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教学案例：制造“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南方系报刊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作者：精品课新闻采访学
教学案例：选题时如何报道有争议的人物？
注明：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12年4期，因版本误差有所出入。
制造“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南方系报刊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
【摘 要】论文运用内容分析和话语分析等方法，考察和分析了《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等南方系样本报刊在2008—2012年五年间关于韩寒的报道文本。样本媒体透过议题竞争和文本策略建构了一个时尚的、充满争议的兼具偶像派畅销书作家的“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媒介形象。“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形塑与制造，在现代中国社会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同时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现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隐喻了复杂的社会与资本关系。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媒介形象；公共性；批判性；
引言
作为一个标志性和符号化的人物，自成名以来，韩寒就备受媒体、公众以及社会的关注，被称为“文学天才”、“叛逆的青年偶像”等，尤其是其利用网络博客这个公共传播平台，撰写了一系列诸如批判“钓鱼执法”、电脑强制安装过滤软件“绿坝”、“CCTV大火案”等时评博文，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公共议题的关注与批判，使韩寒从一个文学青年、赛车手，华丽转型成为包括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系列媒体在内的国内部分媒体所赞赏的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入选《南方人物周刊》评选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2012年元月份，有“打假英雄”、“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诱发的“方韩之战”，则再一次将韩寒推到舆论聚焦的前沿。 在媒介化社会的现实与传播语境中，作为新闻与符号的韩寒，其社会化生存与传播是离不开大众媒介的，“媒体是水，韩寒是鱼”。一些关注和研究“韩寒现象”的研究者认为，韩寒的成名与影响得益于多种因素，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关键性因素：一是“新概念”作文大赛；二是当今网络化的大众媒介，尤其是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等为代表的一些新锐新闻媒体的报道与推动，并延伸到网络媒体形成互动，在媒体上搅动了中国的韩寒成为这个时代鲜活的争议性、公共性话题。 一、研究背景：韩寒、南方系报刊与公共知识分子 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1978:10）将新闻喻为人们观察和认知世界的窗口（window），另一位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oman)则提出新闻即框架（framing），框架影响甚至决定新闻传播的社会意义，在媒介化社会的现代社会，“窗口”与“框架”的隐喻更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的研究将集中分析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等为代表的新闻媒体如何报道韩寒，以何种框架建构韩寒的媒介形象，进而考察与反思韩寒媒介形象的社会传播意义与影响及背后的社会与文化关系。
研究背景议题1：“公民韩寒” 韩寒，中国最著名的80后作家代表之一，同时也是极富争议的青年偶像。1999年，还读高一的韩寒，以《杯中窥人》一文获得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使他暂露头角，2000年发表了首部小说《三重门》，该书畅销200多万册，被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销量最大的文学类作品，韩寒一举成名。后再次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退学。围绕韩寒早期的争议与讨论主要集中在由“韩寒现象”引发社会关于素质教育及“学校应当培养全才还是专才”等系列教育问题的激烈讨论。 2006年是韩寒的一次重要转型，其标志是2005年10月其新浪博客开通之后在2006年突然改变风格，尤其是2008年之后开始针对“广西烟草局长日记”“央视大火案”“三峡大坝”等社会热点问题、事件以及公共议题在博客连续发表言辞犀利的评论。 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又接连发《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篇博文，简称“韩三篇”，引发网络论战。由于韩寒知名度高、粉丝群体大（主要为“80后”与“90后”），言论引人关注，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和传播效应，至今韩寒新浪博客的总点击量已超过了5.5亿，成为中国最受关注的博主，其博文被称之为“撼动社会的力量”，“说出了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许知远，2010）。据《新周刊》报道，至今韩寒博客中关于“时评”的博文占到了所有博文的50%以上，随着韩寒博客对时政以及社会热点等公共议题关注与评论的增多，韩寒的公众形象不再仅仅是一名作家或赛车手，逐渐被冠以“80后意见领袖”、“公民韩寒”、“公共话题发言人”、“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当代鲁迅”等头衔，这些头衔有的来源于网民热捧，也有不少是媒体赋予的。其中，在2009年的《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的“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中，韩寒与艾未未、柏杨、北岛、陈丹青等人名列50名公共知识分子，后被南方周末、新世纪周刊等众多媒体评为年度人物。2010年4月韩寒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等世界上重要人物一起入选美国《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100人”，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许知远，2010）。这一时期公众及社会对韩寒的质疑与争议更多地集中在“韩寒是否能代表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现象背后的商业主义”以及“韩寒的言行对青少年产生的影响与示范效应”等层面。2012年元月份，方舟子质疑韩寒代笔，诱发的“方韩之战”，成为参加人数众多、层次高端的一场论战。此次论战主要围绕韩寒是否代笔为逻辑中心展开，是韩寒至成名以来公众形象遭遇到的最大挑战。这一时期，围绕韩寒的质疑与争议主要表现在“作品是否存在代笔”、“诚信问题”、“韩寒神话的反思”以及“作品存在严重的反智主义倾向”等，所谓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即存在于文化或思想中的态度，对于智性(intellect)、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对于人生有害而无益。对韩寒作品中体现的反智主义倾向的质疑也是此次论战中重要的议题。 研究背景议题2：南方系报刊的精英情怀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是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媒体集团，其旗下众多的报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媒体中执行新闻专业主义的典范，其体现出的公共意识与精英情怀在公众及社会中享有很高的认同度。其中秉承“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被认为是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也是中国最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媒体之一。 《南方人物周刊》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份综合类人物周刊，坚持“平等、宽容、人道”的理念，力图以“人物为切入点，以人物故事来反映时代的变迁”的追求达到“记录我们的命运”的宗旨。因此，《南方人物周刊》在选题上主要聚焦那些“对中国的进步和我们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彰显人类的向善力量和深邃驳杂的人性魅力的人”。创刊不足10年，《南方人物周刊》已成为一份很有影响力的新闻类周刊。创刊于2006年的《南都周刊》，则定位为新锐高端城市杂志，坚持“娱乐不在别处，生活就是看法”的理念，内容上注重独家深度报道和全球前沿资讯，并辅以“客观独立、鲜活务实的评论”，力图做到“集社会、文化和生活观点之大成，兼顾公共与个人之诉求，融合人文关怀与生活趣味”的专业追求。创刊至今，一些代表性作品在读者和社会中都产生了较为广泛地影响，如“汶川地震特刊”、“碘盐致病疑云”、《拆墙20年》以及“公民韩寒”等专题作品。 《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与《南都周刊》等南方系报刊很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公共议题、探讨公共空间的建构等问题，并且“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中国广为人知也是得益于《南方人物周刊》策划的评选“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活动。此外，《南方人物周刊》专门设有“公共”专版，诸如贺卫方、陈丹青、刘军宁、许纪霖、吴敬琏、薛涌等“公共知识分子”也时常在《南方周末》等媒体开设专栏，针砭时弊，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与传播效果。 研究背景议题3：公共知识分子（pubic intellectuals） 考察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等为代表的南方系报刊对韩寒的报道和媒介形象的建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核心概念和话语是绕不开和无法回避的。“公共知识分子” （pubic Intellectual）被认为当代西方国家出现的一种较有影响的社会思潮。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在1987年，美国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中，最早提出“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在《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中，雅各比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探讨了在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特征、社会角色、遭遇“正在消逝”的现实困境并呼吁对公共生活的回归等议题，认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肩负专业知识，参与公共事务，为构建社会运转的公共空间发挥影响。此后，法国哲学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萨特（Sartre）、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以及美国学者萨义德（E·W·Said）、波斯纳（Posner）等著名学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和论述了公共知识分子问题，逐步形成了西方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理论与社会思潮。其中，美国学者波斯纳（Posner）在《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一书中，运用历时研究和量化的方法，对564名活跃或曾经活跃在西方社会一些公共生活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做了翔实的考察，颇具影响。虽然在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中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界定存在争议并一直在流变，但对于公共知识分子所表现和体现的特征或者说其应具备的素质是存在一定的共识：一是具有较高的学术背景和特定领域的专业素质；二是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和立场，言论和行动代表着社会共同理想、普遍价值和公共利益；三是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意识，对公共事务发言并发挥影响（Jacoby；Sartre；Said, Posner，et al）。公共性、独立性和批判性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核心，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成为一个知识上、专业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以及其他势力的群体，是公共事务的介入者和公共利益的“守望者”。 随着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进程和西方公共知识分子思潮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现象开始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中国学者徐友渔在《当代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生成》一文中认为：“今日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之一，是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尽其所能地就社会基本问题发表意见，对随时发生的重大事件表态，他们的观点和态度对舆论的形成与走向，以及对公共生活的气氛产生影响，有时甚至对政府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徐友渔，2004）。 二、研究的方法与内容 （一）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量化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和考察样本媒体如何建构韩寒的媒介形象等议题。在研究样本的选取上，选取《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近5年即从2008至2012年的报道文本。之所以从2008年开始是由于韩寒是在2008年后明显地参与公共事务，就公共话题发表了大量言论，所以样本的选取上主要选取了2008年以后的报道文本，2012年的报道文本截至4月份。 在《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这三个隶属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的系列报刊中，对韩寒的报道无论是数量还是传播影响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实际上，早在2006年之前，《南方周末》就开始关注青年偶像韩寒了，随后的《南方人物周刊》以及新诞生的《南都周刊》也都对韩寒做了大量的主题性报道，这些报道多是在“文学青年”、“青年偶像”、“青年领袖”等话语框架内对韩寒身上所具有的新闻价值进行挖掘，这与韩寒的个人话语影响范围是一致的。在2006年，《南方周末》即做过不少对韩寒的报道，《“80后”，谁来读？》、《韩寒80后网络英雄》以及《南方周末》针对热点事件韩寒白烨之争（韩白之争）所做的三大版专题性报道《傲慢与偏见——清点“韩白之争”》等都是代表。 在2007年与韩寒在博客上的转型一致，三大媒体开始重新认识韩寒。2007年 第28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在韩寒的转型以及重新认识韩寒方面做了一个专访《其实我根本就不叛逆—韩寒访谈》；这一年，韩寒首次登上《南方人物周刊》封面，被称为“领袖韩寒”；2009年岁末，韩寒入围《南方周末》的“2009年度人物”，入选2009年的《南方人物周刊》第7期特别策划的“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同时，当年10月30日的《南都周刊》还以《公民韩寒》为题对其做封面报道。紧接着的2010年，韩寒以“天性之魅”荣登《南方人物周刊》“2009中国魅力榜”，该年第1期的《南方周末》也对韩寒进行了一个头条专访。 近两年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也多是在“公共知识分子”、“公民意见领袖”的框架内做有关韩寒的选题，着力展现韩寒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树立一个标杆式的“公民韩寒”。“方韩之战“爆发后，以《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为代表的媒体站在了“挺韩派”的立场上，迅速做了《像韩寒一样活着》、《差生韩寒》和《世界差点把他忘了》、《“公敌”韩寒》等特稿、专访，在公共争议中力图进一步为公众强化“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媒介形象。这也使《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等为代表的南方系报刊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公众开始质疑其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对南方系报刊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与研究，本文主要采用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和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两种方法。内容分析法主要针对这三家刊物关于韩寒报道内容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的描述，分析文本内容所含信息量及其变化的意义，主要偏重解读式内容分析法(hermeneutic content analysis)，即通过精读、理解并阐释文本内容来传达的意图，从整体和更高的层次上把握文本内容的复杂背景和思想结构，从而发掘文本内容的真正意义。话语分析则侧重对报道文本中的核心与关键词语进行统计和意义解读，并运用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进一步探讨报道中的文本策略，较为全面地分析和探讨文本所传递的意义，在此基础上，客观地梳理和分析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实质与意义。 （二）研究内容 1、报道文本总体情况 通过统计，近5年来（2012年的数据截至4月份）韩寒相关报道情况统计如下（单位篇）： 表1：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情况统计表 总体而言，三大媒体中，《南方周末》涉及韩寒的报道在数量上最多，共有83篇；以新锐、娱乐化、超想象力为底色的《南都周刊》，由于在选题覆盖面上比《南方人物周刊》要宽泛、自由，报道数量上位居第二，共计47篇；《南方人物周刊》有25篇，虽然数量上相对最少，但基本都是重量级大稿。三个样本媒体每年都会采写一些重磅的专题性报道，其中既有组合性报道（专访、特稿、特约撰稿以及评论，一期专题在字数上达到一万多），也有单篇的杂文、专访等，另外，在《南方周末》样本中，也有不少属于那种文中提及韩寒的样本（韩寒常被作为青年偶像、公共知识分子被其他人提及或拿来讨论）。三个样本媒体近五年中共发表了155篇有关韩寒的报道，平均起来每份报刊每年发表50多篇有关韩寒的稿件，平均每刊每月3篇多（52个月统计）。体现出对韩寒持续的高度关注。 近5年来，三大媒体对于韩寒的关注度大体上呈持续升温的走势，其中2009年与2010年较为明显，2012年的尽管样本不全，但前4个月就有29篇，由于“方韩之战”的持续影响，可以预见在2012年，三大媒体的报道与关注将会继续走高。从2008年到2012年样本媒体各年韩寒关注度走势图： 图1：样本媒体2008-2012各年韩寒关注度走势 在统计的过程中，还专门把这三个周刊在报道韩寒中使用新闻配图的情况做了统计，图片属于视觉传播，如插图图片、资料图片、压题图片等，在报道文本中这种图文并茂能够增强对读者的感染力，对构建人物形象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是考察韩寒媒介形象的重要指标与变量。 表2：样本媒体2008-2012各年韩寒报道中新闻配图情况表 通过对三个样本媒体近5年内所涉及的韩寒报道中新闻配图进行主题归类后发现：新闻配图中使用的图片除了个人写真外，还涉及到赛车、日常生活、韩寒作品配图、相关人物关系（韩寒父亲、爷爷、同事、朋友、妻子、女儿等）等，各类主题图片数量与所占比重为：
图2：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中新闻配图主题类型情况 从对新闻配图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媒体所采用的主题图片共有91张，主要以韩寒个人写真为主（多为大幅彩色照片、占据较大版面或以刊物封面形式出现）有40张，占近一半。其次，作为赛车手的韩寒也常常以图片的形式呈现出来，韩寒公开参加一些活动的照片往往也选列其中。另外，韩寒多次登上样本媒体的封面人物报道或者头版，如《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3期的《韩寒走到转型期》、2009年11月份《 南都周刊》的《公民韩寒》等，都是配上了大幅个人图片。新闻文本中所用的系列组图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冷峻、帅气的青年韩寒形象。 在报道的文本体裁方面，样本媒体有关韩寒的报道中，报道体裁形式主要有人物专访、特稿、特约撰稿、评论等多种类型，往往图文并茂，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信息，具有极强的新闻渗透力。2008年至2012年4月的155篇涉及韩寒报道的各类文本的体裁统计如图3所示：
图3：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中稿件体裁情况 样本媒体在韩寒报道中，人物专访是最常出现的新闻体裁，大约47篇，许多专访也都是就与韩寒相关或者韩寒熟知、关注的新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的话题探讨，也有一部分涉及到韩寒的一些人生经历等。在样本库中，大篇幅的特稿这一《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特色作品也占据相当比例（38篇），如《南方人物周刊》的《韩寒—与世界保持距离》。另外，也有不少媒体、公众人物等所撰写的有关韩寒的评论、杂文等，如南方周末《一家之言》发表的何兵《韩寒失策的诉讼》、《 南都周刊》2012年度发表旅美学者薛涌的《为什么是韩寒？》等文，经统计大约有43篇。在这5年中，样本媒体也发表了不少涉及到韩寒的评论（27篇），如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的《“韩寒诉方舟子案”来得正是时候》，在方舟子与韩寒的论战中立场坚定地支持韩寒。 在文本的篇幅方面，既有长篇巨制的人物特稿，也有围绕系列话题展开的大型专访，也有篇幅较小的特约撰稿、评论等。本课题按照字数将样本文本归类为四个阶（≦1000，1000-3000，3000-5000，≥5000），经过通过后情况如下所示：
图4：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中稿件篇幅分布情况
在文本篇幅方面，以3000-5000的中长文为主，所占比例大约为51%，1000-3000的特约撰稿、评论也不少，大约有26%之多，5000字以上的超长专访、特稿等占了13%，体现了样本媒体对韩寒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综上统计，总体而言，《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在近5年，对韩寒都不惜使用大量的版面和篇幅进行关注和报道，可以说，在这三个周刊所关注的新闻人物、公众人物中能够如此长期深受青睐的仅此一人，在这三个周刊所认可的“公共知识分子”中，也只有韩寒能持久保持着高关注度，韩寒被认为“是他们的常客中的贵客”。 2、文本议题内容分析 议题（issue）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内容分析中一个关键的变量，议题为媒介报道文本内容中的主题（topic）。在三份周刊近五年的155篇对韩寒的报道中涉及的多是开放性议题，有30多个主题。 表3：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文本中的议题 | | | | | | | | | | 普世价值、社会精英、犬儒主义、国民素质、社会责任、言论自由、公民、公民社会、权威、体制与制度、知识分子 | | | | | | | | | 爷爷、父母、感情、孩子、“韩徐恋情”以及日常生活等 |
依据各类议题内容（关键词和主题词）在155篇报道文本中出现的频次进行了统计（各类话题累计频次739次），各类议题内容的分布情况（比重取约数）为： 表4：样本媒体2008-2012年韩寒报道文本中的议题分布统计 这些议题分布于155篇报道中，按照议题涉及的主要内容分类，主题有31个。通过统计发现，公共议题（31.3%）和写作议题（22.5%）所占比重最多，其中公共议题还包括记者就韩寒新近发表的博客内容进行提问，涉及到了言论自由、体制与制度、社会责任、公民等话题，采访的议题设置较为集中。然后是争议话题（21.1%）、公开活动（16.9%）和私人领域（8.2%），具体为图5所示：
图5：样本媒体韩寒报道文本议题内容构成（频次与比重）情况
通过统计发现，样本媒体对于韩寒的议题设置不仅涵盖文学写作、写博客、以及探讨诸如普世价值、社会责任、言论自由、体制等公共议题，还涉及到了韩寒个人社会关系、感情、绯闻以及赛车等其它丰富的议题，对各个领域的具有一定新闻价值的韩寒都有一定的关注。这些议题在分布上呈较为均匀的态势，各类议题都多次被谈及，说明了样本媒体有关韩寒的选题，视野开阔，对于热门议题的把握比较准确、及时。 3、话语与文本策略分析 在样本媒体关于韩寒的报道中，份量较重的专访与特稿占相当的比例（85篇，54.8%）。特稿和专访由于体裁对报道和传播事件或人物的优势，对呈现和表达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部分主要运用关联理论对样本媒体中的典型文本的文本策略进行分析，进一步从微观视角考察样本媒体对韩寒形象的建构策略与方式。 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是由语言学家Sperber 和Wilson在《关联：交际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 Cognition）一书中系统提出的，关联理论不仅是交际语用理论，也是认知理论，主要研究信息交际的推理过程中，语言交际的话语解释原则与方式。关联理论的研究认为，相互联系的新旧信息在推理过程中被共同使用，可以衍生出更多的信息。因新信息的加工而导致的信息增值效果是关联的核心意义（Sperber& Wilson，1995：164）。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话语的理解就是一个寻找关联的过程，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寻找关联是受众理解文本意义的一种方式。在关联中，文本策略（textual strategy）是话语关联与意义推理的一种方式，也是文本叙事的技巧和手段。在样本媒体对韩寒报道的专访与特稿中，主要运用了三个文本话语策略。 （1）话语包围(discourse surrounding)。话语包围是指在文本中，当双方话语针对某一特定问题展开交锋时，由于双方话语数量上的差异，文本给双方提供了不同的话语空间，使得一方话语在数量或程度上，占据优势地位，其形象可以得到更充分的塑造，进而使双方形象形成差异，话语强势的形象更易获得最佳关联。（Sperber& Wilson，1995：187）透过话语包围，能够左右受众的心理倾向，影响受众对于事物的认知，进而塑造人物的形象。在样本媒体的报道中，对韩寒的人物专访有47篇之多，尤其是在韩寒遭遇质疑和“方韩之战”、“韩白之争”以及韩寒与郭敬明的矛盾等之时，样本媒体中，《南方人物周刊》和《南都周刊》都策划了一系列“对话韩寒”的文章，透过专访提供给了韩寒充分的话语表达与展示的空间。而通过对样本媒体中特稿与专访中的信源（采访对象）的统计发现，样本媒体的文本中质疑与争论的另一方则几乎没有直接。这使韩寒在文本的意义关联与解读中获得了最佳关联，而争议与质疑的另一方则产生了费力的关联。2011年12月23日至26日，韩寒在其博客上接连发《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的“韩三篇”，引发网络论战以及对韩寒专业素养的质疑。2012年第2期的《南方人物周刊》就做了《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韩寒喊》的封面文章，文本中基本回避了对韩寒“缺乏逻辑”、“无专业性”等的质疑。报道中，首先对“韩三篇”及韩寒，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定性： “2012年元旦前夕，韩寒连续发出3篇文章，表达他对当前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3个问题——革命，民主，自由——的态度……事实证明，韩寒又做对了。接下来的反响，就相当自然了：因为问题本身的吸引力，更因为韩寒对3个问题的观点，和表现出的姿态。” 文本中主要是采用韩寒为话语叙事的中心，同时大量采用了韩寒父母、作家石康等支持韩寒的信源的观点与话语： “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 “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 透过这种话语的包围，样本媒体建构了一个“与世界保持距离的，作为另一种存在”的具有独立性的韩寒形象。 （2）话语隔离(discourse isolation)。文本中不同的信息，它们距离的远或近，为文本传达特定意义提供了一种技术性的手段，使其利于或不利于勾连，使文本可以彰显或遮蔽一些可能衍生的新信息。这种话语策略即为话语隔离。样本媒体的文本叙事策略中话语隔离的使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透过议题选择与竞争使文本中一些信息远离，不利于受众勾连以遮蔽可能衍生的信息。在样本媒体的议题内容统计中，关于“代笔门”、“方舟子”、“反智主义”等议题与话语，出现的频次相对较低，所占比例也很低，不利于受众关联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在一些文本中，使用了近距离的关联信息，使受众利于勾连，进而突出韩寒的形象。在中《“公共知识分子”韩寒：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要更有冲劲》（大型专访《公民韩寒》（《南都周刊》，2009年364期的一部分）的专访中，“公共知识分子”及相关关键话语共计出现了8次： 话语1：“从一名爱吃泡面的小文青成长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用了十年时间。” 话语2：“这位刚刚满27周岁、高中未毕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赢得了其同时代的80后、90后的拥戴和欢呼，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梁文道、艾未未等上一代人的盛赞。” 话语3：“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韩寒并不接受这个角色，他说自己只是在由着性子来，想什么就说什么而已。” 话语4：“生活在我们这个国家很刺激，这个国家有很多让你大开眼界的地方……” 话语5：“2006年韩寒开始写博客，博客内容以对社会热点事件点评为主要内容，短短两年后，韩寒博客成为中国点击量最大的博客。” 话语6：“只有当摄影师让他摆好造型将镜头对准他准备拍摄时，立马有一种傲气的、挑衅的强光从他眼中放出来，这是已经为大众熟悉的那个有很多意见要发表的韩寒……” 话语7：“有些人就喜欢买房子，这没问题，但更多人是本身没有信仰，住在租的房子里没有安全感……” 话语8：“在任何一个国家理想和现实都有差距，但这种差距在我们国家特别远，这样不正常，让年轻人活得很没理想。” 透过话语的隔离，使受众在解读时产生省力的勾连和意义关联，样本媒体在文本中实现和强化了对韩寒的定性即低姿态、有个性的青年知识分子。 （3）话语暗示(discourse implication)。在文本中，说话者公开传递的假设，有些是明说，有些是隐含的，从话语自身的逻辑中推出的假设为“明说”，从话语中所表达的信息结合语境得出的假设称之为“暗示”。话语暗示使受众可以进行省力关联，得出带有倾向性的提示信息，取得特定的语境效果。在样本媒体的文本中，话语暗示的使用液比较多。在专访《韩寒：郭敬明输出的是很贱的价值观》（《南都周刊》，2009年364期）中： “韩寒澄清自己与郭敬明不是同一类人，而且男女有别；自己除了钱比郭敬明少，其他都比他强；批评郭敬明的杂志的价值观很贱，招90后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孩子喜欢。” 文本中“男女有别”、“城乡结合部”等话语，其背后隐含暗示的信息，十分明显。在另一篇引起争议与质疑的《南方周末》的特稿《差生韩寒》（2012年3月28日）中： “陆乐也发现，韩寒会写文章并非吹牛，有时候韩寒把一些刚刚写好的文章直接拿给他看，文字妙趣横生，看得他乐不可支。” 其中“刚刚写好”的话语暗示不言而喻。类似的带有文学色彩的叙事和话语暗示在特稿《差生韩寒》中特别突出，这也是这篇特稿被质疑背离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09YJC860022）成果之一，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成果之一。
原文地址：教学案例：制造“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南方系报刊韩寒媒介形象建构的考察作者：精品课新闻采访学
教学案例：选题时如何报道有争议的人物？
注明：发表于《中国传媒报告》2012年4期，因版本误差有所出入。
三、镜像韩寒：样本媒体建构的韩寒形象 在2008年—2012年近五年中，《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等样本媒体对于话题人物韩寒的关注和报道，使用了大量的版面和议题内容，呈现了一个逐渐从“文学青年”、“青年写手”向“政治青年”、“网络舆论领袖”至“公共知识分子”转型的韩寒。 （一）样本媒体中韩寒形象的解构 透过对三个样本媒体近五年对韩寒的155篇报道文本的统计与内容分析，可以看出，样本媒体对韩寒形象的建构是渐进式、多元化的。 1、敢说真话的低姿态“青年知识分子” 三个样本媒体有关韩寒的报道议题中，公共议题占31.3%，在所有的议题中比重最大。三个样本媒体均反复提及韩寒以博客为阵地针砭时弊，批判社会现象的事例，文中多次出现韩寒撰写诸如批判“钓鱼执法”、“三峡大坝是个好大坝”、CCTV大火案等时论博文以及“韩三篇”，而且还多次提到韩寒的一些博文因敢言，被删除、屏蔽等事情。韩寒被称为一个“无所畏惧的青年”、“当代鲁迅”、“公共话题发言人”等是与其博客中对于一些社会现象的批判、讥讽是分不开的。“韩寒一直是以一事一议的方式点评时事，五年来在人们记忆中留下印记的公共事件里他的声音几乎从未缺席，从三鹿奶粉到钓鱼执法，从上海大火到动车脱轨，人们习惯了在悲剧和荒唐发生后去看一眼韩寒的博客，看看他又说了些什么。” 博客进一步增加了韩寒的魅力与影响力。韩寒也以一个“越来越负责任的成年人”出现在样本媒体的话语框架内。在155篇报道中，无论是专访还是特稿中的韩寒，都是以一种低姿态、平民化的说话方式去与人交流，其博文也给人一种轻松、快意、解气、随性、幽默、无学术用语的这种不同于传统知识精英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韩式公共话题表达方式。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表达方式，使得韩寒赢得了不同于精英知识分子的舆论引导力，成为“网络舆论领袖”，“这位刚刚满27周岁、高中未毕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赢得了其同时代的80后、90后的拥戴和欢呼，还出人意料地获得了梁文道、艾未未等上一代人的盛赞。”（《南都周刊》2009年364期），成为《南方人物周刊》、《南方周末》和《南都周刊》力挺的一个“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 2、偶像派青年畅销书作家 韩寒作为一个与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年畅销书写手齐名并且荣登“中国作家富豪榜”的青年文学偶像，在《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以及《南都周刊》这三个样本媒体中，韩寒的作品、写作计划以及创作故事等也多次成为议题，占22.5%。报道文本中，不管是对于韩寒成名作《三重门》还是后来的一系列畅销书比如《像少年啦飞驰》、赛车随笔《就这么漂来漂去》、杂文集《通稿2003》、《青春》以及长篇小说《一座城池》、《他的国》、《1988 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等，都从不同角度被提及，多产作家韩寒，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的范本和当代青年的文学偶像。 3、冷峻、坚强的赛车手 赛车手是韩寒身上一个亮丽的符号。在155篇报道文本中，赛车相关主题共出现了76次，占所有主题的10.4%，成为单个主题中仅次于“博客”（12.7%）的第二大主题。另外，近五年样本媒体所涉及的韩寒报道中新闻配图中使用的韩寒与赛车的主题图片所占比重达23.25%，仅次于韩寒的个人写真。 样本媒体在采访中一直注重对赛车手韩寒这一新闻点的挖掘，韩寒与赛车或者比赛现场的主题图片常常占据一定篇幅，在采访中以及特稿的背景资料中，韩寒与赛车的故事成为新闻富矿之一，反复被挖掘。在《南都周刊》的一篇特稿中，对于韩寒的赛车引用了韩寒的话：“我最享受的事情，就是拿赛车冠军。我的目标是，拿遍最高级别的赛车冠军，然后退役。我知道中国有很多好的赛车手，但我真的比他们更优秀。”（《南都周刊》，2008年12期）在许多谈及韩寒赛车故事的稿子中，韩寒都是以一种在比赛前刻苦训练、在比赛中沉着冷静、技艺高超、在比赛后率性、狂放不羁的形象示人，呈现了韩寒在写作能力之外的另一种时尚魅力与精神气质。 4、时尚青年 韩寒具有俊朗、帅气的面庞，同时又是技术高超的赛车手以及多产多销的畅销书作家，此外，韩寒还签约唱片公司，发行个人唱片《 十八禁》，参演电影《海上传奇》等，并打算创办独唱团乐队，这都使得韩寒身上具有了更多的娱乐元素，成为一个多栖明星。在《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和《南方周末》近五年155篇的报道中在“公开活动”议题和“私人领域”议题中，均有不少涉及到偏于娱乐化的议题，这些议题既有关于韩寒与娱乐圈相关的，也有韩寒的时尚追求、嗜好等，这也让韩寒在一些年轻人中很有吸引力、认同感，积攒了相当多的人气，建构了一个时尚、阳光、帅气的韩寒形象。 5、争议与争吵声不断的青年 在所有文本议题中，“争议话题”这个议题共出现156次，占21.1%，涉及主题有近10个。韩寒在刚出道之时，身上即背负着“问题少年”、“叛逆”等标签，傲气、才气与霸气显露。随后，这个考试七门学科“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高中生连续发力，出了一系列畅销书，玩转赛车，成名之后的韩寒开始展现其“骂功”，“文坛算个屁、谁也别装逼”，在骂了巴金、矛盾、冰心等已故知名作家人后，韩寒以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气魄开始了与在世文坛知名作家的骂战，如白烨、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等人。其中，2006年著名的网络事件—“韩白之争”，使得韩寒一夜之间成为众多网民眼中的英雄、“精神领袖”。此外，韩寒还与导演陆川父子、方舟子、知名文艺界人士高晓松等人产生争端，并且试图诉诸法律等，这些都成为样本媒体关注的重要议题。 （二）议题竞争与文本策略：韩寒媒介形象建构路径分析 在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中大众媒介的报道具有议题竞争的功能与效果。“媒体是进行社会意义建构与竞争的场域，各方社会力根据自身的资源与力量，欲通过不同的媒体策略（media strategy）来影响新闻报道，以竞逐对社会事件的定义。”( Callaghab &Schnell,2001) 韩寒是一个话题人物，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争议（Controversial）的公众人物。大众媒介这个大的竞技场，在对议题的看法和阐释上互相竞争，争夺主导权和争相对议题及问题进行界定和描述。而争议性的议题通常都有多个子议题，媒体对议题中各子议题数据的高低，会造成不同的观点被突显，关注量高的会产生扩张现象，反之，关注量低的则会缩小或被忽略。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经考察“传媒如何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通过对传媒样本的研究，他们确认了传媒报道的五个议题：“对别人暴力”、“对自己暴力”、“治疗和恢复”对“既有精神病定义的批评”以及“出于喜剧目的对精神病形象的运用”。结果，他们几乎没有发现关于精神病人的正面形象，几乎没有发现关于精神病人恢复的内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对别人暴力”，在数目上远远超过下一个最平常的条目即治疗恢复，比率至少四比一。他们得出结论，关于精神病的传媒报道主要是“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所控制占有（McCullagh，2005：19）。精神病人被媒体塑造和建构成为“心理变态，疯子和狂乱病人”的群体形象。 一直关注和研究“动物实验”（animal experimentation）这一具有争议性议题的美国学者Kruse强调，在涉及争议性议题时“不同的社会行动者都会试图参与意义争夺的过程，但媒体不仅只是将事件报道出来，还需筛选出某些部分来加以强调，藉以作为报道的主轴”（Kruse，2001）。在样本媒体近五年对韩寒的报道中，共涉及包括“公共议题”、“写作议题”、“公开活动”、“争议性话题”和“私人领域”等5个主题。其中“公共议题”（31.3%和“写作议题”（22.5%），占所有议题的一半多（53.8%），在所有的议题与内容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成为报道的主轴。透过议题的整合与竞争，样本媒体将富有争议的、多面向的韩寒解释和描述为“一个具有写作特长，对公共事务与问题积极发言的知识分子”。从“骂教育”到“骂文化”，再到“骂社会”，将韩寒建构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性、敢于挑战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另一方面，样本媒体在“公共知识分子”这个主导框架内，对韩寒的“公开活动”、“私人领域”以及“争议话题”的关注和报道，进一步建构了韩寒颇具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即是一个时尚的、充满争议的兼具偶像派畅销书作家的“公共知识分子”。 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报道文本中话语包围、话语隔离和话语暗示等文本策略（textual strategy）的使用，在样本媒体对韩寒形象的建构中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文本策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受众依据文本中的话语关联，形成对人物身份和经历的认知，从而塑造文本中的人物形象(Brain Ott & Cameron Walter，2000)，尤其是在有争议的议题。通过话语包围、话语隔离和话语暗示等文本策略在样本媒体对韩寒报道的特稿与专访中的运用，使受众产生省力或费力的关联，从微观层面，进一步形塑和强化了韩寒的媒介形象。 四、“中国式公共知识分子”的生产：韩寒媒介形象的社会与文化意义
《南方周末》等样本媒体将韩寒塑造和建构成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就公共问题发言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社会，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也是一个需要反思的现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现象。 1、公共生活的理想：大众传媒与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兴起的社会现实。 美国学者理查德·A·波斯纳（Posner）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研究认为，由于社会变迁尤其是知识的学术化与专门化等因素，造成了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或贬值，很难承担起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职责。（Posner，2002）。而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则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因素。“公共知识分子”的话题是一个很容易为中国当代文化论坛所引入的话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话语本身，在中国的后文革时代一直是知识阶层‘认同的焦虑’的释放途径和探究方式，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表象”（陈来，2003）。在社会层面，当代中国被认为正处于一个迫切需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社会的转型、体制的转轨、公众和媒体都需要有公共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去推动和建构进步与理想的社会公共生活。 2004年，深具精英情怀的《南方人物周刊》首次推出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的专题，其评选的公共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律师、政治学家、哲学家、公众人物、作家艺术家、科学家、传媒人、专栏人物等十个领域，共50人。韩寒是在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之一。针对推出“公共知识分子”的动力与社会现实，《南方人物周刊》在《谁是公共知识分子？》一文中提出“我们在这个时候推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多的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最少的时代，一个亟需知识分子的时代。”“此刻，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转型期面临着最多问题，最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在场和发出声音的时期。我们推出这样一个专题，意在向广大的知识分子呼吁：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17期） 由此，一方面是转型期的社会对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大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尚处于模糊的阶段，以《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为代表的大众媒体试图为公众勾勒出一类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标杆，以图引起大众思考和研究关于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的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在当时也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在此现实背景下，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就具有了特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与象征。“韩寒是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 这些都是媒体及公众贴在韩寒身上的标签。 2、韩寒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式样本的争议与反思 2009年，《南方人物周刊》特别策划了“影响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50人”评选，将韩寒与艾未未、柏杨、北岛、陈丹青等人都列入50名公共知识分子。南方周末评论员李铁在评论中提出：“韩寒插科打诨的俏皮话，正好挠到了这个时代的痒处...今天的韩寒，核心竞争力还是要落在‘公民韩寒’、‘公共知识分子韩寒’、‘意见领袖’这一面上韩寒是不是当代的鲁迅？这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事实已经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作为这个时代的意见领袖，他的言论已经深深嵌入到了诸多公共事件当中。仅以影响力论，韩寒不是当代鲁迅，谁是？韩寒成了这个时代‘最好’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韩寒，随即就引来了争议与质疑，有学者就指出：韩寒从来不是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他只是这个浮躁时代公众情绪的一面镜子。知名学者许知远以及知名社交网络专家麦田等人分别撰文《庸众的胜利》与《警惕韩寒》，就韩寒的“公共知识分子” 形象进行反思与拷问，认为 “在中国韩寒能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现象”。韩寒只是样本媒体建构的一个“中国式的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在《庸众的胜利》一文中尖锐地指出“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许知远，2010）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质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专业性。从2004年起《南方人物周刊》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评选坚持三个标准：（1）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2）他们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3）他们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针对此，有研究者认为“韩寒既没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身份，又几乎没有任何学术训练，‘公共知识分子’从何谈起？”（L·A·W, 2010）二是批判精神。知名网评人、旅美教育工作者南桥的博客文章认为：“作为一公共知识分子，韩寒被人追捧的‘针砭时弊’基本上是隔靴搔痒，看不出洞察力，也没有什么建设性，更像是加长版的新概念作文。认为这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思考，实在牵强。他的关注，基本上是在民意之后一溜小跑，没有引导和影响的力量。” [1]而很早就提出“警惕韩寒”的知名网评人麦田则认为“‘为老百姓说话’不等于‘说老百姓爱听的话’，韩寒根本没有独立思考，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迎合大众的情绪。并且是‘不论事实’地迎合，韩寒借助博客去发表言论的一大明显缺点就是喜欢迎合部分网友的情绪，说一些大家喜欢听，听了就情绪激动的东西，这一方面体现了网络文化草根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了韩寒在就一些社会问题发表言论之时的导向性错误。” [2]第三，针对国外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与现实，质疑者认为韩寒更是存在相当的差距，在美国，“ 公共知识分子”是个非常了不起、受人尊敬的称号，兼具专业性、公共性和批判性，并且在某个社会研究领域具有相当的成就。在《南都周刊》的框架里，韩寒是“公民韩寒”，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公共知识分子”；在《时代》周刊的文本中，韩寒的形象则是“中国文学的坏小子”(China’s Literary Bad Boy)。对此现象，美国New York 杂志在《韩寒又激怒了另一个新群体》（Han Han Finds a New Crowd To Irritate）（ 2011年12月28日）一文的解读认为，韩寒的博文虽然经常能引起激烈的讨论，但他的文章提出的观点，却是普罗大众的常识，并非什么惊人的见解。人们总是对他期望过多。 3、大众媒介与公共知识分子：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的争议与讨论中，有研究者认为“公共知识分子”韩寒，可能只是一个梦。（麦田）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认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娱乐和公知学者的犬儒主义是造就“韩寒现象”的两大元素。韩寒是被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肖鹰，2012）。 “在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也许原本就不存在。”其原因为“说到中国的情况，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生存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其公共性往往是比较弱的。虽然他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言说，但他们却常常是面向专业问题说话而并非面对公共问题发言。或者即使是面对公共问题，也常常是浅尝辄止或欲言又止”（赵勇，2009）。另一方面，“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甚至演变成为一个带有贬义色彩，甚至妖魔化的话语与称号。“两年之前，公共知识分子还是一个让人尊敬的头衔，代表了社会的良知、人格的力量和理性的声音；两年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被缩写成了‘公知’，与此同时，被矮化的还有他们的人格力量、道德操守以及知识水准。”（周濂，2012） 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是个需要面对和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中国学者许纪霖认为，现代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许纪霖，2003 ）在公共参与上“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并不是像先知一样告诉他人必须做什么的人，也不是‘强化观众之预设、重申并满足观众复杂愿望’的人，而是‘一次次地针对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当然提出质疑，打碎人们的精神习惯、行为模式以及思维方式，驱散人们熟悉而接受的观念，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的人。”（周濂，2012）公共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不仅仅是关注和调侃，而是“对权力说真话，建构大于纯粹的批判”（Shils，1959)，因此，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是以表述再现的艺术为业的个人（the art of representing）……,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批判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指导和是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said,2002:23）波斯纳则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属于社会批评家，而不仅仅是社会观察家，并将公共知识分子分为：自我大众化(self-popularizing) 、本人领域的政策建议(Own-field policy proposing) 、即时评论(Real-time commentary) 、预测性评论(Prophetic Commentary) 、悲观主义预测(jeremiad) 、一般的社会批评(General Social Criticism) 、专门的社会批评(Specific Social Criticism) 、社会改革(Social reform) 、政治色调的文学批评(Politically inflected Literary Criticism) 、政治讽刺文学(Political satire) 、专家证言(Expert testimony)等类型（Posner，2002:44）。在波斯纳看来，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与哲学家萨特（Sartre）等是完美且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波斯纳认为汉娜·阿伦特把哲学的训练针对所处那个时代重大的政治主题，进行了恰如其分的—倘若不是经常相互冲突的话—运用：极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隔离、艾克曼(Eichmann)审判、五角大楼越战报告书泄密案(the Pentagon Papers)等等（Posner，2002:42）。在一定意义上，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思考的。 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反思中，公共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通常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透过大众媒介这个公共平台与渠道发表文字和言论的。公众也主要是透过大众媒介来了解和形成对公共知识分子的印象与认知的，大众媒介的报道影响甚至限制了公众对公共知识分子的认知。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媒介研究小组曾以媒体的艾滋病报道为研究样本，以“新闻游戏”的方式呈现了媒体表现（representation）与受众反映（reflection）之间的关联，试验测试结果显示，公众具有复制媒体报道的能力，在“自然进入脑海的语句”的状态下形成了对艾滋病的认知 (John Eldridge,2004:380)。因此，盖伊•塔奇曼(Gaye·Tuchman，2008)在强调新闻是我们观察和体验现实的窗口的同时，也强调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也是一种权力资源，它的建构限制了公众对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当前“公共知识分子”或“公知”的争议与污名化，知识分子本身和大众媒介都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 结 语 《南方周末》等样本媒体透过议题内容设置、议题竞争与文本策略等方式建构了韩寒“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并将其符号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和推动，有其积极的层面。然而，需要反思的是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的公民社会、公共空间的建构与成长仍需要走很长的路程，而且，韩寒作为消费主义社会中出版商、广告商等社会资本成功打造与包装的一个商业文化案例，身上潜藏着不少消极的亚文化因子，大众媒介不能仅仅因为其独特的公共表达方式就将其树立为一个“标杆公民”和“公共知识分子”，投射、赋予过多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更不可将其作为一个“标本”去过度解读、渲染乃至“炒作”。“新闻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增强公众对于塑造环境的当前事件和议题的理解，以赋予公众力量”。(麦克马那斯,2004:8)在探讨“公共知识分子”、“公民社会”等议题之时，大众媒体应该坚持审慎的态度和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而不应该一味追求人物身上的故事性、传奇性色彩，应该控制那些具有明显记者个人感情色彩的判断性叙事视角和话语的隔离、包围和暗示等偏向性文本策略的使用。中国需要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知识分子共同体”（Intellectual community）的形成，重要原因是透过公共知识分子依赖专业性对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参与，建构社会发展中的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这对媒体而言，重要的是，提供理性的公共参与的平台和空间，透过对话与沟通,制造最大程度的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以推进公共空间的建构与发展。（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徐新星参与了本文数据的统计工作，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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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9 07: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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