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中国古代对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士”因时代不同而不断变动。传统的四民观是“士、农、工、商”。“士”居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 16世纪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和商人地位的上升，士人阶层和商人阶层出现了新的关系和联系。“士”一词也有了新的社会意义。 [1]韩（亦作邗）江吟社是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扬州地区一个民间自由结合、不带政治色彩、无功利目的的文学群体。主持者是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时称“扬州二马”。参加者为扬州本地人士、远方寓公、及四方名士过邗上者。《韩江雅集》是诗社的一部唱和集，传世者12卷，陆续刻成。根据对《韩江雅集》所载的人和作品进行统计，诗社的成员约为40余人。其中既有著名学者、诗词大家、画坛怪杰，也有漂泊寒士、迁客谪臣、盐商富贾。人员构成不仅打破了士宦商的界限，也打破了学科的界限。诗社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吟诗唱和。马氏兄弟热情款待文人学士，大力资助文化事业，既促进了扬州地区文化的兴盛，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得荐博学鸿词，跻身《清史列传·文苑传》。 本文以韩江雅集为切入点，从一个新的角度探讨清中叶扬州地区经济与文化、商人与士子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 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 明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产品的相对丰富，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等，有力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商业取得显著进步，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丰厚的商业利润，吸引了社会各阶层，各色人等。经商营利的队伍中增添了许多新的成员。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之中，文人学士的价值观念，如四民、义利、贾道、治生观等发生变化，原来不屑商贾的士大夫（包括其家庭成员）也进入经商队伍，“弃儒就贾”、“弃文从商”的案例屡见不鲜。 儒学士子纷纷加入商贾行列，这不仅壮大了商人队伍，并在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文化水准和整体素质，匡正了商贾的义利道德观念。不少商人在赚到钱后，热心公益事业，为当地或家乡修路架桥，救济贫穷灾民，为书院慷慨解囊，为朝廷捐金助军。这表现了商人们行善积德、恩泽后人的儒家道德观念和情操。因此，商贾在一般市民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明清文集中出现了许多商人的传记，记载了他们的义举和善行。有人明确提出：“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2] 还有人对传统的“士农工商”的序次重新做了编排：“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 [3] “商”仅次于“士”，升至了第二位。 商人尤其是儒商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升高，在徽州商人身上反映得尤为明显。徽州山多地少，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徽州所居之人口。长期以来，徽州以“商贾之乡”著称于世。徽州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业贾者什七八” [4]。明清徽俗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十四，往外一丢。”即徽州人从小就外出经商。 徽州是朱熹故里，儒学深入人心。史载：“新安为朱子阙里，而儒风独茂。” [5] “自井邑田野，以至深山远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6] 因此，徽州又被称为“东南邹鲁”、“文献之邦”。 徽人对朱熹极为崇拜，程朱理学渗透于徽州社会生活之中。朱熹的思想和言论，成为徽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奔走于四方的徽商也不例外，他们在各经商地建立的徽州会馆中都崇祀朱子便是明证。加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取定威望与地位高下的社会。“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在这种价值取向下，因从贾而囊丰箧盈的商人，急切地希望以财富弥补社会地位和个人声望。因此，徽商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贾而好儒”。 明清时期，徽商“贾而好儒”的表现形式是非常丰富的，至少包含有如下三个方面。 1，由于徽州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地区，在氤氲儒学的氛围中出现的徽商，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识和儒学素养。他们有的自幼读书，弃儒从商后没有忘情于儒业，贾而兼儒；有的先贾后儒，儒贾结合。 例如章策，父亲在浙江兰溪经商， 12岁时，他随父亲来到兰溪，拜名儒赵虹桥为师，攻读举子业。他聪慧好学，心存远志，读书辄解，深得老师的器重。 18岁时，因父亲病逝，不得不弃儒从贾，子承父业，往来兰溪、徽州之间行商。身处商场的章策，“虽不为帖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 [7] 且多才多艺，善草书，精音律。 又如鲍光甸，“生而颖异，器识过人，弱冠通经史，以食指浩繁不克竟举子业，遂务盐筴于淮扬。生平仁厚，诚悫古道，自期周急拯危，不鸣其德。……性喜古砚旧书，暇则博考图书，并工书法。” [8]再如汪应诰，自小读书，但几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成功。于是远离家乡，服贾于闽越。然而，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治《通鉴纲目》、《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他还亲自执教儿孙辈，“居家传子一经，课以制举业。长已蜚英辟雍，季则誉重庠序，暨孙若曾，弦诵之声相闻也。” [9]“业儒”出身，从贾后，好学不倦，保持儒商风范者，在徽商中比比皆是。先贾后儒，从商后努力提高文化修养，成为一介儒商者，在徽商中也屡见不鲜。例如，“吴自亮，字孟明，歙西长林人，业鹾两淮。幼时器识过人，未及成童即身任劳苦，谋甘旨之供。然勤学好问，夜必篝灯诵读，经书通鉴，能晓大义。” [10]徽州人善于处理从贾与业儒的关系，正如他们自己所言：“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响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驰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 [11] 贾儒结合，迭相为用，成为徽州地区普遍的价值取向。徽州人的厅堂里出现了这样的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 2，徽商在经营过程中，大多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以儒术饬贾事”，讲求商业信誉，生财有道。 经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明清时期，我国封建商品经济已发展到高峰阶段，市场更为扩大，交易更为复杂，行业内外的联系更为密切，这就对商人的判断力、组织管理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徽商多为弃儒从贾，从贾后又不断学习，其文化知识和儒学素养明显高于其他商帮，这是他们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商业成功的文化优势。 有文化的人，易于学得计然术。徽商大多熟悉儒家的“治生之学”，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善于审时度势，正确地选择经营方向和地点，客观地分析供求关系，及时地判断取舍进退，精确地计算收支得失，从而获得厚利。例如黄镛，少时绩学业举，志存经世，后来弃儒经商，转贩于闽、越、齐、鲁之间。他“克洞于天人盈虚之数，进退存亡之道”，所以获利甚多，“赀大丰裕”。又如吴彦先，从商之暇浏览史书，与客纵谈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为不及，因而受到群商的拥戴，一切营运必奉其筹划。他不负众望，常常“权货物之轻重，揣四方之缓急，察天时之消长，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贾者利必倍” [12]。 徽商大多崇尚儒家的义利观，讲求商业道德，诚信为本，义中取利。他们认为，商人“职虽为利，非义不可取”，“诚招天下客”，“无信不立”。因此，在经营活动中，他们提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诚待人、重诺守信、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对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等不义的行为。他们还切身体会到，诚信经商有时不一定能立刻致富，但持之以恒必有厚报。放弃眼前一时的“小利”，却能赢得长久的“大利”。对此，他们作过生动的比喻：“钱，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诈生财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与夫奢侈而滥用财者，皆自竭其流也。……圣人言：‘以义为利。’又言：‘见义不为，无勇。’则因义而用财，岂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谓大道也。”因此，他们强调：“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13]3，徽商在致富之后，倡导“富而教不可缓”，大力振兴文教，热心公益事业。 徽商在获利之后，不仅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而且重视对子弟的教育。他们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 [14] 因此，他们在家业隆起之后，立即延师聘教，令子弟业儒，望子成龙。 不仅如此，他们还慷慨解囊助修书院，促进家乡的“儒学之盛”。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从宋代起，书院数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一个地区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徽州的书院一直十分发达。据有关学者统计，从宋到清，徽州地区共有书院 124所（不包括明清时期的书屋、文会），其中宋元所建者 47所，明清所建者 77所（不包括对前代书院的重建）。 [15] 宗族的办学热情和商人在经济上的资助，是明清时期徽州书院发展的强大动力。宗族创办的书院，经费来源出于徽商，似无疑问。其府设、县设书院的经费，主要靠的也是商人的资助。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方志、谱牒中俯拾即是。如歙县的古紫阳书院，就是徽州盐商于乾隆五十五年（ 1790年）动支营运项款银建造的。在建造的过程中，因经费缺额，诸商又纷纷捐银，其中鲍志道一人就独力捐银 3千两。 [16] 再如，婺源的紫阳书院在嘉庆年间的重建过程中，合邑绅商俱踊跃捐献，共捐银 3万余两，其中独捐千金者就有 18人。这 18人中绝大多数都是婺源商人。 与此同时，徽商也重视和资助寄籍地的文教事业。例如，在扬州业盐的汪应庚，乾隆元年（ 1736年），见扬州府县学宫岁久圮坏，“捐银四万七千两修治，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 [17] “历三年而后功成，虽曰缮修，实则重建。”“复为久远计，捐金一万三千一十九两，置良田一千四百九十八亩四厘二毫，输之学，以田租变价缴府库，相两学岁修所费支给，其余剩者簿积贮公，于大比时分佽文武试士资斧。” [18]“贾而好儒”的优良传统，使一些徽商家族人才辈出，世代簪缨。在两淮业盐者尤为突出。例如，郑氏读书世家，族广英多，科甲蝉联，文人辈出。“郑钟山字峙漪，仪征学生，业盐两淮。……子宗彝，进士，官至御史。次子宗洛，内阁中书。” [19] 程氏名门望族，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 [20] 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倡风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汪氏科甲兴盛，仕宦不绝。如汪懋麟，字蛟门，休宁人，入籍江都。“康熙丁未进士，官刑部尚书郎，预修《明史》，以古文诗词推重缙绅间，梓行者甚富。……兄耀麟，字叔定，岁贡生，亦知名士。” [21]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乾隆年间的盐务总商江春，工制艺，精于诗，与齐召南齐名。著有《水南花墅吟稿》、《深庄秋咏》等。其兄弟子侄中，见于《扬州画舫录》记载的著名诗人、艺术家和鉴赏家，就有 15名之多。“坛坫无虚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 [22]据有关学者研究， 1371—— 1643年间，两淮盐商中出的进士多达 106名；及至清代， 1646—— 1804年间，产生的进士数为 139名。由于两淮盐商的财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使得有清一代扬州府的进士总数多达 349名，而且还出过 11名一甲进士，成为国内重要的文化发达地区之一。其中，盐商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 [23]清人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商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感受。他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 [24] 这是沈垚的一家之言，有些问题还可以讨论，如“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就讲得有点绝对。但它毕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的商业发展和社会变迁、士人阶层与商人阶层之间新的联系与互动。 二、 士商组合的韩江雅集 交游雅集和诗酒酬唱是古代士人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方式之一。士人在雅集中游历山川，出入园林，共赏美景，饮酒赋诗，唱和切劘。事后，聚会者常撰写序文，叙述聚会情况，刊刻诗集，流传于世。雅集使人的身心得到调适，精神获得愉悦，既增进了士人之间的情谊，也繁荣了文化事业。 雅集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西园之会”就是古代著名的士人雅会。西园是曹操在邺时的园囿。园内风光优美，曹丕、曹植经常与建安诗人王粲、刘桢、陈琳、徐干等在此聚会。后来，曹丕在《与吴质书》中回忆当时的盛况时说：“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酌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 [25] 此后，“竹林七贤”继起，嵇康、阮籍等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 [26] ，饮酒谈玄，以清高自许。东晋时，文人常常利用“修禊事”聚会。所谓“修禊”，据《周礼》记载，每年三月上巳日，女巫要在河边举行仪式，为人们除灾去病。禊者，洁也。魏晋之后，上巳修禊事定为每年三月三日。这一天，人们除了“洗濯祓除宿垢”，还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士人则喜欢在小河边聚会，借流水传递酒杯，饮酒赋诗。这就是曲水流觞。 永和九年（353年）暮春，著名书法家王羲之与名士谢安、孙绰等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之会。按照习俗，他们列坐在宛转的溪水旁，待酒杯顺水流到自己面前即赋诗。事后，王羲之写下了著名的《兰亭集序》，记载了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的活动。兰亭之会对中国古代士人的聚会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春光明媚，天晴气朗的日子里，士人们欣然相聚，或饮酒畅谈，或濡毫命笔，在这种“一觞一咏”的氛围中，既感悟了人生的快乐，也激发了创作的灵感。正如苏轼诗云：“流觞曲水无多日，更作新诗继永和”。后世文人聚会常常效仿兰亭故事。 东晋之后，士人在频繁的聚会活动中又兴起了结社。士人结社较早的是东晋的“白莲社”。唐宋以后，因实行科举制，士人之间接触、交往增多，聚会结社更为频繁。“由于明嘉靖以大江南北以及山、陕个别地区社会经济极为繁荣，水陆交通也很便利，所以文人的社集，到了明季最繁盛了。”“结社这一件事，在明末已成风气，文有文社，诗有诗社，普遍了江浙、福建、广东、江西、山东、河北各省，风行了百数十年，大江南北，结社的风气，犹如春潮怒上，应运勃兴。那时不但读书人们要立社，就是士女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 [27]清朝顺治年间，封建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对士人推行高压政策，曾禁止士人结社。禁令之下，士人不再组织像复社那种大规模的政治性社团，但诗酒文会仍然活跃。有学者提出：“据粗略统计，从康熙初到《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去世为止这一时期里文人结社举会不少于六十例，特别是与《红楼梦》有关的北京、南京、扬州、苏州等地风气最浓。” [28] 自明末以来，结社赋诗，觞咏为乐，已经成为文人生活、交往和文学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方式。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中，有些商人尤其是儒商不仅与文人密切交往，而且积极参与文学创作，甚至倡导和组织诗酒文会。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有种种情形。有的是附庸风雅，有的则是崇尚风雅，也有的商人本来就品第不俗，不宜一概而论。 扬州地区的文人雅集，自宋代欧阳修、苏轼平山宴会以来，闻名遐迩，明清时期更是时有精彩篇章。雅集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除了名士和官员之外，还有“贾而好儒”的盐商。例如明末盐商郑元勋在影园中招致四方名儒硕彦宴饮吟诵，岁无虚日。崇祯十三年（ 1640年），他利用园中黄牡丹盛开之际，礼延名流同赋七言律诗，共得数百首，诗成后糊名易书，缄送大诗人钱谦益评定等第，最后以黎遂球（美周）所作十首为第一。郑元勋特制两金觥，内刻“黄牡丹状元”五字，送给黎，并称黎为“黄牡丹状元”。此事为扬州文坛一大盛事，也为海内文士们一再称道。事后，郑元勋将诗汇集成《瑶华集》，刊刻传世。入清以后，扬州盐商财富更雄，扬州文人雅集更是精彩纷呈，以至出现了“一时文䜩盛于江南”的空前盛况。清人李斗说：“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 [29] 马氏、程氏和郑氏皆徽籍，小玲珑山馆、筱园和休园皆扬州名园。可见扬州的诗文活动是以徽人名园为中心。马氏小玲珑山馆名列首位，其活动一定最为兴盛，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我们认真考察。 马氏即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时称“扬州二马”。他们居扬州新城东关街，家有园林曰“街南书屋”。街南书屋有12景，分别名为小玲珑山馆、看山楼、红药阶、觅句廊、石屋、透风透月两明轩、藤花庵、浇药井、梅寮、七峰草亭、丛书楼、清响阁。其中小玲珑山馆最为有名，人们常用它作为整个街南书屋的代称。马氏兄弟不仅勤学工诗，而且慷慨好客，四方游士过访，适馆授餐，终无倦色。并与扬州本地人士及客卿寓贤结邗江吟社，寄兴詠吟，联为常课，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 马氏兄弟所主持的诗文之会的盛况，可以从《韩江雅集》一书中窥见一斑。 《韩江雅集》是邗江吟社的一部唱和集，传世者12卷，陆续刻成。卷一有《金陵移梅歌》，乾隆八年（1743年）作；卷十二有《霍家桥道中》等，乾隆十三年（1748年）作。前后六载之久。卷首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沈德潜序，其中写道：“韩江雅集，韩江诸诗人分题倡和作也。故里诸公暨远方寓公咸在，略出处，忘年岁，凡称同志、长风雅者与焉。既久成帙，并绘雅集画图共一十六人。”沈氏所说的“雅集画图”，指的是叶震初所绘《行庵文讌图》。关于这幅图，全祖望、厉鹗都曾写有专文。 全祖望在《九日行庵文讌图序》中写道：“扬州为江北大都会，居民连甍接楹，笙歌舆从，竟日喧聚，其于清歌雅集，盖罕矣。城北天宁寺，为晋谢公驻节时所游息，其中有行庵，吾友马君嶰谷、半查兄弟之小筑也。地不逾五亩，而老树古藤，森蔚相望，皆千百年物，间以修竹，春鸟秋虫，更唱迭和，曲廊高榭，位置间适。出门未数百步，即黄尘浊流，极目令人作恶，一至此间，萧然有山林之思。” [30]厉鹗在《九日行庵文讌图记》中写道：“乾隆癸亥九日，积雨既收，风日清美，遂约同人，咸集于斯。中悬仇英白描陶靖节像，采黄花，酌白醪为供。乃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陶陶衎衎，觞詠竟日。既逾月，吴中写真叶君震初适来，群貌小像，合为一卷，方君环山补景，命曰《九日行庵文讌图》。” [31] 图中的 16人是：胡期恒、唐建中、方士庶、闵崋、全祖望、张四科、厉鹗、陈章、程梦星、马曰璐、方士 、汪玉枢、马曰琯、王藻、陆钟辉、洪振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 16人，是诗社的主要成员，而参加过韩江雅集的诗人，则不止此数。根据对《韩江雅集》卷一至卷十二所载的人、作品进行排列，我们可以看到除上述 16人外，还有 25人。他们是史肇鹏、杨述曾、高翔、陆锡畴、黄裕、郑江、张世进、赵昱、丁敬、杭世骏、赵信、赵一清、戴文灯、陈祖范、查祥、姚世钰、张熷、刘师恕、王文充、团升、方世举、释明中、楼錡等。 [32] 以此推算，邗江吟社的成员约为 40余人，数目相当可观。 在这 40余人当中，全祖望、杭世骏是著名学者；厉鹗是著名诗人；金农、高翔是“扬州八怪”；陈章、陈皋精于诗，有“陈氏二难”之目；赵昱号谷林、赵信号意林，诗文俱佳，有“二林”之目；姚世钰是“俊才”、漂泊寒士；唐建中是侨寓扬州的谪臣；胡期恒官至甘肃巡抚，罢官归里；程梦星是著名盐商汪懋麟的外孙，翰林院编修，宦情早淡，归居扬州；马曰琯、马曰璐是“贾而好儒”的扬州盐商；方士 是安徽歙县人，业盐淮南，“性孝友”， [33] 著有《西畴诗抄》四卷、《新安竹枝词》一卷；王藻，吴江人，早岁以贩米为生，工诗，乾隆丙辰举鸿博；张四科，陕西临潼籍盐商，与陆钟辉共筑让圃。 由此可见，邗江吟社的人员构成不仅打破了士宦商的界限，也打破了学科的界限，确实是“略出处，忘年岁，凡称同志、长风雅者与焉”。 沈德潜将韩江雅集与历代有名的诗文唱和活动进行了比较，明确指出：“吾谓韩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盖贾、岑、杜、王、杨、刘十余人，倡和于朝省馆阁者也；荆、潭诸公，倡和于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于辋川，皮、陆之于松陵，同属山林之诗，然此赠彼答，祗属两人；仲瑛草堂讌集，祗极声伎宴游之盛；沈、文数子会合素交，量才呈艺，别于贾、岑以后诗家矣，然专咏落花，而此外又无闻焉。今韩江诗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矜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结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 [34]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马氏兄弟主持的韩江雅集的特征：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不是随兴而集的偶然联咏，而是既久成帙。在成帙的《韩江雅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扬州二马等人的私家园林。张世进称：“往岁作文宴，多于山馆中。” [35] 除小玲珑山馆外，马氏南庄、行菴、畬经堂及街南书屋其它景点也是他们乐聚之地。如《韩江雅集》中就有：《冬日集畬经堂分咏》、《微雪初晴集小玲珑山馆》、《首春行菴小集分咏梅花事》、《南庄野眺用东坡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韵》、《冬日集行菴分咏》、《七峰草亭迟雪，以张伯雨山留待伴雪，春深隔年花分韵》等等。马氏园林之外，张四科的让圃、陆钟辉的环溪草堂、程梦星的筱园、张世进的著老堂也是诗会的场所。如《韩江雅集》中就有《集让园投壶》、《展上巳集环溪草堂流觞讌会》、《五月十二日集筱园》、《著老堂分咏春蔬》。 《韩江雅集》中，吟咏的题材主要有：1、园林景物，如《过玲珑山馆看玉兰花》、《分咏行菴秋花》、《残梅》、《秋日泛舟过环溪》、《集补斋先生寓斋，咏庭中老桂》、《咏诗南轩观荇花联句》等；2、诗社成员间的迎来送往，如《重九后二日樊榭至自武林，同人适有看菊之集，分韵共赋》、《送團冠霞入都》、《喜谢山至，因忆樊榭、堇浦、薏田诸游好》、《送全谢山归四明》、《分咏四明古迹重送谢山》、《鲍辛甫还自京师小集渔川斋中》、《送陆茶坞归里》等；3、观赏文物字画，如《题方环山所藏明宁王画》、《汉首山宫铜雁足灯歌为嶰谷半查赋》、《题徐幼文师子林画册》、《五月二日集小玲珑山馆题五毒图》、《禹鸿胪尚基五瑞图联句》、《为寄舟上人题天池石壁图》、《题西畴图》、《五日席间咏嘉靖雕漆盘联句》、《集荣木轩观赵承旨画番马图联句》、《展重五集小玲珑山馆分赋钟馗画》等；4、记游记事，如《同游建隆寺用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韵》、《丁卯正月六日郊游用陶渊明游斜川韵》、《霍家桥道中》、《冬夜宿南庄》、《焦山观音岩晚望用宋人赵冰壶韵》、《焦山看月以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分韵》、《登双峰阁以清磬度山翠，闲云来竹房分韵》、《寒夜石壁菴联句》、《归宿南庄二绝》、《金陵移梅歌》、《梅花纸帐歌》等；5、反映社会生活，如《分咏扬州岁暮节物》、《分咏端午节物》、《分咏消夏食单》、《冬日田园杂兴》、《打麦词》、《养蚕词》、《于酒》等。 雅集时的场景，清人李斗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研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每会酒肴俱极珍美，一日共诗成矣。请听曲，邀至一厅甚旧，有绿琉璃四。又选老乐工四人至，均没齿秃发，约八九十岁矣，各奏一曲而退。倏忽间令启屏门，门启则后二进皆楼，红灯千盏，男女乐各一部，俱十五六岁妙年也。” [36] 这种集吟诗、听曲、品茶、饮酒诸乐趣的诗文之会，自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参加者甚众。 马氏兄弟不仅在扬州本地结社吟诗，而且携友出游，登山涉水，吟诗唱和。《焦山纪游集》、《林屋唱酬录》就是这类活动的见证。 乾隆十三年（1748年），马氏兄弟携诗友厉鹗、杭世骏、陈章、楼錡、闵崋、陆钟辉等同游焦山。他们一行九人，往返两宿南庄，留山中三日，每人各赋诗数首，联句一首，结集为《焦山纪游集》。 厉鹗《焦山纪游集序》写道：“京口金、焦二山，为天下绝景。金山去瓜洲咫尺，南北帆樯所经；焦山相去稍远，岧亭幽敻，孤峙盤涡巨浪间，游人迹罕至。东坡云：‘同游尽返决独往，赋命穷薄轻江潭。’自非耽奇好事者，未易津逮也。予平生三游，皆马君嶰谷、半查为之主，一在庚戌冬，一在丁巳夏。今年戊辰仲冬之望，复因江月发兴。同游者凡九人，往返两宿南庄，留山中凡三日夕，人各赋诗七首，联句一首，次第为一集，属予序之，以见兹游之不易，而江山倡酬之为可乐云。” [37]道光年间，伍崇曜读《焦山纪游集》，神往不已，激动地写道：“昔顾阿瑛有玉山纪游一卷，其友袁华所编。游非一地，而必有诗。所与游者……皆一时风雅胜流，而山水清音，琴尊佳兴，风流文采，千载下尚如将见之。今马氏昆仲此游，遍阅卷中姓名，殆足与后先辉映，恨不获厕身于笔牀茶灶间也。特重刊之。” [38]乾隆十七年（1752年），马氏兄弟又携陈章、楼錡、闵崋等人南游苏州，他们自扬入吴，过惠山，历虎丘，憩明瑟园，攀天平，历支硎，俯寒泉，蹑华山鸟道，上灵岩，陟邓尉，由天池石壁，渡太湖，探石公、包山、林屋、缥缈峰、消夏湾诸胜，饮明月坡而返，流连唱和，得诗50余首，结集为《林屋唱酬录》。 沈德潜欣然作序，《序》中写道：“吴中名山，在郡城西，多濒太湖，至石公林屋诸胜，必渡湖涉风涛，约百余里，可携筇屐，故游者殊少，游而发为咏吟者尤少。唐皮袭美、陆鲁望，明高青邱、徐昌榖诸公外，寥寥无闻焉。……今诸君子境无虚过，过必有诗，是古人所不能兼者，而诸君子兼之也。且诸君子远居维扬，维扬称华朊地，乃能涉江航堑，叩寂逃虚，舍明丽之区，入静深之境，以其笔墨发山水之灵，岂陶贞白所云，见朱门广厦，无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泽，恒欲就之者与？……读诸君子诗，神往于幽虚左神间矣。” [39]上述可见，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与文人学士密切交往，结社吟诗，唱和切劘，极大地推动了扬州地区诗文之会的兴盛。韩江雅集是一个士商组合的文学群体。扬州盐商为雅集提供园林场所、活动经费、交通食宿、诗集出版，反映了清中叶扬州地区经济与文化、商人与士子的互动关系。 三、 “商而兼士”的“扬州二马” 清代著名学者、祖籍徽州的戴震曾经说过：“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40] 近代学者许承尧认为：“商居四民之末，徽殊不然。歙之业鹾于淮南北者，多缙绅世族……名贤才士往往出入其间，则固商而兼士矣。” [41] “扬州二马”就是典型的“商而兼士”的人物。他们不仅是韩江雅集的组织者和赞助人，而且本身勤奋好学，俱以诗名。《清史列传·文苑传》记载：“马曰琯，字秋玉，安徽祁门人，原江苏江都籍，诸生，候选知州。性孝友，笃于学，与弟曰璐互相师友，俱以诗名，时称‘扬州二马’，比之皇甫子浚伯仲。” 这段话既说明了“扬州二马”之称的来历，也肯定了他们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确认了他们“商而兼士”的身份。 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出生于读书世家，史称“世业儒” [42]。曾祖父大级，字碧筠，明朝诸生，“治经有声”。 [43] 明清易代之后，他山居读书，不再参加科举考试。这种不忘故国的节义之举，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尊敬。“乡里高其节，卒葬皆在祁门。” [44]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祖父承运，迁居于扬州，经营盐业。他“性故宽厚长者，遇事多抗直，以义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独行”。 [45] “康熙间设厂赈粥”。 [46] 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父亲谦，字幼撝，太学生，州司马，“幼而笃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逾谨，起居食息，勿离左右，逮殁，丧葬尽礼，里党咸称之。” [47] 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母亲、伯母是封建时代典型的贤妻良母，亲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贾而好儒，或为政有声。这些人的言传身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 马曰琯，字秋玉，别字嶰谷，生于康熙二十七年（ 1688年）。 [48] 马曰璐，字半查，别字佩兮，生于康熙三十四年（ 1695年）。 [49] 兄弟二人相差 7岁，终身亲密无间，志同道合。 作为兄长，曰琯自幼至性过人，事父母以纯孝称。长大后，德器端凝，不苟言笑。读书时，据案坚坐，矻然如老儒说经，岳岳不可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岁的曰琯回故乡祁门县参加考试，充学宫弟子，后为贡士、候选知州。 康熙五十六年（ 1717年），父亲去世，曰琯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他善于管理，家业蒸蒸而上。雍乾年间，小玲珑山馆、行庵等建筑的先后落成，可以说是马氏家业兴旺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他热心公益事业，乐善好施。人们称赞他：“以济人利物为本怀，以设诚致行为实务。为粥以食江都之饿人，出粟以振镇江之昏垫，开扬城之沟渠而重膇不病，筑渔亭之孔道而担负称便。葺祠宇以收族，建书院以育才，设义渡以通往来，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绵夏帐，椟死医羸，仁义所施，各当其厄。” [50]曰璐对兄长十分敬重，在为人处事上皆以兄长为楷模。兄弟二人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他们在一起考核文艺、评骘史传、旁逮金石文字，互为师友。春秋佳日，结社吟诗，兄弟二人分吟笺、设佳酌，“砚席相随，不离跬步”。 [51]马氏兄弟并擅清才，博览旁稽，沉酣深造，俱以诗名。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6卷、《嶰谷词》1卷，曰璐著有《南斋集》6卷、《南斋词》2卷，颇受士林好评。 曰琯的诗“缠绵清婉，出入唐宋之间，当世皆知重之。” [52] 清代著名诗人沈德潜高度评价道：“马兄嶰谷独以古书、朋友、山水为癖，……具此胸次，发而为诗，溯洄风骚，下上唐宋，回翔于金元明代，斥淫崇雅，格韵并高，由沐浴于古书者久也。忆旧怀人，伤离悲逝，缠绵委挚，唱叹情深，由敦厚于朋友者至也。至峭刻得山之峻，明净得水之澄，缒险凿幽，潆波叠浪，则又性情与山水俱深矣。嶰谷之诗，非嶰谷之癖所流露而成者耶。” [53]曰璐的诗“浏然以清，窈然以深，世之工诗者皆能识之”。 [54] 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热情赞扬道：“马君半查志洁行芳，秕糠一切，太史所谓皭然泥而不滓者也。诗不立异，亦不苟同，酝酿群籍，抒写性真。吸三危之露，不足以喻其鲜荣；搴九华之云，不足以方其缥缈；煦西颢沆瀣之气，不足以比其清神而澡魄。举一世之工诗者，吾未暇以悉数也，以吾党论之，奸穷怪变，震眩耳目，才力之雄，独于吾半查者有矣。至若幽窗阒坐，孤鹤掠空，夜气既清，天心来复，半查漻然写孤韵而抽清思，释躁平吟，凡襟尽涤，学之无从，追之不及，微茫之介，形似之辨，非夫超绝尘埃之外，孰与析其旨乎……故特标‘洁’之一字，如子厚之所以品题太史者，而以目吾半查，且愿与天下之深于诗者共论之。” [55] 乾隆元年（ 1736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曰璐名列荐榜。 [56] 但是，他不赴试，继续与兄长一道，在扬州亦贾亦儒，营造出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 马氏兄弟酷爱书籍，不惜重金四处购书、抄书，建起了闻名遐迩的丛书楼。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记载道：“其居之南有小玲珑山馆，园亭明瑟，而岿然高出者，丛书楼也。迸叠十余万卷。” [57] 沈德潜指出：“嶰谷酷爱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无不罗致，有未见书，弗惜重直购之，备藏于小玲珑山馆。” [58] 阮元评价道：“（马氏）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 [59] 诗人学者异口同声，充分肯定了丛书楼的规模及其价值。马氏兄弟皆有吟丛书楼的诗。曰琯写道：“下规百弓地，上蓄千载文。” [60] 。曰璐写道：“卷帙不厌多，所重先皇坟。惜哉饱白蟫，抚弄长欣欣。” [61] 藏书家的嗜书之情，跃然纸上。 马氏兄弟不仅聚书丰富、读书刻苦，而且编著有成。他们曾编有《丛书楼书目》，《清史列传》记载：“一时名流交相倾倒。” [62] 尤为突出的是，马氏兄弟还慷慨地将丛书楼的大门向学者名士敞开。漂泊寒士姚世钰是丛书楼里的常客。他曾满怀深情地写道：“薄游扬州，马秋玉、佩兮兄弟为余置榻丛书楼下，膏馥所沾丐，药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 [63] 他在丛书楼里读书、校书，获益良多。在《何批唐三体诗跋》中，他就讲述了利用丛书楼的藏书校勘三体诗的收获。 [64]利用丛书楼里的藏书而著述斐然者，大有人在。厉鹗、全祖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清史列传》记载：厉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年，肆意探讨，所见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诗话、说部、山经、地志，为《宋诗纪事》一百卷、《南宋院画录》八卷。又著《辽史拾遗》，采摭群书至三百余种，常自比裴松之《三国志注》。” [65] 全祖望的《困学纪闻三笺》等著述也与丛书楼密切相关。在《困学纪闻三笺序》中，全祖望写道：“岁在辛西，予客江都，寓寮无事，取二本合订之。冗者删，简而未尽者则申其说，其未及考索者补之，而驳正其纰缪者，又得三百余条。” [66] 因此，伍崇曜在《沙河逸老小稿跋》中指出：“全绍衣寓（马氏）畬经堂中，成《困学纪闻三笺》。” 全祖望还说过：“予每客扬州，馆于马嶰谷斋中，则与竹町晨夕。竹町居东头，予居西头。余方修《宋儒学案》，而竹町终日苦吟，时各互呈其所得。” [67] 由此可见，《宋儒学案》的续修成功也曾受益于丛书楼。 值得重视的是，丛书楼里的藏书，还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作出了贡献。乾隆三十七年（ 1772年），清廷开四库馆，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书。此时马氏兄弟均已作古，曰琯之子马裕继承家业，“恭进藏书，可备采择者七百七十六种”， [68] 是南方藏书家献书最多的四家之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凡马氏所进之书，皆于书名下标有“两淮马裕家藏本”字样。这是对“扬州二马”及其丛书楼的最好的纪念。 马氏兄弟不仅富于藏书，而且精于刻书。他们慎选良工，把所藏的善本书籍、金石拓片择要刻印，以广流传。其刻书速度之快、雕工之精、版式之美，均属上乘，世人称之为“马版”。正如《扬州画舫录》所记载：“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板。” [69] 为了繁荣学术文化，他们不仅重雕古书，而且不惜重金刊刻时人著作。朱彝尊著《经义考》、王士禎著《感旧集》等书，都是由他们刊于扬州，得以流传的。 马氏兄弟以朋友为性命，四方人士，闻名造庐，适馆授餐，经年无倦色。他们还慷慨解囊，修建梅花书院、资助穷苦文人，留下了许多佳话。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写道：“（马氏兄弟）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达，辄逆探以适其欲。钱唐范镇、长洲楼錡，年长未婚，择配以完家室。钱唐厉征君六十无子，割宅以蓄华妍。勾甬全吉士被染恶疾，悬多金以励医师。天门唐太史客死维扬，厚赙以归其丧。勾吴陆某病既亟，买舟疾趋以就君，曰‘是能殡我。’石交零谢，岁时周恤其孥者，指不胜屈也。” [70]“扬州二马”去世后，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凭吊于小玲珑山馆，深情地吟颂道：“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71] 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指出：“（马氏）征君昆弟业鹾，资产逊于他氏，而卒能名闻九重，交满天下，则稽古能文之效也。当时拥重资过于征君者，奚翅什伯，至今无人能举其姓氏矣。” [72]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马氏兄弟生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对他们“商而兼士”的高度评价。 四、 标新立异的“扬州八怪” 前已述及，韩江雅集中有画坛怪杰，那就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他们与“扬州二马”等盐商的交往，展示了清中叶士商互动的又一画面。 清代，在“贾而好儒”的徽州绅商的提倡和影响下，扬州盐商大多风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于是扬州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之一。“文人寄迹，半于海内。”扬州盐商中有些人喜爱书画作品、收藏书画作品。在他们周围聚焦了一批书画家。另外，有些盐商也需要书画，一方面是附庸风雅，另一方面他们的园林别业从设计、布局到厅堂布置都要有书画家参与和绘制。因此，在盐商的推动下，扬州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书画市场。大批书画家纷纷来到扬州。扬州画坛成了名流竞逐的大舞台。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记载，从清初至乾隆末年，活跃于扬州的书画家就达一百数十名之多。这么多数量的书画家的到来，如果没有繁荣的书画市场，他们的生存就无法想像。扬州盐商购买收藏士人的书画作品，既解决了士子们的生计问题，客观上又对扬州文化事业起了促进作用。 清中叶，扬州画坛出现了一个人所皆知的画派——“扬州八怪”。据《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载，“八怪”为金农、黄慎、郑燮、李鱓、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八人。此后的记载也有将华喦、高凤翰、陈撰、闵贞、边寿民等列入的。“八”不一定是实数，有这么一批“怪”画家就是了。 这批画家大多出身于封建社会下层，有的曾做过地方官，有的终生布衣，都比较接近社会现实，不同程度上要求发挥个性。当时画坛上占正统地位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及吴历、恽格等，功力深厚，却因循守旧，造成了一种重模仿轻创造的风气。“八怪”们不满意这种画风，他们继承了徐渭、朱耷特别是石涛的独创精神，打破束缚，各抒所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由于他们的画风和正统派形成鲜明对比，因而被目为“八怪”。 “八怪”师法石涛，是遗貌取神，他们各有自己的面貌，不为一种格局所拘。金农原精书法，吸取《西岳华山碑》、《国山碑》等内在精神而加以潜心创造，别具神采。他常以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善画梅，其神韵如他自己题画所说：“冷香清艳，令观者有月地云阶之想也。”黄慎早年画工笔人物，中年变为泼墨挥写，用笔淋漓流畅，颇得力于他草书的功底。仙佛而外，常取材于民间生活，乞丐、渔民、纤夫皆入其画。郑燮最工兰竹，清秀挺劲，有萧爽之趣。人们评他的画是“笔情纵逸，随意挥洒，苍劲绝伦”。他的字杂用篆隶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俗称“乱石铺阶”。李鱓画设色清雅，纵横不拘绳墨，有“水墨融成奇趣”的特色，风格清新。李方膺工画梅，松、菊、兰、竹等亦所擅长。他画梅独具匠心，“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十分凝炼。汪士慎也以画梅著称，兼画山水、兰、竹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风神颖异。高翔善画山水，亦能画肖像，所作清疏雅洁，意趣简淡，格调高远。罗聘山水、人物、花卉、蔬果无一不精，《鬼趣图》尤为著名，借鬼讽世。其他如华喦、高凤翰、陈撰、闵贞、边寿民等都各以自己的艺术特色，在清代画坛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扬州二马”喜爱书画作品，收藏书画作品。在马曰琯的诗集《沙河逸老小稿》中就有许多题画诗。如《秋日题郑板桥墨竹画幅》、《题方环山临董思翁摹赵吴兴鹊华秋色图》、《题方南堂归山图》、《题方邴鹤琴鹤送秋图》、《汪南溟临董文敏鹊华秋色图为张希亮题》、《题画次程洴江太史韵》、《题汪蛟门先生少壮三好图》、《题雅雨先生借书图》、《题松逸三好图》、《题高南阜折柳图》、《题汪友于思亲图》、《程蓴浦以抱琴携鹤图索题》、《题谢梅庄观察奉母督运图》、《题王孟坚山居读礼图》、《题方环山所藏明宁献王画》、《题纸窗竹屋图》、《为寄舟上人题天池石壁图》、《展重五集小玲珑山馆分赋钟馗画得踏雪图》、《题赵子固画兰》、《题边颐公苇闲图》等。 马曰璐的诗集《南斋集》中也有许多题画诗，如《题方南堂归山图》、《题竹屋高丈蕉窗读易图》、《题姚薏田莲花庄图》、《题汪蛟门先生三好图》、《题高南阜醉禅图》、《题五毒图》、《题明宁王画》、《题李营邱寒林鸦集图》、《题纸窗竹屋图》、《题徐幼文师子林画册》、《题西畴画》、《为寄舟上人题天池石壁图》、《展重五集小玲珑山馆分赋钟馗画得称鬼图》、《题赵子固画兰》、《题秋林读书图》、《题程蓴浦抱琴携鹤图》、《题汪敬亭君子堂图次韵》、《题胡嘉令海滨图》、《题吴汉延坐禅图》、《题内人销夏图》、《题具公松泉清听图》、《题赵松雪墨梅》、《题文待诏自写煮茶图》、《题赵善长画杨铁崖吹笛图》、《题祓江得荔图》、《题晤言图》、《题画四绝句》、《题王廉州山庄雪霁图》、《题洴江太史松风涧水图》、《题七钟馗图》、《题渐江梅花古屋图》、《重展行菴文讌图》、《寒宵煮茶图》、《奉题雅雨先生平山高会图》、《题啸斋看松图》、《题余砚南卖琴图》、《题吴梅查疏泉图》等。 关于“扬州二马”收藏书画作品一事，清代学者多有论及。如阮元指出：“赵松雪《鹊华秋色图》为牟阳老人周公谨所作，公谨本济南人，后入浙，属松雪作图以寄乡思；同时张伯雨亦为作图，并系以诗……马秋玉征君家亦藏思翁临松雪《鹊华秋色图》，一时朋辈皆有诗。又方环山（士庶）、汪南鸣皆曾临《香光图》。马征君题句云‘容台别写鹊华图，三赵同参意致殊。他日烦君重点笔，车渠论百肯应无。’自汪云：余有思翁《鹊华秋色》长幅，其自题云：‘兼采三赵笔意为此。’” [73] 王韬在《题金寿门手书诗卷为包茂才作》一诗中写道：“其时禺荚盛南纲，风流接纳开坛场。琯璐昆季并好事，小玲珑馆多储藏。” [74] “扬州八怪”曾为“扬州二马”作画，著名的梅花纸帐就是其中之一。汪士慎，字近人，号巢林，以画梅著称。高翔，字凤冈，号西唐，亦善画梅。乾隆八年，他们俩人携手合作，共同为马氏兄弟绘制了十幅梅花巨制，挂于竹榻，仿古之梅花帐。此画深得“扬州二马”及其友人的喜爱，欣然雅集，吟诗赞叹。《韩江雅集》卷 3中，载有《梅花纸帐歌》，作者为唐建中、程梦星、马曰琯、厉鹗、方士庶、王藻、方士 、马曰璐、陈章、闵华、陆钟辉、全祖望、张四科。其中马曰琯欣喜地吟道：“相传古有梅花帐，此帐未见徒空闻。偶然发兴以意造，人称好事同欣欣。搓挲玉茧辨帘路，裁缝冰楮严寸分。巢林古干淡著色，高子补足花缤纷。写成完幅挂竹榻，垂垂曳曳波浪纹。清绝难成梦，香多不散云。曙后也应来翠羽，更深还拟拌湘君。帐中何所枕，一囊秋露黄菊馧。帐中何所覆，芦花半压白云雰。戏蝶忽三五，变化麻姑裙。问谁来试之，予意最殷勤。短檠摇影罗浮去，诗境来朝定不群。 ”[75] 马曰璐吟道：“苔笺十幅了无用，余材幻出疏梅花。梅花的乐留夜色，纸帐清过蚊幮纱。七尺绳床梢横亚，广莫华胥眼经乍。不知是帐是梅花，窗外银蟾正相射。道人高卧鹤一警，消受不胜香雪冷。” [76] 程梦星吟道：“张霄作帷屋作裈，苍烟白月凝黄昏。孤鹤叫空夜不返，美人冉冉来幽魂。剡藤十幅明于水，谁貌冰姿厌纨绮。鼻观香生梦觉时，不知冷卧罗浮里。” [77]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梅花帐的绘制缘由是，“相传古有梅花帐，此帐未见徒空闻。偶然发兴以意造，人称好事同欣欣”；汪士慎与高翔的合作经过是，“巢林古干淡著色，高子补足花缤纷”；梅花帐的效果是，“垂垂曳曳波浪纹”，“纸帐清过蚊幮纱”，“不知是帐是梅花”；诗人们的感受是，“鼻观香生梦觉时，不知冷卧罗浮里”，“短檠摇影罗浮去，诗境来朝定不群”。 郑燮，字克柔，号板桥，扬州兴化人，博学多才，身怀三绝，“曰画、书、诗。三绝中有三真，曰真气、真意、真趣也。” [78] 他曾任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有循吏之目”， [79] “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 [80] 去官日，郑燮画竹辞别山东士民，并在画上题诗道：“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瘦竹，秋风江上作渔竿。” [81] 在扬州，两袖寒风的郑燮卖书画自给。由于他的书画有真趣，所绘兰、竹、石尤其精妙，随手题句，观者叹绝。因此世人争爱，求索者甚多。郑燮生有奇才，诗言情述事，恻恻动人；词吊古摅怀，尤擅胜场。书画则被评价为“板桥作字如写兰，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桥写兰如作字，秀叶疏花见姿致。下笔别自成一家，书画不愿常人夸。颓唐偃仰各有态，常人尽笑板桥怪。” [82] 寓扬时，郑燮曾与“扬州二马”为邻，曾为马曰琯画扇并题诗《为马秋玉画扇》，曰：“缩写修篁小扇中，一般落落有清风。墙东便是行菴竹，长向君家学化工。”诗后附道：”时余客枝上村，隔壁即马氏行菴也。” [83] 马曰琯有《秋日题郑板桥墨竹幅》一诗，曰：“如君落落似星辰，相见时当清露寒。赠我修篁何限意，两竿秋节一窗清。” [84] 郑燮还曾为小玲珑山馆撰书楹联一副：“咬定几句有用书可忘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 [85]华喦，字秋岳，号新罗山人，也曾为“扬州二马”作画。乾隆九年（ 1744年），马曰璐五十寿辰，华喦为其画像，写之扇头，并制诗祝寿，诗曰：“方水怀良玉，幽折韫清辉。蓄宝稀场世，犹复世弥知。君子懿文学，精理彻慧思。申言吐芳气，写物入遐微。川涌赴诸海，修鲸翻浪飞。郁云丽舒卷，飘色而赋奇。日华金照耀，月露香流丽。山筑玲珑馆，萝薜绿纷披。孝友敦昆弟，斑白欸殷依。青松倚茂竹，微雨新晴时。寿觞一以荐，慈颜启和怡。荣爵靡足好，欢乐诚如斯。鄙子拂枯翰，倾想幽人姿。唯惶厚秽累，且是复疑非。” [86]“扬州八怪”不仅书画精妙，而且诗文俱佳，多次参与小玲珑山馆的雅集酬唱。金楷正跋《巢林集》称，汪士慎、高翔、陈撰与 “诸名辈酬唱于马氏玲珑山馆，极一时人文之盛。” 吴锡麒在罗聘的墓志铭中写道：“时扬州马嶰谷半查兄弟开设坛坫，号召贤流，君以波澜吻纵之才，值文酒风驰之会。” [87]《韩江雅集》记载了高翔与诸名流分咏的情况，如卷 3《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珑山馆分咏》，胡期恒得寒灯，唐建中得寒溪，程梦星得寒月，高翔得寒松，马曰琯得寒山，汪玉枢得寒云，厉鹗得寒林，方士庶得寒更，王藻得寒旅，方士 得寒烟，马曰璐得寒江，陈章得寒原，闵华得寒砧，陆钟辉得寒钟，全祖望得寒竹，张四科得寒泉。《韩江雅集》卷 8《山馆坐雨，以雨槛卧花丛，风床展书卷分韵》，程士咸得书字，高翔得槛字，马曰琯得卷字，马曰璐得展字，陈章得花字，姚世钰得丛字，闵华得卧字，陆钟辉得雨字。 在“扬州八怪”与“扬州二马”的诗集中，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如金农的《冬心先生集》中，有《马曰琯兄弟招同王歧余元甲汪埙厉鹗闵华汪沅陈皋集小玲珑山馆》等，诗曰：“少游兄弟性相仍，石屋宜招世外朋。万翠竹深非俗籁，一圭山远见孤棱。酒阑遽作将归雁，月好争如无尽灯。尚与梅花有良约，香粘瑶席嚼春冰。” [88] 汪士慎的《巢林集》中，有《 嶰谷半查招饮行菴》等，诗曰：“结茅佳处无喧哗，千年树底开窗纱。韩江诗人觞咏地，吟笺五色鲜儒花。林光射酒好风日，老桂香幽时一袭。夜凉客散露华浥，满地秋声鸣蟋蟀。” [89] 这两首诗描绘了雅集时的场景：万翠竹深，老桂香幽，月光如泄，满地秋声，文人墨客，儒雅脱俗。好一个世外桃源，令人神往。 在风景如画的园林中，雅集诸人心旷神怡，纵情施展才华。金农的诗就描绘了一幅琴棋书画的场面。那是乾隆八年，“扬州二马”宴友于小玲珑山馆。友人中有杭世骏（堇浦）、厉鹗（樊榭）、郑燮（板桥）等人。金农在诗中生动地写道：“修禊玲珑馆七人，主人昆季宴嘉宾。豪吟堇浦髯捻手，觅句句山笔点唇。樊榭抚琴神入定，板桥画竹目生瞋。他年此会仍如此，快杀稽留一老民。” [90] “扬州二马”不仅热情款待“扬州八怪”等人，而且慷慨赠物。金农就曾记载道：“乾隆癸亥春之初，马氏昆季宴友于小玲珑山馆。秋宇（玉）主人出前朝马四娘画眉螺黛、太子坊纸、宋元古砚，将贻友人。余得秋宇案头巨砚，质虽稍粗，然临池用之大可快意。老年得此，又得一良友矣。” [91]在长期的交游中，“扬州二马”与“扬州八怪”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诗文对此有充分的反映。如马曰琯的《秋日柬汪近人》一诗，抒发了他对汪士慎的深情厚谊。诗中写道：“交深卅载意绸缪，移住城隅小屋幽。风里寒蛩怜静夜，灯前白苎耐新秋。嗜茶定有茶经读，能画羞来画直酬。清骨向人殊落落，懒将岩电闪双眸。” [92] 高翔五十岁时，“扬州二马”写诗祝寿。马曰琯深情地写道：“十五论交今五十，与君同调复同庚。琴书偃仰堪晨夕，风雨过从真弟兄。贫里能忘三径隘，秋平多感二毛生。频年踪迹追相忆，酒绿灯红倍有情。” [93] 马曰璐感慨地吟道：“君当弱冠余龆龀，转眼看君半百人。须鬓共惊成老大，衣冠不解逐时新。闲窗坐雨冬经夏，木榻论文暮及晨。岂独杯深欣对把，笑谈随处见天真。” [94] 高翔病逝后，二马以诗哭之。马曰琯悲伤地吟道：“垂髫交契失高贤，傲岸夷犹七十年。白袷惯倾花屿酒，青山只取研田钱。两家老屋常相望，一样华颠剧可怜。同调同庚留我在，临风哪得不潸然。” [95] 马曰璐含泪写道：“忘物兼忘我，如君古亦稀。忽随清化气，空见野云飞。有句留苔壁，无人叩竹扉。平生知己泪，一想一沾巾。” [96] 这些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旅美学者余英时认为：“ 16世纪时，诗文书画都已正式取得了文化市场上商品的地位……润笔发展至此已超出传统的格局，而和今天文学家、艺术家专业化的观念很相近了。当时文艺家作品的商业化尤以唐寅直接用‘利市’两字题其作品簿最能传神。他的著名的言志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业钱。’” [97] “扬州八怪”身处繁荣兴盛的扬州、名流竞逐的画坛，经受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来往于盐商富贾之中，他们的“润笔”观念也有了新的发展。华喦在托友人在扬州出售作品的信件中，便谋求高价，明确指出：“美人幅，因汪学兄抱疾，尚未与人看。今取回奉上，意中尚有赏音者，或将高价与之。此种笔墨，弟以后不能作矣。”《金冬心十七札》是金农和徽商兼画家方辅密切往来的见证，金农在书信中多次论及书画买卖以及酬金，如第四札称：“辋川图有古色，颇可蓄也。议值二金，渠已割爱。”第七札称：“褚生帖是实价，所留诸种，须照原单方可行。银过缴还，如不值数，则掷下。”第十三札称：“送画册后，所取润笔，又旬日矣，今友何故迟迟乃尔也。” [98] 郑燮更是自定润格，坦率直言：“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体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 [99] “扬州八怪”将艺术品视为商品，在思想上接受了全新的价值观。在他们看来，以自己劳动所得换取金钱之利是名正言顺，合情合理的。这反映了士商互动中，士的一个重要转变。 综上所述，交游雅集和诗酒酬唱是古代士人交流感情增进友谊的方式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扬州地区的文人雅集，自宋代以来，闻名遐迩，明清时期更是时有精彩篇章。雅集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除了名士和官员之外，还有“贾而好儒”的盐商。这是明清时期商业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表现之一。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主持的韩江雅集是一个士商组合的文学群体。诗社之盛和诗会之场景，正如时人所说：“马嶰谷昆季诸君倡韩江诗会，一时江浙名流，声应气求，来游来止……当其令辰佳夕，胜地名园，吟席参差，酒场稠叠，时则操觚之士，骋妍抽秘，各效其能。” [100] 吟咏之题材，则如时人所言：“自韩江有诗社将二十年，江山风月，草木虫鱼，弔古登临，欢筵离席，各竞异争奇，题无遗剩。” [101] 诗社成员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史、考证掌故、吟诗唱和。马氏兄弟热情款待文人学士，大力资助文化事业，既促进了扬州地区文化的兴盛，也提高了他们自身的文化修养，得荐博学鸿词，跻身《清史列传·文苑传》，确立了“商而兼士”的身份。面对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来往于盐商富贾之中，诗社成员的义利观也发生变化，郑燮等人的“润笔”观念就有新的发展。这一切生动地反映了清中叶扬州地区经济与文化、商人与士子的互动关系。
[1]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商务印书馆2005年。等等。
[2] 李梦阳：《空同集》卷45，《故明王文显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262册，第420页。
[3] 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页。
[4] 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372页。
[7] 《西关章氏族谱》卷26，《绩溪章君策墓志铭》。
[8] 程遵锐：《徽州府志》卷12，《人物志》，《义行》。
[9]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转引自唐力行：《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9页。
[11] 汪道昆：《太函集》卷52，《海阳处士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12] 《丰南志》第5册，《明处士彦先吴公行状》。
[13] 《黟县三志》卷15，《舒君遵刚传》，转引自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 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宗谱》卷2，《柏庭鲍公传》。
[15] 李琳琦：《徽州书院略论》，载周绍泉、赵华富主编：《’98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41页。
[16] 道光《徽州府志》卷3，《营建志·学校》。
[17]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
[19]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2，《人物》，《笃行》。
[22]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2，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74页。
[23] 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第2章，转引自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27页。
[24]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吴兴丛书》，吴兴嘉业堂刊本。
[27]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页，第8页。
[28] 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3页。
[30]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5，《九日行庵文讌图序》。
[31] 厉鹗：《樊榭山房集》卷6，《九日行庵文讌图记》。
[32] 参见卞孝宣：《从〈扬州画舫录〉看清代徽商对文化事业的贡献》，载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编：《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35] 张世进：《著老书堂集》卷8，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168册，第633页。
[36]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8，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80—181页。
[38] 《焦山纪游集》，伍崇曜：《焦山纪游集跋》。
[39] 《林屋唱酬录》，沈德潜：《林屋唱酬录序》。
[40] 戴震：《戴震文集》卷18，《戴节妇家传》。
[41] 许承尧：《歙事闲谭》卷18，《歙风俗礼教考》。
[42] 《两淮盐法志》卷23，《尚义》，《马承烈》。
[43]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6，《封太恭人马母陈氏墓志铭》。
[44]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5，《扬州马氏墓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
[45]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5，《扬州马氏墓祠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0页。
[46]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51，《人物》，《文苑》，《马曰琯》
[47] 厉鹗：《樊榭山房集》，《文集》卷7，《朝议大夫候选主事马公暨元配洪恭人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17页。
[48] 《清史列传》卷71，《马曰琯》记载：“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八。”据此推算，马曰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
[49] 张世进：《著老书堂集》卷4，有《马半查六十》一诗。此诗作于乾隆十九年，据此推算，马曰璐生于康熙三十四年。
[50]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
[51] 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首，陈章：《沙河逸老小稿序》。
[52] 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首，陈章：《沙河逸老小稿序》。
[53]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首，沈德潜：《沙河逸老小稿序》。
[54] 马曰璐：《南斋集》卷首，蒋德：《南斋集序》。
[55]马曰璐：《南斋集》卷首，杭世骏：《南斋集序》。
[56] 杭世骏：《词科掌录》记载：“通政使司通政使赵之垣荐马曰璐。” 马曰琯未与荐，阮元误记（见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嗣后梁章钜《浪迹丛谈》等均沿袭阮元之误。
[57]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7，《丛书楼记》。
[59] 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马曰琯》。
[60] 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1，《街南书屋十二咏》，《丛书楼》。
[61] 马曰璐：《南斋集》卷1，《街南书屋十二咏》，《丛书楼》。
[66]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5，《困学纪闻三笺序》。
[67]全祖望：《鲒埼亭集》卷32，《宝（臬+瓦）集序》。
[68]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
[69] 李斗：《扬州画舫录》卷4，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8页。
[70]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43，《朝议大夫候补主事加二级马君墓志铭》。
[71]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卷27，《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
[72] 阮元：《淮海英灵集》乙集卷3，《马曰琯》。
[74] 王韬：《蘅华馆诗录》卷4，续修四库全书1558册，第474页。
[75] 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2，《梅花纸帐歌》。丛书集成初编本。
[76] 马曰璐：《南斋集》卷2，《梅花纸帐歌》。丛书集成初编本。
[77] 程梦星：《今有堂诗集》，《五贶集》，《梅花纸帐歌》。
[79] 《清史列传》卷72，《文苑》，《郑燮》。
[81] 郑燮：《郑板桥集》，《题画》，《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82] 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卷18，《题郑板桥画兰送陈望亭太守》。
[83] 《郑板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第157页。
[86] 华喦：《离垢集》卷3，《马半查五十初度拟其逸致优容写之扇头并制诗为祝》。
[87] 吴锡麒：《有正味斋集》骈体文卷22，《罗两峰墓志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69册，第101页。
[90] 参见《扬州八怪年谱》，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91]参见《扬州八怪年谱》，江苏美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225页。
[93]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1，《寿高西唐五十》。
[95]马曰琯：《沙河逸老小稿》卷6，《哭高西唐》。
[97]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173页。
[98] 转引自方盛良：《清代扬州徽商与东南地区文学艺术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页。
[99] 郑燮 ：《郑板桥集》，《补遗》，《板桥润格》，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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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8 00: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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