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澄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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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澄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伟大贡献

人类最可贵的天性是聪明、智慧、理性，多追求、想做事、勤观察、会读书、善思索、爱动脑、学知识、能发现、有创新。书藉（首先是原创性知识类）是人类知识增长、智慧积累的产物和社会文明发达的重要标尺。读书则是人接受知识、经验、道理，懂得人生，懂得社会，明白道德伦理，追求崇高理想，达到聪颖、仁厚、博学，善于发现、发明、创新的基本源泉。从读书、认识社会和掌握知识，到升华为专门人才--脑力劳动者，再到研究创作取得相当成就，有了作品、思想、理论、发现、发明等成果--记录人类的普通的生活、劳动和认知，反映社会的伦理、道德、哲学、历史、政治、经济、文艺、科技、教育、医药、环保、外交、国防、军事、法律、新闻、出版等各方面的重大活动和辉煌成就--用脑力劳动的专长和专业能力为社会服务，这就是知识分子。 　　（一） 　　关于知识分子，毛泽东曾说：“一个人从……小学……读到……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面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的，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同上，第774页） 　　他的意思是说，有“书本上的知识”，就算知识分子了；而只有把“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才算“完全”的知识分子。不过，他所指的“实际”“生活”，内涵很简单--工农兵（体力劳动），目的在于推崇工农兵，而贬斥知识分子的。在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不仅不受尊重，反而是不断受到打击、压制、迫害的。因为在毛看来，工农兵才是人类社会“主体”和全部，知识分子只是附在工农兵主体之“皮肤”上的“毛”，无关紧要；所以，他的一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名言，就是那个特殊时代对知识分子极“左”政策的根据。 　　毛的关于人类社会的知识很贫乏、片面；他的话全是从政治需要有感而发的。他就不懂：人类社会分工复杂多样，完全是客观发展需要自然产生出来的；只有出现早晚、人数多少的区分，根本没有上下、高低、重轻、主次的差别。人类如果只有工农兵三种人，还能够存在、发展、进步、文明和称其为社会吗？他何时承认自己也是工农兵“皮上之毛”呢？在说他的生活吧，不说更多的，他能离开“二十四史”、医生、护士、秘书（胡乔木、陈伯达等）、教师（女儿上学）、党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之流）吗？ 　　所以，还有另一种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形象的说法。“在人类的历史上，知识是这样一种东西：她是周口店北京猿人第一次打出火焰的燧石。她是在牛顿的凝望里从枝头落地的那只苹果。她是马克思在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的一张桌子下，日久年深磨出的那双脚印。她是20世纪初美国莱特兄弟驾驶的一架木制骨架、麻布蒙皮的双翼飞机，在2.5米左右的低空留空的那激动人心的12秒……”“知识是崇高无上的。知识化的程度，标识为一群人口的质量，一个民族的质量。要预测一个国家的前途，是如日升中天，还是如日下江河，只要看看这个国家的人们爱不爱看书、看些什么书，或者知识在与权力、金钱的排列中，列于什么位置，便一清二楚了……”（胡平著《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第413页）这就是说：知识是文化、文明，是知识分子的智慧创造，是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主要是知识分子（以哲学家、思想家、企业家、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医药学家、政治家、法学家、艺术家、考古学家、发明家、军事家、外交家等为代表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相结合，共同创造的丰富成果和长期积累。 　　应当说：知识分子概念，不难达成共识--指读书有了相当成就的人。简单展开些来，即：知识分子，是受到过相当的基础的和专业的教育，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有勤劳奋斗的习惯和志趣，长期凭藉智慧、观察、经验、技巧、毅力、事业心等，创造着某种社会文明的人群。 　　由于社会在逐渐地发展和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和细密，脑力劳动者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稳定的社会分工，而且队伍日益壮大，其工作的领域也不断地扩展和深化。所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也就有很多种。有一般的普通脑力劳动者，也有复杂的高级脑力劳动者。其中最优秀或有卓越成就的，就成为某个领域的带头人、专家、学者、权威、名人、院士，诸如领导（决策）者、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诗人、教育家、哲学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建筑学家、军事指挥家、企业家、出版家、金融家、翻译家等各种专家，还有教授、医师、律师、工程师、设计师、审计师、经理、技师、编审、导演等等各种专业人才。 　　邓小平说：“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演讲、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邓小平的话，是对知识分子的殷切期望，也是对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重视。 　　（二） 　　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各人在先天条件、教育状况、认知能力、生活经历、知趣特长、社会机遇及思想方法等差别很大，其脑力劳动所能够达到的成就和对社会的贡献也就很不相同。但是，正如同体力劳动者一样，都是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是人类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说哪个工种就比哪个工种更重要，更不能由此再产生出对一部分人无限地抬举，而对另一部分人进行贬斥和寻机鞭笞。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长期存在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把脑力劳动的作用估计得过高，认为脑力劳动者“高人一等”。新中国成立后，到了新社会，劳动人民翻身当了国家主人，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整个社会舆论把“劳动”曲解为只是体力劳动，大肆贬低脑力劳动，不尊重知识分子，特别不能容忍创造性思维和独立见解；故意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与工农大众有“距离”、“格格不入”，简直是“低人一等”、“反动”，应该接受“改造”、“专政”。政策往往被某些人对知识分子的偏见、不满、憎恨的情绪所左右、驱动、控制，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进行压制、斗争、打击、迫害。虽然，这样的事情发生、发展，都不能说没有复杂的历史缘由，但是事实证明，这两种倾向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极其有害的。 　　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共产党在许多国家纷纷成立并在一些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后，关于体力劳动者的历史功绩的论述和宣传，是非常之充分了。它也比较容易为人接受。因为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体力劳动者人数之众多、生产过程之直观、艰苦危险之难免、成果显现之迅速，都是常人可以实际体验得到的。 　　然而，关于脑力劳动者的社会贡献和历史作用，似乎一直没有比较系统、充分的阐发和说明。其原因，从一方面看，不容否认，多少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教条主义猖獗，基本属于文盲或大老粗执政而“领导一切”；工农群众为“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被归为“好逸恶劳”、“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左”的知识分子政策和错误的“一边倒”舆论宣传，长期灌输了许多偏见、误解和谬论，似乎知识分子天生地就思想“反动”，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应当“不断”地接受“改造”和惩治。这样的气氛下，谁敢实事求是地为知识分子说句公道话，更不要说“评功摆好”了。另一方面，与脑力劳动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脑力劳动分工细密、复杂，劳动环境和条件一般相对地幽静、清洁、安全，劳动过程隐蔽、精微、内敛，其成果转化为社会效益的方式比较曲折、间接、缓慢，转化的周期也比较长（有的几年、十几年，甚至要几十年，还有的或许要几代人）。对于这些，不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当然就不会有所了解其艰辛、痛苦、困难。然而，历史实践越来越证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我们的事业的兴旺、发达，只有体力劳动，而没有脑力劳动的绝对不行。固然，若没有体力劳动，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和最直接的生活资料难以获取、补充、满足、改善；然而，若没有脑力劳动（政治家、经济学家、科学家、教育家、医药学家、军事家、发明家等），人类不仅根本不可能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整体地克服和脱离其动物性，而且简直一天也不能产生旺盛的生命力、生产力。 　　首先，没有脑力劳动，就不会有物质文明。没有脑力劳动，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直接经验则不会变成系统、条理的生产和生活知识，及完善、规模的社会生产力；人类离开自然科学技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作品、成果、成就，人类未必会有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头脑，对自然界的风、雨、雷、电、洪水、潮汐、荒芜、野兽、火山、辐射等灾害，就无力应付、一筹莫展，只能逆来顺受、充满恐惧、痛苦、悲惨和死亡的危险。事实证明，只有脑力劳动能够带来物质文明，形成人类与自然斗争的武器，它带给人类的是保障身体健康、预防、减少和治愈疾病，增长智慧，丰富物质生活资料。没有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者就不能逐步减轻劳动强度，甚至永远不能摆脱繁重、艰苦、恶劣、危险的困扰，更不可能期待劳动条件逐步改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环境更加优美舒适；人类生产、生活的观念和方式就不能进步、发展、丰富、提高，社会活动范围就不能拓展和扩大，认识、适应、利用、改造、发现、发明、创造和享受自然资源的能力就难以不断增强，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也就难以不断提高。一句话，人类没有脑力劳动，不可能拥有永远旺盛、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免疫力、战斗力。 　　其次，没有脑力劳动，人类就不会有精神文明。没有脑力劳动，首先人类不会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不会有政治、管理、教育、科研、文学、音乐、戏剧、绘画、书法、新闻、出版、医疗、电影、电视、摄影等等社会活动；其次，不会有哲学和其他理性思维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人才学、心理学、宗教学等等社会科学。如果没有这些，人类社会必然麻木不仁、死气沉沉，如行尸走肉或者野兽，除了不可能有正常的物质生产和生活外，就必然面对人类自己的无知、愚昧、野蛮、散漫、懒惰、贪婪、暴力、凶残、破坏、战争、污染、疾病等弊端，毫无生机和希望，死路一条。事实证明，精神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指路明灯，它带给人类的是智慧、信心和勇气。作为脑力劳动最重要、最优秀的成果--思想、理论、道德、伦理和发现、发明、创造、成就，以我国古代情况为例，古代曾经出现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兵家、名家、农家、杂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学派，以及汉字、火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兵法、厨艺、医药、夏历、农桑、纺织、丝绸、茶、瓷器等。它们使华人先祖主观的精神力量与客观的物质力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紧密结合、生生不息，推动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形成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人格、伦理规范、道德标准、国民品格、审美情趣等，形成一支无形的巨大的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们作为社会凝聚的动力、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时代特色的体现，以其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不断地强化着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团结，恒久地推动着我们社会的进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了任何其他因素都无法替代的价值观念趋同、思想意识整合、道德行为规范、性格品质陶冶的功能和作用。因此通常都被视为祖先的历史遗产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我们优良的传统和永远的骄傲。 第三，没有脑力劳动，人类就不会有政治文明。没有脑力劳动，就不会有一切社会公共管理活动，组织、管理、领导，改革、开放，宗族、村落、乡镇、郡县、城邦，社团、政党，议会、宪法、政府、机关、部门，决策、民主、集中、策划，战略、策略、战术，人事、规则、制度、法律、方针、政策等社会活动和科学知识。那么，人类社会就不会组织起来、团结一心，建立良好的秩序，形成共同的要求、统一的意志、严密的组织、集中的指挥、一致的行为、有序的生活、稳定的政局、巩固的国家。事实证明，政治文明是凝固剂，它带给人类的是凝聚、团结、和谐、稳定、安全、宁静、平衡、协调。没有政治文明，人类就永远无法保障和维护公平、正义、道德、伦理、自由、平等，无法制止和消除欺诈、屠杀、邪恶、偷盗、抢劫、争斗、压迫、剥削、分裂、割据、战乱等等人为祸患的侵害和袭扰。 　　（三） 　　政治家（除以暴力、权术、关系或行贿等方式钻营的投机家、野心家、阴谋家外），是担负着社团、政党或国家的领导职务，在上层专门从事着掌握动向、主持道义、协调关系、维护秩序、管理生活、处理矛盾、清除腐败、保障安全等等公共事务的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任何国家和社会团体，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领导人；否则，就会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乱得一塌糊涂，陷于瘫痪状态，无所作为。成功的领导人，可以使被他领导的人群形成统一的整体，凝聚成一个巨大铁“拳头”，令行禁止、朝气勃勃，活力四溢；可以把他管辖的地域或单位安定和谐、兴旺强盛。 　　他们何以如此重要呢？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威力呢？ 　　这就是因为，他们善于读、听、察、学、思，不断吸收借鉴、融会贯通各种有用的知识、经验、信息、意见和建议，善于调动和发挥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越是居于高层，善于这样形成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厚实的知识积淀、高超的政治水平、果断的决策能力、巨大的人格魅力，造就出了常人所望尘莫及的性格--正确的思想、敏锐的眼光、卓越的胆识、坚定的意志、广阔的胸怀、宽厚的仁德、惊人的毅力、超凡的勇气、伟大的气概和严谨的作风，能够精明果断、冷静沉着、坚忍不拔、机巧灵活、指挥自如地应对并战胜一切困难或敌人，因而德高望重，赢得民众的信赖、拥护和支持。 　　对政党或国家来说，政治家就是灵魂、灯塔、旗帜、代表、象征、方向，是事业的原动力、导火线、主心骨、顶梁柱。他们胸怀全局，千方百计地发展、维护、加强整体的实力。为了使其领导的整体富有活力、快速地成长、壮大，他首先会从自身做起，从观念到体制，从组织结构到人员素质，从管理方式到技术手段，都尽量广泛引进科学知识，使行政管理不断地沿着科学化的方向变革。决策在行政管理中作用非常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决策正确与否是决定行政管理成败的关键。为此，他会尽快地吸收和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科学的决策体制和程序；建立和加强参谋、智囊和情报信息机构，发挥它们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 　　他们是决定最重大的或最关键事情的。在安排生活、使用精力上，政治家都有一个不可动摇和压倒一切的目标--干大事，干真正重要的事。有时候他得注意紧急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有时候他必须聚精会神地处理重要的对外政策问题；有时候他不得不放开紧急的事情，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高的关系到长远前途的问题上。 　　他们能够高瞻远瞩，保持长远的眼光。政治家通常是把眼前、近期、具体、繁杂的工作都交给别人去做。而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来研究动态、综合分析、预见未来的形势发展和变化，同时考虑、筹划未来应当选择的战略方向和对外应当采取的策略与对内应当提前部署的各种事情。有时候，为此往往要突然改变自己及有关部门或下属的工作安排，果断地暂时摆脱眼前的事情，提出最紧急、最迫切的事项、任务、计划和安排。因为他能够及时地看到：此时是最需要这样做的时候；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若此一步赶不上，将可能步步赶不上，最终酿成大祸，遗患无穷。 　　他们善于把握时机，决定采取适当的策略。政治家胸有成竹，最清楚什么事要举重若轻，什么事要举轻若重；什么事情需要什么样的人去处理，什么地方需要部署多么大的力量；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对什么人该虚，对什么人该实；什么时候该固执，什么时候该妥协；什么时候该直言不讳，什么时候该沉默不语。他最明白：时机、分寸、火候把握得恰如其分，就能够达到“一两拨千斤”，事半功倍的功效。 　　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组织的力量。政治家最宝贵的东西是时间和精力；他最难接受的“失败”之一就是把时间和精力不得不浪费在无足轻重的事情上。为此，他既需要追随者，也需要组织。对他而言，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就是挑选什么事由他自己做，什么事让别人去做，以及挑选什么人来代他办事。他能够得心应手地物色并委任优秀人材，也能够坚决淘汰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而不能胜任工作或不放心的人；即使有时也非常犯难伤脑筋--撤换既忠诚又勤恳可就是没有能力的人，或者仅因为另有能力更强但过于骄横自负的人，或者还有更合适的人选但是时机却阴差阳错。他深知：哪里都有人才，“十步之泽，必有香草”，“十宝之色，必有俊土”；关键在于是否重视智力开发和真正重用人才。因此，他会广开才路，在社会上吸引人才；深谋远虑，在群众中发掘人才；不惜工本，创造条件培养人才。 　　他们能够把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政治家懂得，用仇视的眼光看人，到处是敌人；用帮派的眼光看人，到处是仇人；用善良的眼光看人，到处是好人；用爱才、惜才的眼光看人，到处是能人。所以，首先就严格要求自己，注意思想修养，品行端正、态度谦虚、公正待人、作风民主，才能够知人善任。他善于察颜观色、见微知著、兼听心明，对部门和下属了如指掌，选贤任能、扬长避短；因为他知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骏马能历险，耕地不如牛；车坚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他们把个人的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政治家既有为信仰和事业做好工作的愿望和执着，同时还宁可愿意为之付出巨大的牺牲--不惜代价、勇敢冲锋、全力以赴的劲头--个人的家庭、生活和身心健康受到无情的侵犯，使人筋疲力尽的活动日程；经常不断的不公正的而且辛辣的批评、刻薄的讥讽、侮辱的流言，甚至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攻击。他能够理解、包容、平静，并甘愿接受这一切，不予计较，仍然乐意满腔热情地恪守职责。当遇到非常紧急或危机的情况而非得他直接面对才能化险为夷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坦然面对之。 　　………。 　　担当国家的领导重任的政治家，是成功地改造、治理社会和管理、发展国家的战略家和策略家。他们善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同肮脏、黑暗、腐朽、邪恶的现象和势力进行实际斗争，维护和发展社会的纯洁、进步、文明、祥和、稳定、统一。 　　当然，也会有些“政治家”会蜕变。由于谙于人情世故、精通手段方法、善于纵横捭阖又往往参杂进一些为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考虑问题的因素，过分计较人际关系，看重个人机缘，或迫于家庭亲戚朋友裹挟，可能会利用职权给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那毕竟不过是滔滔江河里的小旋涡而已。 　　（四） 　　思想家，是敏于理性思索和追求正义真理，惯于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富于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勇敢提出新思维、新主张、新理想，对社会变革产生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群体。 　　思想家往往是在国家、民族内忧外患，人民群众生灵涂炭，整个社会充满矛盾、斗争、震荡、混乱、激变的境况下，最早觉悟起来。他们具有常人所不可比拟和无法企及的历史使命感、深邃的智慧、超人的勇气、巨大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能够直面迂腐陈陋、沉闷抑郁、黑暗统治，为了实现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民族的兴旺、人民的幸福，冷静地审视时势，寻求改弦易辙、去旧布新、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怕任何的困难和压迫，不向任何恶势力低头和屈膝，大胆地冲破一切阻力，勇敢地奔走呼号、宣传正义和真理。或演说，慷慨激昂、振振有辞、声情并茂，很富有煽动性；或写文章，通俗易懂、犀利流畅、痛快淋漓。 　　自古以来，是思想家们陆续提出了类似“爱人”、“仁政”、“礼治”、“和为贵”、“均贫富、等贵贱”、进化、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大同”、民生、民权、民治、人道主义、改良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思想、主张、理论、学说。他们批判神学迷信、张扬真理、针砭时弊，指斥陈规陋习，普及科学知识、启发人们的觉醒、开阔人们的眼界、解放人们的思想、振奋人们的精神，冲击顽固保守势力，为改革社会提供理论依据，为时代潮流的进步大喊大叫、鸣锣开道、推波助澜。他们是腐朽制度的批判者、文明社会的助产婆、历史前途的开拓者、指导者、掌灯者。 　　大量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思想家，人类就是盲目的，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五） 　　实业家，是在发展经济、文化或其它产业、事业方面颇有眼光、胆量、魄力、实干精神和管理才能，在为国家、社会创造物质、精神财富和提供重大社会服务上能够持久地发挥带头、组织和领导作用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实业救国论”者，是社会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第一线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 　　实业家业务熟悉、信息灵通、感觉敏锐、眼界开阔、信念执着、意志坚强、决策正确、计划周密、作风严谨、管理精细、处事果断，通常都表现出一般人所达不到的创造力、启动力、黏着力、浸透力、冲刺力和威慑力，是该产业集团的核心、灵魂。 　　实业家最关注也能够最敏锐地感触到人们生活和社会发展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最关注也能够最迅速地发现客观世界丰富资源的利用价值，同样还最关注也会最急切地倡导和推动改革--对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新的人事制度、新的管理方法的持续研究、及时采用，最大限度地促进新知识与活劳动的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创造力，最充分地利用和最大限度地节约一切资源，以最大的努力挖掘潜力，最大限度地简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提高产品工艺、提高使用价值，以便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实业家能够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组织和调动足够的力量创造出独特的产品、精湛的工艺、响亮的品牌、优良的服务、卓越的信誉、光荣的传统、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成为独领风骚的企业文化或地域文化的象征之一。 　　所以，完全可以说，实业家是促使社会财富增长、国民经济发展、国防力量雄厚、人民生活幸福的最直接依靠的基干和最有活力的宝贵财富。 　　（六） 　　科学家，是从事探索自然世界奥秘，研究和揭示自然世界某对象内部结构、外部联系和运动规律的工作，在重要的发现、发明、创造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一群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智慧的灵光、优秀的品质（即严谨的态度、勤奋的工作、勇敢的创新）、高超的能力（即博学的基础、精密的推理、合理的分析）的脑力劳动者。 　　科学家是人类意识的先锋，他处在人类认识的最前沿，最早地发现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和认识到人类未来世界的奇妙图景。 　　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成果既反映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进步，也将成为人类适应自然、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强大的武器。人类就凭借着他们的伟大的思想、学说、理论和科学的发现、发明、创造，使自己一天比一天聪明、一年比一年智慧，一代比一代强大起来的。因此，类似祖冲之的圆周率、阿几米德定律、牛顿定律、门捷列夫周期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系统论和电子、量子力学、遗传基因，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蒸汽机、内燃机、火车、电话、电视、电脑、机器人、火箭、原子反应堆等等这些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华，乃至于至今不是一直被视为人类的骄傲文明成就、一直在为人类造福吗？ 　　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有很充分、很精彩、很深刻的阐述。 　　科学家对人类未来的预见是非常重要的。它既可以极大地提高人类的生活、斗争、创造的勇气、信心和志趣，同时也能够警示人类及早防止未来将要面临的危难和风险，以及应当采取的相应措施。它等于在人类未来的前进道路上高高地树起了路标：提示人类沿着正确的路线向前，不要走进死胡同或陷于危险的境地。 　当高能物理诞生和发展起来时，科学家就告诉人们：可控的核聚变、核裂变开辟了人类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广阔前景，为经济发展、国防巩固、社会有序、人民安康提供强大的动力；同时如何安全地储存、使用有关放射性物质和处理核废料也将成为人类难以回避的问题。它是在未来的道路上为人类亮起了红灯，使人类避免走进死胡同或陷于危险的境地。 　　当基因工程发展起来时，科学家又告诉人们：以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技术革命很可能是解决全球人类基本物质生活资料问题的最佳选择。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吃的、穿的大都是基因工程产品，就像今天我们吃的、穿的是经过驯化、改造过的动植物产品一样。同时，科学家又告诫我们：“基因污染是在天然的生物物种基因中掺进了人工重组的基因。这种外来的基因可随被污染的生物的繁殖而得到增殖，再随被污染生物的传播而发生扩散。因此基因污染是唯一的一种可以增殖和不断扩散的污染，而且无法清除。所以说这是一种非常特殊又非常危险的环境污染。”（沈孝宙：《基因污染，新世纪的忧患》，见2001年4月10日《人民政协报》第5版） 　　基因污染是环保的新概念。这个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具有极深远的意义，它反映人类对环境的预警意识。但是，不能忘记，它首先来自于科学家。 　　再说信息。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的确使人类大大扩展了活动范围、延长了感官的触觉、缩短了客观距离、加快了交流速度、提高了认识能力、方便了生产和生活。但是，科学家又告诉我们：“在信息化时代，信息系统就是国家安全的基座，无论是军队还是事关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金融、通信、交通等系统，其运行都依赖于信息网络系统。一旦这些系统发生问题，轻则导致经济损失和社会生活不便，重则使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或军事陷入瘫痪，社会秩序失控。”所以，“无论是国家还是军队、企业，都应着眼未来信息时代的安全需求”，“确立安全纵深防御、动态监测和防护的观念”，“超前研究、发展信息安全系统。”（《人大代表呼吁--构筑“信息边疆”，守护“数字国土”》见2003年3月13日《人民政协报》C1版） 　　（七） 　　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的重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丝毫不亚于自然科学。 　　哲学家，是研究关于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的学问，并说明和解答关于主观世界（人的思维）与客观外部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之间的关系及其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理论成果的重要历史意义，就在于给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自然的和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人的思维）以强大的思想武器。 　　哲学家以自己丰富的知识、革命的精神、聪明的智慧和理论的创新给人们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哲学革命是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的起点，当然也一直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先导。以20世纪初的中国为例，当时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都为灾难深重的中国心急如焚，从而积极探索和研究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于是知识界出现了一股学习西方先进哲学思想的热潮。研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认为最急迫的应是提高国民的“自信力”，提出“教育救国”；研究英美“实验主义”哲学的，以为西方国家从发展科学技术入手振兴经济的经验是成功的，则提出“科学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学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唯物史观”“社会主义革命救国”；等等。尽管这些哲学家们的各自的具体主张不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要求中国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强化自觉，改变旧中国的腐败、落后面貌。中国知识界的这种意识，启发了中国人民的革命觉悟，引导了中国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 　　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家，能够用科学理论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发现和解释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重要的社会问题；能够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军事、外交、法律、制度、宗教等等社会现象及其发展变化给予科学的分析和理论的阐述；能够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具有远见的预测，指明改造社会的方向。 　　古希腊时期，已开始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修辞学方面作了探讨并获较大成果。而史学的业绩最为辉煌，这时期先后出现3位伟大的古典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的底斯、色诺芬。 　　14-16世纪，人道主义、人文主义起过进步作用。14世纪的意大利的薄伽丘著有《十日谈》，但丁著有《新生》、《神曲》、《帝制论》等。他们批评专制政治，歌颂对理想的美好生活的追求。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迅猛发展起来，其重要历史作用也突现出来。最重要的就是日甚一日地引发了一系列的轰轰烈烈的产业革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 　　18世纪的卢梭著有《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社会契约论》、《论教育》。他批评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认为人民有权掌握国家的权力。孟德斯鸠著有《罗马盛衰原因论》、《波斯人信札》、《法意》，批评专制制度，试图解释国家制度的起源和法律的本性。可以说，北美独立战争、《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法国革命和《人权宣言》，都是它们的直接产物。 　　历史学家是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艺术、军事、外交、法律、制度、宗教等）现象为具体内容，具体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和揭示其客观的历史规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的学说的价值在于，把似乎非常复杂、紊乱、零碎，彼此孤立的社会现象经过研究、整理、综合、归纳、演绎、推理的工夫，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小及大，引出合乎实际、符合逻辑的结论，以铁的历史事实作为前车之鉴给人们以教育和启迪。它使人们从历史的真实中懂得什么是战争、和平，统一、分裂，爱国、卖国，文明、腐败，开明、昏庸，仁政、暴政，人治、法治，民主、专制，发展、停滞，先进、落后，强盛、衰弱，革新、守旧，革命、反动，胜利、失败，战略、战术，英雄、小人，忠诚、奸诈，光明正大、阴谋诡计等等；弄清楚怎样辨别真伪、比较利弊、分清是非、衡量优劣。 　　我国古代史学大师董仲舒、司马迁对述史之作用就有精辟论断。在论及《春秋》的历史价值时，董仲舒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242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司马迁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社会学家是从社会整体出发，通过研究社会组织、社会制度、社会团体、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强调社会调查和经验证明，重视数量分析；其研究范围涉及社会现象的各个方面，从宏观社会系统、社会组织及制度，到微观的初级群体、人际关系等；不仅从理论上对个别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更重视从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上多视角地对现实社会问题进行综合研究，提供解决方案。马寅初就是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社会学家。他1955年起，提出控制我国人口的主张，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以后还著有《中国经济改造》、《通货新论》等。历史证明，他的远见卓识如果当年被决策层采纳，我国后来的发展就不会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 　　经济学家是研究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及其应用的知识分子群体。其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学、部门经济学（如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世界经济学及技术经济学等。马克思首先是伟大的经济学家，才成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的《资本论》巨著从研究商品开始，系统地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规律，雄辩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非常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深入探索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等，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起，他就积极倡导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提出“千条，万条，价值规律第一条”的著名论断。如果没有“左”的思想路线的错误压制，他的理论会引导我国经济早起飞数十年。 　　等等。 　　（八） 　　教育家是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和民族培养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做出重大成绩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当然是以办学校、做教师、直接传播文明和教授知识、引导青少年上进为基本职业的。他们的职业功能与生俱来要求其在道德、学识、人品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他们深知，教育是以心去影响心的行业，德高为师、身正为范，以个人魅力影响他人，以真善美的人格力量去感染他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陶冶他人，比单纯的说教更为有效。所以，他们决不满足于仅仅传授知识，更首先是要做一个热血满腔的爱国者，一个身体力行的道德主义者，一个无私无畏、刚正不阿、勇敢正直的人，一个勤奋好学、求真务实、努力上进的人，一个具有强烈的主体人格精神的人，一个富于高度创造力的人，一个赤诚的为实现富国强民的远大理想不懈奋斗的人。 　　因此，他们坚定地认为，教育是民族和国家生存之根本、希望之所在。为了能够给国家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各种有用的人才，他们不仅提出许多新思想、新主张，诸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近代的“平民教育”，“生活教育”，“教学合一”，“民主教育”，“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创造的儿童教育”，“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救国”；“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学会学习、学会创造”，“教育兴国”等等，而且身体力行。正如胡锦涛所说的“民族振兴的希望在教育，教育振兴的关键在教师。有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发挥着教育引导作用，甚至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在教师节期间考察北京教育工作时的谈话》，见《人民政协报》2004年9月11日第1版） 　　认真思考一下，就不难了解：有哪种知识传播不需要通过教育？所有的人类的优秀的品格、高尚的道德、可贵的情操、良好的习惯的形成，如：正直善良、诚恳老实、仁义宽厚、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劳节俭、循规蹈矩、尊老爱幼、敬贤思齐、志向远大、好学上进、积极努力、勇敢坚毅、爱家爱国、顾全大局、瞻前顾后、高瞻远瞩、大公无私、忠心耿耿、百折不挠、热情乐观、光明磊落，洁身自好、卫生健康、团结友爱、亲密合作、同心协力、舍己救人、扶危济贫、除恶扬善等等，哪个不是教育的功效？试问，有史以来国内国外出现的一切伟大人物、英雄豪杰、专家、学者、大师，哪个不是首先接受了良好教育的结果？ 　　（九） 　　法学家是一个以研究法律为职业的群体。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国际和国家生活进入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外交、军事、科技、医药、饮食、卫生各个方面管理日益科学、文明、有序、严谨、和谐，完备的法制体系则成为必不可少的有效手段。法制建设是今天建设现代化国家，保障政治体系和执政方式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一个最根本的武器。一般说来，近现代法学，主要包括法学基本理论、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各个部门法学（如宪法学、行政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家庭婚姻法学、土地法学、劳动法学、诉讼法学等）国际公法、国际私法、以及正在形成的一些边缘学科（如国际刑法、国际民法、国际经济法等）。 　　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曾权威芸芸、人才济济：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周（比利时重汶大学1939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学士）、许多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学士）……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始，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他们均为1915年成立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1946年东京审判法西斯战犯，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k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新中国以来，中共执政方式，基本照搬苏联的工农兵集权主义、专制主义模式。其对待法治的观点，正如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我们每个决议案都是法，开会也是法。”因此，1949年后，以上法学界那些留在大陆的，几乎都命运多舛，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一段期间内，无论是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是国家各主管部门高官，或者企业界和企业家，甚至对于法院、检察院等司法部门来说，法治观念仍然都极其淡漠，法律知识非常缺乏；只知有少数经济法，不知有民法。全国人大常委和法律委员会中，大多数人是工农兵、老革命，毫无法律教育背景，完全不懂法；不知如何履行立法职责。由于绝大部分时间汉译工作缺乏有效的组织，1949年至今现代著名的法律学术著作在大陆被译为中文出版者寥寥无几。不仅选材偶然、自发，书目不系统，而且水平不高、错误不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也拿不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每每开会讨论法律，就先得普及法律基本常识，根本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专家、内行之间的讨论。例如在讨论民法室提供的《民法通则》几个草案时，得到的却是“没有起码的法律知识”的反映：认为草案文字“法言法语太多，看不懂”，“像是看天书，谁知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带有笑话意味的现象。 　　没有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怎么会有法律理念和法律体系的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法律理念和法律体系，怎么会有现代化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呢？所以，中国经济秩序还是十分混乱的。著名法学教育家江平指出：中国“在全世界只能排130多位之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确实需要法律现代化，这就是“在法律的思想观念上，摒弃阶级、阶级斗争和专政工具的概念”；“在立法体系上，要建立一套充分体现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机制的公法和司法法律体系”；“在法律实施手段包括司法制度上，要建立真正的司法独立机制”，以及对庞大的执政权力有效制约机制；“在法律教育上，要充分使用现代信息手段，培养精通法律、具有正确处理法律实务能力的法律人才”(《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版，第250页)。 　　应当相信：包括现代法律体系在内的现代文化的繁荣是民族独立、社会稳定、国家强盛和现代化建设之基。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最高热情采用新的理论、科学、技术和管理成果，才能以睿智、理性地抗拒蛊惑人心的煽动和处理各种社会关系。 　　（十） 　　艺术家，是从事艺术作品的创作或表演并取得突出成就的知识分子群体。 　　他们从事的事业，就是通过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评论、音乐、歌曲、绘画、雕塑、建筑、摄影、书法，或通过戏曲、舞蹈、电影、电视、园林、漆器、陶瓷、染织、服装、刺绣、编织、家具、装潢、包装等等，着力于对人、事、情、景、物进行刻画、勾勒、描绘、塑造、模仿、表演、抒情的功夫，把具体生动、有血有肉、有情有理、有神有韵的艺术形象奉献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于阅读、欣赏、娱乐、享受的过程中，接受影响和引导，从而把美好的事物、英雄的形象、远大的理想、高尚的追求、有益的信仰都潜移默化地播撒到人们的心灵深处，使人们渐渐地培养起进步的思想观念、高尚的道德情操、美好的志愿理想、广泛的兴趣爱好、良好的习惯修养。 　　艺术家的确是智慧的精灵，他们创作出的精湛的艺术品，有的是千古绝唱，有的是经典之作，有的是稀世珍品，出类拔萃得令人叹为观止，时日越是久远就越是价值连城，往往都被专家收藏或国家保护起来，会流芳百世、永垂不朽。艺术家们从各方面给国家和民族，同时也是给人类留下的丰富的艺术珍品，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民族的宝贵遗产，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十一） 　　医药学家，是从事人体生理构造、功能、疾病、病理、药物、药理的研究，为人防病、治病和传播保健知识、方法的知识分子人群。 　　他们以救死扶伤为职志，不辞劳苦、不怕传染、不顾个人生命安全，把病人的痛苦和危险当作自己的痛苦和危险。他们的辛勤劳动帮助人们增强了对各种病魔的抵御能力，减小或祛除病魔的侵扰、毒害的折磨，延长寿命。 　　加拿大的著名医生白求恩，就是这样的。20世纪30年代，他已经50多岁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病人极端的热忱。他受到解放区军民的普遍佩服、敬仰和爱戴。毛泽东对他赞扬备至，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向他学习，“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毛泽东说“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选集》，同上，第621页） 　　许多医药学家都是兢兢业业工作，努力探索学习，不断提高医术水平，把医务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经过深入研究的成果进行系统整理，或专著，或验方、偏方、秘方，成为全社会新的共同财富。 　　战国初的扁鹊（原本姓秦，名越人），为脉学的倡导者，著有《扁鹊内经》、《外经》（已佚）。 　　东汉时的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对伤寒诸症分析病理，提出疗法，确定药方；汇集了杂病的病症和药方。它是后世医家的重要经典，他被后世称为医圣。 　　三国时期的华佗，对病理、医术造诣很高，擅长内、外、妇、儿、针灸各科。每以望诊、脉诊病者症结，处剂不过数种，针灸不过数处。他尤以外科精绝。对于针、药所不能治的疾病，他施以外科手术治疗。曾发明“麻沸散”，用酒服之，即醉无知觉，剖腹、破背、切除腐脏疾秽，然后缝合，敷以膏药，4-5日创愈，一月之间即可平复。 　　西晋时的王叔和，把张仲景的医著分别编辑为《金匮要略》和《伤寒论》。他集中秦汉以来医家切脉的经验，写出《脉经》。 　　唐初的孙思邈创立脏病、腑病分类，毕生精力贡献于医药学，对中医医学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著作有《千金方》30卷、《千金翼方》30卷，内容丰富，特别对于癯病、脚气等的治疗有突出贡献。还著有《福禄论》、《摄生真录》、《枕中素书》、《医家要妙》、《五脏傍通导养图》等。后人尊称为“药王”。 　　明代的李时珍，积30余年之功，三易《本草》，而成《本草纲目》，是为中国医药学巨著。又著《濒湖脉学》、《奇怪八脉考》、《脉诀考证》等。尚有《五脏图论》、《命门考》、《三焦客难》等（已佚）。 　　清代的王清，通过对人的尸体的精密考察，对人体构造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另绘改正脏腑图24件，并著为论，以说明形质构造而正古人之纰缪。著有《医林改错》。 　　等等。 　　总之，医药学家在祛除人类的疾病及其带来的痛苦，促进人类身体健康、强壮方面的重要历史作用，是任何人都无可代替的。 　　（十二） 　　青年知识分子，大学生最有代表性。他们纯洁、正直、敏锐、热情、积极、奔放、勇敢，最少保守，充满活力和朝气，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最快，对旧势力、旧事物、旧思想疾恶如仇。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没有认识的腐败，他们先认识；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真话，他们大胆地说；别人顾虑重重，犹疑不前，他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冲锋陷阵。 　　曾几何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中国一天天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20世纪初，中国国家命运多舛、危机四伏。“巴黎和会”的分赃丑剧正在进行的时候，北京的大学生奋勇起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发出了东方雄师“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掀起了空前的全国性的挽救国家危亡的革命浪潮。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这样地开始了。 　　毛泽东曾在1939年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毛泽东选集》，同上，第529页） 　　至于由于年轻、幼稚、涉世不深、缺乏经验，可能有些人难免意气用事，简单、莽撞、粗暴，遇到困难、挫折会软弱、摇摆、灰心、颓唐等等。但是，历史早已证明，无论如何，青年知识分子的主流优势是十分显著的、突出的、宝贵的，其重要的历史作用也是独一无二的、无可取代的。 　　（十三） 　　知识，“是生性自由的”，“总在流动之中，追求之中……”；“在知识新鲜而又温暖的子宫里永远生长着思想与科学这一对孪生兄弟”，思想，又总让她处于观照之中，……科学，则总让她处于批判之中。而黑暗，因害怕光明总拒绝观照；愚昧，因害怕文明总拒绝批判。在这些地方，知识，常常是异端的别名，反动的化身“。”为此，知识，又标志风险，常常意味着痛苦“，随时都可能面对”沉重的荆冠“和”森严的法庭“（胡平著《禅机：1957苦难的祭坛》，第413-414页）。 　　知识分子由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关系，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天性。突出表现在：第一，作为以知识为武器和”法宝“者，最尊重知识。他们酷爱知识、迷信知识，以有知识为荣，学而不厌；尊重真理、服从真理，主张以理服人，反对以势压人、仗势欺人和趋炎附势。第二，作为以继承、传播、创造文明为职志者，最崇尚文明。他们追求自由，要求个性解放，思想、言论、新闻、出版、结社自由；主张平等地发展独立的人格，尊重人权，发扬民主，反对种种非法的限制、干涉和摧残、迫害。第三，作为以全人类、全社会为服务对象者，最顾全大局。他们关心公共的、长远的、正义的事业，主张社会长期安定和平、协调有序，人与人之间分工协作、团结和睦、融洽相处；反对少数人为了谋求私利而无视法制、破坏公共秩序、压迫民众、侵犯和牺牲社会和国家的长远利益。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不谙国是而昧于权术，不求升官发财，而以学术良心为”第一“生命。充其量爱国心切，从不尽人意的社会现象出发，质疑执政者的合法性而已。许多人一辈子不脱”书生气“，甚至”迂腐“，即使勉强”为官“，仍不乐意呢。惟要对国家和社会尽一份责任，钻研学术、独辟蹊径，发挥才智，体现其人生价值。像火、电的发现一样，每一件新发明、新科技、新工艺、新思想的产生，都会给人类开拓一片新的广阔的光明世界。如著名学者钱穆说：“知识分子见面不谈国家民族的前途，只谈现实的经济生活，国家要知识分子何用？做一个知识分子又有甚么意义呢？”知识、科学、学术、作品，主要都须智慧的创造性劳动。精神创造的特点是，在知识海洋里自由驰骋，在某个方向上“游”得越久、钻得越深，就见得越多、知得越广；也就越是欲罢不能、兴趣越浓、独到之处越多，成就感越强。古今中外富有成就的大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军事家、实业家等，都不是靠名利、财富引诱出来的，也不是被外力打压出来的，而完全是自生兴趣、自找快乐、自定方向、自选题目、自寻方法、自辟蹊径、自赶进度、自挤时间、自冒风险、自甘寂寞、自由创造的。 　　因此，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坚强性格--对科学、知识、真理的义无反顾的信仰和追求，对公平正义、道德伦理、自由平等的执着和坚定，对民族、祖国的赤诚的热爱和良知，对人民、社会好国家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对虚伪、迷信、邪恶、欺骗、腐朽、专制、独裁、强暴等一切坏现象的蔑视和无畏。 　　知识分子的这种性格，造就了他们的勇敢地、坚韧地投身进步和光明的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代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新时代的方向和力量。为了获得一个成果，往往数日、数月、一年，废寝忘食、神魂颠倒；或许3年、5年、10年、几十年，甚至毕生、几代人。一个人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就是贡献给社会一门学问，一个独立学科，一个新领域，一个新专业、新产业。历史实事证明，这种方向和力量，从来都是所向披靡、百折不回、不可战胜的。 先进的知识分子，总是把科学、知识、真理、正义、民主、自由、平等、道德、伦理、文明，看得无比神圣、崇高，无比地有尊严；甘心情愿为它奋斗终生，并以此为无上的荣耀和幸福。因为他们深深懂得：压制、冲击、批判、残害、冤枉一名知识分子，势必扼杀一个未来的学者、消灭一门学术，烧毁一大片学术天地，使之“寸草不生”、“荒芜遍野”--这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为此，知识分子特别珍视知识和坚守尊严，坚决维护它，无所畏惧；在必要的时候，宁可牺牲宝贵的生命，也决不向任何强大的势力低头和屈服--像哥白尼、布鲁诺、伽里略那样，当中世纪教会的权威还非常强大的时候，公开对抗和否定“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话，提出天文学说和宇宙理论；像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那样，在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狂潮和清政府腐败无能使得国家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大胆抨击闭关锁国的保守思想，带头介绍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努力推进社会变革；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那样，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果被篡夺，而实行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的情况下，创办《新青年》和撰写文章，大力提倡人权和科学，批判当时的社会“是相杀的世界”、“黑暗的世界”、“兽行的世界”、“强权的世界”，当时的生活“都是牢狱的生活”（《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0页），号召青年起来投入“除旧布新之大革命”（《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13页）；像爱因斯坦那样，在希特勒纳粹党肆无忌惮地鼓吹“种族优秀论”，禁止一切进步文化，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疯狂扩军备战，掀起迫害犹太人狂潮的情况下，坚持人权、和平，反对迫害、战争；像郭沫若、闻一多、朱自清、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史良、王造时等等那样，在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充当美帝国主义走狗，实行反动的“一党专政”，肆意制造全国性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坚决投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潮流；像安·萨哈罗夫、罗·麦德维杰夫那样，在苏联共产党继续长期实行“一党制”和控制舆论、限制自由、破坏民主的政策的情况下，勇敢地站出来，为争取和维护人权而斗争；等等。 　　历史证明，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先知，是斗士，是闯将，是英雄。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次演说、都必定能唤起成千上万的群众的觉醒；他们的思想都必定能开辟一个阵地，并逐渐地扩大影响，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舆论。尽管他们都无例外地遭遇到顽固的反动势力的痛恨、扼制、压迫和杀害的威胁，但是，监禁、流放、驱逐、屠杀，一切残暴的手段都是徒劳，根本动摇不了他们的意志，永远也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车轮的滚动；头可断、血可流，知识分子的那种骨气，他们坚持的正义事业和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 　　知识分子的正义理智、自由创新及其文化硕果，将奠定、积累起雄厚、坚实、稳定的民主基础。温家宝总理曾在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两院院士作报告时指出：“要提倡富有生气、不受约束、敢于发明和创造的学术自由。学术研究要鼓励争鸣，因为只有争鸣才能激发批判思维。批判思维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状态，是一种独立思考精神。要尊重个性，一个没有个性的社会是没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繁荣昌盛，关键在于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潜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发挥。” 　　结语 　　总之，知识分子是从事脑力劳动，用知识和智慧为社会服务的人群。虽然就个体来说，生命短暂、不无缺憾，或者成就有限甚至卑微；极少数人心术不正、利欲熏心，把知识当做谋取私利的工具，挖空心思做坏事，丧失了知识分子的本色，假话、谎话连篇，丑态百出、恶行累累；但是，知识分子从来注定是一个不断发展、壮大、尊严、辉煌的群体。最初，人类就是依靠这样的脑力劳动者（德高望重的长者、智者、强者）执政（带头、帅领、组织、管理），才奇迹般地超脱“动物性”；接着，也是依靠他们，自发、简单、朴实地依赖自然环境的谋生，发展为原始地能够采集、劳动、生产、积累--即一步步地认识、适应、发现、利用、改造、享用环境条件和自然资源，才有了自己独立并不断进步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创造人类社会新生活；后来，还是依靠他们，再一步步地丰富和扩大精神世界，拓展物质活动范围，在更广大、更宽阔、更复杂的领域里，更深刻的层次上，以更宏伟的规模，建设了近现代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文明。知识分子的成功及其历史业绩代代相传，推动人类的脑力、体力劳动紧密结合，不断创造新辉煌。这就是历史--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 　　知识分子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相当于人类的“大脑”，代表人类的最高智慧，承担着引领人类认识、适应、利用、发现、改造、享用大自然的责任，是苍天恩赐给人类受惠无穷、享用不尽的福祉。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受到高度尊重，学术环境宽容、思想交流自由，基础理论创新、原创知识产权、重大的发明和发现必将接连不断，新学科、新资源、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新领域、新行业、新就业源必将层出不穷。知识分子各尽其才、自由创造、密切合作、成绩斐然，人类必将拥有无可限量的强大生命力、生产力、免疫力、自愈力、抵抗（灾害、疾病、战乱、腐败等）力、认知力、创造力、竞争力、凝聚力、自律里、自治力、成功力，创造和发展出政治文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平衡，并推广和普及至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