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jssh365

辛波斯卡：《我曾这样寂寞生活》

    作者:孙若茜     2014-04-23   

　　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1923年7月出生在波兰西部的小镇布宁，8岁时随全家移居波兰南部的克拉科夫，直至2012年在家中去世。
　　1945年，当她就读于克拉科夫的雅盖隆大学时，在《波兰日报》副刊《战斗》中发表了处女作《我搜索词语》。因当时波兰的政治时局，辛波斯卡1952年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我们为此而活着》完全致力于宣扬社会主义建设，题材涉及苏波友谊、战后重建和帝国主义等宏大的主题。
　　“我不喜欢她的早期作品，她经历了斯大林主义阶段。”这是米沃什对其作品所做的评价，“但（她的）每一部诗集都在变得更好。”而在这第一本诗集中呈现出的我们似乎并不熟悉甚或不太喜欢的辛波斯卡也被诗人自己否定并厌弃——在1970年出版的全集中，她没有收录其中的任何一首。
　　辛波斯卡早期的阅读有限，文学视野不是很宽广，她并不知道当时的时间段里真正的先锋诗歌、现代诗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步，没有这个概念。直到在克拉科夫与米沃什等其他诗人的相遇，才为她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她的诗歌开始从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的口号中逐步脱离出来，面对真正的普通的生活以及周围真实的人。第二本诗集《自问集》中，政治主题开始有所减少。
　　辛波斯卡在《被激怒的缪斯》一诗中写道：“如果我甚至不敢/去触及带刺的玫瑰，我又怎能容忍/雄壮的诗句向我尖叫？”从1957年出版的《呼唤雪人》开始，辛波斯卡彻底远离了“雄壮的诗句”，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反讽、促狭、幽默的表达开始用以描述她所专注的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事物。
　　常人忽视的物品、边缘人物、日常习惯、被遗忘的感觉，她认为诗人必须能够也应该自现实人生取材；没有什么主题是“不富诗意”的。于是，我们在她的诗中见到植物、甲虫、石头、沙粒，安眠药、履历表，画作、剧场、色情文学，恐怖分子、定时炸弹，葬礼以及新闻报道。就像米沃什在《论辛波斯卡》中所说：“涉及每个人从自己的生活中得知的一切。”她常常在诗作中对这些习以为常的东西提供全新的观点，带领我们以陌生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
　　在1976年之前的30年创作生涯中，辛波斯卡共出版180首诗，其中145首是她自认为成熟之作的。1976年之后的10年间，辛波斯卡未见新的诗集出版。但这并不代表其晚年的创作开始走向滑坡。1986年，仅收录22首作品的《桥上的人们》甫一出版，就被视作其创作的又一高峰。而她最被人熟知的诗作之一《一见钟情》也是出自晚期的作品集——1993年的《结束与开始》之中。
　　《一见钟情》表达的即她所关注的生活的偶然性，瞬间即逝不可挽回的东西：不认识的二人擦身而过，但冥冥之中存在着某种联系。“她希望从大的真理性的语言中解放出来的个体、灵动地富有生活质感的灵魂去和别人相遇，一见钟情，类似的主题其实都是不断的人的相遇的过程，不是被大的真理话语裹挟而去的，而是两个活生生的个体，面对面的相遇，她把生活就想象成这个样子。”胡桑解读说。
　　“这与她反讽的诗学一致，她将表面上看起来正常的东西，通过相对性的东西摧毁掉。表面上辛波斯卡的诗轻盈、微小、日常，但这种日常的东西恰恰是想要对大的东西有一个解构。这种解构与整个20世纪里面的哲学是一致的，它不从真理的角度去说这个世界，因为20世纪有很多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谎言，包括政治上的，历史中的，有很多，在波兰就更为明显了。”胡桑说，“因波兰经历过社会主义阶段，辛波斯卡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走入了一个集权的谎言之中，这个谎言是通过宏大的声音出现的，辛波斯卡不想这样去写，她对大的真理性、集权性的东西有着反讽，也就是解构。”
　　“但我们不能把她看作是一个去政治化的作家。”胡桑解释说，在辛波斯卡的《时代之子》一诗中，开头两句便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都是时代之子，这是一个政治的时代。”“她认为所有事物都是有政治性的，这首诗表达得很清楚，她并非不关心政治，看似不谈，却是从一个微妙的方式去看政治可能出现的危险，并进行解构，存在内在的反对。”胡桑说，“政治是个很宏大的事物，辛波斯卡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角度去谈它，用一种看起来微弱的声音让人们知道如何获得尊严，同时对政治性的生活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他举例《乌托邦》一诗，辛波斯卡用其独特的思考方式，对于很多真理性的词进行了解构，比如“坚定不移”、“深刻信念”等等，她认为这种大词的背后是空洞的，而这种空洞在政治上是很危险的。“我们也经历过这样的时代，通过各种大的词、美好的词，俘获、绑架我们的日常生活。这首诗里还有一个词叫‘本来如此’，辛波斯卡认为生活不是本来如此的，世界在不断地流变，还可以往另一个方向去延伸。”
　　除了极少直面政治话题，辛波斯卡也几乎不会将个人的生活向世人展露，同时拒绝别人为她写传记。在获得诺奖后的一次接受采访中，辛波斯卡说道：“我对我自己和我的生活并不感到满意，至少是不满意我生活中的某些插曲。可这些纯属个人的私事，我不会公之于众。这会使我的内心受到损害。我只是尝试——至少部分地——将我的某些人生经验融入我的始终，有时成功，有时不成功。可是，要把这些得失直接说出来，这不是我扮演的角色。我不是明星，明星才会和盘托出自己所有的浪漫故事。那是因为明星需要做广告。我只希望我的诗会有人去读，至于为自己做广告，我是干不出来的。”
　　实际上，辛波斯卡的作品中也并不缺少她个人生活的映照，只是几乎没有正面去描述个人生活和感情的段落，即便是与现实生活对照，诗中的表述也是委婉且隐晦的。《我曾这样寂寞生活》中收录的《我太近了》、《火车站》、《醉酒》等都是此类，经过提炼变形而使之远离传记化的个人生活写作。
　　真正让中国读者走近这位波兰诗人的，是去年出版的辛波斯卡诗选《万物静默如迷》，因其译者陈黎、张芬玲翻译语言的准确质朴，相较过去曾出现过的译本，它展现给我们的辛波斯卡更具有吸引力。在这本诗集销售达10万册之多后，今年我们又见到了《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这本诗选收录了近百首辛波斯卡的诗作，其中十余首与上一本选取重合。译者胡桑在语言上同样维系了《万物静默如迷》中辛波斯卡干净、质朴的表达，相比上一本译作时而呈现出的温婉，胡桑的翻译则更显硬朗。胡桑说，从原文来看，“辛波斯卡用词更趋于中性，没有太过温润的词，如果掩去诗人的名字而只读她的诗，不会明显看出是一位女诗人的作品”。（原作者：孙若茜）为了更好地掌握诗人想要传递的语调，胡桑在翻译辛波斯卡的诗作前搜集了大量有关诗人本人的视频片段，听她朗诵自己的诗歌，看她和身边的朋友聊天。“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辛波斯卡晚年的形象，所以最直观的印象就是一个随和、开朗而且漂亮的老太太。”胡桑说，虽然辛波斯卡并不喜欢出席重大的场合、开会、演讲，但特别喜欢和周围的人聚在一起聊天，每次都是说话最多的中心人物，完全不是我们想象的在沉默中缩于一角的人，只要稍说几句话，旁边的人就被逗笑。虽然不喜欢在公共场合朗诵诗歌，她却经常在朋友之间朗诵，且每次朗诵都伴随朋友们从头到尾的笑声。“她能够通过口语把她想表达的那种反讽的力量传达出来，这是单从文本上不太能感受得到的。”
　　胡桑回忆他曾在克拉科夫看过的一个辛波斯卡的日常生活展览：她所搜集的大量明信片，每次旅行带回来的小玩意儿、小摆设，家中多到难以计数的抽屉，无一不透露出的小女孩儿般的喜好，钟情于生活的态度。“她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就决定了她诗歌的态度。她所写的诗是通过日常的生活凝结出来的。很多诗人都是从知识的、诗学的角度去构思诗，历史感很强，和我们的生活有一定的距离，但辛波斯卡与我们的距离就非常小。”
　　“她的一生是忠诚于诗歌的一生，当然，她真正忠诚的是生活。”胡桑在译序中写道，“她相信个体的、日常而微弱的、对雄辩具有天然抵抗力的声音，是人类获得自由的隐秘小径，尽管它曲折而漫长。”辛波斯卡本人在接受文茨卜的访谈中也说过：“我觉得我只能拯救这个世界一个很小的部分。当然还有别的人，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拯救这么一个很小的部分。”而拯救的方式，如她所说：“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
　　以下是本刊对于译者胡桑的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辛波斯卡可以算是典型的波兰诗人吗？所谓典型的波兰文学应该怎样概括？
　　胡桑：波兰文学的历史不是太长，但还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传统，对文学的实验性的东西虽然吸纳，却不是很热衷。辛波斯卡比较像鲁热维奇，是典型的波兰诗人。而米沃什、赫伯特就被认为不是很波兰的诗人，他们接受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作品的形式感更强，有一些先锋的因素，可以从中看到欧美诗歌的影响。尽管辛波斯卡也不是很传统，诗里面也有现代的东西，尤其在从雅盖隆大学毕业之后，她自觉地在诗中融会了一些现代派的技巧，通过个人很微妙的转化（使之）不是很显露，看上去很随意，但仔细琢磨会发现有很深的思考在里面。这比明显的形式实验更难。可以看出她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行为派，在她身上原生态的波兰生活的痕迹很浓重。在波兰，辛波斯卡被认为更加本土。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波兰甚而东欧都很少产生纯粹的形式主义的诗人？
　　胡桑：因为东欧有着非常独特的社会主义经历，它的现代性进程相对就慢。所谓形式实验，是和消费社会、消费主义、时尚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时尚要求不断翻新，表现在诗歌上也是如此，认为不断的形式上的翻新就是诗歌的生命力所在。
　　东欧诗人有着更切身的历史苦难在里面，他们可能也吸纳了很多西欧的先锋派对形式主义的思考，尤其是波兰的贡布罗维奇、赫伯特，他们的诗形式感就强一点。但不管怎么强也强不过西方，不会产生像法国马拉美这样以形式实验为己任的诗人。他们的形式中会有一种对历史的凝视，历史思考和形式思考是纠缠在一起的，不会单独思考历史问题或者形式问题。就像米沃什所说，东欧诗人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地基，使诗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平衡感。
　　三联生活周刊：辛波斯卡的诗因其与生活的接近，而经常或直接或变形地被用在一些更加流行的通俗文化作品里，你觉得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哪儿？
　　胡桑：它们的质地是不一样的，不论是对生活还是对诗歌，态度是不一样的。现在很多流行的东西，对生活是不反思的，写的可能也是日常生活，微观的细节，也不触及大话题，但是这种细小和辛波斯卡的细小是不一样的。辛波斯卡的细小中有一种反思，所谓反思就是能把生活中凝固化的东西带入流动之中，好的艺术作品都是有这种能力的，就是让凝结的东西重新具有开放性。很多不被艺术家认可的流行文化都是服从了板结的概念，那种凝固化的对生活的想象，希望去迎合大家的想象。
　　但是也不用把它们对立起来，辛波斯卡本身和伍迪·艾伦是好朋友，她不反对流行艺术的形式，伍迪·艾伦给她拍过一个纪录片，她很愿意在里面表现很生活的一面，但很多人并不愿意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