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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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育

作者:冯唐 内容来源：《智族GQ》  

三十岁后，什么时候退休，是个大问题。回答这个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国家规定，现行是男性60岁退休、女性55岁退休，听说因为社会老龄化日趋严重，退休年龄要延长到男性65岁，女性60岁；再比如，挣到够花，马上回家，当然，现在够花是否将来够花，需要充分考虑通货膨胀和欲望膨胀；我还有一种针对自己的算法，我的工作年限至少要等同我的上学年限，否则觉得愧对社会，内心不安。我小学中学义务教育十二年，协和医科大学义务教育八年，美国MBA教育两年，也是拿了美国提供的奖学金。
2014年春夏之交，我受协和邀请，去协和医大近百年历史的小礼堂，给小我二十岁的师弟师妹讲协和传统，我使劲儿想，协和八年大学教育，我学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在协和学到了十件东西。
第一，系统的关于天、地、人的知识。在北大上医学预科，学了6门化学，和北大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学的一样多。学了两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有脊椎动物学。我第一次知道了鲍鱼的学名叫作石决明，石头、明快、决断。学了一门被子植物学。还学了各种和医学似乎毫不相关的东西，包括微积分。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所学基础医学，当时学了大体解剖、神经解剖、病理、药理等等，从大体到组织到基因，从宏观到微观都过了一遍。在协和医院学临床，内外妇儿神都过了一遍。我们去北大之前，去了信阳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当时我们学了如何带领一个十人左右的班级、如何攻占一个山头、如何利用一个墙角射击、如何使用三种枪支等等。进军校的时候，我身高1米80，体重108斤，出来的时候，身高没变，体重150斤，如果没有军训，我可能就活不到今天。军校期间，我看了11本英文原文的小说，包括一本劳伦斯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现在回想起军训、北大、基础、临床，我常常问一个问题，学这些东西有球 用啊？第一点用途，在大尺度上了解人类，了解我们人类并不孤单，其实我们跟鱼、植物、甚至草履虫有很多相近的地方，人或如草木，人可以甚至应该偶尔禽兽。第二点用途，所有学过的知识，哪怕基本都忘了，如果需要，我们知道去哪里找。因为我们学过，我们知道这些知识存在，我们不容易狭隘。不狭隘往往意味着不傻逼。第三点用途，是知道不一定所有东西都需要有用。比如当时学植物，我还记得汪劲武教授带着我们上蹿下跳，在燕园里面看所有的植物物种，后来我读过一句诗， “在一个春天的早上，第一件美好的事是，一朵小花告诉我它的名字”。
第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务真的态度。先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学西氏内科的时候，老师反复强调， 80%的病不用管它，自然会好， “nature cures”。这反而映衬了我们对很多疾病并不彻底知道成因，并不确定什么治疗方法如何有效，比如SARS，到现在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为什么消失，也不确知明年会不会再次出现。其次，面对这么多的未知，我们还是要给病人相对笃定的建议。我们要给病人列出几个可选方案，要跟病人讲清楚不同方案的优劣，要给出我们推荐的优选方案。再次，不作假。不能说假话，不能作假数据。我现在一直坚信，如果没有真的存在，所谓的善只能是伪善，所谓的美也只能是妄美。我记得在协和教过这句话，说哪怕再难听的真话，也比假话强。最后，要有天然的谦虚。因为你不知道，你做不到的太多了，你要永远保持谦和。导师郎景和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妇科大夫曾对他说，“郎大夫，我做过很多妇科手术，我从来没有下不来台，没有一个病人死在我的手术台上。”郎大夫停了停，说：“尽管有些残忍，我还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人生的真相是，你手术做得还不够多。”
第三，以苦为乐的精神。学医很苦，原来有个协和老教授说，原来的协和校训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解放了，新社会了，校训只剩前半句，“吃得苦中苦”。我做医学生的时候，那些大我三四十岁的老教授，早上7点之前，穿戴整齐站在病房里查房，我再贪酒、再好睡，都不好意思7点之后才到。当时的协和不熄灯，教室在七八楼，住宿在6楼，食堂在地下室，晚饭4点半开，从5点多开始看书，一直到深夜。从那时候起到四十多岁的现在，我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睡过。
第四，快速学习一切陌生学科的能力。最开始学神经解剖的时候，协和内科主任以过来人的身份去给我们鼓劲儿，我问，颅底十个大孔，您还记得哪个是哪个吗？哪个都有哪根神经、哪根血管穿过吗？我估计当时那个内科大夫心里非常恨我。他当时的回答是：我虽然忘记了一切，但是我学习过，我清楚地知道怎么学习。
第五，热爱实操。实操就是落实到底，把事儿办了。什么是临床？协和老教授讲，临床就是要临、床，就是医生要走到病人床边去，视、触、扣、听。书本永远是起点而已，永远难免苍白无力，一手资料永远、远远大于二手资料。
第六，追求第一。协和在东单三条方圆这几十亩地，每年几十个毕业生，最初的两百多床位，至今的近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医学史。没有协和，就没有中国现代医学。如果问协和门口的病人，为什么非要来协和？病人常常会说，来协和就死心了。病人和死亡之间，协和是最后一关和唯一一关，所以这一关必须是最好的、最牢固的。这是荣耀，也是责任和压力。
第七，项目管理。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比如，在北大的第一个暑假，同四个同学一起，和植物学汪劲武教授去四川和甘肃，寻找一种非常少见的山竹。我完全忘了那种山竹的重要性在哪儿，似乎找到之后可以改写被子植物史或者呼唤神龙。我记得的是，师徒五人，漫游二十天，每天住旅店，每顿有荤有素，最后在有限的预算之内，找到了那种山竹。
第八，与人相处，与人分利。当时协和，一间宿舍，十平米，放三张上下铺的床，住6个人。当时协和，一届一个班，一个班30人，一个班只有一个班花。这种环境，教给我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人相处，与人分利。
第九，抓紧时间恋爱。大学期间，二十多岁，你会觉得时间永远静止，人永远不老。但是，这是幻觉。这段时间过得再慢，也会过去。大学的时候，班上的妇女是很美好的。奉劝各位男生，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协和往西不远，有东华门、筒子河、角楼、午门，傍晚牵了手走走，很好的清风朗月，从来不用一钱买。
第十，人都是要死的。协和八年，集中见了生老病死，深刻意识到，人终有一死。这似乎是个废话，但是，很少人在盛年认识到这点，更少人能够基于这个认识构建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一个人能支配的有效时间非常有限，所以，要非常珍惜，每一餐、每一天都不要轻易给无聊的人或事。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人不要买自己用不上的房子、不必挣自己花不了的钱。像协和很多老教授一样，早上在医院食堂吃碗馄饨，上午救救人，下午泡泡图书馆，也很好，甚至更好。因为人是要死的，所以要常常叨念冯唐说的九字箴言：不着急，不害怕，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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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出国留学真正会带给我们什么？

2014-10-06

来源:北美留学生日报作者:张朝阳

而在中国，儒商稍微做出了大一点的成就，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忧国忧民上的事情，最后，他作决定的时候观念都可能模糊了。他在作很多决策的时候就开始头脑发热，从而变得不会去务实，不会去瞄准一件产品让它长期地发展，不考虑自己的产品真正

　　我到美国考取的奖学金项目是由李政道发起的，这个项目每年从中国招100个学生到美国去学习。考这个项目的时候，全国各大学筛选出来700个人参加考试，清华送出一个有25人参加的代表队。
　　说实话，所有能来参加考试的人其实都是各学校的尖子，几乎每个人都有远大的抱负，想拿到诺贝尔奖、想当物理大师的比比皆是，每个人都特别狂。而且在应考阶段，主考方面把大家放在一起，一天24小时让他们在各个方面进行较量，这就把学习变成了一场非常艰苦的心理搏斗。
　　这个项目最终的录取人数为100人，所有这700名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的三天考试。那次清华有8个人考上这个项目，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场竞争给我留下的印象之深，至今都让我觉得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觉。事实的确如此，现在经常有人问我："在面对风险投资时心理压力能不能承受?"我则回答："这些压力比起我在清华参加考试的时候的压力要小得多。"
　　那时候我正十八九岁，在这样的年纪就必须面对这种竞争，对人的心理折磨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从那时候起就开始冬泳，当时自认为是锻炼身体，现在仔细想想那实际上是在进行一种自我虐待，是想通过一种非常艰苦的过程来向自己证明自身的坚强。
　　这场竞争最终把我带到了美国。
　　我靠着这个奖学金项目到美国之后，辗转进入了麻省理工学院搞凝聚态物理。现在想想其实我挺为自己觉得幸运的。麻省理工学院本身的校风非常务实，我从这种务实的校风里体会到不少正确做事的方法。
　　1993年年底我拿到博士学位，这时候的我已经开始对物理以外的很多事情感兴趣起来。那时候华尔街的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都很聪明，尤其是学物理和学数学的，所以他们的人愿意到我们学校来招人，我的很多同学都因为这个原因到华尔街当股票分析员去了。
　　但是我当时觉得在美国呆了这么长时间，最能发挥我作用的是必须做一些跟中国有点关系的事情，不然我跟美国人比起来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特长。经过仔细为自己分析，我觉得对当时的我来说，最直接的一条路就是留在麻省理工学院做跟中国相关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导师已被提升为副校长了，而且我们学校也真的有和中国发展一些关系的设想，校方就任命我来做这些事情。在行政上，校方把我放在一个叫做企业关系部的部门里面，专门负责跟中国方面的联络事务。其实，这个职位等于是为我这样一个人凭空创造出来的。
　　从此我在这个职位上开始了完全与物理无关的工作，更多的是跟别人吃饭，做国际关系，在学校里接待中国来访的官员，也安排校方领导到中国访问。
　　我明白我当时所做的事情使得我在这个社会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跟我想得到的重视程度根本不相符，所以我一直觉得特别迷惘，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为什么这么艰难，自己为什么生活得这么痛苦。但是，每当我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能感受到一种非常明显的理直气壮。真的，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我在美国见到的华人，不管他是做什么的，哪怕是高级教授，都给我一种疲弱无力的感觉，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我同样观察到在北京的美国人也一样给人这种感受。也就是说我在北京看到的美国人和在美国看到的美国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北京看到的美国人大多也给人疲弱、苍白的感觉，而在美国看到的美国人都显得生活很充实、很忙碌的样子。
　　所以，这个问题不是华人在美国有没有受到歧视的问题，而是你究竟有没有主流文化的感觉。你不在主流文化里面，你的生活中必定缺乏营养。我常常这样觉得：任何离开从小长大的环境到另外一个文化圈子里面去的人，都不太可能在新文化圈子里融入主流文化，哪怕这个人外语讲得再好。
　　这些思考让我得出的体会是：如果我跟美国人之间想达成类似中国人之间的那种"一回生二回熟"的信任，以求谋得一些商业利益，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这让我觉得作为一个在自己文化圈中运作的人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特别特别多。这样的一种思考贯穿了我整个1994、1995年反复回国的过程，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只有回到国内才能做出更大的事情。
　　当我把我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之后，我周围的很多朋友都很不理解为什么我要放弃。
　　我知道这些人能有今天都是靠他们自己奋斗得来的，再加上他们已经在美国呆的时间很长了，你问他："想不想回国?"他们一定回答："不想回国。"如果你再问他："在美国生活得快乐不快乐?"他们一定会说："我在这儿挺好的。"根据这样的回答你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人在美国混得都挺好的。但是如果你把时光压缩一下，比较一下这些人在出国前怀有的满腔抱负和他们现在在美国所处的境况，就会发现他们在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方面已经大打折扣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对自己无所求，求的就是稳定和安逸的生活。
　　这点毫无疑问是和仍旧留在国内的人不大一样的。我回国之后见到国内的三四十岁的知识分子，他们一个个基本上还和以前一样，都还是忧国忧民主义者。
　　美国社会整个一切一切的事情基本上都跟我们在文化圈之外的人没有关系。长期处于这种状况下的人慢慢就会忘记了当初的抱负，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在郊外有一栋洋房，有几辆车，孩子能上最好的大学。或者扩大一点来说，一个议员要到华人社区来募捐竞选，大家都去参加参加等等。如果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些活动中，他们就会不知道这个圈子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主宰和控制美国的东西。
　　老实说我在回国之后的这三年里见到过许多很核心的美国人，比我过去呆在美国那么多年所见到的美国重要人物要多得多，我同时也知道了主宰美国这个社会的这些人都在干什么。
　　如果我像过去一样停留在美国的话，这些人我是不可能见到的，或者说我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才能见到他们，才能和他们一起做生意，但是我立足于国内再回到美国之后，由于我带来的是一种他们所没有的机会，我和他们的这种交流和合作就格外受到重视。
　　在国内的这三年我更清楚地看到了主宰美国这个社会的主流在什么地方，所以越回国呆就越觉得当时所作的回国决定绝对正确。当年我在美国虽然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在美国主流社会里面，包括我们学校里一些很着名的院级华人教授我都不觉得他们生活在主流社会里面。华人在美国处于亚文化这事情是绝对的，这并不因为你上过美国的什么学校就能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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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如果我去酒吧喝酒的话，我甚至不如当地一些做蓝领工作的人知道的事情多，我在那里看到一帮美国人在谈论周围发生的各种各样事情的感觉，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　　而后来我回到国内来，我从国内出租车司机、餐馆服务员、走在街上的人们身上也能够感受到人活在自己的国土上、在主流文化的圈子里的那种津津有味。
　　说到回国，又必须牵涉出另外一件事情和另外一个人。
　　他是我同学的同学，他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之后准备开办一个商务信息发展公司，而且他准备开办的这个公司已经进入了筹备阶段。他是美国人，父母给了他一些钱，他的公司叫INTERNETSECURITIES INC.(简称ISI)，比照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美国在线(AMERICAN ON LINE)"，他想做一个"欧洲在线"，我当时其实正在想做一个"亚洲在线"或者是“冲国在线”。
　　因为他的业务要在全世界发展，所以他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办公室来收集中国的商业信息，这样的话他需要派一个人到中国来。当时我急需回国，所以我忍受了非常低的工资待遇。但是有些话我是和他明说了的，我告诉他我虽然接受了ISI的工作，但我最终还是要开办一个自己的公司，所以我要他给我一定的时间来探索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我的这位朋友很开明，他允许我有百分之三十的时间来研究自己的事情。
　　我就这样带着他人的使命和自己的想法回国了。
　　也许是因为我在美国一直呆在学校里，即便后来工作了，但时间也不长，因此我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回国后的前几个月我一直住在一个既当办公室又当住处的二星级酒店里，房间只有四平方米，热水也时常并不很热，条件很不好。但与此同时我能够看到周围的人都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这种感觉让我觉得心情很好。
　　时间很快地就到了第二年。第二年的4月份我回美国开会，特意绕道麻省理工学院商学院去，找以前我认识的一位教授爱德华-罗伯特谈，那时候我已经对自己的公司有一点初步的想法。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这位教授的支持，他愿意拿出一笔钱来帮我成立这个公司，但是他提出还需要另外有人一起投资共担风险。
　　到1996年11月份的时候我最后落实下来的只有两个人，筹集到的资金总额为22.5万美元。有了这笔钱之后，我回到中国来开始探索自己的新公司该怎么做。
　　1997年一整年的时间我都在探索新公司的专业发展模式，首先我决定我们的公司主要做内容，而不是做基础结构的ISP，也就是说我们不去管网络的基础结构，而是管网络所蕴含的内容。后来我们做了一阵又决定应该集中精力来帮助别人分类整理内容，而不是去做原始内容。
　　到了1998年2月份的时候我们把自己主要业务的产品起名叫做"搜狐(SOHU)"正式推出，我们网站一炮打响，从此"搜狐"成为中国互联网第一品牌。
　　1998年是我们推出"搜狐"以后进入巨大增长的阶段，而在资金方面，到1997年11月份我手里的22.5万美元就已经快用光了。9月份我又到美国去融资，这一次融资就应该算是比较正式的风险融资了。
　　这一次其实是非常艰苦的融资过程，因为你站在中国的国土上到美国去融资或者说要想说服美国人往中国投钱，这件事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难的。当时对方担心的主要问题在于究竟中国有没有市场。这在美国人来讲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台阶要上。所幸那次我一共融来了二百多万美元，是英特尔(INTEL)公司和其他几个公司联合投入的。这样的话，1998年整个"搜狐"的发展就不缺资金了。
　　迄今为止，我们公司业绩发展不错，到1998年公司的收支已经可以靠广告持平了，公司1998年全年的收入达到100万美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国内的人已经开始对"风险投资"这个概念持接受态度了，在这方面我们算是国内的一个典范，人们一提到风险投资就会提到我们的"搜狐"。
　　现在，国内的风险投资甚至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时髦的概念，所以现在的融资和过去相比变得容易多了。但是由于我们有很多东西都还处于探索阶段，这就带来了很多危机和很多危险性。但是我们绝对看好自己的事业，互联网能够在美国乃至国际上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在国内也一定能行。美国很多成功的模式在中国最后肯定也能够获得成功，对此我深信不疑。
　　在过去的三年里，我在公司里做的一直是管理工作，现在我们的公司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我的管理经验也从管理一个人、两个人一直成长到现在，到年底，我们的员工人数大约要增加到两百人。
　　走到今天，自己回想一下，如果没有美国的经历，我会在好几个方面比较欠缺。到美国去生活使我见了比较大的世面，理解了世界上除了一种国家的生存形态还有另外一种形态的生存，同时也体会到美国人定义下的平等概念。在我看来，这种平等的概念特别重要，所以我在价值取向上没有很强的等级观念。
　　当然，除了没有等级观念之外我还获得了危机意识和生存意识。我在美国奋斗了九年多，那种危机感一直都跟随着我。
　　而且，在美国的这么多年里见识了很多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以后，我已经不会很狭隘地保留一种小人得志的感觉，可以生活得非常平民化，这些都是综合了美国给我的各种观念而成的，比如平民精神，比如平民文化，比如见过世面，比如边缘人心态，等等。
　　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观念，那就是我觉得自己并不是儒商，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我去美国接受了这种平等的、没有官本位观念的概念。中国的儒商因为受到中国学而优则仕观念的影响，对于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目标比较关注，相比之下，我比较崇尚美国电脑大亨比尔盖茨的追求，他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要求，我的要求就是想要让每个人的桌面上有一台电脑。"这其实是很崇高的理想，这样他就可以形成百年老店，这样他就可以屹立不倒。
　　而在中国，儒商稍微做出了大一点的成就，他们马上就会想到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忧国忧民上的事情，最后，他作决定的时候观念都可能模糊了。他在作很多决策的时候就开始头脑发热，从而变得不会去务实，不会去瞄准一件产品让它长期地发展，不考虑自己的产品真正能够为市场带来什么，这其实就是中国儒商自我发展的一种局限性。
　　至于我自己的目标，其实很简单：我最终希望公司能够在华尔街上市，我的心愿是要把它变成更大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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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到今天这样一步，我认为我们这批人当百万富翁的可能性很大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占据了一个有利的地形，我们有很强大的风险资本的支持，我们有一个很好的队伍。如果说中国互联网上能够有人成功，我认为非我们莫属。　　我觉得在国外接受过教育再回国来创业，走这样的一条路很好。一个知识人才如果单独在国内发展会受很多限制，这种限制来自多种方面，因为西方的商业操作是非常成熟的，中国搞市场经济也就十几年，所以中国在市场操作方面是很幼稚的。因此，在经营操作方面我绝对推崇美国做法。
　　未来我会一直生活在中国，我不想来中国来挣一笔钱又回美国去居住。
　　我告诉你一个让我自己也觉得奇特的感觉，对美国，对我去美国交涉事情的城市，我每每完成了在那里的事务之后，那个城市就让我觉得倏然陌生起来。
　　唯一不变的是我还是喜欢喝咖啡，我喝咖啡已经可以算是一种情结了，就跟抽烟一样。
　　我觉得自己享受的不只是咖啡的那个味道，还有由那个味道所诱发的思想和那种拿着林子坐在那种环境中的氛围，这其实已经是一种文化了。
　　我有时候自己喝，有时候和别人一块儿喝，有时候也在喝咖啡的时候写东西。
　　这时候的咖啡之香充满心脾和周围，我告诉过你这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