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没有几本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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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没有几本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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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女公子携带老李锐的若干著作，入境被公安没收，让我吃了一惊。不久前才聆听外交部发言人的发言，那是义正词严，正告境外势力，中国人充分享有创作自由，出版自由，你们不要诋毁。我作为以读书写作为生的人，自己的感觉自然应该和国家发言人的发言描述保持一致，无奈回想起来，怎么也扭转不到发言人指引的正确道路上。

我自小禁书就很多。小学只能读教科书，教科书全都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睡觉想起毛主席，半夜三更太阳起”，“走路想起毛主席，浑身上下有力气”。我兄长是个读书人，留下一些民国时代的书。我在家里翻出一套开明书店的《冰心佳作选》《郁达夫杰作选》，立刻遭到警告：小学生不准看这些书！待到初中，陆陆续续知道了，右派的书禁了，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突然不让看了，再让看的时候，作者只有袁静一人了。翻出了《财主底女儿们》《草荡里的枪声》《洼地里的战役》，老师大惊，你从哪里来的？这都是胡风分子的书，你看这个！其实那时候。我看来也是糊里糊涂，不知道书里说的都是甚。

文革时禁书空前绝后的严酷。那不是说那些书不能读，那是划定能读的几本书，比如毛泽东选集，鲁迅的书，其余一概不准入目。书籍杂志一律封存，或者焚烧。只能学文件看按照文件演绎宣传的报纸。文革过后，回忆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知识空白啦，夺回失去的青春啦，狼奶教育啦，不论怎么说，那一代人的知识结构有严重缺陷，念书太少，分明就是禁书造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禁书没有那么酷烈了。尤其是1980年代，“读书无禁区”的口号一时高扬，给了读书人多大鼓舞！事实上，对于成人来说，读书就是应该没有什么禁忌。有比较才有鉴别。各种声音都听到，才能判断谁是谁非。兼听则明，是起码的常识。可惜八十年代以后，当局又开始逐渐拧紧阀门，开放的尺度大大缩水。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又开始风行。一批好书遭到查禁，一批好书胎死腹中。也斩杀，也避孕，就是不让你出世。海外的书呢，严格管制，就是不让你进来。中国人在一个自己划定的禁飞区自拉自唱，对外讲这个叫中国特色，道路自信。据说我们享受着天下最自由的读书自由创作自由还不知足。我们一次一次被告知：资本主义的自由是虚伪的，我们享受的有限配给，这是天下最合理的食谱。

其实，到底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自由最广泛，还是资本主义的自由世界的自由最靠谱，眼下这已经不是一个辩论的问题了。为什么不能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会造成天下大乱，危害全人类。为什么官员不能公布财产？公布财产会导致老百姓情绪失控，乱了反腐的大局。为什么不能推进民选？一人一票会让政府失去权威，说话不灵。所有这些道理，一言以蔽之不过耍流氓而已。归结一下，所有老百姓想要的，统统都会破坏稳定。所有贪官们想要的，统统都是安定团结所需。一项法律条文如果对付老百姓，三天起草，第四天就生效。如果对付贪官，讨论上20年，还在继续讨论。这种稳定，谁家欢天喜地，不用我多说。

就说历史，为什么不能公开大跃进大饥荒的档案以供研究？为什么要遮蔽文革反右以及1989年的事件？为什么胡耀邦的名字成为敏感词？遮蔽历史，遮蔽现状，只有他们自己一种声音横冲直撞，充塞天地之间，让一代人充耳不闻窗外事成为弱智而已。而在当下，弱智好，弱智多么安全。明白了，面对强大的权力，你该有多苦恼。所以，让你弱智，也是为你好。你看看这样执政，考虑得多么周全。这才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

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球信息通达的时代，总有各种各样的杂音杂色传递进来。海外的书，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渗透进来。什么是自由写作，什么是出版自由?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辩论是对牛弹琴。一出国门，就是一旦踏进港台，也立刻让你感受到了自由呼吸的畅快。所谓反右文革，所谓89—64 ，所谓三年大饥荒，中苏问题，应有尽有，自由阅读，自由选购。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回忆录，也是在这里出售。了解九一三事件吗，这里有详尽的第一手资料。当然，也有李鹏的回忆录，邓力群回忆录，等等。当年这些管理意识形态沙皇，抡起板斧砍杀多少无辜，唯以禁书为能事，如今作法自毙，自己的书也遭禁，只好在港台出版。这大概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在港台参观交流，你就会感到我们这些来自大陆的作家学者的落伍。有一些问题，我们激辩吵得不可开交，其实在港台学界已是常识。有一些观点仿佛坚不可摧，一条历史资料出现，立刻土崩瓦解。开放的政治生态，自由讨论的空气，资源共享资料交流，读书研究无禁区，港台学者自然可以领先我们若干年。一个结论，人家那边翻出档案真相大白，我们这里还在穷搜苦找绞尽脑汁推断假设求证，我们不落后才怪哩。

如果只看上级指定的书，我们就是傻子。

觉悟吧，被信息封锁的人们。

大家当然都在寻找“另一个世界”的书，看看人家怎么说。我看过关于李锐的书，知道了党内一批“两头真”，知道了党内的民主思想其源有自。看了李锐范元甄的《父母往日书》，知道了革命阵营里老牌的革命者分道扬镳的漫长经历。看了严秀先生的《天堂往事略》，明白了中苏论战以及“一边倒”的是是非非。了解文革血腥屠杀的惨无人道，《血的神话》记载了湖南道县的大屠杀。杨继绳先生的《墓碑》，厚厚的两大册，那是关于三年大饥荒的调查记录，他遍搜全国，文字档案白纸黑字，落实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对于国家民族，功在不朽。这本书传遍世界，是20世纪社科研究的重要成果。可惜我们这里采取鸵鸟政策，一直封堵在国门之外。国内最近也有一些御用学者出面，吃力的写文章批驳杨继绳，那功力差远了，看了只能让人发笑。连人家的书都不敢让人看，你批驳什么？自信在哪里？眼看着反扑无力，只好继续禁书。

还有一类书，，表面上看来没有禁，其实外松内紧，监控很严。比如章诒和先生的《往事并不如烟.》，书出以后，没收罚款，出版社压力很大。比如为人兄的《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海外先印，国内辗转多家出版社，总是没有周全转圜的妙招，好几家出版社都想出，谁也出不来。比如李辅先生的《所思所忆七十年》，情知不会通过出版，自己内部印行算了。这样的回忆录还有很多，以至于现在，有学者已经慧眼别具，专门搜寻这些“没有书号”的出版物了。

读这些“禁书”，一方面开拓眼界，获取新知，勘破真相，还原历史。一方面，对于自由写作，也是鼓舞鞭策。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写作自由，出版自由是大势所趋。禁书是禁不住的，徒留笑柄而已。以往的写作，大凡事涉敏感，总有惴惴不安，提笔先就自宫。这些该不该写呀？敢不敢写呀？没什么不该写的。只要属于真相，都该记入历史。不让发表，那是官家的问题，不是我们的错。请看国门之外，哪里有禁区？你绞尽脑汁在真相和伪造之间找平衡，人家早已直奔真相而去，你的写作还有什么意义？为历史负责，为未来打算，你的写作还想有点价值，先破除了脑子里的禁飞区再说。

现在到处叫喊中国梦。我的中国梦，还是盼望有那么一天，国人能够自由表达，再不要有什么禁忌和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