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毕竟不能因为洗澡水脏了,就把其中的婴儿给一起倒掉。应当心怀敬意地看到,尽管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中国的学术翻译工作,还是为我们展现了西方的知识地图。很多译者都做了很大的牺牲,如果为翻译公司干活,他们能得到千字500-1000元的报酬。现在做学术翻译,他们的收益却只有千字40元,不仅如此,在评职称的过程中,翻译还不算学术成果。他们付出了多大的辛劳和牺牲,为我们把西方的学术成果翻译过来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一个全民重新阅读的过程。比如你刚才提到的伯林,也是个承前启后的人,也是个思想漩涡中的人,那么,他的先驱有哪些,他的后学又有哪些,他的思想对手又有哪些?这都是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我有时候会说,有的人只读了一本《自由论》,认为这就是伯林思想的全部,甚至认为这就是西方思想的精华,这种读书态度就跟早年的共产党人没什么区别,早年的共产党人粗读了《资本论》,甚至可能连《资本论》都没读过,就把人世间所有的不公归罪于对剩余价值的剥削,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看其它书,一门心思去搞社会运动了。
沈言:是否可以理解为,有些人倡导某些理论、概念,不是出于对话的目的,而只是为自己的行为找个依据?
刘东:为什么理论在西方的危害不像在中国这么大?因为在西方,不同理论之间存在相互的辩论和制衡,在中国则没有,导致某些理论被过分地夸大了。为什么伯林的思想在中国反而显示出了它的毛病呢?也是这个原因,在缺乏可供对话的理论的情况下,大家都在退缩,用消极自由保护自己,然而,个人的基本自由不被伤害是有前提的:它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规则和广阔的社会空间,大家都不参与到公共事务中,不互相磨合,这个社会空间怎么会出现?
作为一种随处可见的对应,八十年代,中国人还不知道"装修"这个概念,到了九十年代,随着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装修"开始在国人当中流行了起来,很多楼房,外表很破烂,内里却装修得跟宾馆似的,人人都龟缩在自己的狭小空间中,不去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哪怕那种变化马上就要侵害到自己,我们的政治生态也是如此。
所以,光把西方的书读完还不够,还需要让西方的理论与中国的价值观念进行对话,才能寻找到一条属于中国的路。有些人偷懒,摸着一本书,发现它容易读,就决定此生只相信它了,这是把读书能够获得的自由变成必然,把读书能够获得的上进变成下坠,这种人对社会规则的理解还不如不读书的人,因为他被一个偏颇的理论永远地捆住了。
哈佛文理学院的院长柯伟林是一位出色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刺激我的话:"20世纪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特征。"因为,当下中国学术界的所有理论都源于西方,它们都是欧洲人对本土历史的理论总结,中国人借鉴了其中的一部分,相互间还争得头破血流,争执双方都还觉得自己真理在手,成竹在胸,这是很缺乏文化主体性的表现。
总起来说,中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阅读运动,不能说,领导喜欢哪本书,我们就读哪本。我构思过一个课程:首先读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和阿伦特的《论革命》,然后读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接着读那些批评自由主义的专著,其中包括:桑德尔、查尔斯·泰勒等社群主义者的文章,以及美国保守派批评自由主义的文献等。一本本地读下来,读者就会发现,美国学术界就是一篓子螃蟹,一个掐着一个,真理不在某个人手里,而是产生于不同流派的对话中。
另外,更重要的是,即使把这些全都读完,也还是要牢牢地铭记住,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真理并不会就在哪个文明自身的文本中,而应当产生于文化的间隙中,稍微有头脑的人都会相信,西方思想家绝不会掌握了人类的全部真理。最终,还得靠我们自己去开拓头脑,在与其它文明的不断对话中,慢慢产生真知。
我一直想在清华的图书馆门口做四个雕像:苏格拉底、孔子、释迦牟尼和耶稣,让这四个人作对话状,构成一组青铜圆雕,名字就叫"轴心时代"。这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能明白,真理并不在某一个造像中。如果读错了某种理论的问题,那就需要继续多读,而不是从此厌恶理论,否则,中国在学术文化上是没办法和西方对话的。人类文化最辉煌的成就,仍然是它的学术文化,而学术文化中最耀眼的宝石,仍要上升为理论形态。
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
沈言:您曾将您这代人的学术任务总结为"译百家书,成一家言",但问题在于,当下, "译百家书"却束缚住了"成一家言"的工作。比如中国研究就受西方汉学理论影响过深,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刘东:这个问题不是当下所独有的。民国时期,北大跟清华都有自己的国学研究机构,但二者的学术风格却截然不同,他们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了这点。尽管两边都是学贯中西的,但清华国学院却更属于内部取向,而北大国学所则更属于外部取向,台大和台湾中研院则继承了后者的风格。这种西式风格的国学研究就带来一个问题:根据西方的学院划分,将四部分到七科里,这样一来,中国固有的学术脉络就被打散了,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在与西方学者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会问我们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中国有哲学吗?如果回答说没有,他会说:"你连哲学都没有,怎么跟西方对话?"如果回答说有,那就意味着把中国思想强行套入到了西方哲学的分类范式中,其表现形态肯定还是不如西方因为你还是要按照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美学这样的西式科目展开。以前在旧金山的书店里,和这次在芝加哥的书店里,我都看到一本《But not philosophy: Seven Introduction to Non-Western Thought》,可以译成《但不是哲学:对于非西方思想的七篇导论》,其内容似乎有点简单浮泛,但它的标题却可以启发我们,在界定中国学术的时候,把它定义为"思想"就好了,不要套用"哲学"这个词,就算没有相应的本体论或者美学,中国思想一点也不逊色于西方哲学。
除此之外,在传统中国的教育当中,所有人都要通读四部知识,它就像一个知识分子的五脏六腑,缺一不可。后来,因为受到西方社会分工论的影响,中国教育就变成了专攻一科,这就出现了重大的偏差。比如所谓的中文系,大概是最容易出现妄人的地方,为什么呢?古人总要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行有余力再去翻阅集部的书,更不要说是集部中最不入流的小说了。可现在受到西方分工的影响,有人只去读这些等而下之的东西,还觉得自己很是专业,很是顾盼自雄,这样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当然就容易出现文痞了。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中国研究可以分为inside和outside两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文明而言,它不像太平洋上的某个小岛,那里没有本土的学者,只有在外来者闯入之后,才展开了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因而,所有的研究都是outside的视角。中国则不同,它同样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同样有自己的知识界,这和外部视角就天然地构成了二水分流。
在西方汉学引入之后,我们也知道了自己的局限,从而把传统学术文化命名为国学,其言外之意是还有一个西学,以及西方人研究中国的汉学,这当然不在话下。我最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刚出了两卷本的《审问与明辨:晚清民国的国学话语》,在其中讲到了有关国学的六重定义,而第一种就来自西学冲击下的自我限定。
然而,问题在于,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压强太大,导致科举被废除之后,留洋的人成了最吃香的,外部视角也在强大的压力下,被硬塞进内部的研究中了。这不是说outside的视角不好,不然我也不会花费这么多年去引介西方的学术成果,但我不赞成中国学者全都去学人家outside的视角。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中国学者有自己的视角,西方学者有自己的视角,真理在两者的讨论之间产生,这才构成了完整的中国研究。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大多是源于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学生,毕竟,在被海外汉学家影响之前,谁能想到文革是好的?不可能有人想到!但是,很多人出国去读西方汉学家的博士,汉学家里又有很多人是西方的红卫兵,他告诉你文革是好的,你必须接受,否则,导师不要学生的话,你第二天就得滚回中国,这跟在中国读书的情况不同,如果不跟某个老师了,可以跟其他人,甚至可以不读书了,去中关村谋个生计。另外,国外的导师对学生也的确不错,在这双重因素的影响下,很多留学生就慢慢地被收编了。这些人回国之后,都开始宣传自己导师的理论,中国的知识界也随之分裂。
现在的年轻人唯恐研究做得不像美国汉学,连标题都设计得亦步亦趋,这是不对的,美国汉学应该只是一个参照系。中国学者应该知道美国汉学的知识地图,但是,还应该知道它的所长和所短,应该知道自己比它有更多的优势。中国学界的研究本应更具有独创性,可惜现实却相反,我们在跟着西方走,这只会阻碍我们获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我有一篇文章叫《警惕人为的'洋泾浜学风'》,就在讨论这个问题,本来应该是中国学生告诉美国老师,他们的研究哪儿错了,他们的理论对中国经验的解释哪些地方是不合适的。现实情况却是,我们强行把中国的经验塞到西方理论的小鞋里,只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空前的'危'和'机'是并存的"
沈言:在这西学引进的过程中,您有什么个人的经验或体悟?
刘东:我这个人,对自己的进退比较迟钝,在评职称、申请基金的问题上,反应都比较木讷。在社科院的时候,我一直是副研究员,尽管我也挺努力的,但一直都没评上研究员。后来我才知道在提升研究员之前,需要自己写一封申请信,我却不知道这事,因为所里研究员的申请名额有限,负责的人也没提醒我,直接就把我算作自动弃权了。后来,所里上上下下都在说:"刘东怎么还是副研究员啊?"我听了也没在意,既然大家都觉得不公平,证明我的努力还是受到认可的,这事也就过去了。
但反过来说,如果想要摆脱外在的桎梏,在职称、基金等方面就需要木讷点。打个比方,行政的指挥棒就像地震,死的都是最机灵的人,本来地震可能没多大,机灵鬼选择直接跳楼,结果自己把自己先摔死了。我就是这样,完全不听,主编的丛书不算学术成果,我也不在乎,只要我内心觉得它们非常重要。
但我却跟从自己内心的感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引进的过程中,我们的认识也有变化,一开始以为西方人帮我们说清楚了很多事,后来发现,西方汉学家的理论也是各种各样的,它们把中国说成长的、短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需要补的和需要开刀的,最后汉学家们说,西方有一套成熟的理论体系,必须得懂这套理论体系,才能重新解读中国,于是,"人文与社会"译丛就做了起来。
在你们来之前,我正在看译林出版社发来的邮件,内容是关于9月份准备召开"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满100种图书的纪念会,会议会在北京召开。你看,"人文与社会"译丛也做到100种了。我也为专门为此的纪念活动,写好了准备宣读的文章。
在做这些事的过程中,如果说有什么是让人欣慰的,那就是当人专注于做某件事,人生会显得长一些。从最早的"走向未来"丛书以及《东方杂志》,到现存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中国学术》杂志、清华国学院,还有我晚近创办的"西方日本研究"、"艺术社会学"译丛,当我专注地做这些事时,会觉得事情根本做不完,也就让我有不断工作下去的动力。我出去讲演的时候,经常会闹一个笑话:初次见面的人看见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年轻?以为你是老头子呢!我从小就是看你的书长大的。"
有人认为编辑就像竹筒倒豆子,倒完了,自己却空空如也,对此我认为好的编辑是不吃亏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选题已经超过200多种了,而我看过的书要远多于这个数量,而且看得也准比一般人认真,这就给自己铺垫了知识储备。另外,编书也没耽误我写书的时间,今年我还会出版两本自己的书,同时要再写一本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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