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活得越正常就越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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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活得越正常就越有病/［德］曼弗雷德·吕茨 曾文婷 喻之晓 赵雅晶 译

    不仅仅有完全正常的疯狂，还有疯狂的正常人。这些人给自己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正常控”——正常吃饭，正常喝水，正常上班，正常加班，正常恋爱，正常淘宝……嗯，总之一切都以“正常”为最高指导标准。用老辈人的口吻，这叫“和谐因子”；用年轻人的标准，这叫“存在感低”……

    这些家伙，就算是你在火车上一连几个小时跟他们面对面坐着，也还是没在你心里留下一丝划痕……至少连他们长啥样你都没记住。他们的格言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太高调死得早！”

    在学校里，这群人就是和谐低调的大多数，成绩不好不坏，永远默默地在平均线上飘着，不会让同学们觉得有威胁感。到了青春期，“正常控”连叛逆都是低调的，即便要把口香糖粘在老师椅子上，也会选择最低调的蔫不出溜的方式，绝不会弄得满城风雨。在住家附近的洗衣店里，长大的“正常控”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女人就是要外表干净，管她内心是不是也干净得啥都没有呢。

    再往后，“正常控”正常地加入了事业编制，或者成为大机构里的小会计，上班打卡后默默地戴上套袖，默默地让自己在办公室里别太显眼。啥叫好衣服？就是既要得体，又要中规中矩，穿上之后让人没记住他穿的是啥，这才是境界！

    当然，想要显得“正常”，那么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要“高举旗帜，紧跟时代发展”——这帮家伙会跟风开通微信，或者在微博上跟帖骂街，有点儿批判性，但不会太过分。最后，“正常控”正常地死于心肌梗塞。和周围的其他“正常控”一样，他的墓碑上写着：“他生活得很正常，然后他正常地走了，因为这本来就很正常。”去世后，即使作为遗体躺着，他也完全符合标准。从生到死，这样的人都不可能被送到精神病院去。要是做心理测试，他们的测试结果就是“标准答案”，就是“完全正常”。外人有时候甚至没法确定这些“正常控”是不是还活着，于是发微信问候一下。八成他们确实是以某种方式活着，只不过他们的存在感比较低罢了。

    我们不想鄙视这些疯狂的正常人，他们终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黏合剂。他们是每条马路保持秩序井然的条件，也是所有统计学家的朋友——没有什么比异常数据更让统计学家头疼了。“正常控”就是标准模板，只要一对比，特立独行的人就能觉得自己确实与众不同。

    不过这些和谐的“正常控”有个问题——他们不喜欢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对那些穿着花哨、大声叫喊、不守规矩的货色，“正常控”总想踮起脚尖骂娘：乱停车的是你们，超速驾驶的是你们，在高速公路上长时间占用左侧车道的还是你们！“正常控”从不屑于跟那些人说话。不过一旦防线被冲破，这些温顺的公民就会变成复仇女神，发出正义的咆哮。心理治疗师保尔·瓦茨拉维克就讲过一个著名的“锤子的故事”：有个人想把一幅画挂到墙上，但是家里没有锤子，于是就想去邻居那里借一把锤子用用。但邻居是个怪人，总是寡言少语、蔫不出溜的。于是这个家伙想，这个邻居说不定还骄傲自负、自私自利，甚至老奸巨猾，就算是有锤子，也不肯拿出来，真是太不要脸了！于是他按响了这个不熟的邻居的门铃，急赤白脸地冲着那个惊呆的人吼道：“好好留着您的锤子吧！”

    “正常控”尽管正常，但可能会令人捉摸不透。最近有个哥们儿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和邻居吵架，竟然在小花园里把邻居一家三口当场打死了。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个人超级正常。

    像俺这种见不得流血，或者对老街坊下不去狠手的好人，严重鄙视这哥们儿。在这个强调政治正确的年代，古老的耻辱柱又开始蹦蹬起来。中世纪时罪人被绑在公共广场的耻辱柱上供其他人围观，身上还挂着一个写着他罪行的牌子。在现代人看来，这简直是惨无人道侵犯人权啊！但同时，我们微笑着在网上发表乌七八糟的公开言论，我们可否想过当事人心里有多难受？在中世纪的耻辱柱上“罪人”只需站几个小时，而现在的牺牲品却要承受一辈子。以前的人还有地方可躲，可现在随着电子媒体的传播，整个地球都成一个村了，您还能躲到哪儿去？

对于宗教审判，人们就像猫儿离不开腥似的，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天然需求。当工业革命的烟囱开始代替教堂尖尖的屋顶时，我们逐渐地把宗教审判民主化了。所有的人都可以宣布其他人是老奸巨猾、人面兽心的恶魔，让人恶心的无赖，无药可救的异教徒。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宗教法庭因为希望保持自己令人畏惧的权威感，所以规则严厉，过程也非常谨慎。许多时候宗教法庭认为公正对待民愤的牺牲品是自己的任务。女巫迫害只出现在宗教法庭不起作用的地区，所以西班牙没这档子事儿，德国却有。而今天，没有一个法庭能让那些牺牲品为自己辩护。所以疯狂的正常人都态度强硬地坚持说，所有人，真的是所有人，都说他们说的话很正常。那么，究竟什么是正常呢？正常是那些疯狂的正常人自己规定的。

    所以不奇怪，那些“与众不同的人”就成了正常人的眼中钉。当然，如果这个“与众不同的人”是位领导，这种“与众不同”就立马变成了“天生丽质”。这帮人就是再给他十个胆子也不敢对领导说一个不字，所以只好把那群没钱没势、还敢跟别人不一样的可怜虫当成出气筒。对上装孙子，对下耍大爷，疯狂的正常人对此那是相当的娴熟啊……在他们看来，这是权利啊！简直就是天赋的人权——“难道不是俺们维持了整个社会的运转吗？难道不是俺们交的税负担了一切吗？难道不是俺们绝对的顺从保障了所有人的安全和富裕吗？真是的……”于是这帮人就向外国人、残疾人，还有那些落寞的失败者开炮。他们射出的虽是话语，却比“愤怒的小鸟”还具有攻击性。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说的，在仔细检查了其他人的思维是否也正常之后，他们才会在同样的正常人所带来的愉快气氛中表达他们对这一切的正常思考。外国人最好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混得不好是自己活该，你不付出点儿什么，能指望天上掉馅饼吗？还有残疾人，现在的孕中检查不是可以避免残疾儿出生吗？“这些事儿现在就不应该存在……”

    这种圈子笼罩在一种发霉的小市民气息中。古代的雅典必定也曾是这样。锡诺普（现土耳其）的第欧根尼在大白天打个灯笼从雅典所有的“正常人”身边走过，大家都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我在寻找一个人。显然，疯狂的正常人什么时代都有，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其中也包括大夫。安乐死运动可不是纳粹发明的，而是咱们的白衣天使——精神科大夫发明的。1920年，希特勒刚开始活动的年代，著名的“霍赫同志”和“宾丁先生”一起鼓吹给“不值得生存的生命”一个“很好的终结”，从希腊文翻译过来就是安乐死——这个社会已经够累的了，那些“不正常的亲们”就别在这儿捣乱了吧……作为一名白衣天使，从疾病中发现不足并尝试消除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从自己看事物的职业角度提取出世界观来，那就变成了蔑视人类的“黑心恶魔”。

    毫无疑问，这种思想感情比“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长久多了，简直是发自肺腑地嵌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上世纪50年代，那个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共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沃森，曾经满脸严肃地提出了这么个观点：那些低智商的人，生孩子就应该多交税！这群低智商家伙的后代，不是明摆着给这个高尚的社会添麻烦吗？

    所有的文化中都有疯狂的正常人。在土耳其的某些地方，如果闺女因为不接受老爸安排的包办婚姻而被老爸杀掉，哪怕这位老爸自己就不是什么好鸟，也没人会觉得他是精神出了问题。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某些地方，只要黑手党给出个“理由”，你就最好乖乖地听话，到现在依然如此。“缄默法则”规定了“什么该说”，更规定了“什么不该说”。这倒是很对那些疯狂的正常人的胃口，因为他们还是喜欢做“沉默的大多数”，特别是在公共场合。

    乔治·奥威尔在幻想小说《1984》中描述了群体难以抵御的影响，以及作为个体要摆脱这样的群体漩涡是多么的困难。疯狂的正常人爱鼓掌，特别是躲在人堆里的时候，那时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和有恃无恐。然后这些人就像被克隆出来的那样，蚂蚁一样地排列在历史的红地毯旁边，为某个粉墨登场的“杰出代表”拍巴掌，而且自我感觉良好。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鄙视那些一直唾弃平庸的人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自己人多势众，有权力统治那些偏离正常的五颜六色的小鸟。然后这群疯狂的正常人就开始轻松地窃窃私语了，这样，他们的“正常”便富有了战斗性。

    人们有点反讽地把这些人称作“正常控”。他们的正常是如此的疯狂，以至于带来了痛苦，至少对周围人是这样。不过这样一种反讽也可能很危险，因为这些顽固的“正常控”连幽默夹带的自我质疑都“正常地忘了”。他们的神经末梢永远高度紧张，也许有时候就是缺一点“玩世不恭”吧。因此，当他们坐在喜剧秀的观众席中时，大家笑，他们也笑，他们不必非得理解剧中的笑话就可以在普遍赞同的气氛中感到很嗨皮。但当他们离开活动现场之后，生活又变得像从前一样“满脸正经”。对这些人来说，永远做正确的事，从不乱停车是非常重要的。情调当然是不可能有的，“犯二”这个词对他们来说就是骂娘级别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