通过自己阅读原典以及感受他自标“信仰儒教”之祖父的士人精神，感受到了真儒是什么，并质疑陋儒、伪儒以及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后的面目，这就涉及真假孔子和真假儒家等问题。 　　萧教授有一位真正好读古书、能读儒书的好祖父，萧教授也能真正读旧书、读儒书，所以能分辨儒之美陋、士之真伪，能分辨历史上儒学或儒学话语遭异化的来龙去脉及严重危害，能深知我们社会缺乏特立独行的人在所谓“文化”上的渊源，如果有所谓文化原因这一说的话。我赞同萧教授“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等见解，此见解值得儒学界警钟长鸣。 　　我想，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有“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这种精神或文化危机，本源上是我们大众缺乏萧教授那么好的祖父或父亲，又本源上是我们大众没有象萧教授那样去真正读古书，去从真儒之书真正汲取古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经常想，中国有一个古老而现今仍势力巨大的“贱民”群体、“贱民”传统，正是“中国贱民”（或称俗氓）构建了“贱民中国”，这个中国的流行文化必然是“贱民文化”。这个贱不是缺“贝”之穷谓贱，而是荀子说的“贱儒”之贱，这个“贱民文化”正是孔子崇尚、教育的“富而好礼、贫而乐道”之反面——富不好礼，贫不乐道，孔子所谓“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此“穷”未必仅钱财方面。 　　“富不好礼、贫不乐道”的社会或社会文化必是“贱民社会”、“贱民文化”，洋溢或充满着人性堕落精神而非人性上升精神。我们整个社会就是“原始人本主义”，这个“原始人本主义”实际就是原始人欲主义，《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论〈红楼梦〉》（1995）一书的作者李劼先生谓之“生殖道境界”，这个原始人欲主义或生殖道境界与一般动物的差别只是动物不识“官职—名位”为何物及不识钞票等符号而已（其实动物也争当头，我们好当“人上人”实是动物性之延伸）。儒家说王道本乎人情，礼乐刑政是发乎情止乎义，人不是不需要生殖道或生殖道满足，但可怕的就是只停留在生殖道之类的满足上谓生殖道境界（非自愿的禁欲主义反生殖道之境界也很可怕）。 　　试问：整个贾府或大观园有几个男人不是生殖道境界？贾宝玉固然还算个“人”样，但也是鲁迅《娜拉走后怎样》说到的“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可怜可悲而已，曹雪芹的思想高度到此为止。而我们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千男人、万男人不是仅仅一个生殖道境界？（上亿是绝不可能）所以如今整个中国的“主义”或“道德”或许说得天花乱坠，但都不如李劼先生说的生殖道境界或我说的原始人本主义来得富有“人民”、“代表”、“科学”之性等，整个中国流行、盛行的不是道、不是义，正是“生殖道”、“生殖主义”。 　　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又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无“匹夫不可夺志”之句，整部《论语》可能读歪，整个儒家可能跟歪，变成一副奴才相还自封温良恭俭让或仁义。甘地说“弱者不能宽恕，宽恕只归强者所有”，其实“仁”大体也如此，故孔子有“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之说。若拿剑的强者或喜欢依附权力的所谓儒者推广《论语》及孔子，最后必搞出以“道”吃人或清人说“以理杀人”或民国人说“以礼杀人”的悲剧，即使不是悲剧也是诈骗，如某“导师”所谓“播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其实收获的病毒或僵尸。今有儒生大义凛然斥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诋毁中国文化，我唯有想起荀子对他所厌恶的儒所取的名号以及想起中国文化最流行的是贱民文化而不是孔子文化。真有孔子之文而化则中国早已得救，个个“匹夫不可夺志”，个个“人能弘道”了。 　　鲁迅批判的对象其实是中国贱民文化或中国贱民，根本不是真士及真正的士精神，于真正的士鲁迅是不吝啬称之“中国人的脊梁”的。虽然鲁迅的文笔拙得如他自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但老栓、阿Ｑ之类却是成功的中国贱民之文学典型。关于阿Ｑ，鲁迅《〈阿Ｑ正传〉的成因》说：“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民国元年已经过去，无可追踪了，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Ｑ似的革命党出现……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阿Ｑ究竟已经用竹筷盘上他的辫子了。”不料鲁迅1926年厦门此言成谶至今。 　　鲁迅并不知道中国的政治道路该怎样走，但他并不认可“黄金世界”的许诺及阿Ｑ式“革命”，他信奉“人道主义”，他知道改造中国必须首先改造国民人格，否则中国永远原地踏步，如他欣赏的史密斯1894年《中国人的性格》一书所说的“为了改革中国，必须追寻性格的根源并使之获得改良，良知必须得到切实的尊崇”等。胡适1930年《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则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骂胡适思想的是什么大脑？不是瞎子摸象不懂胡适、孔子就是具有纳粹思想之类，纳粹思想可嫁接到孔子么？那孔子再遭殃吧。 　　萧教授文中说：“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假设没有萧教授祖父那样的人为父、为师而言传身教，那就得自己亲自阅读儒典了。可是我们的社会在二战后亲自扫荡甚至灭绝了萧教授祖父那样的人，不是驯化，就是扑灭，而经典亦被横扫和污蔑。以前授受古书常炮制奴才，为鲁迅等痛斥；二战后教师学生、家长子女则很快根本就不授受经典，如此下来几代人中能读古书者凤毛，读正了的更是麟角，故人格中有古老思想资源正面滋养而卓立不斜者稀见，有亦感恩于特别的家传或自读或自省。清末民国稍微高涨的士精神、士力量遭此阉割，于是中国恢复到了“原始人本主义”，政治高层吹的是墨家高尚号，社会肉身实际奉行的是“生殖道主义”，贱民横生，贱民文化风行。如今中国大陆那么多教授、博士（副、硕姑不论），似乎算知识分子或专家吧，其实绝大多数是无逃于贱民人格的，这些人能教出什么青年可想而知。胡适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其实根本的是人不如人家的人，尤其是教育及教育者不如人家的人。 　　林语堂《信仰之旅》一书里欣赏孔子以并不付诸宗教的人格改革来推进社会改良的思想（人格路线并非孔子思想之全貌），我佩服林语堂之洞见。改造贱民中国，最需要改造中国贱民，改造贱民最需要改造男性贱民。如何改造？从青少年甚至幼年起的读书和思考！培养“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男人，让这样的男人通过家庭去改造他的子孙脱离动物状态、脱离生殖道境界（可惜只许生一孩），让这样的男人通过授生著书去改造国民尤其是青年脱离动物状态、脱离生殖道境界（可惜不许说真话）。今中国平民去饥寒后迷恋麻将之类，有能耐的更迷恋权色空间并囤财移籍，几人读书？几人读古书？几人求知？几人探险自然、社会、思想？基本上一群又一群的浑浑噩噩王八蛋！ 　　柏拉图说：“让我们永远坚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义和智慧。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我们自己的和神的爱，无论是今世活在这里还是在我们死后得到报酬的时候。”孔子并不谈神的爱怜或庇护，他谈人自己，谈内心，所谓“求仁而得仁”，但孔子对智慧与正义的追求正如柏拉图言（也许柏拉图、孔子在求智慧方面有方向差异，但正义方向却无差别）。卡尔·波普尔说柏拉图、黑格尔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但孔子思想里根本不存在柏拉图式可作极权主义根源的哲学基础，如果有也是汉儒董仲舒等炮制的伦理绝对主义附魂于神学天道论以及宋儒等从道家巧借“理”、“天理”本体与伦理名教的拙劣捆绑。 　　追求“智慧”意味着无限追求真相，追求“正义”意味着无限追求公道，有此二者，人类必有康庄大道。而对于知识分子，应该将追求真相放在首位，象亚里士多德说的一样将思考、思想奉为最高幸福并自足，万不能以个人的思想偏好掩盖真相或阻止甚至迫害揭示真相者。没有真相就没有真知，而惟有有真相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如何让人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请读轴心时代的古典书以自培思想厚土；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普遍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请读史学家萧功秦教授文或书以正视思想河流。故兹郑重推荐有关网站将萧教授此文列入头条文章以助流广，以启人心。 　　林桂榛20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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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缺乏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萧功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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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附记：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载萧功秦2010年书《历史的眼睛》，又见有关杂志，初出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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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书评：我头顶有繁星闪烁（李寅初）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为什么相比于西方人，我们的人生追求较为单一、同质？一个民族不能宽容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会怎么样？这是萧功秦先生在《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一文中的连续追问。最早知道萧先生的大名就是通过该文。该文当年一经发表，享誉甚广，并被选入上海市语文教材，本次亦收入他的最新随笔集《历史的眼睛》。

　　萧先生在学界以主张“新权威主义”而闻名，在晚清史、发展中国家转型等领域均有独到研究，常发前人之所未发。这一次他出版的《历史的眼睛》，收录了他多年来的散文随笔精华。也许是因为毕生治史的缘故，萧先生的散文随笔极具文化历史感，充分展示了他的自由个性和公共关怀。该书收录的文章，有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深沉思索（《知识分子：困境中的沉思者》等），对恩师韩儒林先生的殷切怀念（《追忆恩师韩儒林先生》），还有他在台湾及日本、美国等地旅行的随想感悟（《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等）。

　　萧先生最为我所佩服的一点是他多年来始终坚持自己的学者人格，不为利动，不因势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各大思潮论战频频，其时，萧先生以“新权威主义”别树一帜，主张在稳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稳健改革。当时萧先生的这种主张饱受责难，萧先生始终不为所动，违千夫之诺诺，做一士之谔谔。在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的人格。什么是学者的人格？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有一段说得非常好：“所谓‘学者的人格’者，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其志专一，虽若不周于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必赖此等人。”我想起殷海光曾经有一段话评论梁启超，用在萧先生身上也甚为合适。殷海光说，“当着‘众安混沌’的时候，梁启超‘独否’——他不安于浑浊。一群鱼在混水里待久了，它们不觉得水是浑的。同样，一群人在浑浊的空气里呼吸久了，他们不觉得空气是浑浊的。唯有清醒的心灵和锐敏感觉的人才能察觉一个时代和地方的浑浊。梁启超就是这种人。梁启超不仅是有清醒的心灵和敏锐的感觉而已，他并且主动地与浑浊的时代为‘敌’。这种知识分子，除了有真知灼见以外，还有不盲从附和及特立独行的气概。”

　　我不知道萧先生有没有读过这段话，但我知道，19世纪西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以来，“中国将往何处去，中国的未来是怎样”这个大问题始终围绕着郭嵩焘、林则徐、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几代知识分子。今天的中国，仍处于这个亘古未有的大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仍然任重道远，在这样的时代里，保持学者的人格、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仍未过时。

　　“我头顶有繁星闪烁，我心中有真理永在。”萧先生在《历史的眼睛》的后记中引用了康德的两句话。在他看来，康德作为一个思想者，已经超越了一切俗务；在运思的执著与专注中，一切人间的烦恼都消隐了，只剩下这位伟大的思考者与宇宙中的星星之间的直接对话。这是何等的充实！这应该是一个思想者的命运，康德追求的，就是这样的坦荡人生。

　　读完全书，以此句证之萧先生，他的追求何尝不是这样呢？

　　（原载西安日报2010/4/25；辽沈晚报2010/5/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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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思想者为什么常常是孤独者

“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是中国一句流传很广的格言警句，在中国文化中，是很有市场的一个见解。然而事实上真的是这样的吗？事实上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是“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大皮匠”。为什么这样说？这里涉及到群体的智慧与个人的智慧的关系问题。 　　中国人是非常迷信所谓集体智慧的民族，也就是迷信庸众头脑智慧的集汇，必定胜过一个智者。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可是，群体的思想，也就是庸众的思想，常常是按照人的本能惯性行事的。世界上重大的发明创造，都是极少数杰出的天才的创造，而庸众只是在天才创造的时候嘲笑他们，奚落他们，等到天才的发明创造修成了正果，他们又只懂得使用与享受，并且将能够率先使用与享受这些创造发明作为自己的荣耀与身份的标志。 　　中国人凡事都喜欢搞人海战术。打仗如此，搞学术研究也如此。以为，集合的人数越多，就越容易取胜。在冷兵器时代也许确实如此，但是在现代科学文明背景下，这是庸众之见的又一个错误。在科学研究方面，即使全世界的庸才加在一起，也不及一个爱因斯坦、一个乔布斯的万分之一。在科学创造与学术研究方面，一个杰出人物的作用，超过为数众多的庸众。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庸众是靠社会习俗，靠惯性力来思想与行动的。他们常常不用动脑筋就去作出决定。而且作出决定的依据，也就是大家怎样，我也怎样，没有什么逻辑，也不需要什么推理与判断。许多时候只是按照人作为动物的本能直觉去作出决定。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勇气承担不起与社会习俗不一致的思想与行动所带来的压力所引起的烦躁不安，他们的大脑也不具备挑战现在社会习俗的智慧，同时，他们的思想能力也不能够对现存的东西作出自己的分析与批判。 　　从安全的角度看，一个人按照庸众的方式思考与行事最为安全，也最为省力。鲁迅早在近一个世纪之前就论及到中国人“合群的自大”问题，是这样说的：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除精神病学上的夸大狂外，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照Nordau等说，也可说就是几分狂气。他们必定自己觉得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疾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 　　‘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宣战；——至于对别国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倘若遇见攻击，他们也不必自去应战，因为这种蹲在影子里张目摇舌的人，数目极多，只须用Mob的长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多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鲁迅《随感录.三十八》） 　　这个论述可谓是非常独到。同时也说明向庸众挑战是需要何等的勇气。这种勇气甚至远远超过向权威挑战。因为，向单个权威挑战，其命运虽然可能会很悲惨，但是，风水总有轮流转的时候，时过境迁，向权威挑战者很可能又成为了新的权威，只要不出意外，这种可能性总是很大的。另外，即使是很强势的权威，也有失势的时候，还因为，权威也是人，是人总会有生老病死的时候，因此，年轻人挑战权威常常会有取得成功的机会，因为即使不在思想观念上战胜权威，在年龄的自然规律上也足以有取胜的资本。自然法则会让老权威死去。但是，挑战庸众则不同。因为，庸众不会死亡，庸众人数众多，而且就贴近在你的身边，他们源源不断地被制造出来，所以不会因为年龄的问题而中断，而且庸众的力量无所不在。权威人士只在某个领域里决定你的命运，然而，庸众则在你的生命的每个细节里影响着你，制约着你。因为即使是天才，也要生活在庸众里。天才一旦回到庸众里，也就难以以天才的方式思考与行动。因为，庸众的力量，会使你在集体的力量中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说出那些让庸众能够理解，能够喜欢的话。同时，一个人身处庸众之中，自己的个性就会消失。集体的利益，会将你个人的思考淹没。即使是真正的精英，一旦被组合到一个庸众里面，精英也只能说出一般庸众的意见。因为集体的利益立场，还因为群体的情绪是有强大的传染性的。即使是真正的精英们的组合，也容易成为一个乌合之众。因为，精英的个性不能够得到应有张扬，一旦他有所顾及的时候，他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便要受到限制，被迫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发表一些心不在焉的意见。因此，易卜生在其剧本——《国民之敌》中说：“那个最有力量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因为孤独，他只倾听来自自己的生命深处的声音，服从自己的思想逻辑，而无需看他人的眼色。 　　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是世界一流大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这里能够容纳下为数众多的，思想言行与庸众不一样的怪异的人。 　　1903年，在哈佛大学开学典礼上，哈佛学子、美国著名思想家威廉·詹姆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真正的哈佛是无形的哈佛，藏于那些追求真理、独立而孤隐的灵魂里……这所学府在理性上最引人称羡的地方就是，孤独的思考者不会感到那样的孤单，反而得到丰富的滋养。”在这里即使是孤独的思考者，也不会感受到孤单，因为，同样孤独地思考着的人还有很多，更不会受到歧视，因为，在这里达成的共识就是：天才的工作方式就是孤独地思索着。同时，反而因其卓越的创造发明与睿智的见解而获得人们的尊重。一个社会，对多元的宽容是多么重要。那种动辄得咎，动辄党同伐异，动辄“小子鸣鼓攻之可也”的文化中，是不可能出现牛顿、爱因斯坦与乔布斯这样的人的。因此，牛顿只能够出现在英国的剑桥，爱因斯坦只能够去美国的普林斯顿，乔布斯只能够出现在美国的斯坦福这样的硅谷。因为，世界上重大的发明创造，需要这些不同于庸众的怪异的人。越是接近真理，就越是不容易被常人所理解，因为真理常常会以陌生的面孔出现，还因为真理离上帝最近。对于个人来说，通往真理的道路，只有一条狭隘的小道，你必须学会抛弃许多世俗的享受与世俗的偏见，才能够在这条小道上轻装上阵，然而这样一来，你就成了一个与庸众格格不入的怪人。其实，怪人、孤独者也并不是处处都怪，孤独者也不是在所有方面都孤独，他也有常人平庸的一面，也有常人的那些欲望与需求，只不过，他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忽略或者被迫放弃了许多，而显得与众不同了。思想者的孤独在于他的思想不被世人所理解，同时，他只有孤独时，头脑才可能真正清醒，才能够心无杂念，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人也许是孤独的，但是，内心世界却是非常充实的。因为他与一般庸众不同，他不是活在他人的眼光中，而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来源: 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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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锡良：真正的学者不要害怕孤独与寂寞

在中国文字里，有一个成语，就叫“卓尔不群”，就学术思想研究领域来说，这个成语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才华横溢，思想深刻、卓越、独到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不可能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动辄理论联系实际，他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孤独的人，因为他鲜明的个性，因为他卓越的见识，因为他远远超出庸众的见解，能够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少，自然，他的内心世界里，也就越来越孤独。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孤独寂寞不是一件坏事，而是一件好事，甚至是一件幸运的事情。这也是西方国家一流大学里的一流教授所追求的学术境界。在那里，这叫“享受孤独寂寞与自由”。孤独，说明他的境界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超越了常识的界限；自由，说明他的身体状态与精神状况都是充分自主的。是否追求寂寞与自由的生存状态，是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以学术研究为生的重要标准。这样的寂寞，这样的自由，在牛顿、爱因斯坦那里都有充分的体现。但是，这种境界只有在民主自由的环境中才能够生存。在中国，由于其文化过于世俗，思想境界过于功用，产生的从众心理也是无与伦比的。因此，当年的鲁迅先生才会这样评价这个事情：   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 　   “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这种自大的人，大抵有几分天才。他们的思想见识高出庸众之上，又为庸众所不懂，所以愤世嫉俗，渐渐变成厌世家，或“国民之敌”。但一切新思想，多从他们出来，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从他们发端。所以多有这“个人的自大”的国民，真是多福气！多幸运！www.xineurope.com 　   “合群的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向少数天才的宣战；--至于对西方文明宣战，却尚在其次。他们被洗脑惯了，自己毫无特别的才能。所以把整个国家拿来做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不得了。他们遇到攻击，也不自去应战，因为蹲在这影子里的人数目极多，只需一阵乱噪，便可制胜。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人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是这种心理。他们的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至于所生结果，则复古，尊王，扶清灭洋等等，已领教得多了。所以有这“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的国民，真是悲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国偏偏只有这一种自大。希望将来能有不被洗脑的真的民主的战士！（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八》1918.11.15） 鲁迅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实质上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变。总有一股隐隐的力量，要将学术的象牙塔拉到民间的草茅里的村夫野老及广场上的庸庸大众那里。那些动辄号召专家教授等知识分子向贫下中农等文盲学习，接受他们再教育的时代就暂时不说了，到现在中国的大学里，还经常让人们评议一个专家教授的群众关系。尽管人家又不想从政，你扣人家一个脱离群众的帽子又有什么意思呢？作为专家教授来说，有时只有脱离群众，才能够作独到的深刻的思考。自然，社会学教授是要到民间去调查的，那是他研究的内容决定的。即使如此，他也要存留有一些独处的时空，以便把自己的思绪整理清楚。 如果一个学者，先是一个领导整他，然后，逐渐发现，周边的群众都在领导的挑唆调动之下开始孤立他，说他不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那么，只能够说明这个学者是非常优秀的。因为他就是独异，就是敢于向庸众宣战。因为，他是“个人的自大”，而不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一个人的价值，无非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看有多少人拥护他——这是从政的人必然考虑的。在这里，一个政客有多少人拥护他，他就有多大的力量，也就有多大的价值；另一是看有多少人反对他——这是就尖端学术研究领域而言的，反对他的人越多，说明他的研究离庸众就越远，也就越有价值。有的人的研究，只有一两个学术上的论敌，而有的人的研究，即使调动整个人类的智慧，也难以对付他。鲁迅是颠覆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手，因此，在生在世时，遭受到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奉者的围攻与谩骂。但是，鲁迅还不属于整个人类，而只属于整个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属于整个人类的思想家，就是尼采、维特根斯坦、爱因斯坦等这样的人。他们的出现，几乎完全颠覆了当时人类的认识，大大的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因此，这样的人，在世的时候，被人理解的就很少。如果一个学者，越来越多的教授攻击他的思想观点（当然不是像汪晖教授那样的抄袭的嫌疑），那么，就越说明他的研究深刻而有价值。一个明显的错误，人们是不屑于攻击的，一个一眼看去就知道是正确的东西，人们也不会有讨论的兴趣，只有在错误得深刻，错中有对，对中又有突破的地方，研究的同行们才会欲罢不能，感觉不服，却又无法绕过。有些人的思想深刻到要将一些人整个的世界观与人生观颠覆，打破庸众内心的宁静，令其恼羞成怒，却又无言以对，这种人就是天上闪烁的极少数的孤星。这样的孤星，只有牛顿、爱因斯坦与尼采等极少数的人才配得上这样的类型。 因此，学者不要害怕孤独。即使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你，即使庸众调动所有的世俗力量来对付你，你也不必惊慌，错误地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其实，这种情况，正如一颗破土而出的种子，没有阻力，是难以茁壮成长的。那种在石头缝隙里顽强生长出来的种子，是最有生命力的。被打击得最猛烈的人，是最有能量的。一个学者的价值，不但要看你交了什么样的学术朋友，还要看你有什么样的学术对头，而且后者可能更可能说明问题。当年的爱因斯坦不会随便找一个人就与他争论，因为争论是要有在实力大致相当，兴趣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因此，当年爱因斯坦的讨论对象就只有波尔、哥德尔等这样极少数极优异的头脑。一个真正的学者要追求的境界就是孤独、寂寞与自由。“自由”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寂寞”是研究的状态，“孤独”是达到一个研究高峰的结果。因此，在中国这种权威主义与从众文化里，考验一个真正的学者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面对世俗的权威；二是如何面对愚昧的庸众。因此，他不但要敢于挑战权威，同时也要敢于挑战庸众。因此，他必然要忍受起受“权威”压制的境遇，也要担负起受“庸众”围攻的险境，只有到这个时候，他才算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人生。 2010年6月14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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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贤治：知识分子就应该挑战强势者

林贤治 　　2010年11月8日，首届“在场主义”散文奖颁奖典礼在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举行，林贤治以散文集《旷代的忧伤》获得“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 　　“在场主义”散文奖年度大奖以高达30万元的奖金额，创下迄今为止中国文学界单项奖的最高纪录。由孙绍振、陈思和、丁帆、刘亮程等组成的评审委员会在授奖词中说：林贤治的散文集《旷代的忧伤》，为我们描绘了众多思想者的画像，勾勒了一幅人类自由精神的价值谱系。 　　对熟悉林贤治作品的读者来说，来自民间的奖项颁给这位自居边缘的民间写作者，是实至名归。而对一向坚持独立写作的林贤治本人来说，获奖也完全是个意外，但他表示自己很高兴能得这个奖。他所恪守的，正是他所热爱的鲁迅的教诲：我是站在沟里，我不站出来。 　　知识分子对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你说过，在中国现代作家中，你惟一热爱的一个人是鲁迅。 　　林贤治：为什么说鲁迅是惟一的？是因为在中国知识界，他的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深邃，没有人能够和他相比。不过鲁迅所处的时代，言论还是比较宽松的。那个时代，不管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它们都打着共和的旗帜。因此，政府对于学生和民众来说，是处于弱势的，至少不是太强势，不是毫无顾忌。比如你敢去烧政府官员的住宅，而且也没有什么大事。总之，“五四”那个时代是让我神往的时代，我的身上大约有很多无政府主义的东西吧。 　　南都周刊：鲁迅的文字多是有时效性的，你觉得他现在过时了吗？ 　　林贤治：一些时评如《伪自由书》有一些内容会成为历史，但是其中的思想内涵是超越时代的，何况，历史有很多相似的东西，虽然时代变了，但还是有传承、相似的一面。历史不会因改朝换代而完全断裂，文化有传承性。鲁迅的《野草》、他的文化随笔，从哲学到美学，其价值都是永恒的。至于抵抗强权这一点，鲁迅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潜在的社会价值难以估量。 　　南都周刊：你对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和我们当下的知识分子，怎么看？ 　　林贤治：鲁迅那代呢，有人道主义、有人文关怀，但在我们这里，经历了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它是被撕裂的。我们今天说维权维权，各种不同的利益集团都在讲，知识分子也在讲，其实是代言，代农民工、拆迁户、贫困生、弱势群体说话。当然这是很难得的。但是不要忘了，知识分子在总体上也还是“弱势群体”。譬如说，“舆论监督”天天说，我们做到了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思想观点能否完整地表达出来-却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去争取我们应有的权利。这样就变得很可笑，我们可以支持别的群体和个人去维权，自己的权利却不曾主动去维护、去争取。比起鲁迅那一代，我们这代人当前最缺乏的就是人文关怀，知识结构的缺失还容易填补-出国啊、念博士什么的-但是，普遍的人文关怀需要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需要一个相当长时间的积淀与培养才会形成。 　　南都周刊：你向来关注知识分子与权力及大众社会的关系，从《午夜的幽光》到《旷代的忧伤》到《纸上的声音》，都关乎知识分子的种种。你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什么？ 　　林贤治：知识分子表现出对公众社会、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说某些作家是知识分子作家，是因为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类命运相关的。第二点是反抗意识、批判意识，这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特性，如果说他总是唱赞歌，“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没有批判，就不配做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对于现实是永远不满意的。没有至善至美的境界，哪怕一万年过后，都不可能至善至美，因为不能至善至美，就有使我们不平不满的地方，知识分子最关注的就是这个地方。知识分子对种种黑暗面的批判是很突出的。鲁迅作《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在谈到文艺家和政论家的分歧时说，开始反抗旧制度的时候，文艺家和政论家是比较一致的，政权建立后，政治家就要维持现状，维稳了，但是文艺家还是不满意，他们永远都是不满意的。 　　南都周刊：就是说，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做永远的反抗者？ 　　林贤治：知识分子就应该站在弱者的立场上，挑战强势者。我觉得，“反抗”这个字眼很合适，就是弱势对强势。第三点就是不是集团作战，立足个体，知识分子不依仗集体的力量。即便他在一个组织里面，他也只能够在一个组织结构十分松散的集体里生存。他的生存状态一旦在组织严密的地方，个人性就出不来了，他要保持浪游性，他的精神是自在的。《日瓦戈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在巴黎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作家会议上说，作家不要谈组织，没有组织。我觉得就是这样。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言说方式，往往不能为这个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认同。其实这也很正常。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如果按你的定义的话，我很难在当下找得出几个来。 　　林贤治：现在有些人看着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但是如果他是寄存在一个组织严密的地方，受这种组织支配的话，我认为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南都周刊：你说权力是创作的“天敌”，哈维尔当了总统也还写作呢。 　　林贤治：他那个是推动国家的恢复，怎样摆脱一个他们称为“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时代，他在政治和文学上的倾向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受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制约，他的写作不会因权力、政治而使文学脱离自然发生的状态。 　　南都周刊：你推崇个人主义吗？ 　　林贤治：鲁迅对许广平表白他的思想是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相消长，个人主义在这里同唯我主义是不同的。中国多的是鲁迅说的“合群的爱国的自大”，缺乏的就是个人主义。 　　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 　　南都周刊：是什么让你甘于边缘，不进圈子、不抱团，坚持独立的写作？ 　　林贤治：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必须远离圈子，这是基本要求。被边缘化是有可能的，尤其是在这个媒体时代——约你的稿，一次、两次，你都不接，甚至反对媒体，于是结果就被媒体所拒绝了，甚至包围起来。我认为写作者必须把这种情况看成是一种常规。我有一篇文章叫《包围凯尔泰斯》，你看他用10年的时间写了《无形的命运》，花了3年才出版，13年之后才出来，一个人有多少个13年？出来之后，国内的评论界、媒介保持沉默，没有人理他。他很沮丧，就不写了，去翻译德语文学，德国人也翻译他的作品，后来就被西方知道了。如果不是德国人翻译他的作品，就没有凯尔泰斯，没有他那个诺贝尔文学奖。凯尔泰斯得诺奖的时候74岁了，他是非常平静的。我说，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忘记你了，好，让他们去吧，你还是要写你的东西。所谓“包围凯尔泰斯”，意思就是拒绝外部的拒绝，甘愿自我边缘化。 　　南都周刊：这么多年来，你是如何捍卫个人精神的独立的？ 　　林贤治：对自由的表达和维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我认为，我是一个追求自由的人。但是，跟你们南都报（南方都市报）的那些社论时评不一样，我的方式大体上是文化随笔之类，顾左右而言他，讲的多是别人的历史，别人的事。我相信这个世界的相关性，历史也有相关性，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因此，我的文章也可以说是一种隐喻，扩大一点的隐喻。我一直认为，精神性是第一位的，题材是第二位的。你是怎样一种存在，就会反映到你的作品中去。 　　南都周刊：如果具体解释一下精神性，你看重的是高度还是纯度？ 　　林贤治：它是构成精神主体的不同维度。当然，大思想家、大知识分子，精神构成比较复杂，但是你所说的纯度呢，这个纯不是单纯，而是最基本的东西。不管多么复杂，他总是表现出一种坚定的、鲜明的精神指向，这里是同一的构成，存在着一对多、多对一的那种关系。 　　南都周刊：时评在中国是个很独特的现象…… 　　林贤治：南都报、南方周末里面，有些人做得很不错，这是你们媒体的一个工作。而我呢，我这种写作者，我的生存方式、写作方式是跟各位不一样的。所以，现在看中国，得看这个改革开放是什么意思？已经改革到了什么程度？要改革到什么程度？不管是搞媒体、搞文学还是搞考古的，我觉得都应该关注。弄文学的人，我觉得关注得非常不够。 　　我的作品就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你曾说过自己是个偏狭的人，还有人说你是“愤怒”的。但我个人认为你是一个深藏激情的人，你是如何保持这种诗性激情的存在并用它呈现你对社会、对人民、对知识分子和文学本身的认识？ 　　林贤治：我觉得激情是否具备跟一个人的生命气质有关，这个是先天的，有的人他的性情中有火的成分，有的则很理性，我觉得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一种物质生命的构成，不是刻意的保持。我的经历给了我很多的积累，哪怕这个火没有烧起来，但是这个柴是在经年累月不断地积累。我个人的经历，从17岁，就遭受过所谓“左”的思想路线的压制，我那个时候就开始写“思想汇报”，我的家庭情况，农村的贫穷、落后，充满病苦的环境，当然还有现存的体制，面临的问题等等，它们所带给我的构成命运的一切，是我所不能回避的。激情这东西，一个是你本来具备的，一个是你不能回避的。我的作品发表时常常遭到删改，甚至发表不了，像刚刚出版的《烙印》，出版周期居然长达6年。不可理喻。我常常高兴不起来，觉得伤痛、无奈，这种东西肯定会给我带来一些愤懑，激情自然产生。文章越是发不了，我的情感就越饱满。不过，我能在激荡中保持一种平静、一种平衡。我把这一切看成是正常的，毕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 　　南都周刊：这种平静是动力吗？ 　　林贤治：是啊。我只是想今天能写什么，明天写什么。我不在乎这个东西能否发出来，别人有什么样的评价。 　　南都周刊：我觉得你关注得更多的是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的成长。 　　林贤治：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嘛，缺乏嘛，个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哪里有？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对吧？我论散文的精神，就是自由精神。你有吗？你具备吗？所以，我们考虑问题，要想到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因为文学是精神创造，波普尔所谓的“世界3”，就是创造的世界。我的作品，其实写来写去还是“自由”两个字。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已不需要想象，能想象的都已经发生了。 　　林贤治：不。仍然需要想象。我最近发表的文章《乌托邦、革命与知识分子》就说这个问题。 　　南都周刊：你觉得韩寒是知识分子吗？ 　　林贤治：公共性、批判性、独立性都具备。他有他的敏锐性、勇气，他有他的言说方式，他是机智的。只是欠缺一定深度，这与知识的广度和厚度是相关联的。 　　南都周刊：艾未未，你怎么看？ 　　林贤治：他搞行为艺术，汶川地震问题也关注，他有他独立的贡献。我敬重艾未未、韩寒他们。中国需要更多这样的人。 　　（本刊记者洪鹄、实习生吴桂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