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江苏中师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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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录】亲历江苏中师十年（1979-1989）                                            吴大年 【博主的话】吴大年先生，师范教育专家。毕业于西南联大。1979年-1985年任江苏省教育厅（原省教委）师范教育处处长。1985-1989年任师范教育处顾问。曾任金坛县中学教师；常州师范学校、常州私立芳晖女中教导主任、副校长；扬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化学系党总支书记、系主任等职。 江苏师范教育，以开创性、科学性、超前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应当说，吴大年先生和她的继任者张行、杨九俊，他们领导的江苏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在厅（委）领导周德藩等指导下，创造了江苏师范教育的辉煌业绩，永载江苏教育史册。 1979年4月，我正式到师教处工作。因处室新建，刚开始只有我一个人。分管师范教育的副局长方非找我谈话，她对我说，师教处工作主要有两大块，一是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一是中等师范教育。由于“文革”的破坏，全省中小学教师不仅数量紧缺，而且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都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所以抓好师资队伍建设刻不容缓。但师教处人手少，她要我先把教师进修工作抓起来。我说，人手再少也不能只是我一个“光杆司令”啊，她答应和几位局长商量后调个把人给我。几天后，普教处的年青人孙征龙调来了，8月，“文革”前的一位同事张行（后担任副处长）也调回教育厅分到师教处，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人。我们的办公室紧挨着人事处，实际上是一个大套间，他们在里间，我们在外间。一部电话机放在人事处，两家合用。头两年冬天，连烤火的煤球炉都是合用的。其实，当时教育厅各处室人手都很紧，办公条件也都比较简陋。机关位于傅厚岗30号，原为李宗仁公馆，内部建筑多为民国时期的平房，全厅包括事业单位在内大概也就六十来个人。即便是厅领导，也是几个厅长共用一个大办公室，冬天生一个火炉取暖，夏天用一个吊扇驱暑而已。印象中公车只有一辆伏尔加，司机只有沈庆林一个人，后来又多了一辆吉普。厅领导们上下班都不怎么用车，或步行或骑车，像江坚厅长就一直是步行上下班。记得有一次，省教育厅在扬州举办政治教师培训班，我和副厅长徐航及教研室小鞠同乘一辆吉普，一路颠颠簸簸地到了扬州。徐航要我和他一起住到市招待所，我说不用了，和学员们住一起反倒更方便些，因住处离会场还有一段路程，他又说，明天让司机来接我去开会，我说我自己走去就行。哪知第二天清早，我走到半路就遇到他坐着吉普来接我去开会了。 现在回想起来，厅里那时虽然人手少，条件差，但工作效率并不低，上下级之间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也比较自然融洽。每当下班铃声响起，大家从办公室走出来，一路说笑着走出大门。有时厅长召集我们开会，就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开，也没什么距离感。厅里有一个大会议室，每逢春节大家就聚在这里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团拜，就像一家人一样，其乐也融融。那时同事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以“老某”或“某某同志”相称是普遍现象。1982年以后，师教处陆续调入马幸年、刘明远和沈世江几个大学生，虽都是小青年，但他们都叫我“老吴”，从不叫“吴处长”。但曾几何时，这种显得比较随意、亲和、平等的称谓习惯却随着时代的演变而逐渐消失，公职人员之间言必称官职已是约定俗成。机关于1984年夏搬到中央路一座新建的三层楼里，师教处分到两间，并安装了一部电话机，大家已很满意。我离休后，机关先是于九十年代中期搬到位于北京西路的一幢十几层的大楼里，后又于新世纪头几年在这幢楼旁盖起了一幢更高更大的办公大楼。记得我因参加老干部活动第一次看到这幢大楼时，即被它雄伟壮观的外表所震住，待到走进大楼里面，映入眼帘的大厅气派堂皇，办公室间数既多又宽畅明亮，现代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简直让我有一种刘姥姥闯进大观园，转眼换了人间的感觉。这些都是题外话。 前面提到，抓全省中小学教师进修是当务之急。面对着这一项全然陌生的工作，我按照自己的老办法，先从搞调查摸情况做起。1979年6月初，镇江地区教育局召开全区中小学教师进修工作会议，我觉得是了解情况的好机会，便和孙征龙一起去参加。接着，我们又在南京和邻近的江都县继续调查。这一次，我们不仅听市、区、县介绍情况，还调查了几所学校。例如在南京市区，我们选了三所中学和一所小学，请校长将全校教师的学历和实际文化水平、教学能力逐一介绍。后来去江都，在凡川公社我们也同样了解每一位教师的情况。还记得住在公社的一家小旅店里，旅店主人用没有烟囱的煤球炉为旅客烧水，煤气呛人，床上被褥十分油腻肮脏，我们只好将就着住了一夜。这种调查方法看似很笨，却让我不仅掌握统计报表上的数字，更了解到这支队伍的实际状况，包括它的结构和成因，从而理顺并形成自己开展工作的思路。 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方非决定在全省范围内对中小学教师进行一次文化、业务的全面普查，并和我们一起草拟全省中小学教师在职进修条例。在经过多次征求意见，反复修改后于这年十二月底下达全省各地试行。同时，在文化、业务普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自1981年起的五年培训规划也正式印发。自此江苏的中小学教师进修工作本着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相比较而言，我感到办好中等师范教育，培养合格新师资更具有长远的根本性意义。“文革”中，全省中师连续四年停止招生，不少学校被迫停办，校舍被占，设备遭破坏，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被打散，成为教育领域受害最深的“重灾区”。七十年代初，由于各地中小学教师紧缺，中师陆续恢复，但却以培养初中教师为主要任务，虽能暂解初中之急需，但毕竟偏离了中师培养方向，影响到小学新师资的补充。1978年，教育部重申中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江苏决定于1979年暑假后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两年，学生毕业后分配做小学教师，此时正面临着恢复与“转向”的关键时期。 事有凑巧，在参加镇江地区教师进修会议时，我意外得知地区教育局正在组织所属两所中等师范学校对口交流，并定于会议结束后汇报。于是我决定在镇江多留一天听汇报。这两所学校是“文革”前的丹阳师范和武进师范，当时的校名改为镇江地区第一师范和第二师范（八十年代后恢复原校名）。武进师范原为我和老钱五十年代初曾经工作过的常州师范，但于1958年初莫名其妙地从青果巷迁至根本不能用于办学校的清凉寺，1961年底又迁至武进县南夏墅。汇报会上，武进师范的办学条件之差及存在困难之大让我这个老校友大吃一惊：河水不能用，井水水位低，造成用水紧张；日用品供应稀缺，如肥皂每人半年半块尚得不到保证；蔬菜只能靠买黑市菜等等。如此状况使得学生情绪不稳定，一部分学生要求退学，教师中也有人要求调离。与之相比，丹阳师范在“文革”中校舍也曾被地质勘探队占用，复办后困难也不小，但校领导在短短两年中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上。老校长成功重视对师生的思想教育和校风建设，提出“以三好为目标，以教学为中心”的口号和“热爱专业，勤奋学习，严守纪律，讲究文明”的十六字校风。他自己以身作则，经常到课堂听课，还组织教师自编了一部分教材。教研组的活动也很活跃，教师间常相互听课，切磋教学。后勤工作也能为教学和师生生活提供保障，整个学校呈现出一派蓬勃向上的新气象。成功是从1955年起就担任丹阳师范校长兼支部书记的老校长，过去我不认识他。那天他从丹阳赶来镇江，头戴一顶草帽，身着短袖布衣，脚蹬一双黑布鞋，虽已是六十开外的人了，但精神矍铄，步履有力。从他身上，我看到五十年代一大批中师教育工作者的身影，想起他们当年执着坚韧的教育理念和奋发向上的工作精神，不禁对成老校长心生敬意。此后到过丹阳师范的张行还告诉我，在丹阳师范校园里看不到地上有一丁点纸屑，在食堂吃过饭也看不到桌上和地上有一颗饭粒。其时，教育部正准备召开全国师范教育会议，我们便约请丹阳师范写了一篇题为“树立良好校风，培养合格师资”的总结材料报送教育部。后来，大会将其作为会议交流材料印发给全体到会代表。 听完两所中师的交流汇报后，我下决心对“文革”劫难后江苏中师的状况作一些实地调查了解，并把自己的想法对方非说了，而她也正有此意，我们决定先看看武进师范，并就近再看一下常州市师范学校。那天，我们一早从南京坐火车到常州，再撘乘汽车到南夏墅，抵达武进师范时已近中午时分。两人一路走来早已是满面尘土，汗流浃背，本想好好地洗把脸，但校总务主任只端来大半盆洗脸水，抱歉地说：“学校用水紧张，只好请两位将就着用一盆水洗脸了。”听了他的话，我们不仅把这盆水留着饭后再用，而且连茶水都不敢多喝。第二天下午，我们来到常州市师范学校。该校所在地本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初级中学，校舍显得十分破旧，师范和进修学校都设在这里。常师副校长陈啸天是我在常师时的老同事，他陪同我们察看学校全貌，当蹬上女生宿舍那吱吱咯咯作响的木板楼梯时，老陈不断地叮嘱我们：“小心啊，扶好栏杆噢！”倒是宿舍里茶缸、饭碗、脸盆、热水瓶、毛巾、鞋子都整整齐齐地一字排开，这几条线让我眼前一亮，心里高兴地想：这就是五十年代中师的老传统呵！ 此行不久，我又和张行去了无锡师范、洛社师范、淮安师范和淮阴师范。洛社师范是一所建于1923年的老乡村师范，“文革”时校产被分光，学校变成公社的社办厂和饲养场，1973年复办时，校园里除几间破旧房屋外，其他设备一无所有。我们到达洛社时天色已晚，在程宝琦、徐钜两位校长的办公室里和他们边吃晚饭边谈工作时，本就昏暗的电灯几次断电，他们不得不几次点燃事先备好的蜡烛，而教室里的学生们也只能忍受着断电之苦坚持上晚自习。到淮阴师范时，学校刚迁到建在一片沙土地上的新校址不久，校园里尘土飞扬，师生们在食堂吃饭，饭菜上经常会蒙上一层黄沙。 “文革”结束后的江苏中等师范学校就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重新起步的。 1986年11月，江苏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吴大年处长（右二）在盐城师范学校接受小记者孙涣采访。校长徐必余（右一）及崔一良（后排右一）、黄士林等陪同。 1981年4月，我们花了半个月时间跑了南通和盐城两个地区，看了五所中等师范学校，其中南通和如皋两所师范都是办学近八十年，自有其优良传统的老中师。一年前，我参加了全国师范教育工作会议，会上强调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中的工作母机，是造就培养人才的基地，一定要努力办好，并再次重申中等师范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小学教师。此时，省里正准备召开全省师范教育工作会议，已决定从当年秋季起中师恢复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重新找回江苏老中师的优良办学传统，使之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同时也想求教于这些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和他们共商如何办好中师之大计。 调研的第一站是南通师范学校。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等师范学校，辛亥革命后曾被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誉为“开全国之先河”，在我国近代师范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校创办人张謇主张师范生首先要有立志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主张严格治校，树立优良校风，亲笔写下“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八字校训。他还十分重视师资队伍建设，强调教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这些都为日后南通师范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奠定了基础。我们在南通师范逗留了四天，召开了五个座谈会，并去通师一附小和二附小听了杨秀兰和李吉林两位老师的语文课。南通师范党支部书记谢铮向我们介绍学校近几年面向小学培养小学师资而加强对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小学实际和加强基本功训练，同时建立和健全了学生的见、实习制度等情况。在教师座谈会上，中老年教师都不无感慨地回顾了“文革”十年给中师带来的灾难，特别谈到工宣队在学校时对老通师最反感，几十年的经验被全盘否定。大家认为有必要对过去的办学传统和经验加以认真总结，不少老师从张謇所定校训谈起，对如何按照中等师范教育规律办好学校提出不少很好的建议。我特别记得一位年青的语文教师讲到了通师老教师的示范作用，他十分动情地介绍这些老教师的敬业精神、工作态度、道德操守以及对青年教师的关爱提携，使得他们耳濡目染，受益匪浅。这位年青教师提到的刘秉鎔、王烱、罗玉芬这些老师我后来多次接触过，确实给我留下了“为人师表”的印象。我感到，南通师范不仅是培养小学教师的摇篮，确切地说，更是塑造两代师表的园地。他们所做的看似师范教育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但实际上真正要做好，从而体现出师范教育的精神本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南通师范的努力收到了较好效果，实属难能可贵。 照片说明：在南通师范校园内张謇先生铜像前。自左至右：南通师范校长朱嘉耀、作者、张行。 　　接着，我们马不停蹄地看了盐城、阜宁、如皋和海门四所学校。其间，如皋师范之行让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师范教育特性的认识。 如皋师范与南通师范一样，也是一所诞生于1902年的有着优良办学传统的老中师，“文革”中同样遭到停办的命运，复办后又因在其基础上筹建师专而影响了中师本身的正常恢复。在我们召开的几次教师座谈会上，教师们对学校领导不得力、不熟悉业务，校舍陈旧漏雨以及图书资料缺乏等方面意见很大。其中反映最强烈、最集中的是师资队伍问题。不少人谈到，“文革”前如皋师范师资力量比如皋中学强，但现在差得不能比，还普遍存在不熟悉小学教育教学实际的情况，且缺少作为中师主要学科的教育学、心理学和小学各科教材教法教师，这些状况都与中师的培养任务很不相称。面对这些问题，教师们表示了深深的焦虑和无奈。有人说，老师们要求改变现状，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才能使上劲。他们认为当下最急迫的事，是把“文革”中被打散在外，包括教育学教师顾敦沂这样一些业务能力强的老教师调回来，以充实师资队伍。 不过，学校的一面镜子却让我感到这所老中师的传统影响力依然存在。我们刚到如皋师范的那天上午，当迈进大门走到学校前厅时，一面大镜子巍然伫立在眼前。我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抬起手来捋一捋途中散乱的头发，端详着自己的衣冠是否整齐。我似乎觉得这面镜子是一双严肃而期待的眼睛，它透露出蕴意深刻的四个字：为人师表。接下来在该校的所见所闻，亦让我感到这种影响力的无处不在。如传达室工作人员面带微笑、礼貌周到地接待所有来访者；校园环境整治得非常整洁清爽；教师们对师范教育事业的一往情深；小小图书馆藏书不多却管理得井井有条。由是，我相信如皋师范是有希望的。另外，校园里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平房及庭院也吸引了我的目光——这座建于晚清时的老建筑，显得那么端庄典雅，它见证着当年学校创办人沙元炳先生建校的一片苦心和对青年学子的殷切期望，令人肃然起敬。这难道不就是如皋师范悠久历史和优良传统的象征吗？离校前和学校领导交换意见时，我提出一定要保护好这座古老建筑。 照片说明：建于晚清时期的如皋师范学校老建筑。 　　结束五校之行回到南通后，在与地区教育局领导交换意见时，我们根据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直抒己见地提出一些改进建议。不久，地区教育局对如皋师范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顾敦沂等老教师也调了回来，学校面貌有了很大改观。1988年国家教委在全国范围内表彰了一批中等师范学校，江苏有七所中师受到表彰，如皋师范名列其中（另六所是南通师范、晓庄师范、无锡师范、丹阳师范、泰州师范、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后来，我曾多次收到过如师给我寄来的新年贺卡，画面背景即为该校古老的建筑，上书“诚朴、严谨、文明、奋发”八个大字。这株历经风雨沧桑的老树已再现勃发生机。 半个月的寻觅之旅使我收获颇丰。通过和校长、老师们的广泛接触和交谈，我已经近距离地触摸认知到了江苏中师的优良传统。在几十年的沧桑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热衷于中等师范教育事业的志士仁人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信念在教育实践中探索中等师范教育的规律，取得丰硕的成果，且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充实丰富，这些凝聚着智慧和心血的经验结晶形成了江苏中师的优良传统。虽经“文革”摧残，但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犹存，这是江苏中师的优势所在。我由此欣喜地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我认定，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江苏的中师一定能够很快从“文革”破坏的困厄中走出来，越办越好。其实，从第一次见到成功老校长，看到常州市师范学校女生宿舍里几条整齐的“线”，我的这一信念就已开始萌发了。 当时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也很急，其中，师资队伍不适应中师培养任务的矛盾十分突出。各地虽然将“文革”中下放或分散的教师调回，但教育学、心理学、各科教材教法和音乐、美术教师依然奇缺告急，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短期培训以解燃眉之急。好在江苏高等师范院校可以相助，几所老中师也还有些力量，依靠这一优势，我们于1980年暑假先后举办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讲习班。前者请江苏省心理学会、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丁祖荫等几位老师授课；后者则由南京师范学院、扬州师范学院、江苏师范学院、丹阳师范和新苏师范的一些教师共同讲课，全省中师和幼师已担任或准备担任这两门课程的教师都来听课，效果不错。有了这两次的经验，往后我们又接连举办音乐、小学语文、小学数学教学法的讲习班，由这几门课师资力量较强的南京晓庄师范和常州师范分头举办，效果也挺好。 1983年的暑假是办短训班最红火的一年，教育部委托江苏省教育厅以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为主编写的中师美术教材已经出版，为了帮助美术教师掌握新教材，教育部决定在江苏新苏师范学校举办全国中等师范学校美术新编教材暑期讲习班，各省都有名额。江苏因有举办方得天独厚之便，除规定的两名代表外，我们还让全省中师美术教师都来列席听讲，这样讲习班的规模就很大，讲课教师加听课学员近百人。讲习班由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岩明远主持，会务由新苏师范承担。前来讲课的除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教师外，还有来自外地的专家、教授，是一次高水平的讲习班。由于条件所限，前来听课的学员住地很分散，更增加了会务工作量。我和马幸年是在讲习班开始前到达苏州的，亲眼看到新苏师范的校长和总务工作人员竭尽全力，精心安排，将代表们的学习和生活都安排得井然有序。不料天公不作美，素有“天堂”之称的苏州气温骤然飚升到40度左右，比“火炉”南京还热，而其时新苏师范却连一台电扇都没有，代表们晚上热得睡不成觉，既影响授课质量又影响大家健康，令人心焦不已。我和小马赶紧找到代表教育厅出席讲习班的周尔辉副厅长，他也急坏了。三人商量，只有赶快去买电扇才能解暑。于是周尔辉拿起电话就与罗明厅长通电话，厅领导都同意立即拨专款给新苏师范买电扇，并要苏州方面当天就办。我们不敢耽搁，马上通知苏州教育局和新苏师范，学校总务人员和一些教师顶着大太阳跑遍了苏州市，总算买到几十台电扇，并于当晚将各住处的电扇都安装完毕，给大家送去习习凉风。哪知，就在讲习班快要结束时，老天爷又突然变脸，苏州又遭遇了狂风暴雨的袭击，一时间代表们住的屋子里又进了不少水。可以说，我们这次办讲习班经受住了“水深火热”般的考验，但最后总算是克服了重重困难，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记得在次年召开的全省中师总务工作会议上我还特地表扬了新苏师范学校。 这一年暑假，我们还请南京师范学院体育系举办全省中师体育教师暑期备课班，委托师资力量有优势的无锡师范、丹阳师范和常州师范分别举办舞蹈、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和小学数学教材教法备课班。也还是在这一年的暑假里，我们按照教育部的部署，组织第一批教学有困难不能胜任教学工作的在职中小学教师九万人集中学习教材教法，各个市教育学院和县教师进修学校都紧张地全力投入，无论是讲课的还是听课的老师都不畏高温炎热，挥汗如雨，连续奋战。例如像无锡教育学院老院长何莘耕在火辣的阳光炙烤下骑着自行车到处奔忙的情景，着实令人感动。由于这年暑假培训进修任务特别繁忙，我和师教处的张行、孙征龙、马幸年四个人倾巢而出，个个忙得够呛，却忙得高兴，忙得充实。 1983年的暑假实在是一个难忘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暑假！ 1983年之所以令人难忘，还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江苏的中等师范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继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普教工作会议对师资队伍建设提出具体要求后，省教育厅于11月底召开了全省师资工作会议，罗明厅长在会上讲到，为了普及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小学教育的需要，中等师范学校必须在教育、教学方面加以改革，而且应该走在整个教育改革的前面。自此江苏中师走上了改革发展的新阶段。 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陶行知先生抱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立志改造中国的乡村教育，在南京神策门外劳山脚下创办了一所新型的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进入八十年代，该校秉承陶先生“教学做合一”的办学理念，“以陶为师”，在教育教学上采取不少改革措施，收到很好效果。我因就近常去晓庄，对此印象深刻。如：该校在省内较早地拟订师范生必须掌握的包括识字、朗读、说话、写字、运算、实验操作及音体美等方面的十项基本功；重视学生思想教育，专门开设陶行知教育思想课，提倡“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乡村教育精神；重视劳动教育，开设了农业栽培、金工、木工、电工、教具制作等劳动技术课；在教学上推行“小先生制”等。1981年8月，“文革”后首届中师毕业生杨瑞清、李亮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神的感召下，要求分配到江浦县五里村小学办行知实验班，他们在志愿书上写到：“……走行知之路，到农村艰苦的地方去办学，这就是我们的决心，这就是我们的理想。”1983年11月省教育厅召开全省师资工作会议时，，我们特地请杨瑞清到大会发言。那次大会除中师校长外，还有各市教育局长、省市教育学院院长和高等师范院校的院、校长、教务处长们。杨瑞清发言时，大会议室里寂静无声，人人屏气聆听。会后，很多中师校长感慨地对我说，如果中师毕业生都能像杨瑞清这样，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杨瑞清后曾一度被任命为江浦县团委副书记，但他舍不下乡村小学教育事业，也舍不下五里小学的孩子们，不到两个月又回到了学校。1985年，五里小学更名为行知小学，由杨瑞清任校长。 1984年3月中旬，师教处在南通师范学校召开部分中等师范学校校长会议，总结1979年以来的经验教训并具体研究如何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问题。此时，江苏的中等师范学校已经有了三届两年制招高中生的中师毕业生，而首届招收初中生的三年制中师班也即将毕业。五年来，学校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各地的反映是好的。但从实际工作中也发现不少问题。校长们建议要从招生、学制、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方法等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改革，才能适应面向小学、面向农村和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面向”的要求，培养合格的小学新师资。校长们要求改革的积极性很高，思想活跃，信心十足，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和启发。会后，江苏中师教育教学改革全面展开。在招生方面，实行提前单独招生，强调加强面试，以求把具有教师必备素质的优秀初中毕业生吸收到中等师范学校来；为了解决农村，特别是山区、边远地区缺乏教师的问题，还实行定向招生，把招生名额分配到县后又到乡。在教学计划方面，关键是要解决课程门类过多，统得过死，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让师范生更加主动、生动活泼地学习，培养创新精神、自学能力、动手能力和教学能力。因此，我们约请几所中师的校长、教导主任讨论修订三年制普师教学计划，减少总学时，增开选修课，还对课程的开设顺序、内容和学时作了调整，其后又修订了三年制幼师的教学计划。鉴于很多学校反映使用部编四年制教材困难甚大，我们决定自编三年制教材。召开教材编写会议时，罗明厅长和吴椿副厅长都到会上讲话，认为教材编写工作是教学改革最关键也是难度最大的改革，是意义重大的一件事。参加编写教材工作的有晓庄、无锡、南通、如皋、淮安、新苏、高邮、常州八所师范学校的教师。为了编好教材，决定成立编委会，罗明任主任委员。这套教材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六门，共23册，于1986年全部出齐。记得当时还有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中师采用过。1988年又组织编写了《江苏乡土历史》、《江苏乡土地理》两本教材，于次年起使用。 加强基本功训练方面，有的学校开设了说话课、形体课，更多的学校开辟第二课堂，大力开展课外活动。教育厅从1985年起，陆续举办全省中等师范学校学生优秀美术、书法作品评选活动和全省中等师范学校学生田径运动会和音乐、舞蹈调演，这些活动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都是首次。特别是1987年4月底在各市选拔的基础上举行的全省首届中师音乐、舞蹈调演给我留下了极其生动深刻的印象。其时，我已办离休手续不坐班了，虽然举办这次活动是我在前一年处务会议上的倡议，却并没有参加具体的组织工作，师教处陈宗伟为这次活动出了大力。参加调演的共二十七所中师，演出六十七个节目。这些节目反映了江苏中师几年来音乐教学的成绩，更展现出江苏中师“奋发、向上、清新、纯正”的精神风貌，以致很多中师校长都激动地说这次活动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音乐、舞蹈的范围。演出中，成绩尤为突出的是丹阳师范，该校的舞蹈剧“骏马奔腾”后来成为学校的传统剧目；而复办仅五年多的江苏省幼儿师范学校也表现不凡。我坐在徐州市体育馆里观看了演出全程，心里十分高兴，老陈常会坐到我后排的位子上问我：“老吴，怎么样？”我说：“不错”、“很好”，随后他笑着说上一句：“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其实，我哪里有老张老陈他们内行，不过这也确实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反映出当年师教处同事之间齐心合力，团结协作又互相尊重的“好风尚”吧。 中师教育教学改革最大的动作是五年制师范的试行。此前一年的1983年，教育部副部长张文松到江苏在教育厅副厅长沙尧的陪同下，视察了太兴、如皋、南通、无锡、丹阳、晓庄六所师范学校，建议江苏试办五年制师范，培养专科水平的小学教师。教育厅党组研究后，决定由南通师范试办。那时江苏中师从实践中已感到招初中生学三年的学制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舒展教育教学的全面改革，以适应“三个面向”的需求，培养出高素质的小学教师来，因而对学制改革有了一些议论，一些学校如南通师范、无锡师范且已有了办五年制师范的设想。当时，校长们对试办五年制师范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招初中生学五年，一种是在三年制的基础上选拔优秀学生继续学两年。南通师范倾向于五年一贯制，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就请学校来人商讨教学方案，对拟订教学计划的原则和课程设置等问题作了详尽的讨论，确定了五条原则。特别强调加强思想教育和师德教育；加强教育理论的教学和实践，使学生有较为厚实的教育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小学教育教学工作能力以及教学研究能力；强调注重美育，提高学生的美育素养；同时压缩周学时，以利于开辟第二渠道，培养学生的自学、动手和独立工作能力。在文化知识方面，则要求在语文方面达到专科水平，其他学科应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总之，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通过五年制这样一种新的学制，以期使未来小学教师的素养全面得到提高，而并非只是文化知识一个方面的提升。因此，这种学制完全不能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师范专科，而是中等师范教育在新的历史时期为适应其需要而进行改革的探索，是在总结经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赋予时代气息的创新之举。后来，南通师范根据以上原则拟订了教学计划上报省教育厅，经省政府批复同意后，这个试点班于1984年暑假招生后如期开学。第二年五年制师范扩大试点，又由晓庄、无锡和江苏幼儿师范各办一个三二分段的试点班。1985年4月，省教育厅印发了《关于改革中等师范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中等师范教育的整个教学体系必须改革，同时提出师资、设备条件和生源素质都较好的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和传统，报省教育厅批准后，在省颁教学计划的基础上作较大的改革办出自己的特色。《意见》中确定，无锡师范、淮安师范和南通师范为全面改革的试点，进行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体系的改革；晓庄师范和如皋师范各办一个试点班，进行教育教学的大改。 改革不仅推动了江苏中等师范教育的发展进程，而且深入人心。1984年底在洛社师范召开的全省中师总务工作会议上，有校长在发言中激动地说：“现在江苏的中等师范教育已经进入改革发展的最佳时期。”改革的效果也是明显的，据教育厅师资处几位年轻朋友最近为我提供的一份资料中称：“一些市级教育部门的同志常说：改革开放以来，江苏小学教育的质量不断提升，教师整体素质好于其他各类教育，得益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培养的一批中师生，尤其晓师、锡师和通师培养的大专班学生。”而五年制试点班的历届毕业生中，以晓庄和无锡两校为例，首届毕业生共80名，至今已有12名特级教师，3名“江苏人民教育家培训工程”培养对象（全省中小学仅50名）。　 改革的进程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思考的过程，势必会触及到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其中之一即是应如何理解合格的“格”？随着时代的进步，“格”的标准有着怎样的变化？对此，校长们在思考，教育部师范司在思考，我们也在思考，在1985年初的处务会议上我们决定就这一问题开展深入研讨。 1985年4月，教育部师范司的徐丕凯　孙溶溶来江苏，对合格小学教师的规格与中等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进行调查研究，我们便配合他们组成城市和农村两个组一起搞，并于5月初在南通师范会合，召开了一次中等师范教育研讨会。参会的有部份中师校长，通师一附和二附校长，特级教师李吉林、张育新和张兴华等。师范司副司长岩明远也来参加会议。会上，大家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次年，国家教委（原教育部）发出通知，委托江苏承担“合格小学教师的规格标准”和“中等师范学校（普师）的培养目标及各门课程的培养训练标准”两个研究课题，我们请如皋师范、丹阳师范、宜兴县教师进修学校和扬州市教师进修学校承担前一个；晓庄师范、南通师范、无锡师范、淮安师范承担后一个。分工学校十分认真负责，晓庄师范校长叶树明亲自动手对分布在南京市城区、郊区的历届毕业生进行调查，扬州市教师进修学校对扬州十一个县的一千余名小学教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这些材料为研讨会分析小学教师队伍进而讨论合格小学教师的规格标准与中师培养目标提供了有力依据。全省研讨会于1986年12月召开，讨论了两个课题组提出的初稿。为了广泛听取各方意见，我们请厅里初教处和教研室的有关人员参加，还请来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师作指导，省教委副主任吴椿也全程参会。由于准备充分，研讨也较深入，但对合格小学教师的“格”应放在什么基点上看法不一。进修学校面对小学教育和教师的现实状况，认为“格”的要求不宜过高；中师从培养未来教师的角度出发，则认为“格”的要求不能定得太低。又如对中师生在文化知识方面应达到何种程度的问题，一种意见认为可提“中等文化程度”，也有人主张提“小学教育工作必备的文化专业知识”等等。这些问题虽一时未取得一致性意见，但通过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大家却因经历了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研讨，体味到正确的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而深受教益，并感到对今后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事隔多年忆往事，我想说的是：真正的教育改革，应该是一个认真学习、科学探究和反复实践的过程，非如此不能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和解决培养什么样人的问题。那种拍拍脑袋就标新立异，或奇思乱想弄个什么新名词，或流于形式搞个花架子，除了达到瞎折腾的效果，恐怕只能让人诟病和笑话。 照片说明：研讨会结束，全体与会人员在南通师范校门外合影。前排右第二人起依次为教育部师教司孙溶溶、徐丕凯、岩明远，第五至第七人为无锡师范校长蒒宏昌、晓庄师范校长叶树明、如皋师范校长顾敕沂。第二排右第一人为南通师范副校长朱嘉耀，第二人为书记成楷民，第四人为淮安师范校长王之琦，第五人为洛社师范校长徐钜，左第一人为校长胡锦江。师范处四人：第一排右、左两端分别为作者和张行；最后一排右第一、二人分别为马幸年和陈宗伟。 　　1987年6月，国家教委师范教育司在吉林市召开全国中师教学计划改革研讨会，会上由承担任务的六个省（江苏是其中之一）提出改革方案，进行研讨修订。我因师范司指定要参加，便和晓庄的叶树明、《师范教育》编辑部编辑杨朝平一起赴会。会上争论也很激烈，研讨气氛十分浓厚，以致会议未作最后结论，仍交六个省继续讨论修改，最后的成果便是国家教委于1988年下达的新的教育方案。这次吉林之行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因为旅途较长，我们都准备了一些食物，上车后，三人坐在一起说说话，倒也不觉寂寞。到了吃饭的时候，三人不约而同地拿出方便面吃起来。隔壁邻座是三个约摸三四十岁的人，看上去像是企业工作人员，他们拿出肉罐头、烤鸡、盐水鸭、啤酒等，摆满了一桌子，午餐如此，晚餐亦复如是。到长春下车后，老叶笑着对我说：“有趣呵，他们三个人，我们也是三个人，大家都是出差的，他们喝酒吃肉，我们怎么都带的是方便面呢？”我和小杨听罢都哈哈大笑起来，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八十年代后期的社会众生相吧。 　 　 说起到外地出差开会，还有一次经历值得一记。 1986年2月，我参加国家教委师范司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师范教育处长会议。那时从南京到广州没有直达火车，必须先到上海，而上海去广州的火车票又极难买到。正踌躇无计间，小马提醒我可找新苏师范的教导主任钱振庭帮忙解决，说着便为我打长途电话过去。未几，老钱回电话说没问题，叫我一早到上海火车站去找某个人。春节刚过，我先出发到上海嘉定妹妹家，第二天请侄子代我到上海火车站找某人，不料侄子下午回来说，车票没拿到，那位同志叫明天早晨六点钟到他家里去拿。我满腹狐疑，也只好听候安排。次日天未亮，我就乘长途汽车赶到上海，准六点钟到了这位同志家，他才刚刚起床，对我说：“不忙，等我吃过早饭送你上车”，我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他一直把我送到列车员休息的车厢，然后再补票。第二天傍晚到广州，我下车后无人接站，广场上人头攒动，来去匆匆，我找人问路，也无人理睬，这一下我慌了神。会议地点在广东省教育学院，但我并不知道该院地址在哪里，定了定神，我找了个电话亭打电话给广东省教育厅，但对方一口广东话，我一句也听不懂。幸亏当时看电话亭的人告诉我教育厅的地址，又告知坐几路车。待找到教育厅时，大门早已关闭，我敲了半天门，总算右侧一扇窗户打开了，露出一位老者望着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后却听不懂他说的一口广东话，无奈之下，只得示意他拿纸和笔给我，两个人通过笔谈总算问清楚广东教院的地址。这位老者告诉我路还远着呢，坐公交车去下车后还得走上好一段路，我听后按他指点奔向公交车站。上车后，我紧挨着售票员再三嘱她到站后提醒我，站在我身旁的一个中年人操着口音很重的广东普通话对我说他也在那个站下，到时候可跟他一起走。我半信半疑，但到了站也还是跟他一起下了车，走了一段路程，这位热心人对我说他到了，要我再向前走，看到左前方有灯的地方就是教育学院了。于是我一个人在黑暗中继续再向前行，边走边忆起“文革”中下放农村走夜路的情景，心想我这个人怎么老是碰到这种尴尬事呢？好不容易赶到教院，会务组早就没了人影，我又左问右问，折腾了半天才找到住处。同屋的是我认识的贵州省教育厅师教处处长，她一见到我就高兴地叫着说：“哎呀，你怎么才来呀，都几点了？！”我一看表，果真已九点钟了，经历了一番平常而又离奇的周折，我还饥肠辘辘着没吃晚饭呢。 忆及此，该说说从1986到1988年我们办的三期中师校长研讨班的事了，这也是我要说的在师教处工作期间的最后一个话题。其实，此事酝酿已久，1981年我和张行去南通、盐城看过五所中师后，在归途的汽车上就曾说起一个好校长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江苏中师有一批好校长，但也存在不平衡的状态，因而萌生办校长研讨班以促进全省中师领导管理水平整体提高的设想。其后，教育厅曾委托省教育学院办过一期包括部分中师校长在内的干训班，但因与中学校长在一起，自然不可能突出师范性以致未取得理想效果，后来我们就一直想自己办。1984年按照广西与江苏对口交流的协议，广西邀请江苏派出几位中师校长介绍总务工作经验，1985年又邀请去参加他们的视导活动，反映良好，更让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总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呢？进入1986年，为了推动全省中师教育教学改革，我们决定把办校长研讨班的设想付诸实施。于是，第一期校长研讨班于当年10月12日至11月2日在南通开班。我和陈宗伟、刘明远于11日晚乘十一时半的江汉轮离宁，第二天上午八时左右抵达南通，通师书记成楷民、校长朱嘉跃已在码头等候。参加此次研讨班的有全省二十二所老中师主持工作的校长或副校长，另有广西、浙江等省中师校长列席。研讨班以中等师范面向小学的办学方向为主题，采取学习、研讨和参观、视导相结合的办法。南通师范作为本次研讨班的现场，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向校长们全面开放，供大家随时参观和检查。在学习相关文件，听取南通师范校长介绍情况后，校长们全面展开听课，看基本功汇报，与各个部门负责人以及教师、学生交谈等活动，并召开了教育教学改革、师资队伍素质和教师队伍建设、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学校管理四个专题座谈会。上述活动中，给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我参加的普师三班基本功检查，幼师三（1）班基本功汇报演出，五普二（即五年制普师）“闪光的职业”主题班会和幼师三（2）班十八岁生日晚会，还有学生小记者的采访。通师的这些“未来教师”们落落大方，彬彬有礼，思想活跃，基本功扎实，组织活动能力相当强，更可贵的是他们倾注在刻苦训练中的对“小学教师”这一专业的感情，从中我看到南通师范几年来面向小学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的成效。后来，大家普遍反映南通师范“经得起看，值得看，是最好的现场，是江苏中师的骄傲，”有校长以“老”和“新”两个字评价该校，“老”指老校，“新”则指改革落到实处后出现的新面貌。在对南通师范进行全面视导检查后，研讨班分四组视导丹阳、新苏、如皋和泰兴四所师范学校。几年来这些学校在面向小学，科学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进步。例如丹阳师范严格治校、严格育人思想指导下的“严、细、实”后又加上一个“活”字的作风，“严得合理，活得适当”。如皋师范青年教师多达75%，但学校从实际出发，称他们为“学校的主力、主人和希望”，对他们充分信任，着力培养，为他们创造条件，通过教改实践，进修提高，教学研究，以及从生活上多干实事予以关心，收到“心诚则灵”的良好效果。在学习和参观视导的基础上，校长们联系实际就面向小学的中心议题进行研讨，谈认识，谈体会，也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工作中的困难。突出的问题是小学教师低人一等的看法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学校师生中依然普遍存在，初中生志愿升中师的不多，相当一部分学校女生多于男生。例如无锡师范当年296名新生中男生仅39人，常州师范260多名新生中男生70多人。另外，一些学校反映学生实习时，实习学校和学生家长都不欢迎，怕影响教学质量，一般不开高年级课。还有体制上的束缚，经费上的困难等等，都使大家深切感受到要真正做到从思想认识和具体措施上解决面向小学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研讨班结束前一天，吴椿来看望校长们，并开了小型座谈会。后来，我应他“唱双簧”的要求和他一起为研讨班作了总结。 [size=+0]有了南通办班的经验后，第二期校长研讨班于1987年11月在丹阳师范举行，第三期于1988年11月在海州师范举行，全省三十七所中师的校长（书记）参加了研讨。这两期的主题都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领导管理水平，办班形式与第一期基本相同。其间，分别对苏南片的常州、武进、无锡、洛社师范和苏北片的徐州、淮阴、盐城、连云港几个市的师范学校进行了视导。以下仅就就第二期研讨班对洛社和武进两校的视导作重点回顾。 七年前第一次去洛社师范时，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破旧的校舍和摇曳的烛光。但洛社师范继承发扬乡村师范的“锄头精神”，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办学，承担起培养新师资和在职小学教师中师函授业务辅导的双重任务。他们从七十年代的四名工人、一千元资金、一间教室（厂房）和几台旧机床起家，后在省教育厅教学仪器公司的扶持下，生产光学实验组合教具箱和力学仪器箱，使校办工厂资金略有扩展，规模逐渐扩大，进而办起微型电机厂。到八十年代中期，校办厂创利已达五百四十多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额），上缴学校二百余万元，为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福利发挥了极大作用。学校的基建经费75％来自校办厂上缴的利润，而学校也旧貌变新颜。1984年底，我们决定在洛社师范召开全省中师总务后勤工作会议，来自二十七所学校的校长和总务主任约六十多人的食宿均在校内，学校为会议所提供的有条不紊、全面周到的服务展示了洛社人的精神风貌。 一年后我再次到洛社师范去，和当时的书记刘华民、校长徐钜、副校长邹校良交谈。徐钜告诉我，省里召开的后勤工作会议对他们鼓舞很大，他们总结自己的工作，提出“治校严，办学活，工作实，有所发展，有所前进”的口号，力争两三年后到1988年建校六十五周年时，学校工作有新的起步。在教育教学方面，他们的做法是“提倡小改，积小改为大改”，增设了写字、时政等课程；在教育实习方面已实行从师一到师三教育实习系列化，并将科研与实习结合，重点进行农村小学复式教学和农村小学语文教学的研究；在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则特别重视加强对学生的劳动教育。徐钜说：“目前学生太娇养，很多学生开学和放假都由家长开车接送，被子都要家长来洗，乡村师范不加强劳动教育不行啊。”洛社师范是全国军训试点单位，已在师一年级试行，他认为也大有好处。他们几位还和我谈了不少办学中存在的困难。如五十四间琴房只有二十架好风琴，实验室里的设备还达不到高中水平，而教师队伍不稳定，乡村师范留不住人更是突出问题。他们告诉我，洛社师范的教工都是镇上户口，是不得流动的，于是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青年教师是找对象问题，中年教师是子女上学和就业问题，而老年教师则是离退休问题，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政策放宽事情就好办得多。不过，徐钜说“也还得讲点牺牲精神。”对于这位乡村师范学校的校长，我在洛师校园里听到的一句话是：“校长每天五点半到校，长年累月勤勤恳恳，献了青春献子孙。”以上所述便是第二期校长研讨班在视导洛社师范时耳闻目睹的情景。 再谈谈我参加对武进师范的视导。当我和参加视导的校长们抵达武进师范时，甫一下车，即被校园里特殊的一种清新幽静的气氛所吸引。在此后的三天半时间里，校长们分办学条件、学校管理和教育教学三个专题组，通过听该校校长全面介绍，与有关部门交谈，听课，看基本功汇报，开师生座谈会，访问毕业生等，对武进师范作了全面调查了解。大家高兴地看到一所比较典型而又典雅的乡村师范学校正在成长。而我对比过去多次和该校的接触，特别想起第一次和方非到该校时连水都不敢多喝一口的情景，实在为几年中武进师范惊人的变化而欣喜。变化始于1984年，这一年，武进师范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由陈国松任校长兼支部书记，一批包括副校长李敏敏在内的年青人充实到学校各个部门。这支队伍老中青结合，以年青人居多，有干劲，有朝气，干实事，团结协作得也较好。陈国松重视这支队伍自身的建设，他在支部会上约法三章并向全体师生公布：队伍一定要经得起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的检查。他同时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认为教师队伍的建设实际上就是做“人心”的工作。84年以来，他和几位副校长与教师们有过数次全面的个别谈心，做大量思想工作，充分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关心师生生活，为解决吃菜难问题，他们与附近生产队挂钩，并自己养猪、磨豆腐、醃咸菜。教学方面，除校长和总务主任外，所有人都兼课，最多每周8课时，如副校长李敏敏、李再芳都是数学教师出身的教学骨干。对这样一支干部队伍，用一位老教师的话说，“照这样办下去，学校有前途。” 该校教师师德好，事业心、责任心和上进心强，热爱学校和学生，其中老教师的表率作用尤为感人。语文教研组长邱寿朋坚持记教研组日记，每次听课后都立即提意见不过夜。数学教师章景星已退休多年，71岁了，仍到校上课而不要补贴。章老师曾参加师教处召开的座谈会和编写教材工作，我在和他的几次交往中，他那种老派知识分子的作风令人心生敬意。老教师主动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每一位青年教师来校，教研组都要听课，提意见，开公开课。而青年教师也经常虚心请教，十分尊敬老教师。不少参加视导的校长们说，武进师范的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师德的熏陶。 为了培养农村小学教师，武进师范在教育教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例如学生的教育实践就具有乡村师范的特色，由于附小规模小，学校另与十五所农村小学建立联系，建起了一所附小——五所村小——十所中心小学组成的见实习基地。假期里，还组织学生回农村，以乡为单位办小学生辅导站，要求每个师范生都必须参加。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也从培养农村小学教师的要求出发，特别注重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思想习惯的养成，学生们自己理发，缝洗被子，在农村实习时自办伙食。这些措施都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毕业生座谈会上，学生们说：“毕业分配时，确实并不都想着要到大城市，而是希望到工作需要的地方，到可以施展自己才华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五十年代前期常州师范几届学生的毕业誓言，心里由衷地感动而欣慰。 通过视导洛社和武进两所学校，校长们感触颇深，受益良多，他们赞赏“洛社师范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精神令人敬佩；武进师范是一所典雅而朴实的农村师范，方向正，管理严，学风好。”同时，我和老陈、小刘也觉得这一期研讨班比第一期收效更好，为之总结了“团结、紧张、认真、高效”八个字的班风。后来，我在总结时特别提到这八个字，受到大家热烈鼓掌认同。在总结中，我特别强调江苏的中师在“文革”后不强调客观困难，坚持面向小学，艰苦奋斗，开源节流，勤俭办学，尽主观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在困难中办学、前进、发展、提高，这正是江苏中师的骄傲。从我个人来说，研讨班还为我建起一个“广交友”的平台。记得在武进师范视导时，大家分散住在学校教工腾让出来的宿舍里，我被安排和徐州师范副校长吴银娣同住一间屋，同睡一张床，刚开始有点生疏，但很快就熟悉起来，我们谈工作，拉家常，很是随意。在总结会中途休息时，吴银娣和几位女校长围着我说：“我们在议论你呢。”我说：“议论我什么呀？”她们说：“议论你这位老太太可真能总结啊！”我说：“讲得太啰嗦唠叨了吧？”她们说：“哪里呵，你讲的都是实话，没有一句套话。” 　 　照片说明：1987年11月在第二期江苏中师校长研讨班上作总结发言。 　　至今，我和当年中师的朋友们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特别是每逢年终岁尽时，我总会收到南通师范朱嘉跃、淮安师范王之琦、常州师范钟敏等一些校长的贺年片。而每年一次与省幼师的朋友在新年联欢会上的聚会已成为少不了的迎春点缀。也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个夜晚，晓庄师范数学教师周全英和高邮师范副校长、数学教师金成樑来到我家，他们是参加过数学老教师的聚会后受众人委托给我送来他们的合影照的。当年，在我们组织的中师各主要学科中心教研组中，数学组是开展活动最好的一个。此后，这些老师虽都已年老退休，但仍经常聚会。那晚在我家里，几个人谈到夜深，回顾往事，既兴奋又感慨。 我在1985年已年满六十，于年底办了离休手续，此时吴椿找我谈话，说是厅党组决定我“离休不离岗”，要我再继续工作一段时间。待到三期校长培训班办完，倏忽又过了三年，我向厅领导提出不能再干下去了，一来要给年青人让道，二来老伴年老体弱需我照料。这样，我从1989年起便不再到机关去了。然而我的“教育生涯”却未就此结束。不久，吴椿又来找我，要我参加《江苏省志·教育志》的编纂工作，这可是一项极为庞大的工程，任务艰巨繁重。我负责撰写的是该书第八章《师范教育》第一节《中等师范教育》和第三节《中小学教师进修》，合计约近10万字。其中《中等师范教育》一节从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二十九年江苏创办通州民立师范学校、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和三江师范学堂写起，直至1988年为止，时间跨度近九十年。在我查阅大量史志资料的过程中，张謇、沙元炳、顾倬（无锡师范学校创办人）、吕凤子（丹阳师范学校前身私立正则女校创办人）、陶行知等中等师范教育前辈们又在耀眼光环下一一生动地展现我面前，他们勇于创业艰难办学的精神和人格魅力令我感佩。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特别当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苏中师的校长和老师们不畏强敌入侵，坚守民族气节，采取各种应变措施把学校继续办下去，如无锡师范学校校长周毓莘，南通师范校长于敬之和教务主任顾怡生、教师尤慎铭，以及苏州女师（新苏师范前身）教师们的诸多事迹可歌可泣，感人至深。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中，先辈们从教育教学实践中探索追寻而积累的丰富经验亦有着长远的继承和借鉴意义。另外，抗战期间中共在敌后创建的华中苏皖抗日根据地为发展新民主主义教育事业而创建的一批新型师范学校也在办学和教学方面创造和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所有这些已积淀成为江苏特有的“中师文化”，弥足珍贵，令我心生敬畏和尊重。于是，我决定采取因事及人、叙中寓评的写法，在当时《省教育志》主纂、原省高教局局长顾尔钥的支持下写完《中等师范教育》这一节。初稿完成后，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于1995年在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对《江苏教育志》进行评审，我收到河北省代表写的一份书面意见，题为《一幅师范教育的宏丽画卷——喜读〈江苏教育志〉师范教育章》。阅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对江苏中师恰如其分、当之无愧的评价。书成后，顾老问我是否有新的写作计划，并建议我进一步挖掘史料，写一些关于江苏中等师范教育师德师风方面的文章。 转眼间，距我参加《省教育志》编纂工作又过去十余年了，这些年里，虽然我离开工作岗位已久，但八十年代我的这段中师教育经历却依然是一个梦牵魂萦的不了情缘。由于官方修志总存在一定局限性，好比勾画一个人，虽有完整骨架，但缺少血肉相衬，终不能生动鲜活地详尽道来。所以，我又写下这一篇琐忆以为补阙，并借此对为江苏中等师范教育作出默默奉献的所有“中师人”表达我由衷的敬意。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江苏中师在高校扩招、合并、升格的大潮中遭遇到拆、并、掛靠等令人始料未及的局面，以致于在世纪之交走到了尽头。对这种历史上似曾相识的大干快上现象，我只想说：初等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是整个教育事业的基础，小学教师（包括幼儿教师）是特殊的专门人才，师范教育是培养这类特殊人才的基地，是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它和初等教育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应该得到更进一步的重视和加强。这就是我这个在教育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的年近九旬老人的深切体会和真诚期待。 　　　　　　　　　 　　                                            写于2011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