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文：学术范式与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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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文：学术范式与迎头赶上
作者:李志文

（本文根据2009年9月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职工大会演讲修改而成） 　　前言 　　谢谢吴晓波院长的邀请，让我与各位谈谈我对管理学领域的管见。2006年，我一来到浙大就想在这方面与大家交换意见，我珍惜吴院长为我安排的这个机会，我也谢谢大家这么踊跃的出席。 　　我是带着很大的使命感在1999年辞去香港科大到了清华，把自己的事业重心搬回到了祖国大陆，然后在2006年来到了浙大。我的使命感来自我幸运的在年轻的时候，参与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场重要革命：商学革命。我的事业的前半生是为纯学术服务，我的事业的后半生是为自己的国家与同胞服务。 　　我的博士学位是经济学，我的论文是讨论国际金融与经济发展。虽然我在台大念的本科是会计与金融专业，我在美国念书期间， 完全不晓得世界这方面的学术发展，更不知道一场学术革命就在我念书的校园中展开，直到我毕业的那个夏天。 　　1977年我在罗彻斯特大学拿到博士学位，那年夏天，在校园里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那个会议为日后成为世界的两个顶级学术杂志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及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安排了学术擂台。为现代财务学奠基的Jensen & Meckling 的文章， 及为现代会计学奠基的Watts & Zimmerman 的文章，是这个会议讨论的重心。我当时觉得会场的气氛不但热烈而且有趣，但是信息不灵通的我，并没有感觉出来，那是现代商学革命的一个里程碑。 　　1980年5月我到芝加哥大学做助理教授。那个夏天，旁听了一些课，与一些同事闲聊，发现了芝加哥大学是商学革命的发源地， 在1960年代由米勒（Merton Miller， 1990 诺贝尔奖得主）领导的子弟兵改写了商学思维模式。一个学术领域的思维模式叫做范式、学术范式的改变，是个革命性的变化，就如同从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世界的商学革命就从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工作坊（Doctoral Workshop）开始。 　　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三年后，去了沃顿商学院做副教授。到了沃顿商学院后，我才知道商学革命所产生的影响。沃顿是世界第一家商学院，一直排在世界前五名。但是沃顿就没有搭上商学革命的第一班车，1983年的沃顿，其学术范式与芝加哥大学有巨大的差别，沃顿这个排名在芝加哥前面的商学院，教授无法念最新学术文章，博士生几乎没有一个研究型大学有兴趣聘请，MBA 出路开始有了问题。 　　我在沃顿5年，亲生经历了新院长在沃顿所做的全面学术范式变革的工作。深深了解，改变学术范式的不易。我在沃顿负责的是重建会计学博士班，几乎变动了全部课程。五年后，杜兰大学请我去做讲座教授，参与整个商学院的学术范式的调整。 　　由于商学革命，杜兰大学在我去的十年前，就已经关掉了商学博士班。 美国是个高度竞争的社会，在一流私立大学，只要校方发现哪一个学术单位与时代脱节，马上做两件事， 第一是关掉博士班，第二是引进一个讲座教授，重整学术方向。 大约在到杜兰任职的同时， 我也帮助我的母校台湾大学建立商学院。后来被邀请到香港科大，做创校教授，协助香港科大建成第一个立足亚洲的世界级大学。十几年过去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确很成功，现在像清华经管学院、新加坡管理大学、印度商学院（ISB），都有点香港科技大学的影子。今天我要谈的就是学术范式与迎头赶上。 　　我在浙大与清华开了一门课，《商业社会与现代中国》，这门课主要讨论世界先进国家进入商业社会，中国现代化迎头赶上的问题。企业管理是个工业社会里才有的经济活动，商学是讨论商业社会的经济现象。今天我来谈谈管理学院与商学院的不同，我们的学术范式属于哪一类，我们与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商学学术上到底是站在什么位置？ 　　学术范式 　　在1962年, Thomas Kuhn写了一本科学史巨著“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范式转变”（paradigm shift）。 他说科学进步不可能是缓慢演进的，而是长时期的静止不动， 穿插着爆发性的智慧革命。这些爆发性的智慧革命叫做范式转变。在范式转变中，一种新的思考方法，一类新的分析工具，一套新的世界观，取代了原有的。 　　由于智慧、财力、设备、及做工粗细的差异、，在同一个范式中会有不同水准的学术成果，迎头赶上就只是财力与努力的事，追赶的距离是有限的，方向是固定的，赶上是可能的。 在不同范式的学术环境，是没有交流与比较的空间了。没有彻底的变革，就永远赶不上，甚至背道而驰。 　　电脑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变，尤其是飞机、超级货轮、电子通讯的出现，在商业领域造成了范式转变，没有结合这些商业范式转变的管理学科，就一定要被淘汰，因为这些传统的思维，不再对未来的世界有应用价值。现在整个中国的管理学科是一片混乱，浙大当然也不例外,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在范式转变中煎熬。1990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及这二十年快速的经济发展，让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横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及商业社会。发展方向与学术定位成为中国每一个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棘手的问题。 　　在中国，基本上只有清华大学的经管学院有了现代商学院的范式，北大非常接近清华，但是有内伤，而复旦、中山、上海交大、南京，在开始调整方向，西安交大与浙大开始有点觉醒，其他的大学还在黑暗时期。我们用什么标准来判断，那家大学在黑暗时期，那家开始看到曙光，那家接近转型？换言之，现代商学院的范式是什么？ 　　现代商学院对社会的最重要功能就是，提高商业活动及有关的市场架构所需要的知识与训练。大家只要看这个定义，就了解为什么中国的商学这么落后了。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在1990年才萌芽。市场经济可不只是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买几根葱。现代所有商品交易都经过复杂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有无数的中介与合同，有各种奇奇怪怪的风险评估及规避，有各种定价方式，及定价组合。中国大学的老师没听过、没看过，加上外语能力有限，这个书怎么教？拿什么来做研究？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就是范式转变，从马列教义到一般均衡经济学也是范式转变，世界上是没有几个人有能耐通过范式转变的，我们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商学所受的冲击是巨大的。 　　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亚当斯密、马克思分别的领导了范式革命。达尔文、马克思的理论震撼了基督教，后来很多学术领域受其影响，这些思想改变，对社会结构产生振荡性的后果。牛顿的范式转换，造就了现代工学院，也为血腥的一战、二战埋下种子。爱因斯坦的范式转换，帮助结束了二次大战，让我们根本不敢想象三次大战。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延伸出来的商学范式转换，几乎结束了全球的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成功的走过一次范式转换，这个转换过程还没有结束 。 　　浙大的管理学院致命伤就是范式错误。其实全国管理学院的研究方向都有问题。在1950年的时候国外在进行商学革命，但中国在进行农民革命。后来，中国开始工业化，学习苏联，全国数理化挂帅，管理是工程师的副业，是工而优则仕的奖励，多几张粮票的借口，哪谈得上学术研究。其实要判断范式错误并不难，难的是要学术领导人承认范式错误。承认就是学术自杀，就算自己不要命，下面这么多徒子徒孙怎么办？清华、北大、复旦已经在纠正范式错误，西安交大也意识到了范式错误，我2009访问西安交大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西安交大的改变，步子比浙大大得多。 　　经济学、管理学、商学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就像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不仅是商学，还有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也受经济学深远的影响。其实马克思就是用经济学来看历史，它的唯物论就是以经济学角度看人类行为的理论，可以说是唯经济论。而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斗争其实就是群体博弈。马克思带领的也是范式转变，他的不幸是他的学术理论成了政治工具。宗教与学术服务的是全人类，而政治服务的是一小勺人。宗教、学术一旦与政治扯上关系，对知识的贡献就扭曲不纯了。 　　管理学要在商业社会演进中寻找灵魂。中国往商业社会做制度改变注定艰难，因为我们是历史上发展最成功的农业帝国。当人类科技长期停在农业是经济主轴的时候，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是世界最好的。制度的修改不只是改善了效率，同时是延长了生命力，就如同修补房子，不只是现在住得舒服些了，也造成未来拆掉重建更困难了。 所以在中国，制度的转型要比三百年前还是渔猎社会的美国，要困难得多；困难到，我们浙大教授，中国最有学问的族群，人人起码在外国旅馆里喝过一口洋水，到现在言谈举止都还留着大清帝国的辫子。浙大里的官僚味，让人窒息。 在美国，一个商学学者只要学习怎么为商业活动修房子，而在中国，我们要懂得怎么建房子。过去25年，我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为中国的商学教育建房子。 　　商业活动是复杂的人类活动。企业管理是综合性知识与技术，是所有社会科学的综合体。而社会科学在开国的前三十年是大毒草，几乎被赶尽杀绝。正由于如此，在开国后的第二个三十年是个大孤儿，没爹没娘，营养不良的孤儿。商学是综合学问，宽广的学术涵盖，让商学革命在中国举步维艰。 　　训练一个围棋高手，只要找到一个棋圣，手把手的好好教就能培养出世界冠军。与围棋接近，属于紧密逻辑的纯数学，训练出一个高手，也相对容易，几乎可以完全在数学系里做到，一谈到应用数学就能感觉到人才的稀缺。到了最具综合性的商学，在中国就看不到人才了。 商学革命不是仅仅学生有天份，一个学术领导人有世界级的学术地位就能成功。建立一个现代商学院要协调各方利益，整合各类资源，延聘不同、甚至对着干的学者。所以举步维艰。 　　中国特殊的博导制度大大的限制了商学发展。十年动乱之后，到了1980年大学开始回复生机，勉强能有点学问的领域是可以一个人自己闷着干的理论物理与纯数学，及两弹一星有关的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两弹一星全在中科院、工程院、北大、清华，一般大学哪能沾到两弹一星的边，要做学术，就只能靠解放前念过点书的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纯物理、纯数学，用私塾式的博导制授徒。这个不得已的学术模式，慢慢的有了既得利益，博导成为学霸，杀得你死我活，互不相容。 　　我与陈小悦于1999年在清华成立中国第一个商学博士班，包括会计、经济、与金融，是在体制内打了擦边球，办了两年就名存实亡，经济、金融撤出，幸好由于会计博导的团结，清华的会计博士生除了借贷平衡，还懂得一点现代学术范式。清华的开放式博士训练要到2007年有了几个特聘教授真正落定生根，才开始有模有样，直到今天，博导制都还没有取消。 　　商学的研究方向应该跟着市场走，而不是跟着政府走，也不是跟着研究基金走。虽然政府的科学基金及社科基金现在也支持“管理学门”，但是政府对市场需求的猜测，很少是对的。商学是创新性很强的领域，政府在这方面的错误就更大了。公务员谨慎小心、唯令是从的文化，与商学背道而驰。商学是个综合性学问，单一门类的博导制，对所有现代学科都有杀伤力，对商学领域的杀伤力最大。 　　中国的官本位在三千年的农业帝制下，演进得炉火纯青。当人类进入全球市场经济的21世纪，中国最需要做的是打破官本位，推动独立创新思维，为分权与自由的商业决策做好基本建设。而中国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是市场及研究市场的商学的杀手。一个有趣的例子就是中国大学里的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壁垒分明。这两个学院争取同样的生源，这两个学院独立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多了一倍的学术官僚。为了调和利益分配，会计系分在管理学院，而金融系分在经济学院，所以我们有不懂会计的金融学士，及不懂金融的会计学士。管理与经济两个学院，各有一套教经济学的班子，本科生还好糊弄，经济学导论讲讲故事或导导数学也算对付过去了，没有经济学的管理学博士论文就变得非常荒腔走调。没有市场实证资料的经济学论文更是言之无物。我所知道的大学里，只有清华大学的经济与管理住在一个屋檐下，算是有个完整的商学院，这应该是朱镕基的功劳，在朱老板的铁腕之下，那个学者敢假公济私？这个结果好是好，呜呼，我们的学术风骨何在？官本位的手段真能解决学术官本位问题？ 　商学学术的基本元素 　　在浙大，会计与金融是学生最好，也是学生最想念的两个系。但是，他们是师资最缺的两个系。而且这两个系分在两个院，这两个院分在两个校区，不是我来了浙大，拼命的凑合拉拢，这两个系根本老死不相往来。就是我来了浙大，用尽了吃奶的力，基本上这两个系如同陌路。这两个系，密切相关，五十年前，落后残破的台湾大学都知道把会计与财务放在一起，叫做商学系会计银行组，后来商学系转化成商学院，会计银行组转化成会计学系与金融学系。在全世界，这两个系之间常有轻微摩擦，但是大家都了解唇亡齿寒，合作对外胜于内战自残。 　　商学学术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有一对健康的金融系与会计系。这两个领域，是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元素。金融提供企业及市场的血液循环，会计提供企业与市场的神经系统。没有良好的神经系统，血液无法发挥作用。没有正常的血液循环，组织就要败死。神经系统产生的指令，没有适当的血液循环，就无法在组织内与市场中产生功能。这两个系放在两个敌对的学院，这两个系的学生、校友、与社会资源成为两个学院兵家必争之地。长期内战，这两个系还有什么指望。 　　不只在浙大，可以说在全国，这两个系的大部分老师都不务正业，在校外油水满满，在校内乏善可呈。没有学术让他们兴奋，把他们的心拴在学校里，扣在学生身上，他们就在校里闷死，在校外逍遥，他们那还有时间想到教书育人是教授的第一职责。官本位，硬帮帮的学术考核，让那些所学无一所用的管理数学家、管理工程师，写一大堆充满数学符号，没有一点实用价值的文章，为的是升等、配房子、年底分红。两个学院，养了一大堆官僚，一大堆符号累积者，一大堆在校外吃香喝辣的款爷。商学学术的第一个基本元素就是会计与金融，没有这两个领域，经管两院就是两个发臭的空壳子。把这两个领域分在两个竞争的学院，是鼓励校内战争，把两个学院都弄成发臭的空壳子。 　　商学学术的第二个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其实，经济学是所有社会精英的基本素养。在世界所有一流大学都有一个独立的经济系。所有一流大学的毕业生，都修过至少一门经济学。所有一流社会科学的博士生都要到经济系学一、两门学术基本功。而中国的经济系硬是要成立一个学院，硬是要有个金融系，硬是要跟管理学院不要脸、不要命的杀得你死我活。大家想想，不是为了几个铜钱是为什么？可叹的是，两只狗抢骨头，最后社会受伤了，学生糟蹋了，两只狗遍体鳞伤饿死了。这是最荒谬的机制设计。 　　商学学术的第三个要素是市场，与市场机能无关的，就不是商学。所以，管理工程是工程学，不是商学。管理工程学是讨论公司内部一些作业程序优化的问题， 这是一个机械性的问题。人不是机械，市场是个复杂的有机体，把人看成机械是计划经济失败的主要原因。与市场无关的管理学科，现在就没有学生爱念，别说未来了。看看管院、经院，总共两百多个老师中，有几个人对中国市场做了系统性的研究？有几个人能把他们的课程与市场结合在一起？ 　　商学学术的第四个要素也是所有学术的要素：系统性知识累积。系统性的知识累积靠的是三个系统性整理知识的训练： 　　（1） 完整及不断扩充加强的资料：档案、田野采集、直接观察、试验； 　　（2） 系统性的思维范式：经济学、心理学； 及 　　（3） 系统性分析工具：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测试 。 　　学术团队要按照第四要素的三个基本训练，成为棋盘式的交叉组合。 每一个学者都要能清楚的说出自己是在棋盘上的那一点。每一个学者在学术棋盘上定了位，才能开始累积，才能有些成果。学科的英文，叫做discipline , 就是系统性专业训练。 　　商学学术的第五个要素是与其他所有学术一样的：独立性。而在中国，这是体制性的困难。在农业帝制官本位下，人人是奴才，人人在主子面前做假。中南海运用中宣部对全国人民造数字，教育部对中南海造数字，浙大对教育部造数字，高中生对浙大造数字。由于教育部、中科院、工程院搞学术大跃进，指挥棒点向SCI, SSCI,全国大学就疯狂的制造SCI, SSCI。这些官僚指标对机械性的工学院最有效，对发散性、创造性的文学院最荒谬，对能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商学院杀害力最大。 　　在商学院，教学专业与学术专长不是同一回事 　　商业活动是个综合性技能的活动。在教学与就业的直接关联性上，商学院的会计系算是与工学科系的性质最接近的了。它是一门有专业技能的学系，就算自己关在门里玩自己的，学生毕业后也能有一技之长。有些大学（如美国的南加大、中国的上海财大）就成立了独立的会计学院，而且在坊间排名表上，高居会计学领域的前几个，而这个排名，在会计学领域内，在商界中，没有太多的人把它当一回事。而我教过的芝加哥、沃顿、杜兰、清华，是坚持不把会计学系画在商学院之外。一个不懂经济、营运、行销、策略的会计师也就只是个记账的技术员。 　　在一流（尤其是顶尖）大学的本科教育中，强调通才（liberal art）及批判思维（critical thinking），也就是因为现代商业社会追求创新、寻找突破，狭窄的专才教育，只适合中低层的技术人员。一个头衔为“会计学教授”的学者，大概代表他是教会计学的，他的学术专长很可能是信息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心理学。会计只是应用技术，经济学与心理学才是学术。完全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要活该饿死，没有思考能力的技术，俗不可耐，贱死。 　　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多少是条“牛”，浙大校长相当客气的请我来浙大帮忙，在美国一流大学，通常这种牛一到位，就到各学系串联，参加各种工坊（workshop，学术小组研讨会），在炮声隆隆中，了解各位学者的虚实与兴趣。我来了浙大四年，办了不少工坊与演讲会，基本上没有教授来参与，包括会计系的学者都见不到。也几乎没有学术带头人请我去拜山，打打擂台。可以用一只手算出来的列外是：钱彦敏、蒋岳祥、陈劲。这多少说明我们浙大经管学术的分割与孤立。 　　我在浙大管理学院的网页上，几乎看不到研讨会通知。经济学院好像只有民营企业研究中心有些活动。各位到美国的前50名大学的商学院与学术专业的网上看看，每个系所最重要的信息就是研讨会，那是每个系所的广告牌，学术地位的指标。在信息经济学中有个理论，没有声音的声音是最大的声音。我们浙大经济与管理的学术声望可真是如雷震耳。我们浙大把经济学院放在玉泉，管理学院放在紫荆岗，而且好像是长期计划，让这两个学院分地而治，免得吵架。这震耳欲聋的太平盛世，校长怎么能睡得安稳？当然啦，文科领袖的北京大学里都有光华、汇丰、经院、CCER 四套人马，杀得你死我活，相较之下，我们浙大还真是太平盛世。 　　在商学领域，教学科目与学术方向不是一回事。没有经济学与心理学做底子，管理学就是信口雌黄。没有管理学去影响世界，经济学就是闭门造车。浙大是个庞然大物，五万学生，是哈佛、杜兰这种学校的五倍。师资力量可能是哈佛的十分之一，杜兰的五分之一，甚至更小。 　　创新创业无法教，能教就不是创新，所以不是专业，所以这个世界没有创新系。创新不能教，也不能研究。那么有人问，美国有人做吗？我在沃顿与杜兰参与行政工作的时候看到，一个知名商学院，最容易募捐到的钱，是创业家的钱，所以美国商学院院长都讨好这些成功创业的校友。 其实发财的最重要因素是运气，而知识是靠日积月累的本事。一个有地位的商学院，是要有足够的学问诱导聪明调皮的学生好好念书。而不是想法子教他们发财，自己都穷哈哈的书生，有什么资格教创业。真能创业成功了，那还有时间留在大学里做学问? 创业可以作为教学项目，但是不能作为学术专长。在商学领域，教学专业与学术专长不是同一回事。不像狭窄的理工学院，学数学的教数学，学物理的教物理。就是在狭窄的理工学科，学术综合与交叉也是大势所趋。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来源: 豆瓣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