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行玉：一年一度三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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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三月三

  余行玉

       近三十年了，每年的三月三日，不管是居家还是出门在外，我都会独自一人举杯邀月，以此来纪念我人生道路上那个永世难忘的转折之日！当然，更是纪念我们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尽劫波，又一次摆脱了魔障，回归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之途！
        忘不了一九七八年的三月三日，就在这一天，我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的入学录取通知书，由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社员”变成了高等学府里的天之骄子。这在今天，当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别说上大学了，就是读硕、读博，甚至留学，都不值一提。我自己的女儿，前不久就放弃了公费到国外读博的机会。但在当时的农村，那就是“中举”，引起的轰动难以想象。三十年后的今天，我每次回想起那个时刻，都还常常恍如梦中。
许多人说，一九七七年冬天的那场高考太简单。言下之意是，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很容易。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有意诋毁那场考试中的成功者，就是对历史的无知。要知道，那可是集中了整整十个年度全部的考生啊，其成功的概率可想而知！考试的难易，对于参加考试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同样的，你难他也难，你易他也易。即便是“矮子里面拔长子”，拔出来的也是相对较长的。诚然，如果单从考题来说，那场考试的确是简单的。但对于荒废了十年的考生来说，它与后来的“深奥”有什么区别？早在十年前，“高考”二字在中国就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殷殷学子要想跨入大学的殿堂，除了依靠过硬的靠山或拉关系、走后门，别无他途。人们记忆犹新，就在前两年，一场经过“推荐”后的象征性考试，还被一个交“白卷”的无赖给搅黄了。一夜间，跳梁小丑成为了大红大紫的“英雄”，却从此彻底断绝了千千万万人高考的念想。读书无用，当然无需去读。对于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考试谁也没有准备，因为谁也没有那样的先见之明，能预见到还会有那么一天中国将要恢复高考。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场考试是全体考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正常竞赛，与其它各种竞赛一样，能够脱颖而出的，必定是其中的佼佼者。没有过人之处，再简单的竞赛，你也只能与成功失之交臂。
          应该说，由于考生众多，相对其他年份的高考来说，一九七七年高考中的幸运者的确是凤毛麟角。我是其中的幸运者，许多年后我还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幸运之神何以对我如此青睐？最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是歪打正着。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读书，成绩在班级里一向名列前茅。自认为，按正常情况，小学读完了升初中，再升高中，那都是顺理成章的事。至于上大学，就要看造化了。我父母却始终坚信他们的儿子是一块读书的料，将来一定能上大学。尽管那时读书无用显而易见，尽管家里急需人手帮着挣工分养家，许多家庭的孩子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当“社员”了，但我父母还是坚持让我读到了高中毕业。还在我读小学时，那场中国历史上最稀奇古怪的动乱就开始了。当我渐渐地懂得了对自己的人生命运作出分析时，我先是感到了前途的无望，继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内心冲动，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人生命运。既然不能按部就班地考入大学，那么我写作，指不定某一天能够一举成名。还在初中时期，我就做起了“作家梦”。本来，我各科学习成绩都是同样的好，这时我就有意识地偏重于文，把很多的时间放在读文学书籍上。我曾对同桌好友作了这样的分析：将来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受条件限制，数理化肯定派不上用场，不可能在那些方面做出什么成绩。而文学写作则不同，几本书，一支笔，想写什么写什么，不受场地、设备等条件的限制。当然这个想法显而易见是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多少有点儿自不量力，它导致了我在高中毕业后许多年盲目的打拼。整整六年，我一边劳动一边读书写作。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那时的农村普遍很穷，作为当家作主的“人民公社社员”，成天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下来仍不能裹腹。我家兄弟姐妹又多，尽管父母勤劳节俭，但日子过得仍十分的艰难。我是家里的长子，帮助父母养家，责无旁贷。还在上中学时，我就利用假期时间到生产队下地干活，每年能挣两千多个工分，顶上一个全劳动力半年的工值。诸如插秧、割谷之类的农活，在同龄人中无人能敌。高中毕业到上大学的六年中，我每年所挣的工分在全生产队总是第一名。我曾不无自豪地说：我读书是好学生，种地是好农民（后来又加了一句：坐机关是好干部）。那期间，我白天下地干活，脏活累活抢着干，只要能多挣工分。夜晚读书写作，不论三伏酷暑，还是三九严寒，我房间昏暗的油灯从没在转钟前熄灭过。直到今天，我的老母亲在对人说起我那段拼命的日子，还常常老泪纵横。六年来，我读了所有我能找到的书籍，写了上百万字的习作。我读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十分的赏识我，为我起了笔名，常把我的作品推荐到报刊杂志去发表。也许我真的不是当作家的料，我的那些作品竟然一篇也没有变成铅字。到后来，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作家不是那么容易当的。在大学毕业后的许多年里，都不敢企求去当一名作家。如今我虽然是靠着舞文弄墨混饭吃，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在许多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场合人们都以“作家”的头衔相称，但我从不把自己当成正儿巴经的作家。作家没当成，却有了意外的收获。我曾戏谑地对人说，上大学是我“作家梦”的附产品，如果没有那连续几年持之以恒的读书与写作，恐怕是难以成为当年的幸运儿的。此外，还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机会。三十年前的那场教育制度改革，对于我来说，可谓是正当其时。我曾不止一次地这么想：假如再推迟几年恢复高考，一旦娶妻生子，田间繁重的体力劳作和贫困单调的农村生活，毫无疑问地，我那可怜的一点儿少年梦想肯定会彻底归于泯灭。我们同时代有许许多多比我们优秀得多的人才，最后终老村野，这一点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参加高考前，我心里真的一点儿底都没有。因为，我不知道与别人相比，自己在怎样一个档次上。邻村有两个“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在我们那儿早就小有名气，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公布，就听说他俩准备参加考试。一时间关于他俩对自己高考成绩的估价成为了乡里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从他们的话语里，我听到的不仅是陈竹在胸，还大有“舍我其谁”的意思。要以自己现有的实力去与这些人竞争，我首先就没有了自信。再说，我对于是否真的能够不论阶级成份、不人为地加进一些政治因素，只凭考试成绩择优录取的政策也是将信将疑的。那年月，在中国不讲这玩意儿，是难以想象的。还有，指不定还会有哪个跳梁小丑变着法子出点儿妖娥子呢。我担心，像我们这样一些既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在村里“房族斗争”中又处于绝对劣势的低等农民，参加高考的满腔热情，最终只不过是让人当猴耍了一回。
       当然，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多余的。但是，高考结束后的一段经历，却又不能说我的担忧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高考结果出来了，我以260多分的总成绩过线，超过文科分数线50多分。那天上午我到县里参加过线考生体检，下午回家刚下火车，遇上一个熟人，一脸惊诧地问我：你怎么会得了肺结核呢？我始而一头雾水，继而担心害怕，怀疑时是不是体检真的查出了什么问题。但有一个疑问，我本人尚未到家，消息就传开了，怎么传得那么快？过后才知道，原来在我上午去县城前，流言蜚语就传开了，别有用心者真是费了一番心机。那时的农村，人们只知道肺结核这类的病很厉害，患了这样的病当然是不能上大学的，如果换了现在，大概要编造出爱滋病或癌症之类的什么吧。接下来是政审，公社文教组派了两位老师负责我的政审材料，那两位恰好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另一个当过我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后一位是我的族兄，算得上是我的第一个恩师，是他的一句“名言”激起了我对文学的特别兴趣。这句“名言”在我们乡里流传很广：“我教过十几年初中，也送走了好几届小学毕业生，但从来没有看到过谁的文章写得像余行玉这么好”。我的两位老师到大队找到了掌握大印的人，让他给我出具一份鉴定材料，那人大笔一挥，在政审材料上写下了四个字：“不予推荐”。我的启蒙老师立即与他大吵了一场，愤而离去。这件事是我上大学以后才听说的。我十分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她老人家为了自己的学生能上大学，不惜放下师道尊严，与粗野村夫恶语相向，令人敬佩。三十年来，我不时在心里玩味着“不予推荐”这四个字，总觉得它与“莫须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实，写这几个字的人平日里与我关系不错，在村人眼里甚至有点儿“臭味相投”，我上大学时他还送了我一件小礼物。凭了这，我想他是不会主动那样写的，大概有他不得已的原因吧。愿他九泉之下能够得到安宁。
      七七级的录取工作是在一九七八年春节后开始的。春节刚过，就有许多这方面的消息传出：“某某昨天收到某校的录取通知书了”、“某某已经到某大学报到去了”等等，唯独没有我的消息。那时也没个地儿去查询，只有傻等。那段时间，我成天价都处在焦虑不安之中，心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煎熬，这样的日子直到二月里的最后一天。眼看上大学真的无望了，我无奈地挑起了行李卷儿，到水利工地上工去，强迫自己彻底不再去幻想那张很可能只是子虚乌有的入学通知书。
       我们家离水利工地大约有四五十里地，六年中我走过十来次，但这一次走得最艰难，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十分的沉重。也是鬼使神差，正在我艰难地一步步朝前挪动着双腿的时候，迎面遇上了一位高中时低一年级的同学。他也挑着行李，但他不是上水利工地，而是到武汉去上大学。他很热情地跟我打着招乎，问我收到通知书没有，为什么这个时候还上水利工地。他让我看了他的入学通知书，我向他祝贺的同时，也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忌妒！接下来的行程更加艰难，我不知道那天自己是怎样走到水利工地去的。
        水利工地的生活很苦，每天清晨起床吃饭，上工地干了好一阵活儿天还没亮。好几个生产大队的民工住在一个自然村里，几十个人挤一屋里，地上铺上草，行李摊开就当床。我到水利工地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三日，那天下大雨，上不了工，难得地能够休息一天，人们多挤一处甩老K，我不好此道，就躺在“床”上看书。约摸到了吃午饭的光景，突然听见另外一间屋子里吵吵嚷嚷，以为有人吵架，踏着泥泞跑过去，一眼看见我母亲站在人群中间，笑得合不拢嘴。这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就有人告诉我，我被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了。由几近绝望到大欢大喜的转变只在瞬息之间，我说不清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感觉，只记得有好长一段时间，像一个局外人似的木然地站在那里，瞧着人们争相传看那张红彤彤的大学入学通知书，挪不动脚步。
        那张望眼欲穿的入学通知书又“延误”了十多分钟，经过了无数人的手，最后才传到我的手中。从那一时刻起，三月三，这个特殊的日子，成为了我个人永远的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