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实践与教育学

jssh365

教育实践与教育学
――读《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同心草

　　学术有自身的语言系统，为的是准确界定学术领域中相关范畴的本质和界限，为了达到此一目的，学者们习以为常并略带自傲的形成了学术的语言格调与表述办法。在学术类的文章中，严谨、准确、不崇尚文采而注重文章质量成了常见的要求。于是，学术的语言日益发展成为自成体系的独特语言，这是学术本身的规律，而不单单是语言发展的结果。比如，法律英语无疑是英语语言的重要内容，但就是纯粹的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士，也未必能明白法律英语的一些用法与涵义，这就是学术自然而然的结果。

　　教育学无疑是学术中的一种，研究教育学无疑也要进入学术的语言系统，那就是说，教育学学术语言也要严谨、准确、有明确的内涵规定、有周延的逻辑安排，才能称得上是比较规范的教育学学术论著。

　　拜读了肖川所著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后，我突然惊异的发现，在劳凯生与张文质两位写序的人士那里一致称道的“美文”、“喜爱某些文字”，与作者所自认的“随笔，没有居高临下的霸气，没有正襟危坐的俨然，没有煞有介事的虚假，没有耳提面命的烦闷”之间存在有事实上的区别。

　　翻开此书，首先接受的是维特根斯坦关于“思想”的定义，然后是对教育学的探讨，再是从教育的特征、作用、目标、灵魂、与教师的关系等诸多方面做了描写，这分明是一部教育学的学术著作！因为，这些被称为“美文”的行文，都符合严谨、准确的另一套语言规范体系。

　　然而，本书又不都是此类的“美文”，还真的有许多为我等在教学一线奋斗了十余年的教师所能读的懂的文字，比如，《大学真好》、《琐事偶忆》等数多篇，读来全无学术的晦涩难懂和行文因准确而丢失的文采，倒是有些美文的意思！

　　难道是因为肖川是博士？道行高深，以致我们难以“下里巴人”之思而“和”“阳春白雪”之“曲高”？我想，肯定不是，因为，教育学也好，教育学博士也好，研究的都是我们最基本的教育行为，而我们是教育行为最基本的实施者，教育与教育之间难道还有不能沟通的基本语言平台吗？

　　问题的关键是，肖川是教育学者，而我们是教师――教育实践者。在他那里，大可以高声阔论“教育的理想与信念”。哪怕是把随笔这种最容易为普通劳动者所理解的语言形式弄得学术气氛非常浓厚也无所谓，他有权力与权利。

　　教育需要教育学，教育实践也需要教育学，教育学要想成为对教育实践有用的学问，需要从语言规范上过渡为普通教师所能理解并进而为其所欢迎的表达方式，那才是为教育实践者所喜闻乐见的“美文”。“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那些教育“教育者”的人，应该为撰写这样的美文作出应有的贡献。

　　教育学是枯燥的，而教育实践则丰富多彩。教育学要想用来指导教育实践，则至少要让教育实践者有兴趣学下去，而不是仅凭对教育的热情，在应付复杂多变的教育现状的同时，还要努力说服自己要看懂别人随意挥洒的豪情。

　　教育学要关注教育实践，更应关爱教育实践者，除了以正确的思想、高尚的道德、振奋的精神、高超的智慧引导和教育教育实践者外，也应注意贴近教育实践者。教育学不关注维特根斯坦不行，教育实践者则未必人人都要知道维特根斯坦所定义的思想为何物。教育学对想出什么样的具体办法说服一个调皮的孩子可以给以一般的指导，教育实践者则必须拿出切实有效的手段，让一个调皮的孩子懂得基本的社会规则。教育学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现实的一切情况，仅凭学术的逻辑就可以获得推论，教育实践者则必须要贯彻校长意图、理解教材精神、应付家长要求、关爱孩子的成长，如果有可能，还要注意自身的健康成长。

　　教育学发展颇为不容易，教育实践则更为艰难，学术来源于实践，又要指导实践，那就只有一种结合的方法：面对教育实践的现实，而不是相反。教育学者们要站在高处思考、观察、总结。但必须俯下身子，从低处着手、指导、践行。否则，教育学者们“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多彩的教育世界”，结果教育实践者们却解读成教育学者们的“自说自话”，那是学术的错，还是实践惹得祸？

　　教育学天天在发展，教育实践时刻在进行，二者唯有结合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共同的教育语言，那样才能共同有助于教育学者们与教育实践者们“确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激发理论兴趣”、“生成教育智慧”、“提升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柔情”。

　　教育学与教育实践的和谐，不独是教育实践者的福气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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