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郭初阳
罗大耳朵
我知道郭初阳这个名字，是从《人民教育》上看到他的几篇课堂教学实录，以及对“深度语文”的关注。后来，读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时，读到魏勇评他执教《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文字，读《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时评他执教的《愚公移山》课例。再后来，才读到他的《言说抵抗沉默》，以及近期的《癫狂与谨守》。他参编的《小学语文教材批评》和《大人为什么要开会》，我没有读过。
我曾听到冉云飞兄说，郭初阳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教师。听王栋生老师说，郭初阳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已经离开了学校，没有教书了。
听说，郭初阳教过习总的女儿。有人称他为新生代教师的旗帜，甚至称他为语文教学的革命者。我觉得，这对郭初阳而言，是承受得起的。我喜欢钱理群、王栋生、黄玉峰，也喜欢魏勇、郭初阳、范美忠。我想，也许，今生没有机会接触到郭初阳。但很幸运，待2013年3月28日到成都参加蓉城之春全国著名教师语文课堂教学观摩活动，将有机会见到郭初阳，这位有才、有学、有识的青年才俊，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语文教师。
我对《珍珠鸟》的理解
郭初阳
《珍珠鸟》一文，也许是因为得到过冰心老人的赞许，被收录于各种语文教材中，广受欢迎。细究其中原因，不外乎三：
一，抒情小品，小心细致中，颇见爱心与情趣。
二，体现了人与动物间良好的关系。
三，引申出了关于“信赖”的普遍的哲理。
文章寄情微物，申发小小哲理，虽未脱旧式花鸟鱼虫小品文传统，却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随之而来：鸟儿作为自然界中最自由的生命，是否可以如对家禽一般豢养戏弄？“生物”与“宠物”，不是同一概念。比照同类题材的文字，约略可以见出境界高下。
黄永玉《飞来与我们喝早茶的金丝雀》中，一样探讨着“信任”话题，却有着对东方悠久专制主义传统下，人性的促狭与卑怯的反思与忏悔——
有一天喝早茶的时候，窗外飞进一只金丝雀。我们都以为它很快就会飞走的，它却在我们座位之间来回招呼，甚至啄食起饼屑来。
它一进来，我马上想的是：“关窗！”但没有说出口。幸好没有说出口。它对人类的信任，颇使我惭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毛病形成是很难一下改变的。
在纽约、华盛顿、哈佛校园内看到草地上的松鼠，在墨尔本看到地上散步的鹦鹉，在意大利、巴黎看到满地的鸽子，第一次，我都是不习惯的。“为什么不捉起来呢？”“捉起来”才合乎常规。
在地上看到一方木头，马上就想到：“拿回家去！”拿回去干什么，以后再打算不迟。
旧金山的鸽子和狗前几年忽然少了许多，后来发现是越南难民在吃这些东西，警察讯问他们，得到的回答却出乎意外：
“它们很‘补’呀！”
我听了这个传说当年曾经觉得好笑，而且转播别人听。唉！作为一个不幸的东方大陆人，什么时候才会打心里宽容起来呢？
那只金丝雀玩了两个多钟头，后来就飞走了。我们都以为它改天会再来，一天，两天过去了，一直没有看见它。到别人家的家里去了，也许是回自己的家。
为了这只金丝雀，我心里有着隐秘的、忏悔的感觉，甚至还不只是对这只具体的小鸟。
它好像一座小小的会飞翔的忏悔台。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P19-20，三联书店1999年5月）
而鲍尔吉·原野《啄露而歌》中，鸟儿灵异的神性，尽展无余，鸟儿所代表的，是在人类世界之上的，另一个明亮、美丽、温暖和自由的世界。
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雨后，桑园在许久的寂静之后，传来一句怯怯的鸟啼。”
早上，我又在雨后的桑园听到这样的啼唱。这只鸟的喉间仿佛有丰盈的水珠，或者它在练气功，津液满颊吧。我担忧的是，这样歌唱，不会呛水吗？我童年的朋友三相，曾向我炫耀含水歌唱，抿一口花茶根，唱颤音“美丽的哈瓦……”还没等“那”，呛了。一阵咳嗽，我把他脊背噼啪一通锤打。
雨后，树叶上流漾水珠，小鸟感到树上挂满水滴的钻石，惊喜自语。也许，它有意啄一滴水漱口再唱。像我唱蒙古歌之前须饮烈酒润喉一样。
行家说，这自是鸟的唱法，叫“水音儿”。画眉、红子都会此腔，尤其邢台以南产的红子。腔名“衣滴水儿”。
我宁愿相信这样的情景：初晴，鸟儿啄头顶的一滴水，凉啊！它不禁喊出声来。如果没有污染和人类捕杀，鸟儿实在过着神的生活。
（《思想起》P85，作家出版社1998年1月）
对照之下，《珍珠鸟》中作者的沾沾自喜与津津乐道，实有“欣赏囚禁”的嫌疑。是作者有才而无识？
然而作家冯骥才一向注重文化传统的反思，深具民间情感——近两年，“我正在进行两个工程。一个是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民族的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的普查和梳理。一方面是用传统方式采风和文字记录，另一方面是用视觉人类学的方式，对民间文学进行调查，记录文学、歌谣、谚语，把它们拍成照片，用当地口音记录，这样我们的后代才有可能知道民间文化原本是什么样。另一个是民间文艺家协会在做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这两个工程预计要花10多年才能完成。”（《新闻晨报》徐颖采访）在2004年《收获》杂志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专栏“田野档案”，被人称为真正的“行动散文”。
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从六十年代后期起，冒着“杀头之罪”记录，二十年后成书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以一个个普通人的苦难个案，来建筑文革的纸上博物馆。1996年，他在《关于〈一百个人的十年〉写作的源起》中这样写道：
“我是在非文学的时代发现文学的真正价值，这就是拿着生命做抵押，绝对没有功利地去为整整一个时代的人们建立心灵的档案。历史学者建立事件档案，文学家建立心灵档案。这是人类最崇高的文字，也是文字最崇高的含义。其它各类，等而下之。
自一九七九年我从事文学，所作小说颇多，涉及广阔，从不自束，但心中一直没有放弃始自文革立志要做的事，即为一代普通的中国人记载他们的心灵历程。故而于一九八六年，开始进行这部名为《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口述实录文学。由此至今，已近十载，收到要求被采访者信件近四千封，采访数百人；摘其所具独特性且富于深刻者撰文成书。今年是文革破产二十周年，择此吉日，终结此事。同时，又写了这篇文章，道出缘起于三十年前那段决非轻松的往事，亦推开我心中一块郁结已久的块垒。”
如此有责任感、有良心与担当意识的作家，为什么会写出像《珍珠鸟》这样的文章——透过文本，人们看到的是双重的悲剧：小鸟被囚而不自知，反以为安全；人作恶而不自知，反而欣赏把玩。
《珍珠鸟》写于1984年，两年之后，冯骥才在《〈一百个人的十年〉前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以我的人生经验，每人心中都有一块天地绝对属于他自己的，永不示人；更深的痛苦只能埋藏得更深。可是当这些人淌着泪水向我吐露压在心底的隐私时，我才知道，世上最沉重的还是人的心。但他们守不住痛苦，渴望拆掉心的围栏，他们无法永远沉默，也不会永远沉默。这是为了寻求一种摆脱，一种慰藉，一种发泄，一种报复，更是寻求真正的理解。在那场人间相互戕害而失去了相互信任之后，我为得到这样无戒备无保留的信赖而深感欣慰。”
“信赖”，作为一个核心词，屡屡出现在当时冯骥才的笔下。他创作的本意，也正在展现因“信赖”而生的美好境界。而可怖的正在这里，因为在这里，作家冯骥才就像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的维也纳人B博士一样：“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
并不是“鬼打墙”。只是因为长期的信赖缺失，所以一方面有着极强的信赖渴望，并愿意在日常创作中加以展现；而另一方面，“流泻下一时的感受”，暴露了潜意识的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把《珍珠鸟》当作一个寓言来读时，才可以解开。
把文本置于更大的历史坐标中，将文中的主要角色分别向上进格，（小鸟→因为历史涂改、教育掩饰而丧失苦难记忆的中国文人），（大鸟→有着苦难记忆的老一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我”→权力拥有者），一个关于现时中国文人（非知识人）境遇的寓言，就再清晰不过地显现了。
第一，视囚禁事实不见，反而美化这种生存状态，以为有了吊兰与些微阳光的笼子，就不再是笼子。第二，主体性自由与依附性安全，不假思索地选择后者——“决不飞出去”。第三，听不见有着苦难记忆的大鸟生气的叫声，而要栖止于权力者（Big Brother）的身边肩头，作小鸟依人的阴柔憨态，与屈原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脉相承。
黑格尔一语中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一个人的身体可以超出他的皮肤一样。哪怕是这个民族中优秀的作家，缺乏异质自由思想的援引，也无法走出这无物之阵。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这篇文章的核心词，不是作者卒章显志的“信赖”，而是被极其精心（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隐藏掩盖起来的“笼子”；《珍珠鸟》一文，实是研究中国作家自由缺失的下意识表现的最好案例。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篇筱敏《鸟儿中的理想主义》，仿佛一一对应着写出来一般，在笼中不间断地练习飞翔的理想主义的鸟，是逃避自由的“珍珠鸟”最好的解毒剂。
于是本课时的教学，紧紧围绕“笼子”周旋：以人与鸟之亲近，来观察鸟与笼子的距离；以筱敏与冯骥才态度之差异，来发掘对囚禁的欣赏；以影片《群鸟》中笼子的置换，来反省人类自恃有力的迷狂；以小竹笼束缚身体与大房间束缚精神，来推究天生的囚徒对自由的担当。
一场精致的风暴
——评郭初阳的《祖国啊亲爱的祖国》一课
魏 勇
一般来说，给人评课要多说好话，但分寸不好把握。给朋友评课，难度尤其大。褒得过火，有吹捧之嫌，不讨读者喜欢；贬得过分，有伤友情之可能，不讨朋友喜欢。好在郭初阳是一个可以对其直抒胸臆之人，于是，少去了我许多顾虑，所以，我宁肯对其优点发掘不足，也不愿意对其缺点轻易放过，因此我谈缺点谈得多一些。毕竟，郭初阳是一个值得苛求的人。
在目前多数中学生心目中，祖国、国家、政府、政党这几个概念是没有区别的，它们被常常混淆在一起使用。祖国，是一个年轻的词汇，至少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使用它。它是一个语词的屏风，屏风后，所有的民族和个体都必须被遗忘。它有一种魔力，使愤青们情不自禁地亢奋，它使那些人相信，祖国与历史上那些人间惨剧毫无瓜葛，并不存在于那些暴行之中，而是作为一种丝毫未损的，未受任何玷污的实体永存。
郭初阳老师上的《祖国啊亲爱的祖国》这一课把这几个概念廓清了，对躲藏在“祖国”这一类大词后面的自我崇高（昆德拉称之为“kitch”）进行了解构。在本课的重头戏，讨论舒婷为什么对自己二十多年前的诗歌感到“受不了”时，师生一起花了大力气，澄清了祖国和国家的区别，质疑了祖国是母亲一说，这些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引用梁漱溟一段话非常精彩，，发掘出了个人应有的价值，“中国文化最大之缺失，就在于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这段话直接命中了舒婷这首诗的要害--只知有群体不知有个人。整个这堂课的境界一下就上去了，这构成了郭初阳老师课堂最重要的价值。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这一类让作者自己都“受不了”的诗文，它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帮助我们了解中国人曾经有过如此的精神历程，以及在当下的遗迹。这个文本和杨朔的散文一样，为中学语文教学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解剖案例。也许这样表达更准确，“我们都是病，我们不是医生”。虽然我们也未必是医生，但是即使作为病人，我们应该拥有知情权，至少我们要知道自己的病源在哪里。解剖舒婷的这首诗，无疑能够对我们寻找精神的病源做出建设性的贡献。
自我诊断还是从陶冶情操的角度来上这一课，是界定这堂课有无价值最主要的依据。我们看惯了在病态的文本中陶醉，并进行精致教学的课堂。一提到诗歌，许多人就想到要让学生“诗意的栖居”，要和学生一同进入诗的意境中，在美的漩涡中翩翩起舞；或者进行情感熏陶，让学生被爱国主义情感的飞剑击中，激情与理想共舞，爱国与崇高齐飞。不错，对文字的玩味和欣赏，对爱国主义的歌颂，常常是语文教学应有之题内文章，但这样正面建构精神的前提是，文本本身必须健康。若文本处于亚健康，甚至疾病状态，那么作为教师的职责是，首先是正本清源而不是滥情。
郭初阳老师的课，好就好在抛出了一个“受不了”。如果这堂课是一场风暴，那么“受不了”就是这风暴的眼。与绝大多数老师对文本的处理不同的是，一般的课堂，能够入乎其内，吸收文本的养料，而郭老师的课既入乎其内，通过与学生共同发掘诗歌中关键词所构造的意象，发展学生的文字感悟能力和想象能力，比较彻底地吸收了诗人在语言和写作方面的营养，然后又出乎其外的对诗歌进行了批判性审视，对学生价值方面的缺陷进行了修补，是一堂集文学性和思想性于一体的好课。有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再来评价郭初阳老师的课堂技术，才有实际意义，否则，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堂课还是传统意义上的课。精雕细刻已经是“郭初阳”这个品牌的标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是如何精雕细刻的：
整个课堂被郭有意识的分成了两部分，第一个板块是“理解诗歌”，第二个板块是“解构诗歌”。这样的预设该不该？我认为是必须的。理解是解构的前提，解构是理解的归宿，让学生自己生成这样的结构行不行？我以为是不现实的。在没有教师的作用下，理解诗歌对杭外的学生来说，或许不算太难，但进行批判性审视，就有点苛求了。不要说学生，即使是语文教师，绝大多数都不可能有对诗歌进行批判性审视的高度，这是目前中学语文现状的悲哀。所以要再次赞扬郭初阳老师，在才、学、识三方面，“识”为郭初阳老师赢得了最重要的一分。
预设多一点，还是生成多一点，我以为必须看菜下饭，根据教师对文本的理解和对学生程度的把握来定，不宜拘泥于后现代课程观的要求，关键是看教师的设计对学生精神生长能否最大限度地起作用，学生是我们课堂中的上帝。本课由于有两大板块的框架，课堂的流程显得相当清晰，郭初阳老师行云流水的特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现。一开始郭老师贴近文本，在诗歌的语言上，几乎是字斟句酌的反复考究，反复让学生体会诗歌的韵味。这个部分占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充分突出了语文的特点，同时也为第二板块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从理解诗歌转到解构诗歌时，郭老师设计的过度，非常自然。老师先结合诗歌问学生，诗人为什要把过去写得那么黑暗，在学生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老师话题一转，诗人本身是怎样想的，“让我们来猜测一下”。自然地把诗人二十多年后对自己诗歌的评价引出来了，于是课堂进入到了郭老师预设的第二板块。象这样不露痕迹，“请君入瓮”的例子还很多。
对于这样的精致，我如是看。如果精致的预设是教师事先预计到了学生的思维变化，根据学生的思维走向自然导出，而非强拧学生，这样的预设有效，郭老师的课堂有大量这样的预设。郭初阳老师课堂的一大特点是，他尽可能把课堂中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先估计到，当课堂在他的预料中展开时，他能从容做到见招拆招，仿佛即兴发挥、随意生成。从课堂实际效果来看，不管我们准备如何让学生充分表演，老师尽可能事先穷尽各种可能性，而提前有所准备，在教学中将站据主动，对教学效果起到正面作用。当然，事先准备的东西，并不一定都要用上，课堂走到哪里，教师就用到哪里，这样的技术体现了教师广阔的知识背景和对学生的尊重；当教师对文本有独到见解，由于铺垫不够而学生暂时无法进入教师指定的埋伏阵地时，教师若按照预定计划强行发动总攻，这样的预设效果将大打折扣。遗憾的是郭老师课堂中偶而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课堂刚开始，郭老师要求学生不带感情的朗读，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朗读诗歌怎么能不带感情？显然，郭老师另有“阴谋”。当学生在朗读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变得有些激动时，郭老师要求学生“平静”一点。郭老师意图很明显，不希望感情影响理性，为后面理性的顺利出场搭建平台，所以很巧妙地用“平静”一说，对学生的精神走向进行了微调，调到了老师自己所需要的方向上。这种不露声色的处理方式，一方面体现出郭老师娴熟的课堂驾御能力，一切尽在老师的掌控之中；另一方面也体现出老师对课堂偏离预设轨道的拒绝心态。我以为这样处理是可以商榷的。
在写作这首诗歌时，舒婷也许是真诚的，她有这样的诗句：
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中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
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
透过她的文字我们感受到了火一样的爱国热情，为什么不顺着学生在朗诵过程中的激情走下下去呢？为什么要拒绝学生自然贴近诗歌的情感呢？既然学生感情起来了，说明诗歌本身存在着感染力。老师完全可以因势利导，和学生一起在诗歌中感受赤子之心。当学生的情感饱满得要溢出来时，老师再抛出舒婷的“受不了”一说，把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拼命地推向各自的极端，让学生目瞪口呆，再把他们抛入思想和感情相互拥挤的风暴中，接受理性的洗礼。当学生还没有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中时，就急忙颠覆，那么这种颠覆所造成的“破坏”效果要打折扣，它不是来自学生灵魂的最深处。
这个细节说明，预设过细虽有利于驾轻就熟地展开课堂，固然有利于教师一气呵成的完成自己的计划，但也很可能限制学生精神的自然生长。
在对诗歌进行理解时，郭老师在时间上大做文章。“熏黑、破旧、干瘪、蜗行、悲哀”代表过去，“雪白、簇新、胚芽、起跑、笑窝”代表现在，这体现了郭老师对文本的贴近，体现了一个语文教师的专业素养。问题是郭老师非要学生坐实“过去”指的是什么时候，“现在”又指什么时候。在郭老师的心中，显然早已经有答案，所以孜孜不倦地引导学生对“过去”一步步深入探讨，直到学生追索到“千百年”。这时，老师仍然觉得不过瘾，于是从幕后跑到了前台，“那么，这个过去一直过到哪里去了呢？只到清朝吗？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啊，说不定这整个五千年都被它，含括在里面了，是吗？”之所以老师按耐不住，是因为老师的预定的总攻中，“五千年”是发起冲锋的埋伏阵地，学生迟迟不能进入，延误了总攻发起的时间。一旦到达“五千年”阵地，郭老师就吹响了冲锋的号角：“五千年的历史真的就是这样，漆黑的，贫穷的，灰暗的，绝望的？是这样吗？”
在诗歌中，诗人用意象建构了一系列时间概念，我以为没有必要一一坐实。在经历了文革的苦难后，大多数中国人对现实充满了感恩和憧憬，重要的不是以后的社会是否美好，重要的是结束当下的动乱就好，于是，“时间开始了”。在诗人的眼里，“熏黑、破旧、干瘪、蜗行、悲哀”所代表的过去，并不是确指某一段时间，而是指在“新时期“以前民族灾难深重的历史，即使在最辉煌的汉唐时期，普通百姓也是深受压迫。我以为诗人对历史的叙述并无不妥，诗人的幼稚之处在于对“现在”的铺陈和夸张，这或许才是她自己感觉“受不了”的地方。
诗人究竟有没有否定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教师对此可以不预设观点和立场，让诗歌本身说话，让学生结合时代背景在诗歌中体会。郭老师把“抹杀了中国古代的辉煌”作为解构舒婷的突破口，这犯了“指挥”错误。
在我们的头脑中往往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拿以上五个标准来衡量，在理解和总结现实方面，舒婷基本上是用诗歌这种语言来阐述《建国以来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上，舒婷用“簇新的理想”和“雪白的起跑线”暗示了她对党、祖国、政府，三位一体所产生的纯洁性的认识：个别人的恶行不能玷污三位一体的神圣；在预测未来的发展方面，诗人充满了自信和憧憬，一如当年人们对乌托邦的向往；在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方面，舒婷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仍然没有把个体的重要从她被灌输的意识中剥离出来，仍然没有把三位一体区分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对舒婷而言，还是无法理解的“腐朽”思想；从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方面来看，受时代的局限，舒婷缺乏思想者的深刻和敏锐，与主旋律合唱着同一首歌。
“我是你簇新的理想”，“我是新刷出的雪白的起跑线”，这样的诗句明确表明作者在认可中国在她的时代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同时她把个体意识自觉融合到了社会群体意识当中，仿佛作者在代表一个民族发表宣言。这种代表身份与其背后喧嚣的人群结合在一起，让诗人产生了强烈的崇高感、使命感。建立在假设和偏见基础上，并在群体中自我崇高的意识，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人的最大悲剧。我们相信舒婷在写这首诗时，是真诚的、是发自肺腑的，如同文革时群众对领袖的情感一样真诚。然而，真诚可以拯救世界，真诚也可以毁灭世界。
简而言之，这首诗有理想、有热诚，但失之于幼稚和偏狭；有历史的眼光和集体的反思，但缺乏深度，缺乏个体意识的觉醒，无法经受时间的检验，以至于二十几年后，诗人自己也无法面对自己的作品。在给学生上这一课时，如果语文不是建立在对舒婷批判性解读基础上，这样的课堂就毫无价值，甚至可能助长“伪抒情”，那是一种人们对于自己并没有充分理解的对象进行抒情的风气。在课堂第二板块中，郭老师还可以深入下去，把诗人为什么“受不了”讨论得更加透彻。虽有这样的遗憾，但瑕不掩瑜，第二板块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郭初阳老师的与众不同。
这堂课最大的优点在思想层面的挖掘，教师对文本做了正确处理；最大的局限在技术层面的精致，使课堂因精致而失去了风暴天然的野性。一场精致的课堂风暴，既带给我们震撼，也带给我们思考。
《老王》的四个关键词
郭初阳
涉及文革的课文，人教社初中六册教材中仅有三篇，一篇是杨振宁的《邓稼先》（七下第11课），一篇是牛汉的诗《华南虎》（七下第28课），还有一篇就是杨绛的《老王》（八上第9课）。杨振宁的文章满是歌颂与吹捧，对中国的苦难无丝毫的正视，实不该收录于教材中；牛汉的华南虎以囚禁中屈辱生存的自由之兽，暗喻当局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迫害，有力量，然而受诗歌体裁之限，不能具体而微地呈现文革时代。
杨绛的《老王》是唯一的细致记录文革中人与事的文章，弥足珍贵，值得细读。
恰似江南的香榧，摁住末端凸起的小眼，坚果的壳便一下子打开了；《老王》的穴眼，也在全文的末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在这个句子中，可以找到第一个关键词“不幸”。
不幸者是显而易见的——老王一贫半盲，既老且孤；然而文革伊始，杨绛的专职就是扫女厕，钱锺书被人剃成“十”字头，她则被剃成只有半边头发的“阴阳头”，不得不连夜做假发套。以及后来的挂牌游街，女婿自杀，夫妻下放……杨绛真如她自指的那样，算得上一个“幸运的人”吗？从中可以知道，幸与不幸，乃是来自与他人的比较；然而在一个充满仇恨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都是不幸的，事实上并非“幸运者”与“不幸者”的区别，而是“不幸者”与“更不幸者”的区别。
巴尔扎克在《上校沙倍尔》有一个好句子：“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于是可以引出本文的第二个关键词：善良。
老王的善良体现在他的三次“送”的行为：他送的冰比他前任的大一倍，冰价却相等；他送钱锺书去医院，不愿要钱；弥留之际，他还送来香油和鸡蛋，来作朋友的最后的道别。
杨绛及她家人的善良，掩藏在文中的细处：她与老王平等的交往，平日里的记挂；她关心老王的住处；老王送钱锺书去医院那次，她怕老王蹬不动两个乘客而自己挤公共汽车；她女儿钱瑗还给老王送过大瓶的鱼肝油……
《老王》的文字，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作了见证，而且温和内敛，写出同在底层的人与人之间的暖老温贫，感人至深。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本文的最重要的第三个关键词“愧怍”呢？
“愧怍”从何而来？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可以作为思路的指引：“杨绛和老王，是否把对方当朋友？”
老王视杨绛为朋友，是确定无疑的，他临终的最后探视，是有力的证明；杨绛视老王呢？也是朋友，一如她对待《杂忆与杂写》第二篇所记的可怜的林奶奶。朋友是建立于平等之上的友好对待，杨绛显然做到了，为什么还会愧怍？问题也许在于，情感投入的差别。老王把杨绛当作至亲的朋友，而杨绛只把老王当作普通的朋友而已。所以老王提着香油和鸡蛋的探视，她要用钱酬谢；而明知老王直僵僵得“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她的关心也要等到十多天之后，才去询问偶然碰见的老李。这愧怍之意，大致源于情感收支的不对等。
然而这只是第一层，还有一层意思，只有跳出这单篇文章，才能找到答案。《老王》写于1984年3月，四年前她写了《干校六记》，凡六章，分别为下放记别，凿井记劳，学圃记闲，“小趋”记情，冒险记幸，误传记妄。三联书店1981年版的书前，有钱锺书作的一篇小引，写道：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
这篇作于1980年12月的序言，杨绛定然印象深刻，三四年后，在杂忆与杂写之时，自然地跳将出来，以苦弱者无告的呼号，反衬旗手、鼓手、打手与凶手的罪恶。还是如巴尔扎克所言：“不幸者唯一的抒情诗歌，就是吁请‘正义’与‘善良’，来否定他的蒙受冤屈的裁判。”
所以要归结本文的要义，当落实在第四个关键词上：正义。以笔为证，以证词在历史的裁判中，求得正义。或者反过来让人明白，那是一个怎样的非正义的时代。高文谦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具怪胎——中国高度集权的专制体制与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场风暴事起突然，然而却是中共立国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以来社会内部积累已久的各种弊端和矛盾的一次总爆发。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运动，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晚年周恩来》P85，明镜出版社，2004年9月）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整个“文革”时期受牵累而遭殃者当以亿计，全部非正常死亡人数在172万以上。（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下册P846，台北联经出版社，2001年），蹬三轮的老王，只不过是这172万分之一罢了，若没有作者的记录，谁会记得他呢？
《老王》中有两个句子，可以作为那个时代最为精当的象征，那是一个让人“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的动弹不得时代，那是一个“把自己降格为‘货’”的非人的时代。
——掠过这四个关键的语词，方能明白杨绛先生最为深远的用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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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29 11: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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