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文：创建良好的学术环境

jssh365

李志文：创建良好的学术环境
作者:李志文

2002年第一届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论坛主题发言 　　我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进行交流。在考虑今天我讲什么题目的时侯，我认为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我讲我自己做的研究，或者是讲一些比较宽的题目，和我们整个经管学院都关系的题目。如果大家对我自己研究感兴趣，那么去参加我们会计系的Seminar。其实我欢迎大家去上我开的两门课，一门课是“会计与资本市场”，这门课我主要讲的是学术精神，而不是如何很细的作分析；第二门课是“高级会计理论”，这门课主要讲的就是理论和方法上的推演。我已经在清华呆了不少年，想必在座的各位不少已经听过我上过的课。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谈的就是怎么建立一个研究环境，研究环境在经管学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先给一个零假设（Null Hypothesis）。假定管理学院的研究没有产生任何新的知识，那我们经管学院需不需要研究。这有点像Modigliani 和Miller 那篇革命性的文章所做的假设。其实我们所有做研究的人都是从零假设开始的。有效市场假说也是一个零假设。所以我们说假定管理学院的研究是没有任何价值的，那么我们需不需要在管理学院做研究。就算美国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管理学院的研究有没有用都还是一个问号。尤其是在最有用的学科里面—“会计、市场”最接近应用的学问，大家对它们的怀疑越大。所谓有用就是市场上是否应用了你这个学科创造的知识。我非常惭愧地说，如果我们用放大镜来看，我们管理学院的研究应用到市场上的实例也是不多的。 　　诸如工学、物理学、自然科学等这些学科能看到研究成果，因为这些学科是和物有关系，通常这些学科的研究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看到结果。管理学是社会科学，我们的研究成果经常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才能看出端倪。举个例子来说，社会主义究竟是否可以实现，人类实验了快一百年都还没有定论。既然了解到了管理研究的特殊性，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就算管理研究是没有用的，我们要不要做管理学研究？”这就是变成一个机构治理（Institution Governance）的问题。公司有治理的问题，学校也有治理的问题。学校要实现自己的功能一定要有一个管理机制。否则的话教授胡作非为的程度和当官的胡作非为的程度是相同的，因为我们都是人。 　　机构治理机制的目的就是让大家不要胡作非为。管理学院的教授是非常容易胡作非为的，因为我们和实际结合得最紧密。不管我们有没有学问，拿着清华的牌子起码可以卖个几十万人民币。所以，怎么让这些教授规规矩矩地呆在办公室里？就算让他们规规矩矩地呆在办公室里，怎么避免他们打瞌睡呢？怎么让这些教授规规矩矩的准备上课的材料？研究在美国对教授的管理产生了非常正面的效果。举个例子来说，我在芝加哥大学教书的时侯，我发现很多的学术杂志都是芝加哥大学编辑的。所以，在芝加哥大学，他们不算顶尖杂志有多少篇，因为他们要算顶尖杂志有多少篇的话，他们马上产生腐化。很简单，因为这些杂志都是他们编的。他们可以和哈佛、MIT 谈交易，你收我多少篇，我收你多少篇。我知道这些情况在国内多少都存在，我们大家进行利益交换。所以，在芝加哥主管教授升迁的都是一些讲座教授，他们一篇一篇的仔细阅读升等论文，他们不看你发表文章的数量，而是看你写的文章到底有多好。通常而言，前几名的大学都是这么做的。 　　到了靠后的一些学校，他们就开始要算数字，那些二流学校简直就是数字挂帅。就算是数字挂帅，这些学校也只计算前三名的杂志。前三名的杂志可不是随便就可发表文章的地方，那些教授就算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见得就能进得去，这些教授就没办法收大把的研究生、博士生，写完文章在上面签个字就算数了，他们不亲自动手，这些文章就登不出来。所以，市场机制是让学术研究能够产生机构治理效果的必要条件，没有这些市场机制就会导致大家算数字。要算数字就会产生很大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那么我就拼命地去抢研究生，抢到多少算多少，而且这些研究生到了我的手上就成了我的财产，每篇论文都必须有我李志文的大名，这样我升教授才升得快。这种做法对学校的管理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因为这是从上到下的腐化行为。 　　要让研究产生效果，一定要制造一个学术市场。学术市场上一定要有很多的学术杂志，更重要的是市场上要有几个输不起的顶尖学者，就如当时芝加哥的精神领袖Merton Miller。这些人只要把研究带起来，他就得到了社会的尊敬，也就是说这些教授的回报和他们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这些教授在审稿的时侯，他们就要考虑自己的报酬，他们就不容易徇私。在几个顶尖的学校，有一辈子致力于做学术的学者，而且他们有国际知名的学术地位，而且整个世界的人都在用放大镜来审视这些人的研究，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前三名的学术杂志就会有公信度。如果这些杂志没有好好的编，编辑存有私心，那些顶尖学者就不会把论文往这些杂志上投。 　　其实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是很好的例子。这个学校的排名也就排名二三十位，但是这个学校博士生的就业及发展一度超过了芝加哥、MIT 等顶尖大学，靠的就是它办的杂志。如果这些杂志不公平的话，别人就不愿意引用这些杂志的文章。这些学校在编杂志的时候非常在意别人是否愿意引用杂志中的文章，他们就不敢只用自己的文章。在这种情形下，别的学校还经常批评罗切斯特的审稿不公平。不管怎么样，有市场的压力在，罗切斯特就不敢胡作非为，因为如果杂志的排名如果下滑了，整个罗切斯特的博士生项目就垮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需要思考组织治理的问题。两年前，在设计特聘教授项目的时侯，我和院领导谈了很多。现在院里的实力还无法花几十万美元聘请一个讲座教授，所以只能花几万美元请一个三年的讲座教授或是五年的特聘教授。特聘教授这个制度饱受批评，虽然我们在清华听不到这些批评，但是我在外面吃饭的时侯，外面的人用了最刻薄的话来批评这些特聘教授，说这些教授拿三个月的钱，做一个月的事情，而且心思也都不在这里。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我都对特聘教授很有看法，但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认为院里的决定是正确的。 　　就算这些人心思不在这里，就算这些人来的时间短，但是我亲眼看到这些人来到这里之后，学院开始有Seminar。Seminar 是学术治理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刚来的时侯也非常想办Seminar，我到处托人，总是搞不出一个像样的Workshop。现在只有会计系勉强有一个学生办的Workshop，现在已经基本上能吸引一些外面的人来听。但是更重要的是经济系的人开课有金融系的人、管理系的人来听，这样才会有一个学术讨论的氛围。只要这些特聘教授可以做到这一点，院里的钱就没有白花，因为学术在于精神。凭心而言，我们做的研究是否能在短期之内为社会创造财富是非常可疑的，但是学术精神会造就一个大学，学术精神造就了一代一代的学者，学术精神也净化了整个社会。如果连学术环境都是乌七八糟的，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我曾经讲过学术上的腐败是整个社会灵魂的腐败，所以学术纯净的本身对社会都有很大的价值。这些特聘教授对净化整个学术环境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接下来，我就谈谈如何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治理我们的学术环境。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学术杂志。我知道在中国办个杂志很难，拿到个刊号很难。就因为如此，那些靠打擦边球拿到刊号的杂志的大学就拼命利用这些资源，要么发表自己的文章，要么发表朋友的文章。没有公开市场的学术是无法生存的。一旦学者知道学术的公立性无法得到保证，他们就不愿意在研究上花费太多的精力，因为没有人能欣赏他的作品。虽然我们清华没有拿到什么刊号，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我们花了大价钱请回来的这些特聘教授就是我们最好的资源。要让这些特聘教授现在死守在清华，每个礼拜都去上课是基本上做不到的，但是让他们编杂志是在世界各地都能做的。就算这些教授在清华，他们对清华的感情没有那么深，中立性是比较容易保证的。要让清华经管学院在全国产生影响，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一部分钱搞到几个刊号，办几个杂志。有了这些资源之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些特聘教授以及他们的同事在海外来审稿，那么我们的学术会很快地走上正轨。 　　虽然国内的问题有它的特殊性，但是有些问题还是对整个世界都有参考价值，所以，有必要让国外的学者进行审稿。我们评教授的制度也应该是让特聘教授找一些海外的中立学者来进行评审。如果只让一个人来评，很有可能列出来的人只是这个评审人的朋友，但是十几个评审委员列出名单的交集应该是比较公平的结果。虽然我们的研究中国的味道比较浓厚，但是我们基本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是全世界共有的。想出一个好的研究题目是很难的，但是解释清楚一个问题相对来说容易得多。我们的陈志武教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陈教授的智商很高，但是使用的技术并不复杂。陈教授发表的文章都是用一些简单的数据说明一些有趣的问题。也就是说，向别人说明特殊的问题并不难，请国外的教授帮助我们创造一个干净的学术环境可行性很高。 　　一旦学术环境有一定的纯净度，这些博士生读书的积极性就会高涨。从过去来看，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好学生不当博士。这个现象只会在一个学术很贫瘠的环境下才会发生。他们害怕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到任何的回报。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做到最好的博士生留在学校教书。在美国，只有那些教不了书的人才会去高盛、摩根斯坦利这样的公司去骗钱。我们正好相反，能去高盛骗钱的人绝对不会留在学校教书。这就表示我们的学术环境出了不小的问题。用最好的脑袋和最差的EQ 去实业界鬼混对社会而言是种浪费。我认为，优秀学生对进入学术界有着相当的恐惧。当然，这只是我的假设，并不一定正确。这都是因为学术界不够干净，他们念书的时侯不够扎实，他们害怕被淘汰。这种现象也确实在发生，在过去的十几年内，知识更新的速度飞快，淘汰了一批又一批的学者。这种现象造成了年轻教授的极度恐慌。特聘教授只要好好的教书，就能帮助年轻的博士生克服这种恐慌。如果将来这些特聘教授可以留下10%的话，清华就捞到了。这些人都是高手，不会拿钱不出力的，因为他们坐不住。 　　我下面要谈到另外的一个学术环境也是非常重要的。在美国，念博士的人很少有三年、四年毕业的。三年的时候，教授连这个博士生是什么人都不知道，你就放他毕业了，那么博士生能蒙你就蒙你。清华的学生没有笨的，蒙老师的本领一个赛一个的高强。如果他知道三年之后他肯定能毕业，他平时就给你多奉献几个微笑，三年之后就可以轻轻松松拿到一张文凭。在国外，没有用时间要求学生的，标准是论文——论文一定要做到合格为止。这个就难骗了，而且这种合格是真正的合格，而不是说大家都三年毕业，如果你四年毕业就成了奇耻大辱。这样的话老师哪敢让你不毕业？害了你一生，他一辈子都会良心不安。但是，如果毕业是从三年到二十年都可能的话，七年毕业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在欧美的好学校中，六年毕业的成就不一定少于三年毕业的成就。 学术成就不在于思想敏捷、毕业快速，而在学生的学术功底与运气。其实很多优秀的学者论文都作了很长的时间，那些很快毕业的人倒有可能见异思迁，一事无成。有些人很快毕业经常是因为他运气好，他在还不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的时侯就已经毕业了。既然是运气，肯定就是一个随机事件，有可能你做论文走了运，但是在发表的时候不走运。这个时候，美国的长期筛选的tenure 体制就是一个很好的体制，我们应该把体制搬回来，而不仅仅是把其中某个老师搬回来。我们要把这些特聘教授当作种子，这些种子能带来的最好的果实就是体制。一般来讲，在美国念个博士需要花五到六年的时间，拿到终身教授的席位（Tenure）最快也要五六年，平均大概是十五年。这样的话，等你拿到终身教授的时侯，二十年已经过去了，你想见异思迁也晚了，只能老老实实地做学者了。这样的话，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你踏进博士班的一刹那就知道二十年之后你才能开始招摇撞骗，但是到二十年之后，你又失去了招摇撞骗的本领。那么，在最开始教书的时侯，你就会好好的准备，你知道这是你一辈子的饭碗。 　　如果是三年就毕业，五年就升教授，那么从你进学校的第一刻起，你满脑子都会想怎么招摇撞骗，你的心就花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博士生的学术流失率为什么会那么高。念书就好像和尚念经，慧根很重要。但是，念经的环境比慧根还重要。如果和尚身边美女如云，肉林酒池，我打赌没有和尚可以念经超过一年。所以，让和尚好好念经需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需要这些特聘教授来评阅论文，评升等。我可以打赌，如果这样做了，清华的念书环境马上就不同了。我承认，我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不用考虑各方的利益，但是我敢保证，我说的方向是正确的。 　我们中国是一个双革国家，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必要变革，另外一方面是政治改革所造成的必要的变革。经济发展是穷变富，如果没有其他的政治因素的话，我们可以让无形的手（Invisible Hand）去解决这些问题。国家领导人只要好好保重身体，什么都不要管。美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那么完善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把印第安人的土地占领，使得美国称为工业革命最肥沃的土壤。他们没有强力政府，让老百姓各顾各的发展，结果就发展出一个很好的经济体制，这就叫做经济发展。为什么工业革命在它的发源地英国、欧洲都没有美国做得好呢？就是因为他们有现有的制度，有现有的既得利益集团。每次经济发展的时侯都需要有政治体制改革。欧洲的体制改革是血淋淋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都流了大量的鲜血。我们中国也流了好几次的血，这主要就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很古老、很成功的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需要不断地挣扎。这条路我们走到现在还没有走完，所以目前我们还是一个双革的社会，即我们不但要做经济发展上的改革，还要做机构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中就遗留下来不少老大难问题。我只说其中两样和博士生和研究相关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博导体制。我们的社会科学被封锁了五十年，一开始的时侯是一片空白，全国没有人懂什么是管理学、经济学或是社会学。在这个时候，我们只好找几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做博导，让他们的学生好好念书，培养新一代的学者。但是博导制是很容易产生腐败的制度。因为在博导制下，学生一进到博士班就属于导师，就有产权，就有利益分配的问题。这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产权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使得学生没法去别的地方学习知识。老师对什么感兴趣，学生就只能做这些领域的研究。如果你走运，你老师的研究恰巧是二十年后的学术核心，那么你就走大运了，但是这种事情发生的概率几乎为零。最有可能的事情是，你跟了一个老师，不管这个老师在当时有多伟大，二十年之后，你老师做的研究已经死掉了。当时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侯，我那几届毕业生中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了沃顿商学院，师从Laurence Klein，那个时候Laurence Klein 刚刚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Laurence Klein 获奖不久的时侯，他的理论已经被冲出个缺口。这个最优秀的毕业生一辈子没有发表过任何论文，一辈子连副教授都没有做到。 　　知识的创造是个随机事件，不管我现在做的怎么样，不管哪个特聘教授做的有多好，最后哪条研究线路能获得突破只有天知道。我们做学问的要讲的是学术精神，而不是怎么扬名立万。真正能让我们的学术代代相传的是作学术的精神。我们研究的内容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学术精神是永远的。如果学生接触的知识面广，和其他老师的学生不断的讨论，在最后做论文的时侯，他可能就会碰到一条好的线路。如果一个学术环境中没有很多的互动关系的话，这个学术环境是一潭死水。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博导制改掉，我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认为，起码博士进来的第一年应该是不分导师的。在学生通过资格考试之后，他们就会了解自己的兴趣所在，他也对各个老师的研究有所了解，双方进行双向选择。还有另外一点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停止招收在职博士。因为清华这样的顶尖学校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这里应该是学问的源泉。这样的话，学术一定要纯净。在职博士本身就孕育着学术腐败。我们的老师个个德高望重，但是总是会出现像我这样的坏人来腐蚀这个环境，只要有一个人腐化，所有的人都会腐化。一个人腐化有了汽车洋房，就会有第二个人坐不住跟着学，就会一个一个地全部腐化。在我来清华之前，谁也不知道我是来腐化大家的，所以在这一刻就应该断掉我的腐化之路。 　　在职博士也应该去掉，因为学问的纯净非常重要。学问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当我三十年前做研究的时候，我父母从来就不理解我苦得要死，是为了什么。我念博士的时候，瘦骨嶙峋，连吃饭都有问题。其实，当时我的薪水也不低，但是我就是没有心思去想吃饭的问题。学术的压力让我全神贯注地做研究。做学问是很辛苦的，而且由于学问是看不到、闻不到、摸不到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称大师。所以，一个肮脏的学术环境中就会出现各个老师搞腐化，各个老师自称学术大师的现象。这样的话，就回到了我最初讲的问题：“学术的腐败是整个社会灵魂的腐败”。所以，我认为，在职博士在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学校去掉。就是因为学术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东西，我们就更需要一个干净的学术环境，这样才会有真的学问产生出来。如果没有一个干净的学术环境帮我们作信号，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规规矩矩的做学问的话，那么我李志文不腐败的可能性是很小很小的。 　　我认为，我讲的这些对清华学术的发展是当务之急，非常重要。因为清华已经不缺衣食了，下面要谈学术，管理学院尤其危险。如果管理学院没有学术，那么管理学院就是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因为管理学院在办EMBA 的时侯很难用很客观的科学来评价。因为在给这些高级主管讲课的时候，一定要生动活泼，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和胡说八道之间只有一线之差。什么学校有资格办EMBA 呢？只有那些最好的三、四十名学校才有资格。那些二流学校如果敢自称EMBA，你就知道那个是个骗钱的学校，因为他们几乎肯定是在胡说八道。我们现在办EMBA 班已经能招三百人，收上千万美元，那么我们所有的教授、博士生每天都应该烧香，让别人进清华的时候能闻到香火的味道，一到清华就闻到清新的味道，一到清华就闻到学术的味道。这样的话，我们才有资格去办这个千万美元的EMBA 班，否则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染缸。我是个极度自私、极度小气的人，我是为了我个人的薪水及钱途大声疾呼我们不能不慎重的考虑我们的学术环境。但愿我们能一起努力，让社会指导我们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有个清新上进的研究环境。 　　谢谢大家。 来源: 作者博客 |

jssh365

方朝晖：中国学术体制何时能回到正轨?（完整稿）

作者:方朝晖

年底了，各单位都在总结。在高校中，这一年中最值得总结的工作就是本单位今年申请了多少项目、拿到了多少基金、赢得了多少奖励、发表了多少论著。 　　抗战期间，有人高呼：“华北之大，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今天，我们惊呼： 　　“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今天的中国高校，与我们这个时代一样让人不得安宁、惶惶终日，人们天天在项目、资金、奖励、头衔、荣誉等等的追求中奋斗、挣扎。多少人费尽心机拉关系、搞项目、出成果，多少人绞尽脑汁发文章、争荣誉、求奖励。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在这种完全无视科研规律的思路下管理科研，把广大教师和科研工作者搞得鸡飞狗跳，人人自危。年复一年，我们就是在这种忙于完成项目、急于创造成果的气氛中引导科研，让整个学界一天天走向浮夸、短视、功利。 　　我总结今日高校及教育部门对于教学科研队伍管理的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相信利益激励，不断地用基金、项目、奖励等为诱饵，吸引大家注意力； 　　二是相信竞争机制，不断地用排名、评比、荣誉等为手段，刺激人们积极性。 　　在这种思维背后，还存在一种动机，就是要操纵、控制人们的研究过程，使之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前进； 　　在这种动机背后，还存在一种心态，就是怀疑下属不听话、担心人们不自觉，故要用指标来监督、用数据来管理。 　　且不说这套用硬性成果、量化指标来衡量个人成就的管理思路，与管理者怕事偷懒、追求简单的心理需要有关；最可怕的是，这套相信利益激励和竞争的管理思维，最大的失败就是让人们无法沉下心来搞研究、放慢脚步去思考，最后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成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培养不出大师级学者和真正的科学家来。 　　老子曰：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不要以为古人愚昧，这段话反映了古人管理的大智慧！ 　　我一点都不怀疑我们的领导期望中国多出诺奖获得者、多产杰出科学家的诚意，我一点也不怀疑我们的管理者希望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中国大学走上一流的真心。但是，国家对科研部门的管理、教育部对高校的领导，投入了多少资金、耗费了多少物力，为什么往往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为什么不能引领人们安安静静地思考，从从容容地探索，而是相反，搞得大家情绪日益浮躁、动机日益功利、精神日益贫乏、思想日益衰竭？他们的思想误区究竟在哪里？ 　　我想可能部分根源于一种错误的管理思维，那就是认为利益刺激和相互竞争是催生成果、增加绩效的最有效措施。然而，它可能忘了，对利益激励和竞争机制的信赖，从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低级的管理思路，现实中往往彻底失败：首先，它给好名爱利的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导致贪图虚名、不务正业、工于心计、好玩手段的人大行其道，而真正的人才却被排挤；其次，它造成了极端功利的风气，让多数人都在不自觉中被卷进，根本没办法有一种从容、安静的心态，自然不可能创造出真正有意义的成果。所以这套管理思维违背了科研规律；其三，它对于真正的天才和人才可能没用，因为天才通常是出自人性内在的巨大激情去从事研究，绝不会完全为了利益和荣誉去研究。而人品正直的人才，则由于不好媚上，不愿屈己，而无法适应那些项目、指标要求，导致被排斥和边缘化。 　　这种管理思维的另一致命问题是就对人的不信任。这从根本上说来自于法家的性恶论思维，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偷奸耍滑的倾向，所以都要管。这样一来，管理者就要想办法去对付自己的下属，制定尽可能严密的防范措施，设计尽可能严厉的惩罚手段，于是各种数据、指标、规定纷纷设置，各种统计、评比、选拔纷纷出笼。它可能忘记了一点，严密有效的管理措施可能防范一个不听话的常人，但也同时毁掉了少数卓越的天才。没有一个天才能容忍被怀疑、被防范、被监视，在严密的监控、严格的审查和严厉的要求之下，可能一个天才也不能脱颖而出。一旦天才全部被毁，即使培养出再多听话的普通人才，也不过是一些本份的匠人而已。这样下去，会让一个民族的科研水平永远落后于人，难以进入世界一流。 　　这种管理思维的另一深层原因，在我看来就是对于学术自身的价值不够了解。多年来，在某种功利主义思想支配下，很多领导在内心深处认为，学术的价值不过就是服务于社会，为生产力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乃至于中华民族复兴服务。这些固然是无比正确、无可置疑。然而，他们可能忘了，这些仅仅是学术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而后者才是学术的真正基础。相比之下，前者是末，后者是本；前者是流，后者是源。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植根于人性，源于研究者无穷的求知欲，来自天才们无尽的创造力，出于思想家不息的正能量。这些东西，都不能用各自功利目标和国家、民族及社会需要来制造。比如，亚里士多德不可能为了给希腊人民争光而取得巨大成就，牛顿不可能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有了重大发现，爱因斯坦不可能为了报效德国而发明了相对论…… 　　正因为管理者自己对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认识肤浅，有时会颠倒学术研究中的本末、源流关系，所以也不可能懂得科学研究的真正规律。他们一方面误认为人们的科学探索热情可以用爱国主义来制造，用功利主义来主宰；另一方面由于不会欣赏科学、艺术和学术内在的美，不知道科学不朽的价值、艺术永恒的魅力、学术辉煌的境界来自何方，所以宁愿看到一些有形可见的成果，大而无当的实绩，和轰轰烈烈的效应。一种外行又要管理内行、不懂又要垄断权力的心理，导致在他们内心深处时刻有一种焦虑和不安：他们不仅时常担心下属是不是又在偷懒、糊弄，而且对于自己的管理能否达到成效缺乏自信，于是急切地希望看到具体的成果和实绩……功利的成果越多，他们心里就越踏实。一言以蔽之，是因为管理者自己心态浮躁、空虚、功利，所以才导致整个学术界的浮躁、功利！！ 　　很多管理者和领导正因为一种错误的、不信任的思维方式在先，因为不懂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在先，有时无法从内心深处尊重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献身学术的人。相反，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不放心和不耐烦，使得他们随时可能对一些真正有风骨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进行怒骂、指责、批评或责难，从而把他们的心凉透，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做斯文扫地。这种荒唐可笑的科研管理方式，今天主导着学术界，流行于高教界，导致多少科研经费被浪费，多少垃圾成果被生产，多少宝贵青春被耗尽，多少优秀人才被埋葬…… 　　多少年来，我们的大学天天高喊着要走向世界，可是在管理教学研究队伍时，却又往往不懂得尊重科学规律。如此下去，如何能出得了世界一流大师？天天都喊着要创新，可是当人们的情绪被各种指标所主导、动机被各种利益所蒙蔽，他们何来细水长流的积累、厚重扎实的功夫？当人们的心灵已无法平静似水，精神已不能自我主宰，他们如何能创造不朽的成果，实现伟大的创新？多少年来，我们的大学总是在喋喋不休地细数自己曾经出过的名人、经历的辉煌、享过的荣光。这种靠过去的历史来自慰的思维，除了反映领导的不自信，和对于学术神圣性的无知，究竟还说明了什么？ 　　在今天的中国大学里，已难找到一片宁静的天空，和一处悠闲的人们。我们的生存环境，宛如一个巨大的漩涡，把所有的人都席卷了进去。无数刚刚进入学术的年青学子们，就不得不学会在这个巨大而无比功利、可怕而势不可挡的漩涡中适应。他们逐渐认识到，要想在单位熬出头，得到想要的利益，就必须随波逐流，与时俱进。这就是我们今天可怕的生存环境，它决不是培养大师的环境，也决不利于生产惊世骇俗的伟大作品。 　　当前中国学术体制究竟将去向何方？该如何来改革它？我认为，中国学术体制之回归正轨，必须从如下三方面入手： 　　一是敬畏之心。领导者、管理者必须学会欣赏学术自身的价值，包括科学自身的永恒魅力、艺术自身的辉煌境界以及学者自身的神圣尊严。做领导的不懂得欣赏这些，会导致研究功利化，价值空心化；导致学者缺乏神圣感，学术缺乏神圣性；如此一来，自然能做出辱骂学者人格、伤害科学家自尊的事来。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一切从实用、功利的需要出发，用外部需要统率一切，主导一切。只要学术的自治确立不起来，就难于培养思想大师和科学巨匠。 　　二是尊重科研规律。如果领导懂得欣赏学术自身的内在价值，自然会认识到真正的艺术品不可能用功利的方式来创造，伟大的学术成就需要在安静、从容、悠闲、自由的环境中完成，真正的科学创新不可能用搞工程的思路来追求。因此，领导者、管理者的主要任务只能是创造条件、培育气氛和耐心等待。如果好大喜功，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往往只能是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另外，那种指望用利益激励和竞争手段来实现创新的思路，不仅违背了科研规律，而且容易导致名利盛行、甚至小人盛行，破坏学术研究应有的气氛，把大批真正致力于学术研究事业的人才排斥于主流之外，妨碍真正的学术创新。 　　三是要实现从以管理常人为主的管理模式，到以发现天才为主的管理模式的转变。多年来，我们的管理者常常把主要目光盯在小人身上，特别是那些可能不听话、不自觉的奸滑之徒身上，所以想尽办法对他们进行监督、管理或引导。把目光盯在小人身上，容易使领导者产生某种变态心理，那就是一方面对谁都不信任，总是以狐疑目光看人；另一方面是对下属产生嫉妒心，不希望下属超越自己，担心自我优越感被打破。然而，这些还不是这套管理思路最大的坏处，它最大的败笔就是可能把真正的人才、特别是天才毁掉。由于对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让真正的人才和天才人格有时受到侮辱；由于对整齐划一的指标的追求，让真正的人才和天才没有驰骋想像的余地和展示锋芒的空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学术的进步，伟大的发现，完全取决于真正的人才和天才能否脱颖而出，让他们尽情、自由自在、无所顾忌地施展自身的才能。对于普通人的监管诚然必要，但当它以埋葬天才为代价时，就得不偿失了。我们必须树立一个认识：对真正的人才和天才没有发现和驾驭能力，是领导和管理最大的失败。 作者：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