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语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求索游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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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语教育：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求索游刃

文/郭学萍

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曾用《童年往事》等一系列作品，诠释了这样一个命题：所谓最好的时光，其实是指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正因为它是永恒的失落，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成为美好无匹。今天，我们重新阅读民国教育，首先使我感受到的，也正是侯孝贤电影的意境与况味。

就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我国唐宋古人复兴运动一样，复古或回到过去，有时恰恰是前进的一种曲折方式。近年来，随着近现代文史书籍的大量出版，国人得以重新发现一个“新”的民国。发现那段看似纷乱的历史中，其实蕴含不少跨时代的历史价值。因此，重新解读民国，了解民国，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思潮。

与此同时，很多人对当下僵化的应试教育产生质疑，对现行的中小学教材日益不满。当这个教育界的小潮流与重新发现民国的社会大潮流合二为一，尤其是一系列的国语老课本重现江湖，人们对于民国教育的兴趣被大大调动起来。今天，我们重温并且找寻，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现母语教育的原乡。

承前才能启后

说起传统，它并非是某种过去时的固化形式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僵死的样式，更不是很多人所误解的“保守”、“滞后”、“腐朽”，而是一脉相承、贯穿古今、生生不息的，是动态的价值取向，而非被割裂孤立的绝对静止，是肇始于过去、融透于现在、直达未来的一种观念趋势和存在。而现代，也不是简单的全盘西化或仅仅形式上的变革。

1983年，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出台报告——《国家在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提出，中学英语教学应该使毕业生具备以下能力：

1.理解、解释、评价和使用他们阅读过的东西；

2.写作结构严谨、有力度的文章；

3.顺利地倾听并颇有见解地讨论一些观念；

4.了解我们的文学遗产，以及这些遗产如何增强想象力和对伦理的理解，它怎样与今天生活和文化中的风俗习惯、观念和价值发生关系。

一个立国不到三百年的国家，严格意义上说都没有自己母语的国家，竟然如此郑重其事地加以宣称和强调文化及遗产。我们在讶异的同时又不禁肃然：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及文学遗产又有怎样的继承？我们把母语教育置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在这一方面，我国台湾地区对中国文化的的传承似乎要比我们做得好得多。在台湾，高中国文教科书包含三种：《高中国文》、《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和《国学概要》。前者与内地的高中语文课本相似，后两者内地没有。

在一般人看来，“国文”本身暗含着对母语的一种体认。国文国文，堂堂一国之文，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之根，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之根，文化之根，它唤起的是我们潜意识深处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台湾地区1995年颁布的“国民中学（初中）国文课程目标”是：

1.体认中国文化，厚植民族精神，培养伦理、民主、科学观念，激发爱乡爱国思想。

2.培养积极创造之思考能力及开阔胸襟。

3.继续学习标准国语，加强听、说及讨论之能力，养成负责之观念及良好风度。

4.明了语文之特质，增进阅读、写作之能力及欣赏文学作品之兴趣。

5.明了“国字”之结构，正确使用毛笔字及硬笔书写楷书或行书，并培养欣赏碑帖之能力，陶冶高尚之情操。

从上述的国民中学 （初中）国文课程标准中可以看出，课程制定者突出强调了“国文”中的“国”的自觉意识，体现了对“听、说、读、写”的朴素追求，将承载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汉字地位提高高与国家民族尊严相联系的高度。夏丏尊曾说，一个受教育的人，依理说，必须了解固有文化，才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否则就像无本之源、无根之草。

二、审视才能前瞻

谈到母语教育，我们绕不开民国老教材。最具代表性的要数叶圣陶先生撰文、丰子恺先生作图的《开明国语课本》。相比于今天满纸卡通人物的彩色小学课本，老课本只有黑白两色，却别有一种平和、朴素之美，让人想起意境悠远的中国水墨画，想起中国乡村的白墙黑瓦，便觉一股扑面而来的中国气韵。

审视这套教材，你会发现它最显著的特点是：编写指导思想纯正，不是为了灌输知识，应付考试，而是从社会对于教育的要求出发，讲求科学性，侧重于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学习方法。在“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度”的前题下，让学生得到实实在在的“教育”。因此课文的内容都与“儿童生活”相适应，采用做游戏、讲故事、介绍见闻、思考辨析等方式，由浅入深，循序渐进。

以初小第一册第1课为例：“先生，早。”“小朋友，早。”两句话，七个字，就是第一册第一课的全部内容。为什么把上述两句话放在第一册的开头？叶圣陶先生这样诠释：“开学那天，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是头一回跨进学校，觉得什么都既新鲜又陌生。见到老师，他们上前去鞠躬问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课，翻开课本一看，刚才温馨的一刹那原来已经写在课本里了！老师此时如果善于启发，定能使孩子感到学习的快活，逐渐养成观察和思考的好习惯。”

这套教材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各种文体，兼容博采。有“文艺性”的课文，也有“实用性”的课文。前者是为了了解“经典”，学会欣赏；后者是为了学会记日记、写信，写报告，写建议，写演讲稿，这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

此外，这些民国老课本的编者无一例外，多为当时的文化大家，如蔡元培、张元济、王云五、顾颉刚、叶圣陶、丰子恺、朱自清、夏丏尊、陈鹤琴、陆费逵、庄俞等。他们一方面有坚实的旧学根底，深谙传统之道；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现代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思想，能开风气之先。

当然，我们还应理性地看到：不同时期学生课本的产生，都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间和特定的历史环境，也摆脱不了认识的局限。“民国教材”之所以被大众热捧，实际上更多的不是因为老教材完美无瑕，而是折射出人们对当下语文教育的不满。对国语课本的怀旧，其实是国人对教育回归本真价值的呼唤与期待。

也许，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重新认识母语教育的传统和价值，如何拥有一种“坚毅恢弘之胸襟”向前人学习，向世界学习？

   三、变通才能持久

谈到创新，我们就会想到推翻和重建。其实，“传统”和“现代”不是非此即彼，不是矛盾的对立，我们要寻找的是两者之间的发展点。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教育更是如此。这让我想起两个例子，一个是《开民国语课本》（下册）的两篇课文。其中，第45课是《鲁滨逊的故事》，第46课是《合群生活》：

今天下午开演讲会，刘余庆讲鲁滨逊的故事。末了他发表他的意见，说：“鲁滨逊在荒岛上住了二十八年，自己弄来吃，弄来穿，弄来用，完全靠他一双手，真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们应该学他，一双手要能做一切的事。那么就是独个儿生活也不要紧了。”他讲完了，我接着登台演讲。“鲁滨逊遇到了最大的困难，能够想出方法来对付它，这种精神是可以佩服的。他自己的生活能够自己料理，当然也是很好的行为。不过，鲁滨逊的故事是做小说的人想出来的，并不是实际的事情。讲到实际，人类向来是合群生活的。你做这一件，我做那一件，共同努力，共同受用，生活才得安舒。如果各做各的，不相往来，即使能够同鲁滨逊一样，也不过住一个狭窄的山洞，穿几张破烂的兽皮，吃一些粗糙的麦饼罢了。我们有这样的房屋住，有这样的衣服穿，有好多东西吃，有这许多的物品使用，这不是一个农人做得到的，也不是一个工人做得到的。必须无数的农人和工人结合起来，才做得到这般地步呀。所以，鲁滨逊的精神和行为虽然可以佩服，但更可称赞的，却是人类的合群生活。”

这篇课文出自叶老先生之手，他模仿儿童口吻，介绍了一次学生的演讲会。虽然很短，却意蕴丰富。看了这篇课文，我们不仅了解了当年学生的学习生活面貌，还可以看出在“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烛照下的“变通”精神。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于1986年才提出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生存与发展。而民国时期，我们的母语教材中就已经体现了。

另一个例子来自台湾正中书局出版的《高中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编者在《论语》一文的“问题与讨论”栏目中，出了这样两道题目：

1.既然说“匹夫不可夺志也”，但是，如果一个人在志向执行上有困难，是否仍然要不顾一切地坚持下去呢？

2.试举出历史上三位能够当得起“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物。

显然，编者在启发学生汲取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和精神营养的同时，又因势利导地将它与现代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引导学生进一步思索社会人生所可能面对的各种复杂的境遇，以便让他们懂得如何去看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把握坚持与变通的关系。

溯流而上，回归教育的本质，让教育返璞归真，也许是当下我们对教育最大的创新。

2014年3月6日星期四于石景山麓

【备注】 此文发表在《未来教育家》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