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儿女求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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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儿女求学之路
2014年03月22日 ⁄





编者按：汤一介、乐黛云的大名，很多潮友应该都有耳闻吧？不知道也没关系。主文之后附上两段（篇）小短文《袁伟时：汤一介的梁效故事》、《乐黛云：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供您参考。

数十年政治风浪，最难忘的锥心之痛，就是我为儿女得到公平的求学机会而奋斗的那些年月。

1976年，汤丹去黑龙江兵团已近七年，大部分“兵团战士”都已东零西散，有的参军，有的病退，有的因家里有困难困退回京。那时国家政策虽已有所松动，但真想办成病退或困退仍需通过连、团两级领导的批准才行。夏天，汤丹来信说，他们副连长暑假要到北京“了解情况”，许多家长都在准备送礼，让我们也准备一下。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按现在的话说是“月光族”，没有什么积蓄，要想备一份厚礼并非易事。幸而老汤忍痛卖掉老先生送他的《全唐文》，所得六百元还有剩余，东拼西凑，买了最好的烟和酒，在海淀的一家小旅馆找到了汤丹的副连长，对他说不尽地卑躬屈膝，说了几箩筐我一辈子也从未对人说过的好话。他终于答应考虑放汤丹回家。接着，汤丹的连队的确也有几个同学回家了，我和老汤满心欢喜，等着、等着……但始终没有汤丹的踪影。到了1977年初，社会上风传高考即将恢复，这更弄得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时，高考是孩子们唯一的出路和希望。后来，我们又邮寄了一批高级烟、糖果给汤丹去打点团军务股长，这次总算找对了门路，汤丹终于在1977年返回了北京。

我们的两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读书，汤双在校时总是名列前茅。汤丹在北大荒近八年也没有中断过学习。他们两人都认为参加高考，录取不是问题。我可没有那么乐观，倒不是担心他们的能力，而是老汤因为“梁效”的问题还在接受审查。当时的政治气氛虽已大为宽松，但老汤正处于“风口浪尖”之上，两个孩子是否能通过“政审”我心里实在没底。

高考结束，汤丹、汤双都说考得不错，成绩肯定远在录取线以上。他们一个报了北京师范大学，一个报了北京大学，自以为胜券在握，只等那一纸录取通知书的到来。但我始终放心不下，生怕他们“政审”过不了关。高考后我即托了几个在招生办工作的朋友去打听结果究竟如何。得到的消息让人无比沮丧，由于“政审”原因，北京师范大学给汤丹的录取通知书被扣在了招生办。而北大为了“政治正确”根本就没给汤双发录取通知书。朋友们劝我不必去申诉，因为正在风头上，申诉也无用。他们劝孩子们好好准备，明年再考，也许那时政策会更为宽松。高考后，汤双很沉得住气，始终一言不发，自认为天生我才必有用，将来总有出头之日。汤丹却不一样，她已经在北大荒浪费了八年最宝贵的时光，这次高考也许就是最后的机会。她认为此事太不公平，和一些情况类似的考生一起在招生办门前“请愿”，结果当然是无人理睬、无功而返。我则在心里留下了沉重的负担，唯恐这次“请愿”在档案上留下了记录，影响她来年的高考。

汤双和他的几个朋友自初中三年级以来就得到我国著名数学家秦元勋先生的指导，学完了不少大学的数学、物理课程。1977年，在高考结束之后，中国科学院开始招收“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允许以同等学历报考。秦元勋鼓励他们几个去试试，至少可以取得经验。汤双于是报了应用数学所的研究生。那天，下着大雨，我打着伞满怀希望地将汤双送进考场。结果汤双的考试成绩还真的跨过了录取分数线，应用数学所准备招收十二名研究生，他是第十一名。可惜由于政审通不过，汤双还是与成为当时国内最年轻的研究生的机会失之交臂。秦元勋是应用数学所的副所长，是个爱才之人，他到处为汤双奔走呼吁，却也无济于事。

我们一家四口心心念念，巴望着第二次高考的来临。我从暑假开始就到处托人打听今年录取的政策。得来的全是好消息，大家歌颂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英明指示，特别是北大党委明确宣布，在招生方面，“父母有问题，不应影响子女”，更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但是，阅卷开始，我仍然不放心，四处求人去看看两个孩子的卷子有没有在招生办，结果是卷子还是扣在政审办公室。招生办的朋友给我支招，让我去找北大党委，如果他们肯开一纸证明，说明孩子父亲的问题已作结论、不影响孩子录取，也许还有通融的余地。我连夜行动，到处磕头，到处碰壁，不得要领。我后来想如果当时有个魔鬼要我出卖灵魂来换取对两个孩子的公平待遇，我可能也会同意。幸好有一个好人（我至今感念他）指点我去找党委招生小组负责人，也就是北大招生办主任尹企卓同志。我找了他十几次，始终不见踪影。最后只能在吃饭时堵在他家门口。当时也顾不得礼貌，径直走到他的饭桌前，声泪俱下。他貌似和善地安抚我，说明天就到党委去帮我开证明，让我十一点钟去取。我当即信以为真，欢欢喜喜地回了家。孩子们也很高兴，和爸妈一起轻轻松松地吃了一顿饭，这是十几天来没有的事！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尹企卓开的密封证明，兴冲冲地到了市招生办，交给了我那个朋友。他很高兴地说，有了这个证明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罢。当天下午我又迫不及待地去打探消息。我的朋友告诉我：“你拿来的那个证明不管用，上面明明写着：父母问题虽不影响子女上学，但为可能产生的政治影响，建议不要录取在北大！”我目瞪口呆，一时说不出话来。汤双这次高考为了躲开北大的麻烦，第一志愿特意报了浙江大学。这个证明上的“建议不要录取在北大”纯属无的放矢，但却贻害无穷。我的朋友说，北大为了政治原因专门注明自己不会录取，别的学校还敢录取么？

这回真是“叫天天不应”，无所措手足！但一看到孩子们委屈不解的眼神，我那贵州边民的野蛮斗志又复活了。我决不认输！我要为正义、为孩子们奋斗！老汤有个多年老友孙长江，原是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为人聪明正直、交游广泛、急公好义。他和汤双也一直很谈得来，有点忘年交的意思。我去找他，他当即和他的一帮有大智慧的朋友们商议。他们都认为应先以汤双的录取为突破口，如果他能进大学，汤丹的“政审”则顺理成章不再会成为问题。他们建议我直接给主管科学和教育的方毅副总理写信，由孙长江通过科委副主任童大林转送。方毅同志什么也没说，很快批示：“建议录取在中国科技大学”。汤双就这样进入了全国第一流的中国科技大学。汤双拿到录取通知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他的通知书上只有学校，而科、系一栏为空白，这也许是那年发出的最为特殊的一张录取通知书吧。

果然如孙长江他们预期的那样，在秋季入学结束后的大学“扩招”中，因为汤双已经被录取，北大再也没有什么理由不录取成绩超过录取线很多的汤丹。汤丹终于在1978年底拿到了北大分校的录取通知。当汤丹到校报到时，学校都已经开学了。

儿女最终如愿以偿走进了大学，一场噩梦总算是结束了！如果没有孙长江等人的鼎力相助，结局如何，实难预料，我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还有极少数因“出身不好”，或“父母有政治问题”被挡在高等教育门外、被剥夺了梦想的优秀青年，心里更是为他们遗憾万端……

本文摘自2014年03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

       -----一点补充-------

参加“梁效”写作组是汤一介的“问题”之一，这里引述袁伟时先生博客上2013年6月4日的文章《汤一介教授的梁效故事和我的私信风波》中的一段，供大家参考：

我和汤兄及乐黛云大姐交往主要在八九十年代，近年因研究的领域不同，慢慢没有什么联系了。但我一直敬重他们，对他们的过去也略知一二。

文革期间，汤一介确实奉命参加臭名昭彰的梁效（四人帮控制下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而且是副组长。当年只有一个雇主，除非你不想吃饭了，老板的指令难于抗拒。问题在你在其中干了什么；任何单位都有好人和坏人。

朋友圈中都知道的一个重要情节，老汤接到任命后，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该怎么办？此人是时在中央党校工作，后来被某军头踢了出去的孙长江。孙兄足智多谋而又大义凛然。他是冲破冰河的雄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他指点老汤：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

1976年10月6日晚上，四人帮的大限到了。消息灵通的孙长江听到这个消息，马上蹬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北大，敲开汤一介的家门，报告这个喜讯，预见“梁效”终结和全体成员无法避免的审查。汤兄果然坦然通过了严格的审查，良心是清白的。

汤一介和孙长江的这些故事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付专制统治者的睿智、义气和捍卫良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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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嫁入“学术豪门”的女学者

乐黛云，1931年生于贵州。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为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科的创建者之一。北大教授。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76岁的乐黛云，与丈夫汤一介一起，同为二十多年来活跃在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的重要学者。对于乐黛云而言，因受公公汤用彤的影响而奠定学术方向，因得丈夫汤一介的爱情而化人生苦难为醪汁琼浆。她年过半百才获得安定的生活，始有真正的学术起跑。她在学术跑道上保持了持续的高速度，同其他学者一起创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只用了十数年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之路。对于比较文学在中国“从无学到显学”，季羡林先生的评价是“黛云实在功不可没”。

1948年，乐黛云从贵州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在此期间与哲学系的学生汤一介相爱，并于1952年大学毕业时结婚。汤家堪称“学术世家”，汤一介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清代进士，父亲汤用彤是学贯中西的大儒，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副校长。所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一部研究中国佛教的经典著作。走进这个大儒之家，她的传奇人生亦从此揭开序幕……

恋爱与革命

●1949年，受指派劝沈从文留在大陆

●深夜仍在汤一介房里，汤用彤有想法

记者：乐先生，当年您在北大是非常活跃的进步学生。解放前夕，国民党要把一批重要的知识分子送去台湾，包括郑天挺、汤用彤等。您公公汤用彤当时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听说他机票都拿到手了，但是没有走。沈从文也在要送走的名单中，您接受地下党指派，曾劝说沈从文先生留在大陆。汤用彤先生也是您劝说的吗？

乐黛云：当时汤用彤还不是我公公，我同汤一介先生还没结婚。我们都是进步学生，热情地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那时做重要的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比如劝留文化名人，我只同我的上级联系。沈从文是我的国文老师，他们觉得沈从文比较欣赏我的作文，所以让我去动员沈从文。汤用彤先生不是我动员的。

记者：你同汤一介先生恋爱，汤老先生知道吗？

乐黛云：大概知道吧。结婚前还有几个月，大学快毕业了，我去他家，那时住在小石作胡同二号。我一到就进了东厢房汤一介先生的屋子，两个人关起门来说话。当时我感冒发烧，直到夜里11点多了还没走。他家两老住在北屋，我听到了汤老先生出来刷牙的动静。他一定知道我没走，一定听到了我们在叽叽喳喳说话，一定心里有想法，心想一个女孩子怎么夜深了还在别人家里？但他很有涵养，什么也不说，不让你难为情。倒是我不好意思，赶紧走了。

记者：您在学生中是很红的，1950年还赴苏联参加了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汤老先生能接受这样一个媳妇吗？

乐黛云：他不干涉汤一介的选择。1952年毕业典礼，当时他是校委会主席，要讲话的，而我就是学生代表。由于我们是解放后正规毕业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搞得相当隆重。当时北大要迁到燕园新校址，我们全体毕业生作出一个决定，离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出五毛钱，在学校新校址立一个旗杆，让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来。毕业典礼上，我作为学生代表把旗杆的模型送给了汤老先生。现在这个旗杆座还在北大的西门，但旗杆已经没有了。

“沉潜”与和谐

●结婚典礼上表示要“划清界限”

●父亲是一位开风气的洋派人物

记者：听说您嫁进汤家的时候，宣布要跟汤家划清界限，那是怎么回事？

乐黛云：当时我希望同学们离校前能参加我们的婚礼，所以赶在1952年9月13日结了婚。结婚典礼就在小石作胡同他们家。那是一个大院落，有20多间房子。当时大家让我发表结婚讲话，我就讲，我很愿意进入这个家庭，父母都非常慈祥，但是我并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简直是“左派幼稚病”，现在想到这些话我都有点脸红。但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丝毫不动声色，还鼓掌。第二天，汤先生的妈妈在旧东单市场森隆大饭店请了两桌重要的客人，宣布我们结婚，毕竟汤一介是汤家长子啊。汤家父母要我们参加这个婚宴，我就不愿意。我和汤一介商量后，决定两个人都不去。这种行为现在看来是很过分的。当时我的想法一方面是不好意思，觉得让人看来看去的；二来也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家庭的做法，结婚后第一个要抵制的就是这个。我觉得当时可能很伤两个老人的心，特别是他妈妈。

记者：您太新派了。您的家庭在贵阳也是大族，怎么反差这么大？

乐黛云：我父亲是贵州大学英文系教授，他穿洋装、教洋文、拉提琴、办舞会，是个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我从初中起开始阅读外国文学，像《德伯家的苔丝》、《简·爱》、《三剑客》、《飘》、《圣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受西方文化很深的影响，反而没读过多少中国的书。我在北大又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像《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还有马雅可夫斯基的诗。这些都影响了我的性格，有什么想法就要表达出来。

记者：结婚后您同汤家划得清界限吗？

乐黛云：结婚后我们就同老人住在一起了。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看了五六遍。她是放大脚（裹过小脚，后又放开），同胡适的太太是一样的。她特别爱国，抗美援朝的时候，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出来，和大家一起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我也不是不近情理的人，逐渐也不再提什么“界限”了。她的手臂曾经摔断过，我很照顾她。他们家箱子特别多，高高地摞在一起。她要找些什么衣服，或是要晒衣服，都是我帮她一个个箱子搬下来。公公婆婆是很有涵养的人，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从来没看他们红过脸。汤老先生说话总是慢慢地，从来不说什么重话。我觉得这是汤家的一个传统。我跟老汤这么多年，也从来不吵架，这个传统就延续下来了，家庭生活非常和谐。

记者：回看您的人生，您觉得汤老先生对您影响最大的在什么地方？

乐黛云：他的儒家风范，对我影响很大。他为人温厚、沉潜。“沉潜”两个字，就是他同我说的，意思是深藏的、有厚重的积淀，而不在表面。我常常是什么都从心里涌出来，什么都放在桌面上。我认为“沉潜”是使我终身受益的、两个最好的字眼。

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

●“同人刊物”被王瑶劝止仍被追加成极右派

●“摘帽右派”竟然上天安门并与毛主席握手

记者：您有一篇文章研究“中国的忧郁与社会”。1954年汤老先生那场大病，是不是因为忧郁而生？

乐黛云：1954年，《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的那个晚上，要他发言。他这个人是很讲道德的，不会跟着别人讲胡适什么，他心情很矛盾，吃饭时把酒杯也碰翻了。胡适很看重他，他去北大教书就是胡适推荐的。临解放前夕，胡适把学校的事委托给他和郑天挺。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所以，《人民日报》组织批判胡适，对他的打击很大，心理压力也很大。当晚，他就脑溢血了。送到医院，昏睡了一个多月。这以后他手不能写东西，就口述，由我记录下来，相当多的篇章收在《饾饤札记》中。

记者：1958年您被划为极右派的事情，对汤老先生的打击也很大吧？

乐黛云：那肯定，他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非常困惑。在他们眼中，这个年轻小孩一向那么革命，勤勤恳恳工作，还要跟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怎么会是右派呢？事实上那时反右都过去了，我这个右派是1958年2月才被揪出来的，是最后追加的。原因是新来的学校领导说反右不彻底，要抓漏网的。1957年初，我们几个青年老师想办一个学术刊物，在王瑶老师的劝说下，并未办成。可是一搞反右扩大化，就被说成是要办“同人刊物”。那时“同人刊物”等同于反动刊物。我们有关的8个人都成了右派，我是支部书记，当然是领头的，就成了极右派。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一划右派就要马上下乡去接受监督劳动。汤老先生是个儒雅之士，最不愿意求人，也很少求过人。这次为了刚出生的长房长孙，他非常违心地找了当时的学校副校长江隆基，说孩子正在喂奶，为了后一代，能不能缓期去接受监督劳动。江隆基是1927年入党的，曾经留学德国，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同意让我留下来喂奶8个月。后来他被调到兰州大学当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我喂奶刚满8个月的那一天，通知下来，我就立即下乡了。

记者：您在汤家，从最红的变成最黑的，心理上会不会很尴尬？

乐黛云：我被打成极右派监督劳动了2年多，中间有些假期可以回家。每次回来，老夫人都会做很多菜给我补养身体。1962年回到学校做资料工作，这个阶段有件事情我终生难忘。那是1963年的五一节，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游园联欢活动，集体舞跳得非常热闹。这是个恢复的年代，大跃进的负面影响逐渐成为过去，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反右斗争也过去了，国家比较稳定，所以要大大地庆祝一下。毛主席很高兴，请知识分子在五一节晚上到天安门上去观赏焰火、参加联欢。汤老先生也收到了观礼的请帖。请帖上注明，可以带夫人和子女。汤老先生就考虑，是带我们一家呢，还是带汤一介先生弟弟的一家？这在当时都是可以的。汤老先生是非常细心的人，他当时一定会想，如果带了弟弟一家，我一定特别难过。为什么他会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个“摘帽右派”。他深知右派这件事会深深伤害我的心灵，在日常生活中，常能感觉到两老的体谅和细心。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他决定还是带我们去。于是，两位老人，加上我们夫妇和孩子，上了天安门。那天晚上，毛主席过来跟汤老先生握手，说他读过老先生的文章，希望他继续写下去。毛主席也跟我们俩握了手。回来后，有人写匿名信，指责汤老先生把一个右派分子带上天安门，带到毛主席身边去，万一她说了什么话，或是做了什么事，老先生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老先生沉默不语，我想这已是在他的预料之中。

记者：汤老先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乐黛云：1964年。关于这一点我们一直感到庆幸，因为他没有碰到“文革”。那时我们住在北大燕南园58号，这是一个欧式别墅群，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住在这里。燕南园的南边是学生宿舍群，另一边通向行政区。“文革”中我们家就成了一个通道，很多学生来来往往。事实上，那时我们家是开放的“展览”单位，红卫兵都跑来看反动权威是怎么生活的。汤老先生没看到这种事，真是万幸。汤老先生收藏有版本珍贵的古书，红卫兵从这些古书中，每一函都抽出一本去审查，后来就不知所终。

发现汤用彤的“世界”

●在山野一边放猪一边背诵《诗经》

●不得不上留学生课转向比较文学

记者：生活在这样的家庭里，对你的学问也有影响吧？

乐黛云：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深。那是1957年初，汤老先生有一次提到《诗经》中的一句诗：“谁生厉阶，至今为梗”。我不知道是哪几个字，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很惊讶，说你《诗经》都没看过一遍，连《诗经》里面这两句最普通的话都不知道，还算是中文系毕业的？我说是没看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成天搞运动，而且我是搞现代文学的，老师没教过这个课。后来他还是给我解释，“厉阶”就是“祸端”的意思，“梗”是“灾害”的意思。这句诗出自《诗经·桑柔》，全诗的意思是哀叹周厉王昏庸暴虐，任用非人，人民痛苦，国家将亡。这件事令我感到非常耻辱，从此我就很发奋，开始背诵《诗经》。那时我已经在中文系做秘书和教师，经常要开会，我就一边为会议做记录，一边在纸页的边上默写《诗经》。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当时的笔记本。后来我当右派了，被送去农村劳动改造，经常一个人在山野放猪，我就背诵《诗经》。中国传统文化的“乐天知命、随遇而安”帮助我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后来右派摘帽了，我没资格当教师，怕我毒害学生嘛，只能为上课的教员预备材料，注释古诗，这个时期我读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学书籍。直到后来，我做比较文学，中国古典文学的底子就发挥作用了。我认识到，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做什么学问都要有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从汤老的教训开始的。

记者：您对汤老先生的学问是什么时候真正有所了解的？

乐黛云：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从鄱阳湖鲤鱼洲五七干校回来后，北大招了一批欧美留学生。那时大家不太愿意给留学生上课，怕犯错。可能因为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吧，学校就分配我教留学生班的现代文学。为了给外国学生上课，我开始系统研究二十世纪以来西方文学在中国是如何被借鉴和吸收的。我把汤老先生写的书和文章找出来看一遍，才发现他在哈佛原来是念比较文学系的，才发现他在哈佛非常了不起，他研究梵文、佛教，我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记者：这么说您从研究现代文学转向研究比较文学，也是受了汤老先生的影响？

乐黛云：至少这是原因之一。汤老先生在美国时，原来是在另一个大学念书，是吴宓写信建议他转到哈佛的。他在哈佛很受比较文学家白璧德的影响，在哈佛上的第一堂课就是比较文学课。吴宓和汤老原是老朋友，在清华大学时就非常要好，还在一起写过一本武侠小说。他这个人看起来板板的，竟能写这种浪漫的东西！白璧德先生是比较文学系的系主任，是这个学科和这个系的主要奠基人，对中国文化很看重。在他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的青年学者，开始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重新研究中国文化。当时有“哈佛三杰”的说法，指的就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汤老先生在那里学习梵文，研究中国和印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欧洲哲学。他知识面真是很广，能够讲中印文化关系，又能讲中欧文化关系，还能讲欧洲大陆哲学，现在很难再有这样的人了。

记者：汤老先生当年是《学衡》的核心人物之一。由于鲁迅否定《学衡》，过去人们对这个学派的印象是比较负面的。最近我读了您研究《学衡》的文章，产生一个印象，今天出现的国学热，如果拂去表面浮躁灰尘，从深层次看，还是学衡派的东西。您是不是认为今天的国学热与学衡派的思想是接续的？

乐黛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进派与学衡派的分歧在于，一方要彻底抛弃旧文化，一方认为不能割断历史。关于学衡派，哈佛三杰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就开始贯彻他们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主张。他们认为“融化新知”的前提是一定要对过去的东西有了解，要知道自己文化的根。由吴宓当总编辑的《学衡》杂志一共出了79期，我全部看了一遍。那是中国在那个时期出版期数最多、寿命最长的杂志之一。1980年我去哈佛大学进修，寻找哈佛三杰的足迹，又收集了一些《学衡》的材料，重点研究了汤老先生的思想，他那时就特别强调古今中外的文化交汇，提出要了解世界的问题在哪里，自己的问题在哪里；要了解人家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也要了解自己最好的东西是什么；还要知道怎么才能适合各自的需要。这是一个方向的问题。学衡派的理念就是这样的，它没有造成断裂，也没有形成封闭。现在至少在学界，是处于学衡理念回归的一个阶段。应该说研究《学衡》，是我做比较文学的一个基础。

未名湖畔两只小鸟

●“老汤说我们两人是儒道互补”

●坐在哲学楼台阶上等他回来

记者：您和汤一介先生的学术背景是完全不同的。当文学遇到哲学，会有冲突吗？

乐黛云：我们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他最不满意我的是，觉得我这个人做学问不够严谨，但是我的思想比较活跃，常有一些新的想法，往往很快写出来。他常提醒我要好好地推敲。我写文章喜欢一气呵成，不喜欢老改老改，越改越不好。他写文章都是要改好几遍的。这是我们的不同。但是我的文章都要经他看一遍，他会抓出我很多毛病，哪个地方不确，哪个提法不妥。这对我很有补益。

记者：这么说在学术研究上他对你的帮助要大一些。

乐黛云：老汤说我们两人是儒道互补，当然他是儒了。我们从来不合作写文章，可是能够从我们的文章中看到彼此互补的东西。我对他还是有所帮助的，我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东西，新的理论，新的思潮。他又不上网，也不用电脑。有一回我把现在流行的以怀德海为首的“过程哲学”讲给他听，他一听，觉得不错，自己去找了资料来看。我经常在网上浏览，至少可以帮他打开一些不同的思路。

记者：我读汤一介先生写的《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序》，感觉他在精神上对您是特别依恋的，您是他的精神支柱吧。

乐黛云：他也是我的精神支柱。我当右派的时候，老汤坚信我不是右派。我在乡下劳动改造，他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信。那时我最开心的是放猪，觉得山很美，很多核桃树，旷野无人，可以高歌一曲，背背《诗经》和英文单词。活一干完，“地、富、反、坏、右”们又要排队点名了，这时就很屈辱。可是我的心情还是很平静，因为有公公婆婆的理解，还有老汤的信。那时要是没有他的信怎么办？真会崩溃呵。为给我写信的事，他曾受到过严厉批评，因为他在信封上总写着“乐黛云同志”。文化大革命中，他因为公开反对北大造反派头目聂元梓，被打成“黑帮”，天天挨斗。我也坚信他不是“黑帮”。有一两个月，他每天晚上都要去交代问题，我不知道要把他带到哪去，有的人一带走就回不来了，找不着了。我就天天晚上去哲学楼坐在台阶上等，等到晚上11点放他回来。文化大革命中，北大自杀的人很多，多半是后院起火。都是从外面回到家里，没有一个缓解、放松的环境，甚至还加压。好多人就是这样，离婚呵、埋怨呵，受不了了，就自杀了。

记者：互相理解，互相支持，这就是汤家的家传吧。

乐黛云：老汤继承了他父亲很温厚、沉潜的一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的研究生常批斗他。后来有些研究生分到外地和农场。老汤总设法帮助他们调回来。他说他的研究生都比较单纯，他们是有才华的，应该有作为，他们在“文革”中的言行不能由他们负责。这跟他的家风，跟他的儒家修为有关系，他不记恨。

比较文学开始转型

●和西方学院派不同，中国比较文学是时代需要

●在国外待20年缺乏文化积淀也比不过前辈大师

记者：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有什么不同？

乐黛云：我谈过比较文学一百年这个题目，特别讲到中国的比较文学同西方的比较文学是非常不一样的。西方的比较文学是学院派的，在课堂中产生；可是中国的比较文学是由于时代的需要，比如五四时期，又比如8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认为自己落后了，所以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向西方学习。可以说中西文化交流是这一时期很多活动的基础。

记者：你公公那个时代的学者，就是五四时期的学者向西方学习，同80年代以后的向西方学习，有什么不一样吗？

乐黛云：五四时期向西方学习的人，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像吴宓、陈寅恪、汤老先生这样的，他们懂得应该从西方拿什么，不是“跟着走”。我们说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不是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也不是从80年代开始，而是最早由王国维等人奠基的。他们都有深厚的中国文化修养，然后进入西方，再回归中国。现在出去学习的人，往往比较缺乏这样的文化底蕴。

记者：对于留学生来说，有没有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很重要吗？

乐黛云：我有一个学生在法国近20年，在一个大学教书。我曾问她：你在外国的时间比前辈大师们待的都要长，他们有的只待了几年。你觉得你们在文化的交流上能赶上他们吗？她说不可能，因为我们缺乏中国文化积淀，不知道应该向西方的文化宝库拿什么？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所以你就是乱拿的，看到什么拿什么，能不能用，不知道。而且怎样回归中国，更不清楚。法国一些大学者，他们的做法是：我要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目的是最后要回归反观自己的文化。这是比较文学的一种新的转型。（羊城晚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2007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