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民族志的技术路线与哲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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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教育研究的生活世界（《教育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
——建制民族志的技术路线与哲学依据  

■王东芳
摘   要：与以往对质性研究方法纯粹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叙述不同，文章以田野调查为实例，阐释作为质性研究新视角的建制民族志在教育研究中的技术路线与哲学依据。建制民族志关注日常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活动和经验，考察社会生活是如何组织的；重视访谈、观察与文本在资料收集与分析中的价值，并提出“以文本为媒介的社会组织”的路径进行越地情境与在地情境的有效对话。就研究的质量检测而言，提出质性研究的有效性和推广性有其生态界限。对教育研究中生活世界的探索是一个开放、持续和沟通的过程，研究者应站在主体间性的立场，在隐性的社会事实中建构结构化，为没有走进田野的人提供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从而走向交往行为的理性。
关键词：质性研究方法；建制民族志；教育研究；生活世界
基金项目：2012年度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2JYA001）；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学科差异研究”（13YJC880061）。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4)01-0013-06
作者简介:王东芳，女，天津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天津   300387）。
生活世界在哈贝马斯看来是通过传递“共享知识”进行的文化再生产，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可以通过其成员认为有效的知识的合理性进行衡量，这种合理性是指特定群体用以协调与他人行动和沟通的传统、观念、信念、规范和价值[1]。社会科学对生活世界研究的目的旨在理解和解释人们行动背后的原因①。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如何走入他人的生活世界？如何阐释生活世界活动的形态与结构？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作为质性研究新视角的建制民族志（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在一般民族志的基础上吸收了政策研究的成果，如重视文本分析、组织结构及话语阐释等，并提出了“以文本为媒介的社会组织”（textually-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的分析路径，为探索教育研究中生活世界的结构提供了一种社会学视角②。
与以往对质性研究方法纯粹形而上或形而下的叙述不同，本文以笔者在美国中西部一所研究型大学（下文简称R大学）的博士生教育近一年的田野调查为经验基础，并结合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探讨建制民族志的基本立场、技术路线和质量检测。
一、建制民族志的基本立场
建制民族志最早由史密斯（D. Smith）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提出，在最近几十年渐趋成熟，不仅在社会学研究中广泛使用，而且在教育、护理学等领域扩散开来。史密斯以她对传统社会学的批判著称[2]，她提出社会学研究应该始于底层阶级，调查社会是如何组织或形成的，以生产出对公民有意义的关于“工作”（work）③的知识。知识发生在人类的真实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中，人类的知识和获得知识的方式是社会分析的关键要素。这是建制民族志的立场。
建制民族志的哲学基础是社会实在论，研究对象是关注局内人有关“工作”的知识，研究目的不是生产出关于局内人的描述，而是阐释包括受访者的理解和解释在内的本地情境是如何形成与组织的。建制民族志适合研究“人的经历和日常生活”（社会生活）是如何组织的[3]。探讨该问题的角度有两方面，一是“在地情境”（local setting），即实实在在的人们的生活和经历（社会实在）；二是“越地情境”（extra/trans setting），即外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界限、是从人们的日常社会经历中延展出来而又凌驾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上的文本，包括政策、文件、机构主页介绍和组织对外宣传。之所以说“越地情境”是从人们的日常社会经历中延展出来的，是因为政策等文本的形成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经过人们的活动根据人们的经验而制定出来的具有一定范围适用性的文本；之所以说“越地情境”凌驾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是因为诸如政策等文本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一定的指导或规范作用。建制民族志认为，尽管研究要扎根于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但是过于专注受访者如何谈论他们的生活会忽视其社会组织，因此要结合与行动相关的文本。作为研究者，要分析越地情境和在地情境的关系，以获得对社会结构的理解。
在史密斯的第一个建制民族志的研究案例——探讨单亲母亲是如何管理孩子学业的研究中，不仅展示了不平等的问题是如何产生，而且注意到了外界的变迁和学校组织，而不是仅仅聚焦在单亲母亲身上，这实际上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幅单亲母亲在处理子女学业这一生活世界的“地图”[4]。总之，建制民族志的根本就是以人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探讨行动和实践是如何形成文本、塑造和组织日常经验[5]。
二、资料的收集与分析
建制民族志的特别之处在于，不预先建立假设或预设结论进而验证，而是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发现问题[6]。如何进入研究对象的生活世界？如何收集到丰富饱满的资料？如何进行文本与访谈话语的分析？下面将以笔者的田野调查过程为例，阐述建制民族志收集和分析资料的路径，并予以方法论的阐释。
（一）准备工作
曾访谈过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者朱克曼（H. Zukerman）反思到：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给访谈带来两大便利：其一是证明访谈者认真负责，有助于名正言顺地占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时间，这为获奖者与访谈者之间的短暂关系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其二，根据准备阶段得到的材料提出来的问题常常得到对方的回应[7]。
良好的准备工作是访谈成功的主要因素。访谈前的准备工作通常包括：了解实地、选择样本和决定规模、获得进入实地前的“许可证”、尽可能多地掌握受访者的信息和经历以及有关其工作的知识、发出邀请函、约定访谈时间和地点，以及访谈设备的准备等等。
就我的研究而言，选择R大学作为案例。该大学是美国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授予博士学位数量多、学科门类丰富。在正式访谈开始前，我在R大学的校研究生院进行参与式观察近一个月，并对研究生院的主要管理人员和各部门负责人进行非正式访谈，以更好地了解该校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教育的政策和管理程序。在了解实地的同时，也查阅了博士生教育的相关文本资料，主要包括：R大学研究生院、学院和系有关博士生教育的文件；美国国家层面有关研究生教育的政策；美国博士生教育调查报告；美国各学科学会的报告。在此基础上，采用目的抽样选择能为本研究提供最充分信息的样本——各学科具有丰富的指导博士生经验的教师。确定研究对象后，在发出正式邀请函之前，通过网络搜索受访教师的简历和研究成果，以期全面了解并有针对性的制定访谈提纲。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进入现场前的“许可证”。在美国从事社会科学调研，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的项目必须在研究开始前向所在机构评审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简称IRB）提交研究申请书，按照规定陈述研究问题、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的年龄和特点，以及与研究相关的其他文件，包括访谈提纲、邀请函和《知情同意书》（Informed Consent Form）等，只有获得机构评审委员会的批准——也就是说经过一系列审核认定研究符合相关法律和规定后，才被准许开始资料搜集。若进入实地后在访谈人数、访谈对象等方面发生变化，需再次提交评审材料进行审批。需要注意的是，研究者在访谈前应向受访者呈现《知情同意书》，并由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签字。该程序的目的是希冀从法律层面上保护研究对象，并使研究对象清楚并了解研究项目对匿名、资料等的使用原则与处理。
当然，获得研究对象的许可是必不可少的，我在写给受访者的邮件里陈述了研究问题、目的以及我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和研究经验，后者是想证明这一研究工作在组织上的合法性。“研究经验”对研究者来说是一个累积值，而且具有马太效应。随着你能约到的受访者数量的增多，你在邀请函里陈述的数字不断地变大，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受访者愿意接受访谈。
最后，如果得到了研究对象的回复，在访谈前一天除了调试好录音设备，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受访者的履历和研究领域写半页摘要，附在访谈提纲一起，以备访谈时需要提及某些信息。尤其我所访谈的教师都是各领域的学术精英，他们的学术简历与活动的公开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不应该花时间在询问可以查到的信息上。而且，你准备得越充分，向受访者展示了你对他的重视以及研究者的专业素养，同样也能赢得受访者的尊重，让他们觉得自己付出的时间值得。
（二）资料收集的方法
建制民族志调研的立足点是其方法论所显示的，即关注“活动是怎样被组织的”。对于实地资料的收集方法一般包括：访谈、焦点团体访谈（focus group）、观察，以及一些颇为新颖的方法，例如“照片之声”（Photovoice）。
访谈有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形式，但通常采用开放式或半开放式、非预设性的方法。访谈是“交谈双方共同‘建构’和共同‘翻译’社会现实的过程”[8]，在访谈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访谈者对受访者的影响，比如访谈问题不能诱导性太强，避免将自己的评价或者思维模式加诸于受访者。对于不同的受访者要根据其性格和谈话模式使用一些技巧与受访者建立持续、深入、良好的交谈氛围，而适当地使用受访者的“工作”术语会增进互动关系。
焦点团体访谈，是个人访谈法的一种延伸。在焦点团体访谈中，访谈者要试图营造一种相对安全和宽松的环境，使参与者能够敞开心扉，围绕一定的主题畅所欲言，并且在参与者互动的过程中碰撞出新的火花。在焦点团体访谈中，研究者的身份从“访谈者”(interviewer)变成了谈话的“协调者”(moderator)，因此进一步淡化了研究者在资料收集中的引导功能，有助于获得一对一的访谈所无法获得的一些信息和资料，以及特定人群的互动模式。
观察是一种直接进入现场的行为，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情况，大都是自然情境中的真实反映，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访谈的主观局限性。观察有不同的方式，例如参与式观察、非参与式观察。观察者往往能在观察对象的活动中挖掘其背后的规律和意义。我在研究中采用的观察方式主要是“在访谈中观察”，诸如观察受访教师的办公室以及访谈过程中出现的师生互动，并自然地在访谈中适当询问。
近年来，学者们也因研究对象、目的和性质的需要，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创新性研究方法，其中包括在教育学领域已被采纳的“照片之声”。这一方法通常是为研究对象配备相机，请他们在一段时间内拍摄记录自己及周围人的生活状态，并通过请研究对象讲述所摄照片的方式进行访谈、交流和对话。照片本身不是资料，被研究者对照片的解释和叙述是研究所需的资料。因此，研究对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成为视角遴选、意义阐释的主体，提高被研究者的参与兴趣，有助于促进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平等有效对话[9]。这一方法对于年龄较小的被研究群体极为适用，在教育学中的使用也体现出教育领域中所需要的对话性本质和相互理解的需要。“照片之声”这一研究方法也被一些学者用做文化交流，罗海蒂(Heidi Ross)就曾使用这一方法，请一所在中国陕西的乡村中学和一所美国印第安纳的中学学生用相机记录自己的生活学习状态，然后配上自己的解释和叙述，并在中美学生之间交流。照片之声不仅是一种民族志研究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也有效促进了文化交流和理解。
（三）资料的分析
生活世界所讨论的主题是社会的规范结构，包括价值和制度[10]。但是，在我的研究中，我作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无论是在国家文化、还是工作和学科领域都属于不同的“生活世界”，那么如何理解和阐释“他们”的生活世界？阐释—重构分析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阐释性分析可以帮助研究者理解复杂世界的鲜活经历，揭示现象背后的社会关系和规则，并寻找导致行动的意义和目的。卡斯贝肯(Phil Carspecken)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从他人的榜样中获得意义和对意义的印象，人的行为有意义的同时会宣称其价值、规范和身份及身份类型。意义性行为宣称生活世界的存在和有效性，体现了行为本身的有效性。当研究者采取了“站在他人的立场”（position-taken）理解他人就掌握了他们所宣称的生活世界[11]。在哈贝马斯看来，要跳出这种执着于“我”或主体性的思路，把目光转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转向具体的主体间交往网络或者社会建制。陈向明也指出：质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此外，研究者还要了解自己是如何获得对对方意义的解释、自己与对方的互动对理解对方的行为有什么作用、自己对对方行为进行的解释是否确切[12]。这里讨论的是访谈资料分析中的立场问题。
在资料的分析过程中，如何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上理解行动的理由、价值和规范？这涉及到对访谈资料的分析：首先对资料进行通读和浏览，并在旁边标出受访者赋予的主题，这时先抛开研究问题，对原始资料逐一编码，跟着受访者的思路走。受访者经历的任何叙述都是发现其社会关系的线索，这是研究的切入点，它引导研究者去发现社会组织的相关特征，并弄清楚场景的意义，即事情实际上是怎么发生的。其次，加入研究者的理解，并尝试与研究资料对话，赋予编码更为丰富的意义；再次，分析被研究者的“话语”和话语背后的“社会情境”。与传统访谈分析的形式不同，建制民族志不仅将访谈者的叙述作为分析研究对象内在经历的窗户，而且要揭示塑造在地情境的“统治关系”（relations of ruling）[13]。建制民族志非常强调文本在资料分析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以文本为媒介的社会组织”（textually-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的分析路径。通过文本，研究者可以探索越地情境是如何在真实的在地情境（所在机构和特定情境）中发生的，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的。这与当下政策研究中“将政策看作实践”（policy as practice）在哲学意涵上有相同之处，例如列文森(Bradley A. U. Levison)和萨顿(Margaret Sutton)认为政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实践，是由不同社会和机构情境中的多个行动者持续进行的规范文化的生产”[14]。
访谈资料与文本结合的分析涉及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有四个视角。第一，对文本本身的权力结构和价值理念的分析。例如，博士生研究委员会要求必须有一名成员是博士生辅修专业的教师，这体现了美国对博士生广博知识和跨学科知识的重视。第二，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如：校研究生院、学院、系以及博士点制定的有关博士生培养的政策文本；学校层面的政策文本与学科学会之间对博士生教育政策话语的异同。第三，文本与实地访谈资料的对话，即文本是如何反映在地情境中的话语，在地情境又是如何影响文本。第四，文本和实地访谈资料与背景的分析。对教育问题的充分理解只有放到其发生的情境中才能实现，在研究中，需要同时考虑到横向与纵向层面观念和行动的影响。正如米尔斯所说，人究其根本是社会和历史中的行动者，必须通过他与社会与历史结构间的密切的、错综复杂的联系来理解他[15]。只有考虑到行动者背后的不同层次，才能为教育研究提供对情境与过程、结构与行动之间更系统和理论化的理解。
三、研究的质量检测
质的研究的质量检测涉及有效性(validity)和推广性(generalization)的考量。之所以不使用“效度”，是因为“质的研究遵循的是与量的研究不同的思维范式，关注的不是客观的分类计量、因果假设论证或统计推论，而是社会事实的建构过程和人们在特定社会文化情境中的经验和解释。这种过程性的、发生在人际互动之中的对意义的探索很难用‘效度’这类游戏规则来进行判断”[16]。本研究提出，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质性研究结论的有效性和推广性是有其“生态界限”的。
（一）有效性
有效性是研究结论与研究资料之间的关系，可能受到的威胁包括：研究者为什么这样解释？如何验证受访者话语的真实性？这主要与研究过程的两个程序有关：资料收集与资料分析。首先，在访谈中最好的办法就是追问，一层一层的追问，总能找到细节，同时通过观察和实物分析等进行三角验证④。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人是悬挂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格尔茨也持相同观点，即，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7]。因此，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宏观和微观的问题、理想与现实的问题验证受访者所说的话，最有价值的是请受访者举例子。此外，在资料分析阶段也可结合受访者身份、经历进行分析。
研究者如何保证对资料分析和解释的真实？关于“真实”，不能用传统意义的真或假来衡量，因为“社会科学探讨的是个人生活历程、历史和它们在社会结构中交织的问题”[18]，对真实性的判定不是像自然科学通过观察，而是分析有效性宣称是否满足了生活世界成员取得的规范性一致认同或通过交往获得的有效性条件，“真理宣称应该用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来检测”[19]。研究者要“站在他人立场上”分析理由并提供证据对有效性宣称进行解释，证据的正确、充分与代表性需要加上即支持观点又解释证据的理由。这是一个循环和互相解释的过程。对此，格尔茨讲述了一个英国绅士在印度殖民地的故事，当他听说这个世界停在四头大象背上，而这些大象却站在一只大海龟的背上时，就问海龟站在什么上面。回答的是另一只海龟。那么另一只海龟呢？“啊哈，先生，在那之后一直往下都是海龟”。但是马克斯·威尔强调在资料分析中“你不一定非要找到那只垫底的海龟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你只需要达到一只你可以安全站立其上的海龟”[20]。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利用以下几种途径对有效性进行检验：（1）研究者在访谈过程中向受访者确认。在访谈过程中可以适当的复述或者总结受访者的意思，询问受访者是否认同，或请受访者举例子，以当场验证研究者的理解。这种方法不能频繁使用，而且要建立在继续追问的基础上。（2）访谈结束后的资料反馈。在质性研究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交往并非是访谈结束就终止，有时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可以超越研究关系。我在每次访谈结束后都会给受访者发一封“感谢信”，感谢他对我研究课题的贡献以及与我分享精彩的思想和丰富的实例。另外，将整理出来的录音资料和研究结果发给受访者或相关群体，不仅可以请对方重新对某些想法评估，也是对研究对象的尊重。当然，良好愉悦的访谈也可能会赢得受访者的主动反馈。例如，一位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学的教授在访谈后给我发来了热情洋溢的反馈信：“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这引发了我对这么多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思考。……附件是我指导过的博士生的学术谱系，别忘了xx这个博士生是2007年毕业的。我想这个学术谱系对你会很有帮助。另外，我将你介绍给了我们系现任的研究生教育主管，他能告诉你我们博士点最新的一些政策和进展，把这封邮件也抄送给你了。很高兴和你谈话”。没有任何检验会比受访者的反馈和肯定更有效。（3）在研究对象之间的互相检验。具体的技巧是，例如将从英语系A访谈者得到的研究结论在与英语系B访谈时进行验证；而更有趣的是在不同学科之间比较，比如，在访谈化学系和天文学系的教师时，他们往往会谈到两种学科的不同运作模式，于是我会将不同学科访谈的初步结论与受访者讨论。这种交叉互访的方式更好的比较了学科的异同，验证了研究结论。（4）同行报告会（Peer-debriefing）[21]。这是一种将初步的研究分析与同行学者或者家人朋友分享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获得有效性宣称的“认同”和“一致同意”。需要强调的是，有效性的评判是有其界限的，也就是“生态有效性”（ecological validity）。
（二）推广性
同样，研究的推广性也存在生态界限。有学者提出了内在推广性和外在推广性的概念。内在推广性是指一个结论在研究的情境或群体内的推广性。内在推广性明显是质的案例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一个案例研究结论的描述性、解释性及理论性效度取决于它们整体在案例内的推广性。外在推广性是指结论的推广性超出了特定情境或群体。质的研究的价值也许正是因为它缺少外在推广性，不代表更大的群体。但它可以提供一个情境或群体的描述，作为一个极端或理想的类型而发挥启示性的作用[22]。
关于外在推广性，有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对研究结果的推广可以是部分范式或特征的推广，生活世界的成员以不同的方式彼此相似。对R大学各个学科的描述可以启发我们对某个学科大体特征的认识，也就是维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⑤，而并不是达致所有特点的完全对应。第二个层次，通过对研究结果的认同达到推论。研究报告的描述或结果揭示了同类现象中一些共同的问题，读者在阅读研究报告时在思想和情感上产生了共鸣，那么就起到了“推论”作用。第三个层次，通过建立有关的理论来达到推论，理论会对类似的现象产生阐释的作用，从而在理论的层面上发挥“推论”作用[23]。
社会科学，尤其是教育学是对特定生活世界的活动和关系的研究，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构建与反思。拉扎斯菲尔德说，必须研究具体的问题，然后将许多繁琐、细致而耗时的调查加以综合，构建成更广泛的知识[24]。对教育研究中生活世界的探索是一个开放、持续和沟通的过程，研究者应该采用主体间性的立场分析社会活动，在隐性的社会事实中建构制度化、结构化，为没有走进田野的人提供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从而走向交往行为的理性。
(本文的形成得益于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Phil Carspecken教授的交流，在此表示感谢。)
注释
①韦伯的理解社会学为此类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基础：即对行动者赋予社会行为的意义予以理解与解释。
②在笔者与建制民族志的创立者Dorothy Smith教授的通信中，她说：“我现在越来越不把建制民族志单纯地看做一种研究方法……我现在更赞同把它看成是一种社会学视角，使用各种研究方法——至此多是访谈、文本分析、参与式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
③史密斯“工作”的概念与我们通常认为的工作是不同的。人们对“工作”的一般理解会把很多人群排除在外，尤其是专业人士之外的各种人群，如家庭主妇等。建制民族志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视为“工作”，如家庭主妇的母职行为。建制民族志非常重视研究对象的个人叙述，认为个人叙述可能是一个丰富的研究资源，史密斯称之为“丰富的工作概念”。见：谢妮.建制民族学[J].贵州社会科学，2009（7）：59-63.
④陈向明对三角验证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三角验证法是指将同一结论用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情境和时间里，对样本中不同的人进行检验，目的是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对目前已经建立的结论进行检验，以求获得结论的最大真实度。比如，如果我们使用访谈的方法对某一研究现象有所发现，可以使用观察或收集实物的方法对同一现象进行研究。如果我们在某时某地对某研究现象进行研究以后有所发现，可以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对同一现象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从一些被研究者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可以进一步调查其他的人。在质的研究中，最典型的进行相关验证的方式是同时结合访谈与观察了解他们行为的动机。通过在访谈结果和观察结果之间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对被研究者所说的和所做的时期之间进行相关检验。在进行相关检验时，我们不仅可以将观察到的结果在访谈中进行检验，而且也可以反过来将访谈的结果在观察中进行检验。相关检验不仅可以在不同的方法之间进行，而且可以在一种方法之内进行。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403-405.  
⑤例如我们对游戏（game）的概念实际上是通过一系列实例的总结进而得出的互相交叠的特征，这种描述和解释的关系和相似性就是家族相似性。Battin, Margaret P., Fisher, J., Amoore R. & Silvers A. Puzzles about Art: an Aexthetics Casebook.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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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肖第郁         
Inquiry on Daily Life World of Educational Research：Method and Methodology  
of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Wang  Dongfang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a new approach of qualitative research-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analyzes its method and methodology and interprets its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which are based on the author’s own fieldwork experiences.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draws on the actualities of people’s experiences and lives in specific daily life world and try to look beyond everyday life and aims to answer questions as how social life are organized. It Maintains a standpoint in the everyday life’s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s and focus on texts offer IE a route to analyze data, which is “textually-mediated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emphasiz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xtra-setting and local setting. It also emphasizes that both validity and generalization are ecologically bounded. Since this inquiry is an open, continuous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 researchers should take intersubjectivity stance to analyze social activity, construct the structure of practice from invisible social realities, to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for readers to understand and communicate, and to realize the rationalit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Key word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educational research; Daily lif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