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教师挣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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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师挣多少钱？

2014-09-23

来源:《中华遗产》杂志2011年2月刊作者:张慧

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国力和国情的。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学生由本、预科350人扩大为一千三百多人。当时的正教授分为六级，依据《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从一级到六级的月薪分别为400银圆、380银圆、360银圆、340银圆、320银圆、300银圆;级别较低的讲师月薪从2~5银圆视情况不等。
　　不过章程只是章程，在实施过程中，也有差异，陈明远在写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时，就在北大的教员月薪存根中找到了一些教员的薪资单。根据这些“工资条”上的记录，胡适在1919年9月的薪资是280圆、周作人240圆。当时的北大教授日子还是较为丰盈的，因为当时月入280圆，相当于如今的月薪上万。而当时北大学生所有的开支包括学杂费和买书，吃喝玩乐，一年准备180银圆足够，节约一点120银圆也可以，也就是说，北大学生每月全部费用为10-15银圆(合今人民币400~600元)。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无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教育资金无法得到保障。袁世凯死后，各军阀混战，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政府开支和偿还外债，各地教育经费出现普遍性短缺。据顾颉刚的日记记载，北京大学当时拖欠教员薪金非常严重，他甚至给自己清楚地记录了账目：
　　1月薪金：拖欠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6月17日取32元，6月25日取70元，7月16日取8元;
　　2月薪金：拖欠四个月，到6月24日取100元;
　　3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7月16日取32元，8月10日取40元，9月9日取37元，10月2日取63元;
　　4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两次领取，到9月9日取37元，10月2日取63元;
　　5月薪金：拖欠将近半年后分三次领取，到10月2日取37元，11月12日取35元，12月2日取2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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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对自己当时的薪金也有一个记录：1920年他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元，平均每月220元;被拖欠3个月薪水900元;1921年共收入2490元，平均每月207元7角，被拖欠薪水半年多……

　　1940年左右，高校教授的实际收入的四分之三已被通货膨胀所吞占，工农业劳动者的工资则下降较少，下降最多的也只是三分之一。这可以通过战时工资收入者实际收入的变动图看出。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大学教员薪资待遇的相关条例，将副教授列入大学教员的等级中，当时教授的月薪可达到500元，相当于今天的1.7万元。从薪资数目来看，当时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还是比较高的，有一个统计说，上世纪20年代中国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和生活费大约相差3-10倍，这个比例和当时的日本相类似，可见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并不低于日本。
　　不过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到了40年代，物价飞涨，由国民党一手导演的通货膨胀，将知识分子压迫到了生活的边缘，终日为柴米油盐烦恼的老师们，物质生活一年不如一年。
　　1938年5月4日，在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正式开始上课。从北京过度到西南联大，教员们的薪资自然是要打折扣的，当时的计酬单位是法币，大学教授的平均月薪为法币350元，到昆明后，调整到了300元，相当于打了8.5折，虽然是略有艰辛，但还是足以应付生活。不过“打折”只是一个序曲，应该说，从进入昆明开始，教员们的薪资待遇和生活水平就不断遭遇挑战。1938年底到1939年，由于不法奸商贪图暴利、囤积居奇，各地物价上涨幅度猛增，云南一担米达到了120元，四川、福建等地已经出现了抢米风潮。
　　面对物价上涨，联大校方起初还不断用补贴的方法来帮助一些困难教员，但这些补贴如同杯水车薪。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知识分子，在最无奈的时候，也只能写申请要钱。最先行动的是学校的一些讲师级教员，因为没有职称，他们在薪资待遇上和正、副教授还有一定差距，但校方以经济拮据为由拒绝了讲师们的建议。
　　然而没过多久，当西南联大的主体——教授们集体发言要求涨工资时，校方就不得不重视了。
　　那是1941年，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只有战前的十二分之一，相当于一个码头搬运工的水平，甚至不足以养活两个成年人，而一个教授要养活的平均人数是6人。
　　当然，苦中作乐的教授也不在少数。西南联大的另一位名师闻一多则一身傲气，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笑面迎天，和夫人高真一起携手度难关。闻一多篆刻营生、高真卖衣服贴补家用的故事，在现在读来，也还是充满温情。
　　抗战期间，薪资没有增加，而物价却每日飞涨，西南联大的讲师、教授们的日子一日难于一日。图为闻一多教授因生活所迫，挂牌刻制图章。
　　1941年下半年，西南联大面对教授们的生活压力，提出了发“津”的补助办法，及时跟踪当时市场米价，补发教授、讲师每月1担(160斤)白米，来维持5口之家的一个月生计。但是昆明的米价已经是“薪”加“津”也无法赶及的程度。
　　当全国经济接近崩盘时，国民党又推出了金圆券，文物公教人员的待遇按照规定必须按金圆券支付，其标准以原薪额法币40元为基数;超过40元至300元之部分，按十分之二发给金圆券;超过300元之部分，一律按十分之一发给金圆券。
　　这样的计算方法，意味着抗战前月薪600元的教授，在此时只能拿到金圆券122元，折合之前的法币61元，实际薪水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在知识分子的眼里，这不仅是金钱压榨，还是对知识的侮辱，是一种歧视。
　　抗战时期的这场引起国民收入重新分配的变动，使一类人经济利益损失，使另一类人获益，单纯靠工资营生的高校教师又往往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小商小贩和投机者成为了主要受益者。比如西南联大的外籍教授Robert Payne在调查时就发现，1943年一个乡下厨师的工资竟是一个大学教授的8倍。不难想象，抗战时期的高校教师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属于社会最下层。
　　抗战期间，薪资没有增加，而物价却每日飞涨，西南联大的讲师、教授们的日子一日难于一日。其实不止教授们的日子难过，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也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如影随形。图中这位青年，虽然面前堆着小山一样高的钞票，可他却笑不出来，因为钞票已经贬值得厉害，“钱不值钱”了。
　　中小学教师的命运更是凄惨。据慈鸿飞在《二三十年代教师、公务员工资及生活状况考》中所作的总结，1932年以前，中学老师的计酬方式是时薪，1922年以前一般为每小时5角至2元，1922年实施学制改革后，初中教师一般时薪为1元2角5分，高中一般1元7角5分或2元。时薪的概念总是让人联想到不尊重，再看看当时所谓的时薪一元是什么概念。1917年5月，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国立大学正教授的月薪可达300-400元，假设一个中学教师的时薪是1元，那么他一个月需要上300小时的课才可以拿到300元，即30天连轴转、每天10小时，显然很不合理。这还是20年代的情况，到了西南联大时代，连教授都养不起家眷的情况下，中小学教师的日子更加难过。
　　

　　有学者曾经为西南联大的教授薪资收入和购买力做过一个统计表格，从表格可见，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每况愈下，这也清晰地告诉我们，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家的国力和国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