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采石场：口述历史的语感和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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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是采石场：口述历史的语感和通感

2009年11月03日
来源：21世纪网-《21世纪经济报道》

　　文/刘晖
　　历史三峡犹是峡深水急，而以立于“巫山之巅”自命的史家已经辞世。
　　“人之相似于时代，超出其相似于父亲”。唐德刚享年89岁，以世纪老人名之，差可近之。他历经战乱，历史风云对他来说，不是书册中的云卷云舒，而是饱经忧患的切身体验。他在《晚清七十年》提出来的“两百年出历史三峡”论，这既是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历史必然性的大胆假设，也是这种感时忧国历史哲学的具体体现。
　　至于唐德刚的学术地位，有论者认为唐德刚所呈现的还是普及性的常识，缺乏学章谨严的体系建设，也未能从学理上独辟蹊径。其文字固然亦庄亦谐，雅句俗语熔于一炉，但这只是历史说书人挥舞折扇的本事，算不得什么。其实，唐德刚治学，在他代表性的口述历史著作中，对历史证据针脚绵密的注解和推断，已经融于讲述当中。从口述历史的语感，到超出一般事实的历史“通感”，唐德刚自成一家，其史才别具眼光，其史笔犹有意趣。对“历史是真人实事之诗”的个中三味颇有感悟，断非人云亦云的历史说书人。
　　口述历史：“新闻的归新闻，评论的归评论”
　　作为口述史派的代表人物，唐德刚对史学的贡献，表里其外的是对胡适、张学良、李宗仁、顾维钧等中国近代历史关键人物的现身说法，但实质上，是在复杂迂曲的历史学派中掘进出另外一重断面，并在这些纹理纷然的切片中道出事件的现场和逻辑。
　　唐德刚与那些历史转折之处的关键人物的交往深厚，故能深入其里，复活那些掩埋在深处中的细节，而又不为人物的外在身份所缚，有所信也有所疑，在看与被看之间，具有一种深邃透彻的“目光的政治”：既有基于历史语境的同情理解，也有从复杂冲突的历史证据中拂去浮尘的老吏断案般的决然。
　　按照唐德刚的自述，他搞口述历史，出于偶然。此前他甚至已经转行学了一年的建筑学。但是诸多因素看来，唐德刚能以口述历史名世，也是必然。他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亚伦·芮文斯(Allan Nevins)是口述历史的开创者。此前，芮文斯已经采访一些欧洲革命后流亡到美国的贵族。唐德刚进入口述历史的领域，按他自己的说法，一是录音机的发明，二是1949年中国政局的剧变，大批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移居美国，如李宗仁、胡适、陈立夫、孔祥熙、顾维钧等。而唐德刚本人英语汉语皆通，其岳父是国民党CC系的要人，与那些口述历史的传主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被哥伦比亚大学选中。
　　具体到每个口述历史的主角，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唐德刚为胡适作口述历史，正是胡适穷困潦倒之时，但胡适本人就是大学问家，“大胆怀疑，小心求证” 的工作习惯和唐德刚具有相同的学术规范和语言。按照唐德刚的说法，“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能理解我的工作，有时比我还严格。有时我要记下他说的话，他说这个言出无据，不能记。胡适一辈子教了很多的学生，我是他最小的一个。”
　　相对于胡适的严谨，别的口述人如李宗仁与张学良，则需要唐德刚用旁证多加辩驳。记忆之于历史，本身有契合之处，因为这是当事人的现身说法，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事人的说法本身只是历史事实中的一种，而记忆本身也会因为立场和时间变得剥落、变形，因此需要历史学家用别的证据来进行“拼图”。唐德刚采取的方法是，取法新闻学的“新闻的归新闻，评论的归评论”来平衡。
　　按照唐德刚的回忆，“我给李宗仁做(口述史)跟给胡适做，完全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胡适是经过现代学术训练的，We speak the same language！我和李宗仁谈，他讲不了英文，而且他有时信口乱讲，要是直接这样写出去要被别人笑死的。顾维钧的英文比胡适还厉害，我跟胡适平时还要中文聊天，顾完全不讲中文，一开口就是英文，有时讲的英文单词我还不认识。”
　　而唐德刚给张学良作口述历史，同样要采取平衡之道。据唐本人回忆，对于一些历史事实，经常需要与张学良进行拉锯战。比如唐德刚对于一些说法，会当面直陈：“汉公，这个事情靠不住啊，我知道的不是这样的。”而张学良则会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听我的话！”唐德刚则反驳说：“可不能听你的话，听你的话将来要出笑话的！”
　　除了采用这种平衡之法，要想站在“巫山之巅”，唐德刚还必须把历史哲学贯注其中，历史并非一条直线，也不是一种可以简单类比的历史逻辑。因此，在这些面世的口述历史著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水平也具有差别。据唐德刚称，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胡适的口述大概占50%，另外的一半是他找材料考证补充上去的。《李宗仁回忆录》，本人口述只占到15%，其他的85%是他从报纸、图书馆到处搜求资料补充、考证而成的。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近年出版的《张学良口述自传》还有不少差距。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历史考古学之外的硬功夫外，唐德刚本人的人生际遇也融化其中，他不仅为口述历史引入了相应的学术标准，而且把这种去国怀乡的家国之思不经意地化入其中，形成了口述历史中独特的语感。可以说，口述历史虽非唐德刚首创，但是唐本人在这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应是不争的事实。
　　“历史三峡”：两岸猿声啼不住
　　相对于口述历史扎硬寨的苦功夫，唐德刚最为知名的论断莫过于“历史三峡”论。这种观点已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齐名。其实，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并非通常的技术性管理，所探求仍然是中国的大转型之道，这一点，从问题意识上来讲，唐黄二人，庶几近之。
　　“历史三峡论”出于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这部著作在史料挖掘中并无奇特之处，一些章节的逻辑也颇堪讨论。但是“历史三峡论”切喻晓畅，易于流传，从历史的幽暗之处拎出这一洞见，这一点是很多史家不能企及的。
　　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把“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而起的转型，称为秦汉模式，是中国历史的第一次转型，而这一转型过程，从商鞅变法开始，持续了两百多年之久，才大致确立。此后，百代都行秦法政，这一模式延续到清朝末叶“鸦片战争”时期，开始崩溃。其实，鸦片战争还是祸起海疆，直到所谓的“庚子之乱”，才震惊帝都。面对坚船利炮的攻击，帝国面对不光是军事上的失败，而且是制度和文明的痛楚，开始“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次大转型，唐徳刚称之为“历史三峡”。其间礁石险滩，风高浪急，猿啼鸢飞，按照唐德刚的假设，要通过这一历史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
　　对于这一论断，应声相和者不少，针锋相对的也不少。支持者认为，这一论断穿越了历史的迷雾，超出了文明循环论的窠臼，洞察了世界历史的普遍趋势。那就是从帝王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过渡。而这正如唐德刚的夫子自道：过去五千年的一部中华通史，实是一部“帝王专制史”，而今后五千年(至少一千年)的中华通史，将是一部“民主政治史”。此一转变，实是任何人力、物力，皆不能逆转者也。这就是吾人所谓的历史的“必然”。
　　而批评者则认为，这一论断忽略了历史的偶然性，而且对于两百年时间的预测过于僵硬。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这种倒计时式的假设，忽略了主体性的努力。其实，历史三峡论的“两百年”只是假设，而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列车时间表。唐德刚所要孜孜以求的，仍然是从历史的风云中的雪爪鸿泥中，道出追寻现代中国路途中的未竟之任务。
　　唐德刚兴趣驳杂，涉猎甚广，他还写过一部60万字的长篇小说《战争与爱情》，按照唐本人的说法，这部小说也是口述历史。但是相对于他所做的那些历史中的显赫人物，这里口述历史记录的是那些噩梦中的小人物。唐德刚用英文写过一部长达上千页的《民国史》，之所以迄今没有付印，是因为占据其中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将”，那些在厄运和阴影中煎熬的小人物，甚至连眼角的余光都没有顾及。
　　对于历史和小说，唐德刚区分的方法是，大事件、大人物就应该用“历史”来写，小人物、小事件，甚或大人物、小事件，就应该用“小说笔调”来写。对于这一点，可以看作唐德刚的个人选择。其实，从历史学的角度，早就有百科全书学派对这一模式进行了颠覆，百科全书学派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是小的角度，选择波涛汹涌下的潜流来描述历史的趋势，用原因的原因来推理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和关键事件的动力。不过，这已经是题外之话。唐德刚用小说笔调来弥补历史的黑洞，可以说对此已有觉察。
　　唐德刚的撰述，其文辞生动泼辣，厚实绵长，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问题意识引入其中，每每给人当下之思。至于唐德刚类似与《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之类，则开掘出随笔一大门路，在学问和掌故中发掘经世意趣，味道醇厚，所谓“唐派随笔”之称，并非谬托。
　　历史不是予取予采的采石场，唐德刚用他的治学方法，避免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章节变成“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没有剧本，但有自身行进的逻辑。两岸猿声啼不住，历史三峡终有通过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