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又一年

jssh365

口述历史又一年

• 2013年07月03日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丁东




　　2011年秋天，许洋、李楠两位朋友来我家做客，建议我的妻子邢小群开辟一个口述史专栏，在他们主编的《信睿》杂志上连载。当时邢小群即将从学校退休，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这成为我们从事口述历史的新动力(310328,基金吧)，一年多下来，我们陆续采访了十多位历史当事人。

　　口述历史的工作，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深知其中的甘苦。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并非易事。口述历史既可以关注社会名流，也可以关注平民百姓。但杂志是公共平台，希望展示的内容需要有较高的文化历史含量。仅记录平民百姓的家长里短，不足以满足公众的需要。与重大的历史相关的事情，才是读者的兴趣所在。

　　正好，当时周启博先生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和他联系，请他讲述周家的往事。周家上溯五代，出现过许多影响历史的重要人物。第一代周馥曾官至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第二代周学熙当过袁世凯政府的财政总长，是山东大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先驱。周启博的爷爷周叔弢是第三代，是民族工商业的领袖人物，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启博的父亲周一良是第四代，以史学家著名。这一代还出了很多著名的学者。周启博先生的本职工作虽然是工程师，但对历史却有很深的研究。请他口述“周家往事”作为栏目的开场戏，是很好的选择。此文在《信睿》刊出以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接着，我们又采访了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长女、杨乐的夫人黄且圆，我们请她回忆她的祖父和父亲。当时她已经身患癌症，接受采访后不久便与世长辞。这篇口述的发表，成了对她的纪念。

　　我们还采访了杨银禄先生。他是中央办公厅的退休干部，“文革”中曾经担任江青的机要秘书五年多。正如俗话所说，伴君如伴虎，他为江青服务的酸甜苦辣更是一言难尽。听他谈他在钓鱼台亲历亲闻的种种细节，有如回到了历史现场。

　　我们还采访了学者纪坡民先生。他的父亲纪登奎上世纪70年代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参与当时党政军方面工作的日常要务。1988年，65岁的纪登奎便溘然长逝，没有留下回忆录，带走了太多的历史秘密。好在上世纪80年代他和儿子有所交谈。聆听纪坡民的讲述，多少能够弥补一些遗憾。

　　我们的邻居刘心俭先生，本人并非高官，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子女。但他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曾参与推动了一项政策的改革。1955年，经毛泽东批示，中央对台湾飞行员驾机投奔内地发放奖金。1962年，内地又以福建前线部队司令部的名义，公布了《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和《对驾舰、艇起义蒋军海军人员的奖励规定》。对岸的国民党也不示弱，他们开出了更高的奖金额度，诱导内地飞行员投奔台湾。到了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方面的奖金最高达到7000两黄金。内地方面的最高奖励也达到65万元人民币。

　　在此期间，先后发生了多起飞行员驾机投奔对方的事件，都成为一时的热点新闻。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释放了改善两岸关系的信号。1987年，台湾当局允许老兵回内地探亲，两岸关系日趋缓和。

　　刘心俭先生曾在空军基层部队任职，到空军领导机关工作时，他对重金鼓励飞行员起义的政策进行反思。他知道基层对重金鼓励对方起义的做法有很多议论：一是认为对台湾飞行员的奖励与国内飞行员收入水平相差悬殊，部队飞行员的月薪还不到百元，而对驾机起义者奖金高达数十万元；二是有关部门采取的一些技术措施引起了飞行员心理上的反感，产生了负面影响。思想政治工作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这些隐患，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莫过于主动取消高额奖励，化解两岸敌意。

　　于是他参与起草了关于取消对起义人员奖金的报告，经空军政治部签发，报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建议停止执行《驾机起义蒋军空军人员的奖励规定》。1988年9月11日，新华社公布此消息，马上得到了海峡两岸和国际舆论的好评。4天后的9月15日，台湾当局也宣布大幅度降低对驾机、驾艇来台人员的奖金，以此回应内地释放的善意。当时台湾有级别很高的将领以探亲的名义来大陆，刘心俭曾以朋友的身份去做沟通工作，互相谈到奖金的事，他们也认为一定要取消。他们回台以后，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化解对立情绪，加快了台湾取消奖励规定的进度。第二年终于使两岸飞行员“对飞”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宣传往往把历史进步的功劳归之于政治领袖。其实，历史的进步是合力作用的结果。领导人的决策固然重要，但一些小人物的促进也不应当忽略。在生活中，往往遇到在历史变迁中起过作用、又不被历史所重视的人，他们可能仅提过一次建议，表达过一次意见，参与过一次行动，却为一个旧制度的终结和一个新制度的开始提供了契机。如实记录下他们的声音，是史学不应推卸的责任。

jssh365

口述史的价值  


作者： 熊月之

来源：都市文化研究网   


“口述史是什么东西？”，“口述史不就是回忆录吗！”“让研究员、副研究员去做口述史，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尽管口述史在国际上已成一门专门学问，尽管口述史在国内已有一批可观的成果，尽管上海口述史的项目已启动一年多，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听到对口述史不明、不解的诘问，感受到对口述史不屑一顾的鄙夷。口述史到底有什么用？

一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

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曾四出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公孙季功、董生则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李斯列传》开头一段关于老鼠的议论和绘声绘色的描写，估计也是得自传闻。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资料，代不乏人。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2]。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芮文斯( Allen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此后，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该校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 Ho)，从1958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唐德刚、夏连廕(JulieHow)等学者后来也参加进去，访谈对象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单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们就已能感觉到其成果的份量。1953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3]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有：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险与福利计划等。

美国之外，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4]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

在亚洲，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因其历史短，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访谈范围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消逝中的行业、新加坡劳工运动等，另有一项特别计划，即有系统地收录知名人士和小市民的自传。开头10年中，该馆已访问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时的录音，有录音带一万多盒[5]。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聘请香港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比较集中的话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包括家居生活、饮食习惯、工作娱乐、交通、居住习惯、社交圈子、团体生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6]日本学者在口述历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当可观，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

我国台湾史学界对口述历史起步甚早，成果相当丰硕。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云龙等开始了访谈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一度中断。1984年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台湾近史所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军人、政治家和外省籍人士，包括凌鸿勋、白崇禧、郭廷以等；1984年以后，不再局限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耆宿、望族、妇女、原住民、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开始进入口述历史的视野。为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1991年近史所主办了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近史所之外，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在口述历史方面已蔚成风气。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历史都有组织和活动。保尔·汤普逊在他的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具体而有分析地介绍了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7]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半个世纪之前，口述历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涉猎范围之广，就连国际史学界圈内人士也始料未及”。[8]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

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士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体认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9]

jssh365

口述史的价值二

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1950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一百多辑，二千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实地调查”、“新四史”和文史资料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尽管当时还极少使用录音工具，但是，毕竟搜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兹举一例，笔者曾看到上海市卢湾区的一份《流氓称霸里弄》的口述资料，其中记述王兰英被流氓欺侮的事，具体而生动，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当地社会生活很有价值：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限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10]

唐德刚曾写文章，说明大陆文史资料的价值。他说，民国时期有许多事情，如国民党政要之间的争斗，著名的“盗楚王墓”案件，自己本来懵里懵懂，不甚了然，经当事人一口述，文史资料一披露，“读之恍然大悟”，“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56年创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资料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历史所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组织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举行座谈会，并做详细的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这些调查、访问、座谈笔录，大多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并出版过大量的内部书籍，未出版的资料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国内外许多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历史的学者，都曾利用过这些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颇受书界好评。这套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已经出版的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扩大口述者的范围，除文化名人外，还准备把普通老百姓纳入采访调查的范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90年代曾作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12]，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几年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访谈工作。

尽管口述历史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发展趋势也不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口述历史都还没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三

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是，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前几年，我们在进行“上海移民史”访谈时，便以普通民众作为访谈对象，接触了四千多户人家。访谈内容的要素有：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贯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这四千多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他们是不会有个人回忆录、家族发达史问世的，传统的史书上不可能留下他们的声音。

相当丰富的来自平民家庭的访谈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深化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理解。比如，重视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百多年间的老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传统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在访谈中，注意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懂不懂英文，收入大不一样。不会英文，做普通工人，在三十年代，月工资大概在12～15元，会英文，则在30～40元，甚至更高。会英文，晋升、出国的机会也多。正因为如此，上海那时的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与学英文有关的是，洋行职员、买办的社会地位如何，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他们？我们访问过一些年长的洋行职员，也访问过没进过洋行的老年市民，他们的说法是，洋行职员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员工，买办就是外资企业的代理，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令人羡慕。那时，人们过年贺喜，也会说“祝愿您家二少爷明年当上买办！”这些受访人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读过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近代史教科书。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几乎所有做过访谈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历史，是典型的访问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唐氏生动地记述李、唐合作的情形：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稿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13]

试想，假如只是李说唐记，有闻必录，没有唐的加工，那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有丰富口述历史工作经验的陈三井先生曾说：

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总之，从事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真是一项精神压力大、苦多于甘、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辛苦差事！[14] 所以，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的主要区别也在这里。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15]，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毫无限制，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重要的东西。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我们在访问陆久之先生过程中，就感受颇深。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常州官宦之家，经历极富传奇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16]，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在日本留过学，与日本一些政要稔熟，1940年代在上海开过舞厅，现在享受离休局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复杂的经历，在1949年以后所走的曲折道路不问可知。他在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那风格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回忆录并无二致，主要描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们选择他作为访谈对象，主要想请他谈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白领阶层的生活，舞女的生活，舞厅的管理，娱乐业与黑社会的关系，等等。谁知，他说着说着，就转移到自己如何掩护共产党干部、如何为革命作贡献方面，痛说革命历史。老人如此说，自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以前的经历所吃的苦头太多太大，所受刺激太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功而不是有罪，对那些革命经历自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所说的革命历史当然重要，已经写过了，我们也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便设法让他讲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他的健身之道说起，问您老为何在98岁高龄，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脑不乱？青少年时吃些什么，穿的什么，住在何处，钱从何处来？与谁交往，怎么从常州来到上海的？作为蒋介石的女婿，您与国民党的一些要员有何交往，对他们有何印象？“驸马爷”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您在上海的活动有何作用？这样，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于是，话匣子打开，汩汩滔滔，一些在他本来看成是日常琐事、无甚价值、对我们来说则极有价值的资料，奔泻而出。

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自然，就像文献、档案也有其局限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受访人的年龄、记忆力、理解力、兴趣、情绪，受访人与访问人的关系，访谈环境，都会影响访谈的质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东西。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17]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1] 参见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页。[2]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3]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附有这些规则的中译本，见该书第416～419页。[4]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附有这些杂志和重要书籍的名称。[5] 参见林孝胜：《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1～234页。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7页。[6] 丁新豹：《香港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简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5～240页。[7] 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8] 闻伍：《历史之音――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质片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页。[9] 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3～24页。[10] 《流氓称霸里弄》，卢湾区地方史专家许洪新提供。[11] 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12]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13]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14] 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4页。[15] 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回忆录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有完全出自回忆者一人之手的，也有由回忆者与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前者纯粹是回忆者脑力劳动的结果，后者则经过写作班子的提问、加工，也有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过程，因此，实际上正是口述历史的成果。[16] 陆久之的太太是蒋介石如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陆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女婿。[17]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jssh365

让女性“口述”重现历史
李小江:让女性“口述”重现历史









　　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这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原则不谋而合。

　　妇女史与口述史：天然的盟友关系

　　记者：传统正史中，罕见与妇女生产、生活内容相关的记载。女人的角色一如她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细微，琐碎，一时不可或缺，却不受重视，不被记录，不见经传。您主编的四卷本《让女人自己说话》（《独立的历程》、《亲历战争》、《文化寻踪》、《民族叙事》，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将众多女性推向前台，书中记载了大量以女性为主体的“个人故事”和“历史事件中的个人记忆”。我想知道您从事这一课题研究的缘起和经过。

　　李小江（以下简称“李”）：20世纪是全世界妇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的世纪。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经历涵盖了“新”“旧”转换时期丰富的历史体验，从女性角度揭示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对评估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宏大叙事史观”的影响，以及长期以来在性别问题上的盲点，女人的作用和女性这个角度很少得到必要的关注和记录，相关文献资料极其匮乏，这就使得口述方法成为使这一主题得以全面展示的十分有效的方法，甚至是惟一可行的方法。

　　“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于1992年9月正式启动，历时10年才得以完成。参与者近千人次，现有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六百余份。如此大规模、长时间，如此多的精力和人力投入，在中国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记者：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口述史”的发展历程？

　　李：口述是人类知识传播和史家记录历史的一种古老的方法，只是在文字化的文明过程中日渐被人轻视了。20世纪下半纪，口述方法重新引起史学界的重视，这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史学观念的变革，在“平等”观念的推动下，将史学研究范围从帝王将相扩展到人民大众，从主要是对改朝换代的记录进入到寻常百姓生活；二是科学技术的介入和录音设备的使用，使得“真实的记录”成为可能，有效防止了传述的误差或篡改。半个世纪以来，口述方法在史学界被广泛使用，它打破了单纯以文字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让“事件”的参与者直接对“历史”说话，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认识偏差，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在史学界享有盛誉的英国口述史学家PaulThomson教授认为“口述史就是人民的历史。”

　　口述方法不是妇女研究的独创，但它却格外受到女性学者青睐。这是因为，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女人曾经“未载史册”，以及历史上学术界中“女性的沉默”，使得妇女史研究不得不从“打破沉默”、“让女人发言”开始，这与口述史原则不谋而合。

　　无法弥补的遗憾：没把整个20世纪找回来

　　记者：阅读这套书时，常常给人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比如《独立的历程》卷中，辟专章介绍了上海人陆礼华解放前的办学生涯，抢救出了一段独特的教育资料，但访谈时间已迫近老人生命的终点；《亲历战争》卷中，在红军长征中幸存的著名女军人危秀英也对来访者说：“你们来晚了，许多事情记不清了”；而世纪初参战的一批杰出女性多已作古，我们再也无法用口述方法“倾听她们自己的声音”了。读到这些内容，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李：几乎每一个参与项目的人对此都有“切肤之痛”。我们要访问的几乎都是世纪老人，有时仅仅因为个人工作或稍作歇息，老人就不在了，一夜之隔真正会是“隔世”。只有跟这些“亲历者”亲自交谈过，你才会真实地感觉到历史的分量和它的曲折，它的人性的和非人性的面目，与我们从历史课学到的和在史书中读到的很不一样。那个亲历者走了，你就再也无法知道那些文献记录背后真实的生命故事，更何况许多历史的细节以及女人的历史体验其实很少被人记录。比如，参加北伐战争的女性不少，项目启动时能找到的人已十分有限，90年代中期因为种种原因项目冷却了一段，待到90年代后期再寻她们，几乎一个都找不到了。作为项目发起人和主持人，为此我常常自责“早干什么去啦？”如果能早些意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从80年代初就开始做这件事，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整个20世纪都找回来。

　　女性学者的关怀：不应仅仅是女性的

　　记者：这套书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对“男性中心”价值观念和男性话语霸权的反拨。它会不会走向另一极端，让人以为过于“女性中心”呢？

　　李：长期以来，女性的话语权利和能力一向被忽视，女性的声音很少得到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我们发掘和记录女性的历史经历，正是试图用女性的表述证明女人的存在，给从来是“无性”或“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提供新的视角。女性主义史学对从来是男性中心的传统史学是一个有力的挑战，为妇女史建设和史学重建清扫道路——但仅仅女性主义是不够的，它不足以成为建构“历史”的全部基础，甚至也不能是妇女史建设的惟一基石。女性学者的学术关怀不仅应该是女性的，也应该是历史的。

　　这套丛书记录了女人的经历，却不尽是“女性主义史学”，它无意发掘女人的特殊贡献或特别张扬女人的权利。在阅读中你会发现，在绝大多数中国妇女的主体意识中，多的恰恰不是“女性中心”，而是承载着过重的国家、民族、社会、家庭负荷，这与一般西方女权主义者确实存在着很大差别。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世纪以来，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难，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于此，中国妇女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很大气，很壮阔，无论你怎样启发和诱导，它的立场远在女性主义之上。倘若我们只是把它禁锢在女性主义的理解框架中，也会委屈或曲解了她们的声音。

　　来源：《文汇报》

jssh365

口述史学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意义


谢泳


    在普及的意义上，人们对于口述史学的了解，主要得自于当年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和《李宗仁回忆录》的出版，这种史学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史学研究方法（以学科的创建为标志），口述史学在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末才出现。1948年，美国史学家A·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的口述传记，主要就是由这家机构完成的，如《顾维钧回忆录》《何廉回忆录》《蒋廷黻回忆录》以及刚刚去世的张学良的相关回忆。作为一种史学研究方法，最初的口述史学，比较多地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学科中运用，特别是在广义的社会学研究中，口述史学已成为这个学科中运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方法。近年来口述史学在文学史研究和知识分子研究中的普遍应用，已使更多的人认可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学术意义，以往人们只把这种以口述历史为基本特征的研究，作为一般记者的采访来看待，很少谈及它的学术价值和方法意义，经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非常有学术价值的口述历史作品的出现，它不仅拓展了相关学术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以往学术研究的手段，可以说，在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最有新义的大体就是这些口述历史作品。
    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八十年代主要是以研究有从政经历学者为主的，但在九十年代以后，把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作为研究对象成为主流。比较早意识到口述史学方法意义的是李辉。说较早意识到，并不是说他最早采用了这种方法，在几乎所有历史研究中，采访直接当事人和间接当事人本来就是常见的手段，李辉的研究一是比较有系统，二是有学术眼光。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1998年海天出版社）是目前关于周扬研究中，在材料的丰富和视角独特上，最有代表性的。他在九十年代初用了几年时间，采访了25个与周扬有关的人，这些人当中，有周扬的朋友，也有被周扬迫害过的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李辉有自己的价值选择，但在已完成的这本书中，他选择了相对中立的态度，以真实为第一追求，人物的丰富性是在比较和众人评说中体现出来的。这样的研究比单独人物传记的意义更丰富。虽然是口述历史，但它的研究深度还是让读者感觉到了。李辉的学术眼光除了对周扬这个历史人物的选择以外，更在于他把周扬放在了整个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定位上，他的自觉和无奈以及最后的命运，都显示出了历史的复杂性。五·七
    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1998年光明日报出版社），也是一部视角独特的口述史学著作。五·七干校是中国文革中产生的一种以改造知识分子为主要目的特殊形式，它是介于“劳改”和“学习班”之间的一种惩罚。这种形式的主要对象是高级知识分子。从中国科学院到文化部和省市都有这样的干校，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国几乎所有著名的知识分子（包括科学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作者选择这样的历史事件本身，就显示了他们的学术取向和历史眼光，应该说他们的努力，特别是对研究中国知识分子文革中的经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像李辉一样，贺黎、杨健都不是那种偶然访谈或为研究作资料准备，而是把访谈本身就看作是一种历史研究，所以他们都比较重视访谈本身的完整和系统性，这种学术努力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显出它的意义。
    邢小群关于知名右派的访谈，也是近年来口述史学中值得注意的作品。《凝望夕阳》（1988年青岛出版社）是邢小群的一本散文随笔集，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却是由关于右派的系列访谈组成的，这也是本书最吸引人的地方。她选择了那些在历史事件中有丰富经历的右派为自己的系列访谈对象，他的访谈不是随意的采访，而是事前对采访对象的人生经历作了比较深入研究以后，把他们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看出他们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性。中国的反右运动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一事件最有价值的研究，目前并没有产生在专门的现代史学者笔下，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是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和一些口述史作品，邢小群关于知名右派的访谈，它的学术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她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口述史，在丁玲研究中是最重要的文献。
    李辉、贺黎、杨健和邢小群的口述历史工作，主要完成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前，出版在九十年代末。他们的研究工作，虽然有一定的系统性，但基本是围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分头访问众多的当事人，与通常口述史学，以一个人，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村庄等视角还略有区别，因为这些作者没有受过专门系统的口述史学训练，所以他们的工作并不为史学研究者所重视，但他们的研究工作大体上还是体现了越往后往有自觉的口述史意识，到了二○○○年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文坛纪实》（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口述史学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已得到了相当自觉的运用，学术性更突出，作者个人的意识在叙述中也强化起来，他不仅是要搞清楚事实，还有自己对这些事实的理解和评价。陈徒手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中国著名的作家，如丁铃、沈从文、俞平伯、郭小川、赵树理、浩然、汪曾祺等。他的方法是先把握住了一个与研究对象经历和命运相关的历史意象，如“旧时月色下的俞平伯”、“午门城下的沈从文”和“艳阳天中的阴影”里的浩然。陈徒手的学术工作以口述史学为基本风格，但他是以历史意象为中心来展开口述的，所有口述历史的人物和事件，最后都以他把握住的那个历史意象为归宿。这种写法，常常让我们想起，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史景迁《天安门》和孔飞力《叫魂》的视角，虽然研究对象和方法不一样，但学术风格和学术趣味却很有相似的地方。类似的口述史作品还有郑实、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2001年海天出版社）。
    关于老舍的传记和研究已有很多，但郑实、傅光明的这本口述史著作，在老舍研究中的价值是独特的，方法和视角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都有启发意义。我理解，作者选择这个题目，也是先把握住了“老舍之死”作为一个历史意象的象征意义，然后才进行相关的口述史工作。因为“老舍自杀在太平湖”，这其中有丰富的历史内涵，老舍的自杀不仅是一个作家的自杀，在相当的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后命运的一个缩影。有了这个“太平湖自杀”的意象，其它就比较容易解释了。郑实、傅光明的这本书，更接近西方那种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作品，即除了口述的内容外，还有大量相关的历史挡案、原始文件和必要的能说明当时历史情景的其它材料，这些东西构成了完整的历史记忆。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了一套“口述传记”丛书，出版了《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几本传记，都是由传主口述，旁人记录的作品。另外还有《我的一生——师哲自述》（2001年人民出版社），也是近年比较重要的口述传记作品。这些以人物个人经历为主的口述传记，是口述历史中最常见的形式，它的好处是可读性强，叙述自由，一般主要由传主的亲属和比较亲近的人来完成。但短处可能是难免有为传主避讳的地方，特别是传主的私人生活，在这样的口述传记中是很难处理好的。我个人比较欣赏的口述传记还是唐德刚的那种，作者与传主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而且对传主生活的时代有深入的了解，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有自己的评价标准。有时候，作者应当比传主对某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了解还要仔细，这样在从事口述史学工作的时候，就能有更开阔的历史视野。我举许福芦《舒芜口述自传》（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这本口述传记，应该说是一本比较成功的口述史学作品。与其它口述传记相比，这本传记的一个特点是对于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都作了注解，但这些注解的意义只是常识性的，而不是研究性的，唐德刚的注解主要是后者，这也是口述史学的一个较高要求，它在史学界的地位，有时候就是靠这些注解来确立的。但许福芦的努力还没有做到这一点。书中有舒芜讲到1951年11月他参加中南文代会的情况，他的回忆大体准确，但也有一些没有提到的事。比如这次会上，舒芜有一个发言《我的体会》，从中很能看出舒芜五十年代初的心情。这次大会的具体情况，1951年12月出版的《长江文艺》第五卷八·九期是关于这次会议的专号，如果能找来参考，并在注解中说明，是非常丰富的史料。还有书中关于反右时毛泽东的动机，舒芜提到了关于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和流沙河的《草木篇》，回忆都不够准确，因为这些情况本来有现成的史料，可惜作者没有去利用。这里涉及的是毛泽东1957年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当时没有发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收了这个讲话，不过都把关于王蒙和流沙河的那些话删除了。但这个讲话的全文在文革中流传出来，就在《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书中，这本书很容易找到，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物，但现在文革研究专家公认内容是可靠的，只是记录的文字上稍有差别。类似的问题书中还有不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本书的学术性。
    附带提一句，书中提到舒芜父亲方孝岳最早的著作是“《欧洲大陆法律思潮小史》”（9页），也不准确。应该是《大陆近代法律思想小史》，上下两册，注明方孝岳编，上册定价：三角五分，下册：一元）在商务印书馆“世界丛书”名下出版（商务印书馆1930年《图书汇报》121期，121页）。
    口述史学在知识分子研究中，已有了较为可观的成绩，因为有些作者并不是在自觉的意识下选择这种方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作品的学术努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史学的成熟是指日可待的，它已取得的学术成绩值得史学界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