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秀华成“仙”记：公众舆论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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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成“仙”记：公众舆论的再生产

作者：马小盐

导语：爆红网络的余秀华最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并且来北京进行宣传，各路媒体继续蜂拥而至、抢夺话题。“余秀华”这个名字已经占领大众视线很久了，估计还会再持续一段时间。评论人马小盐认为这一连串的评论、访谈、进作协、出版等等，都是公众舆论的再生产，作协、女权主义者、媒体与大众分别充当了生产力。这种再生产所制造出来的不过是虚幻的神话，是对诗歌的一场“错爱”，最多部分地改善了余秀华的现实生活。而今后的余秀华会怎样，不得而知。

余秀华诗歌事件持续至今，已经成为了一个事件，一个公众舆论无休无止的再生产事件。如果说“脑瘫诗人”的称谓，仅仅出于媒介为了吸引公众，而特意制造出来的眼球词汇，之后一连串的评论、访谈、进作协、出版等等，则属于公众舆论的再生产。

鲍德里亚早就说过，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超真实的社会。这个社会里，符号与真实早已离异，能指与所指早已丧失了合法的辩证关系。符号只与符号交换，就如同性只与同性相爱。这种符号的自我生产、自我增值、自我膨胀，便是公众舆论的再生产。当公众舆论进入了再生产，便会制造出一种神话、一种仙境、一种魔幻。
这么多年，我们看到，公众舆论的仙境之中，曾经生产出来过各种各样的神仙。譬如所谓的国学大师文怀沙，如果没有学者李辉的冲冠一怒为偶像，这位国学大师估计会在大众面前一直舌灿莲花、金身完美；再譬如“文学大师”木心，懂文学的都知道木心算不上大师，最多是一位具有民国韵味的丰神俊朗的男作家，但大众认可舆论推销给他们的大师饼干。再譬如被誉为“中国的迪金森”的余秀华，熟悉中西诗歌史的人明白，迪金森与余秀华有着极大的区别。前者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驱之一（原创型诗人），后者则在学习现代主义诗歌，且尚未摆脱模仿期（模仿型诗人）。但仙境就是仙境，仙境需要夸张、魔幻、仙女棒，更需要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宏伟气魄。这让我深度怀疑，这么多年，诗歌之所以没有在大众处获得热爱，是因为中国公众舆论大跃进式的诗意语言，篡夺了诗人们的光荣职业。
这场公众舆论的再生产之中，湖北钟祥市作协是马克思所言的第一生产力。众所周知，我国作协是一个奇怪的名利吸纳器。当一位作家，在作协外获得了巨大的名声，作协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收编。抄袭犯郭敬明被收编进作协便是有趣的一例。这说明作协不是一个庇护作家合法创作权的团体，而是一个依靠名声来判定作家身份的官僚机制。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各地方作协宛若患了名声癫痫症，开始成立各种各样的“文学军团”。我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搜索一下，便会搜到只有作协才能产生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官方用语：“湖北文学军团”、“温州文学军团”、“长春文学军团”等等“XX文学军团”。“军团”是一个军事化用语，而真正具有独立人格的作家明白，文学偏偏是一个人的事业。我们姑且不谈“文学军团”的集体性与“文学作品”的孤独性之间的荒谬的背离，只探究一下这些所谓的“文学军团”的敌人是谁、他们将向谁而战的问题：周边的省份？诺贝尔文学奖？或者二者皆有？“军团”两个字，让我们看到，各省会作协的作家们，正组成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向国家、国际文学奖雄赳赳气昂昂的进发。吸收余秀华这样一位在舆论上已有名气的作家进入作协，对湖北钟祥市作协而言，既可算本地区一大文学收获，又可为想象中的各种文学奖战役添加了一员干将。
余秀华诗歌事件公众舆论再生产的第二生产力是女权主义者。为余秀华辩护的女权主义者认为，一位男性诗人探讨“脑瘫诗人”的诗歌美学，是男权话语在作梗。女权主义者自诞生以来，大抵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温和女权主义者，一种是激进女权主义者。温和女权主义者是不咬人的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者则是咬人的女权主义，这种主义专以咬人为职业。你谈论广场舞扰民，她们说这是男权话语。你谈论公民素质，她们说这是男权话语。你谈论诗歌美学，她们说这也是男权话语。与咬人的女权主义，你根本无法进入理性的逻辑对话。因为她们在谈论一切话题之前，早已迫害狂一般竖立了一个无处不在的敌人：男人。也早已预设了所有的逻辑前提：男权话语。
余秀华诗歌事件公众舆论再生产的第三生产力，则是与媒体一直互动的大众。大众声调铿锵地宣称，这一次他们是真的在热爱诗歌，而非“脑瘫”、“农妇”、“性话语”吸引了他们。据我所知，2014年10月1日坠楼身亡、疑为自杀的诗人许立志，便没有受到大众如此持续强烈的关注度。许立志的诗作，比余秀华一点也不逊色，为何没有引起大众如此强烈的关注度，是不是因为他既没有高呼性话语“睡你”，更非“脑瘫诗人”？现实生活里，我曾遇到过这样的一位。在余秀华最火的那两天，他推荐我读一读余秀华：一个女的，脑残还写诗，真厉害！我相信，这样的受众不少，对他们而言，“脑瘫”就是“脑残”，就是脑死亡。三十年来，中国文坛最美的收获，是诗歌，而非小说，这是文学界的共识。然而，大众追捧最为热烈的，则多是小说。北岛、舒婷、海子这些所谓的大众诗人，是上世纪八十年昙花一现的文艺复兴，馈赠给尚有文学情结的大众的礼物。之后的诗歌，诸如张枣，诸如多多，诸如蓝蓝，写得再美，亦无法从消费社会中的大众那里获得更多的青睐。消费社会的大众，若要消费诗歌，那也酷爱的是汪国真、席慕蓉。这次消费余秀华，无非是一场错爱，一场由“脑瘫”符号引发至诗歌的错爱。
公众舆论再生产之后的余秀华，还是余秀华吗？余秀华还会再写出未曾出名前具有生命冲击力的诗歌吗？一位优秀的诗人，最终在公众舆论中羽化成蝶，还是因捧杀毁掉所有的上升空间？我们无法预知未来。我们只知道，现在余秀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戴着“脑瘫”、“农妇”、“婚姻不幸”、“女权”等等标签的诗人。且这所有的标签，都珍珠一般的排列在诗歌之名的前沿。但这又有什么呢？欢迎来到公共舆论的大仙境，来看各位大神仙。至少这场舆论打造的仙境，部分地改善了余秀华的现实生活。在我看来，这是这场诗歌与大众鱼水一家亲的虚幻神话，唯一的馈赠，也可能是最后的馈赠。
马小盐，小说家，文化批评家，现在《延河》杂志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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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奖诗人周啸天谈余秀华：多元化传播是热潮催化剂

2015年02月11日

来源：成都日报

近期掀起的诗歌热潮，引起著名成都诗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的关注，他欣慰地说：“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代表着社会对诗歌的重新关注！”周啸天认为，正是当下社会对诗歌的多元化传播，催化了这场诗歌的热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诗歌一直被看作是一种很冷门、很小众的文学形式，读诗或购买诗集，在普通人中甚至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另类”表现。近段时间以来，这一现象似乎已被悄然打破。在人们几乎每天必看的微信“朋友圈”里，反反复复“刷屏”的不是心灵鸡汤、不是购物信息，而居然是诗歌！这些受到网友们疯狂转发的诗歌，大多出自一位名叫余秀华的农民女诗人之手，她的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被《诗刊》微信号发布后即受到广泛关注，人们惊艳于余秀华的天才和诗歌的质朴滚烫、直击人心。诗歌在多元化传播渠道中，迸发出惊人活力。
新媒体的广泛传播
带来诗集销售热潮
女诗人余秀华的代表作《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在微信上被网友们广泛转发后，她的诗歌很快吸引了图书出版商的目光，甚至打起诗集出版的“争夺战”。最终，余秀华的两本诗集几乎同步于上月开售，分别是湖南文艺出版社的《摇摇晃晃的人间》，以及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月光落在左手上》，两家出版社争相为一位草根诗人同时推出诗集，近十年来未有先例。不仅诗集的出版令人惊讶，诗集的销售也同样令人惊讶。据悉，率先出版的诗集《摇摇晃晃在人间》面市第一天便迅速脱销，首批15000册诗集被闻讯而来的读者们一抢而空，出版社不得不紧急连夜加印。成都购书中心相关负责人李主任告诉记者，这样的“奇观”也发生在成都：“余秀华的诗歌在微信上走红后，很快受到很多读者关注，店里的余秀华诗集连续断货、补货，几乎每天都有读者询问她的诗集。余秀华的诗火了以后，还带动了其他诗集的销售，整个书城诗集销量比前些年有了很明显的上涨。”
事实证明，新媒体对诗歌热潮再度兴起起到了不小作用。也许很多人都已关注或看到过一个名为“为你读诗”的微信公共号，在这个公共号里，每晚十点都会推送一首诗歌，除了诗歌内容外，还会搭配上一幅精美的插图、一段用诗歌语言描述的“图说”和详尽的“诗说”“乐说”，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你读诗”特邀嘉宾的诗朗诵音频，丰富多彩的形式，让该账号从2013年6月至今已吸引到上百万粉丝，而且每晚的推送都有10万以上的阅读量。此外，微信公共号“读首诗再睡觉”也备受网友喜爱，该账号早在2014年11月就介绍了余秀华的诗《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达到近7万的阅读量。正是这样的诗歌公共账号，让原本闭塞的农村女诗人“站”在了无数网友面前，让更多人感受到了诗歌的魅力。
诗朗诵会持续举办
在诵读声中爱上诗
在新媒体传播引发诗歌热潮之前，诗歌实际上从未离人们远去，只是以相对小众的形式而存在着，在街头巷尾的咖啡馆，在商场里大大小小的书店，在流光溢彩的各色酒吧，不乏诗歌的身影。在成都，就常常有诗朗诵会举办，市民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免费参与，在多种多样的诗朗诵活动中，既可以和志同道合的诗歌爱好者们一同分享朗诵的喜悦，还可轻松自由地交流读诗的心得，甚至还可以与自己崇拜的知名诗人亲密接触。在这样的活动中，在悦耳的诗歌诵读声中，越来越多的人渐渐爱上诗歌。
近期在成都开业的公共文化空间方所，就已在不长的时间内陆续举办了多场与诗歌朗诵有关的活动。去年12月，还在试营业期间的方所，邀请到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台湾最著名的现代诗人洛夫做客蓉城，在方所举办名为“向伟大的城市致敬，以诗”的讲座，并与成都女作家洁尘对话，畅聊自己的诗歌创作经历和感悟。活动中，年逾八旬的洛夫现场为读者深情朗诵自己的代表作《杜甫草堂》，这也是他的首次公开朗诵。正式开业当天，方所的诗歌朗诵活动尤为盛大，在名为“方所·与城市诵读传奇诗篇”的开幕活动上，千余名文化艺术界嘉宾及成都市民一同完成了一场大型诗朗诵，整齐的诵读声中，诗歌之美浸润了每个人的心……此外，记者获悉，余秀华即将于近日亲赴方所举办诗朗诵会，并与成都读者亲密互动。
位于宽窄巷子的酒吧“白夜”也是成都著名的诗歌胜地，甚至有说法称，但凡诗人来成都，必去著名成都女诗人翟永明的“白夜”酒吧。从1998年创办至今，“白夜”经历了新旧更替，但诗歌气质从未改变，走进“白夜”，随时都有可能“偶遇”一场诗朗诵会，甚至与著名诗人面对面。
诗歌朗诵会在诗歌相对“寂寞”的岁月，温暖了一颗颗充满诗意的心灵，堪称诗歌再度兴起的“星星之火”。本报记者祝丹妮
诗人解读>>>
周啸天：多元化传播
是诗歌热潮的催化剂
近期掀起的诗歌热潮，引起著名成都诗人、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四川大学教授周啸天的关注，他欣慰地说：“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这代表着社会对诗歌的重新关注！”周啸天认为，正是当下社会对诗歌的多元化传播，催化了这场诗歌的热潮。





“这样的诗歌热潮，跟网络传播有必然联系。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可让诗歌和大众产生最迅速而广泛的零距离接触。余秀华的诗我也读过很多，她的诗歌标题和内容都非常独特，她的表达方式很符合现代人口味，读起来有味道。而且，她的诗歌内容贴近生活，语言质朴、接地气，很容易让网友们广泛地产生共鸣。”周啸天笑着说，除新媒体之外，他认为诗朗诵会的形式虽然传统，但这对诗歌的传播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朗诵本来就是诗歌特别需要的传播方式之一，也是诗歌最为本色的传播方式，是人们广泛的口头传播赋予了诗歌生命，以至于诗歌中有着专门的‘朗诵诗’种类，而且，艾青等许多著名诗人的名作，都是因为朗诵才广为人知。我觉得，诗歌天然适合朗诵，口语化的唐诗和现在的新诗，都能让人们在朗诵中获得最美好的诗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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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余秀华 好歌曲：诗歌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吗

2015年02月10日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石岩

余秀华是《诗刊》惹的祸，更是微信惹的祸。微信公号和APP让读诗变成了起床后、临睡前的习惯。当代诗也被公然传唱。诗歌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吗？

2013年8月4日，83岁的阿多尼斯在上海民生美术馆举办了他的朗读会和拼贴画展。这是第七期“诗歌来到美术馆”，也是读者人数最多的一次，450名读者挤满了现场，找不到座位的读者干脆席地而坐，连过道也站满了人。 （诗歌来到美术馆供图/图）

诗歌跟大众已经多年井水不犯河水了。
诗歌一旦成为大众的热闹，十次有九次是嘲笑的对象。“下半身”、“梨花体”、“羊羔体”、“忠秧体”……诗人喷洒着唾沫，大众笑出了眼泪。
行动不便的湖北农村诗人余秀华让这一切发生逆转。余秀华是《诗刊》惹的祸，更是微信惹的祸。
微信公号和APP让原本需要移步现场的读诗活动，变成了起床后、临睡前的习惯行动，就像睡前刷牙。
《给孩子的诗》半年内印刷12次，总量超过15万册，仍比不上配套推出的手机应用——下载超过40万次，每日产生的读诗音频过千条。
当代诗也被公然传唱。专辑《诗遇上歌》热卖，销量仅次于李宇春、张靓颖的歌曲。
诗歌的黄金时代又回来了吗？
感谢新媒体
彭丽媛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一起朗读的《丑小鸭》，是“为你读诗”推送614期以来，最独特的一次。
2014年4月，玛格丽特访华之前，“为你读诗”团队去找丹麦大使馆，谈论“读诗”设想。“我们一邀请，他们就表示了兴趣。”“为你读诗”总策划张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整个过程半个月，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很费心力。”此后很多天里，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具体细节和沟通中。《丑小鸭》的“女王读诗”版，最终只在两个平台播放，“为你读诗”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好运气并不常有。APEC会议期间，张炫也曾竭力想邀请奥巴马来读诗，可惜美国总统在华的七天行程中，没有一次文化活动。
“为你读诗”拥有一百多万粉丝。这个账号的特别之处，在于每天推送一首名人读诗——李彦宏读叶芝的《当你老了》、陈建斌读曹操的《短歌行》、李健读《当一切入睡》……614期，几乎每篇的阅读量都在10万以上。
大多数订了这个账号的人不知道的是，“为你读诗”的创办者，并非诗歌机构，而是一家文化公司。这个名叫尚客私享家的公司，常年以文化艺术为媒介，为高端社交提供各式文化平台。公司荣誉理事包括主持人陈鲁豫和IDG资本创始合伙人熊晓鸽。至于“为你读诗”的负责人张炫，尽管此前也算半个诗歌爱好者，但主职工作其实是策划各种文化活动。
说起来，“为你读诗”的前身也与奥巴马有关。2009年5月，奥巴马上任半年后，把诗人们请进白宫里，办了一场“白宫音乐诗会”。“尚客私享家”团队受到启发，开辟了“音乐诗会”项目。“为你读诗”微信号的策划，最早便诞生在2013年3月的一次音乐诗会上。
那一回，姜昆、吕思清等一众嘉宾们举着酒杯谈诗。“要是每个人都愿意谈诗多好”……大伙儿越说越兴奋，姜昆趁着酒热，足足背了半个小时的诗。
2013年，微信公共账号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张炫和同事们决定把这个策划架构在微信上。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试了三个月，朋友陆续来电：“今天怎么还没发诗呢？”整个团队觉得这事成了。
“为你读诗”的核心是“名人读诗”，李彦宏、吕思清、陈鲁豫是第一批为大众读诗的人。
2013年6月1日“为你读诗”正式上线时，张炫曾考虑过让《鲁豫有约》来宣传。强烈的愿望最终被压制住了，原因之一是：这本该是一个淡定、从容的项目。
第一期发布时，只有几百个听众。淡定从容攒到一万粉丝，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段时间非常难熬，许多身边的人不太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等“为你读诗”的面貌逐渐清楚的时候，团队也渐渐从两个人发展到了四五个人，直到现在的十几个人。一些读过诗的嘉宾找回来：“我能不能再读一首？”
为名人们找诗是最难的一件事。尤其是推送过六百多个晚上后，大家耳熟能详的诗也就越来越少了。名人们自己也会挑，要掘地三尺找到跟自己调性最相符的那首诗，找不到，便绝不将就。比如李彦宏，读叶芝的《当你老了》，跨过余光中译文、冰心译文、屠岸译文、杨牧译文，最终让他相中的，却是“小牌”许多的李立玮翻译的。
读者也开始发来自己的读诗，张炫不得不和团队对读诗制式进行了规定。现在，每周有两次，“为你读诗”会推送普通人的读诗。2015年初，有个听众给后台留言，说父亲病危，父亲是个特别喜欢写诗的人，希望能在“为你读诗”上，为父亲读一首诗。编辑们大受感动，为此连夜加班赶制。
读者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许多人以为我们的读者都是专业人士，或者诗歌爱好者，其实不是，专业人士只占了一部分。”张炫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在“为你读诗”的推送中，最受欢迎的都是情感直白的诗歌。比如“想想你花就开了”“再说一遍你爱我”“和你相会在日落时分”。2014年末，编辑部推送了朱自清的《匆匆》，标题却是《致即将逝去的2014年》。这条微信极受欢迎。
“诗歌短小，对很多人来讲，微信上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反而促成了他们对诗歌的亲近。”张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朋友圈，大家也特别热爱心灵鸡汤。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诗歌某种程度上也起着一点心灵鸡汤的作用。”
“如果没有微信，就不会产生‘读睡’这样诗歌公号。微信公号一天只能发一次，所以你要珍视这一次机会。我不需要你全部的注意力，只需要你睡觉前几分钟的注意力就可以了。”“读首诗再睡觉”的创始人范致行现在能够很严谨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而他做这个公号的起源，仅仅是因为这个IT青年认识了一个热爱诗歌的女孩，他们相处了几个小时，女孩后来远嫁美国，“为心爱的人读首诗”，是范致行情场失意后的“无可奈何”。
“读睡”早在2014年11月就介绍了余秀华的诗《你没有看见我被遮蔽的部分》，达到近七万的阅读量。阅读量最多的是狄兰·托马斯那首因《星际穿越》上映而风行的《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阅读量超过21.6万）和李元胜的《我想和你虚度时光》（阅读量超过16.3万）。
“从诗的选取、推荐语的撰写、版面的制作，微信大标题、关键词、页面底端引导转发的一句话，以及声优与诗的匹配度，一切细致环节都很有讲究。很像传统媒体的制作方式，有专业的分工。”“读睡”主编流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读首诗再睡觉”抚慰了那些孤单的人。

2015年黄礼孩的广州新年诗会在广州大剧院（如图）举办，跟2014年的诗会一样，部分经费由广州图书馆提供，有三千多人来参加了诗会。 （蔡战/图）

《诗刊》惹的祸
诗歌的这些热闹，无论如何迈不开《诗刊》和《诗刊》微信号。
2014年12月份，诗刊微信在与10个微信公号的互推中收获了1万个粉丝，增幅50%。此后余秀华爆红，媒体报道提到《诗刊》，很多人顺藤摸瓜找到《诗刊》公号，现在，《诗刊》的粉丝已经4万4千条。
“微信把诗歌的基础扩大了，这就相当于电影院线建好了。而余秀华就是一个临界点：相当于以前的电影，从来不能突破亿元，突然有一部突破了，这部之后，过亿就变得容易了。”《诗刊》副主编李少君对诗歌触网的前景很乐观。
李少君主编《天涯》杂志时，曾跟朋友一路开车在江苏浙江等地闲逛，很多草根诗人：杨键、江非、雷平阳，都是这期间遇上的。他给这些工农底层的诗人开研讨会，隆重推出作品，篇幅都不小于现在的余秀华。
但是直到2014年9月下半月刊《诗刊》，包括非诗歌读者在内的更多人，才知道这本杂志的存在。这是余秀华第一次在《诗刊》上发表诗歌，一共9首。她的这次亮相，成了此后她被热议的主要起因。
余秀华的诗歌发表在“双子星座”栏目，这主要是推年轻诗人的，除了9首诗歌，还配上了余秀华自己的创作谈、编辑刘年的推荐，以及余秀华的照片、简介。
诗歌圈内还是引起了注意，“因为刘年写的评论比较激动，让人比较注意这组诗，应该说看过的都还是有些印象，有些反应还比较激动。”李少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还有一个原因是，“《诗刊》的微信公众号在诗歌文学杂志里面算是最火的之一，很多媒体记者都订了这个公众号。这个公号开了差不多有一年，有5万订户。”
不少人来找李少君反映，他们读了余秀华后很激动。李少君把余秀华称为“草根诗人”，也收到了读者反对：诗人本来就是精神贵族，何来草根？
更多关于余秀华的争论，则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
《诗刊》惹的这种祸上个世纪就开始了，曾掀起过更惊心的篇章。
1976年中国作协的《诗刊》复刊，成为当代诗歌的重要阵地。1979年，它发表了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这两位原本遭到官方抵制的朦胧诗主将的亮相，意味着朦胧诗由地下转而被官方承认。
1980年第4期，“新人新作小辑”栏目发表了15位青年作者的诗。同年，《诗刊》主办首届青春诗会，邀请了舒婷、顾城等17位青年诗人参加。在接下来的1980年10月号《诗刊》上，“青春诗会专号”发表，朦胧诗进入鼎盛期。
伴随而来的是关于朦胧派和朦胧诗的争论愈演愈烈。朦胧诗的标签，原本就是批判者封的，他们认为这些诗晦涩古怪，不成体统，鼓吹者则赞赏这批新诗人，不拘一格，达到了“新的美学原则的高度”。
评论家徐敬亚的描述更富诗意：“1980年代的朦胧诗，被我称为‘中国的第一根火柴’，北岛当年的诗，我称之为‘整个天空都布满了他的翅膀’。”
诗人何三坡听说，当年“朦胧诗”代表人物芒克到玉渊潭搞诗歌朗诵，人山人海，大人、小孩只能爬在大树枝丫才能看见仰慕的诗人。
朦胧派还是很快走向衰落。1986年，梁小斌写了《诗人的崩溃》，宣告朦胧诗的最终解体。也有人认为，朦胧诗解体事实上还要更早。
当代诗歌则以民间和半地下的姿态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蓬勃。当时有媒体报道：“1986年，全国两千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万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
《诗刊》的“青春诗会”仍在继续发挥影响。于坚、翟永明、韩东、西川、欧阳江河这些日后在中国诗坛占据重要地位的诗人出现在1986年的第6届和1987年的第7届“青春诗会”上。2003年，雷平阳参加了第19届青春诗会。
1990年代，民刊占据中国诗歌的半壁江山，达到顶峰。“平均每省都有20家左右。”诗人黄礼孩估计。他1999年创办民刊《诗歌与人》坚持至今。他在朋友圈中读到余秀华的诗歌，还是感到惊喜：“她的诗歌写得自我，思维会拐弯，焕发出生命的热情。”
诗歌的局面显然已经颠覆。“1980年代，诗人是从上而下的启蒙，北岛、芒克也是工人，但跟现在的工人不一样，他们是高干高知出身。当代诗歌借助网络及BBS、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和新媒体的力量，进入了全民写诗的时代，也就是诗歌的‘草根性’时代，人人都可自由地表达，任性地写诗。”李少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诗歌朗诵会已成公共生活的一部分。2013年12月21日晚，公共空间诗歌迎新朗诵会在武汉洪山广场地铁站内举行。 （CFP/图）

“太高深的我唱不了”
彝族歌手莫西子诗参加了2014年的“诗家歌”。同一年，他凭《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获得“中国好歌曲”的亚军。这首歌改编自诗人俞心樵的同名诗歌。
莫西子诗本来就爱诗，不管去哪儿，他都在包里揣本书。诗歌短小、简单，自然是最适合的读物。他喜欢简单的朦胧诗。“太高深的我不懂，就像山猪吃不了细糠。”认识俞心樵后，莫西子诗那些喷薄欲出却找不到合适语汇的感悟找到了共鸣。正是因此，他把《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谱成了歌。
同样被“中国好歌曲”唱火了的诗歌，还有歌手刘胡轶改编自木心的《从前慢》。
2014年底，独立音乐人程璧制作了专辑《诗遇上歌》，为谷川俊太郎、北岛、西川的诗歌谱曲吟唱。
此前，程璧的第一个谱曲作品，取词于自己写的一首小诗《晴日共剪窗》：“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芳，四时常相往，晴日共剪窗。”那是在2010年前后，在北大读书的程璧刚学习谱曲。后来，李白的《静夜思》也被程璧写成歌，跟《晴日共剪窗》一起收进同名专辑，2012年底发行。
当时程璧已移居日本，在设计师原研哉的工作室工作。她看到许多日本作曲家为“国民诗人”谷川俊太郎的诗作谱曲。谷川俊太郎写过许多歌词，像宫崎骏动画《哈尔的移动城堡》中的片尾曲《世界的约定》。国内，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的专辑《C大调的城》也已发行，整张专辑都在唱顾城的诗，这让程璧萌生了做一张诗歌专辑的念头。
同样旅居东京的诗人田原，引荐了北岛、西川与程璧认识。几个人坐下来聊天，北岛给这张专辑命名：诗遇上歌。专辑最后收录了北岛的《一切》、西川的《夜鸟》、谷川俊太郎的《春的临终》、土耳其诗人塔朗吉的《火车》等。
《春的临终》是程璧在谷川俊太郎家里读到的，当时谷川已经80岁了。在那首30岁时所写的旧作中，诗人反复地吟唱“我把活着喜欢过了”，讲的是死亡的事。
专辑完成后，程璧在单向街图书馆做了一个内部试听会。诗人们被请到现场，西川在听到北岛的《一切》时落了泪。
定位小众的《诗遇上歌》，一度在京东商城冲上女歌手专辑销量前三，前面两位是李宇春、张靓颖。
这些年，诗歌朗诵会形形色色，在大部分人类并不关心的地方，诗人们不缺观众。海南大学曾经批了5万元，让诗人徐敬亚办校园内的诗歌朗诵。后来，这5万元变成了十次名为《诗歌月读》的大型朗诵会，在礼堂里，沙滩上，咖啡馆……
黄礼孩从2005年开始设办“诗歌与人－诗人奖”，在艺术空间、私人会馆，乃至广州的文物保护单位陈家祠进行诗歌朗诵会，每回都能来300人以上。2014年在广州图书馆进行的“光芒涌入”新年朗诵会，有两千人参加。外国诗人、港澳诗人、艺术家来到现场。许多农民工站在外围，一直看到活动结束。
2012年开始，上海民生美术馆定期举办“诗歌来到美术馆”活动，阿多尼斯、谷川俊太郎、杰曼·卓根布鲁特、亚当·福尔兹、翟永明、欧阳江河等诗人，都曾是活动的座上宾。
诗人大仙2012年把摇滚乐、民谣音乐和诗歌牵扯到一起，举办了一年一度的“中国诗家歌”朗诵会。过去几届“诗家歌”里，歌手叶蓓、谢天笑、马条、邵夷贝、二手玫瑰，诗人翟永明、西川、俞心樵都曾是座上宾。2012年首届“诗家歌”卖了七万元票房。因为票房好，2014年的嘉宾出场费也涨到了当年的三倍。
民间大有诗人在
2013年，诗人杨炼从工农的诗作中获得一份“深刻的感动”。这些诗歌来自国际华文诗歌奖的论坛。有八万多首诗参与了评选，其中有相当多的工农作品。杨炼1988年离开中国，在外漂流多年，回国多半是和家人或老朋友聚会，很少有机会走进中国当代生活的深处。担任国际华文诗歌奖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委，杨炼重新听到“大地深处的声音”。
“国际华文诗歌奖”让杨炼认识了打工诗人郭金牛。郭金牛告诉杨炼，两亿多农民工里面，有两千万人在写作。杨炼认为：“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基数。”
“国际华文诗歌奖”的“第一部诗集奖”颁给了郭金牛，杨炼为其作序。诗集名叫《纸上还乡》，杨炼的序言叫《乡关何处》。
47岁的安徽淮南诗人老井，做了将近30年矿工。老井19岁开始写诗，那时他是建筑工地的临时工。对老井来说，写诗跟打牌、喝酒、运动没什么区别，都是为了打发时间。这个业余爱好，每天要工作九个多小时的老井坚持了28年。
在纪录片《我的诗篇》中，打工诗人邬霞说：我就像墙角缝里的花一样，被石头压着，但我也要拼命地挤出来。
“打工诗人”是一个并不周全的概念。黄礼孩说：“应该说所有的诗人都是民间诗人，因为很少见到拿工资、专门写作的诗人。广东有一些警察诗人和打工诗人，平时各自履行工作，写作是夜深人静之时。”
黄礼孩个人的诗歌光荣岁月，是2006年诗歌《谁跑得比闪电还快》被收入由武汉大学编的“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系列教材”，“能与余光中、北岛和海子等诗人的诗作一起入选《大学语文》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我在世俗生活中十分失败，没豪车豪宅没存款，每天坐地铁上下班。”黄礼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也有一些诗人，即便在世俗生活也是成功者。评论家徐敬亚注意到：“中国诗人也能赚钱。诗人是天然的广告词拥有者。他们整理商业元素的能力一点也不比挑选诗句的能力差。出版业、广告业、影视业，甚至房地产……诗人们已经具有了把职业与诗分开的本事。”
每年，诗刊社会从全国选出15个青年诗人参会，并为他们配备5个成名诗人做指导老师。青年诗人李宏伟参加了2014年诗刊社的青春诗会。他在这次诗会上最难忘的经历是一天晚上的清谈。诗刊社编辑刘年提议大家找个地方待，七八个年轻人找到一间KTV包间，没有唱歌，大谈诗歌观念、欣赏的诗人，吵得不可开交。“中国只要有几个诗人在一起，诗歌观就分为学院派、民间派的区分”。但在那个晚上，没有一个被认为是学院派写作的人会认这个头，大多诗人强调自己是“民间写作”，或者“日常生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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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泽：我们正面对自媒体诗歌新生态

2015年02月12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张中江

现代以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民歌其实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受不了。”


诗人余秀华引发的“草根诗人”讨论，从网上转移到了中国作协的会议室。2月9日下午，一场“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中国作协10楼举行。
底层诗人网络火爆值得严肃对待
当天的会议围绕包括余秀华在内的15位“草根诗人”作品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现象展开讨论。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用了将近半个小时来阐述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说，最近引发外界持续关注的许立志、余秀华、打工诗人朗诵会等，自己都通过手机移动网络获取了信息。“我们确实面对着一个自媒体的新生态。这个生态已经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地证明，(自媒体)正在塑造着诗歌的生产和传播，乃至诗歌的欣赏和评价新的机制和新的生态。”
对于当下的诗歌生态，他认为：“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作为理论家、诗人，如果说过去没有自媒体生态的话，这个对话的主动权还掌握在我们手里，但现在对话的议程甚至对话的议题，对话在何时何地何处怎么发生，常常都不是我们自己所能够确定的。”在他看来，底层走出的诗人通过网络引发关注的创作现象，值得评论界严肃对待并加以研究。
诗歌回到了个体的心灵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吴思敬也认为，自媒体的网络平台，是促成草根诗人不断涌现的原因之一，“这实际上是对于诗坛固有格局的挑战”。
当天会议的主题是研讨“草根诗人”现象，《诗刊》副主编李少君从唐诗中的意象入手，分析了“草根”这个词的来源和含义。他认为，如果用“草根”来描述一种文化，一般是指非主流、非正统、自发、压抑不住的原创性这个概念。
《诗探索》作品卷主编林莽在肯定“草根诗人”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他们的诗歌里还存在语言表达比较单一、不够准确和缺少艺术性、分行和结构比较混杂等问题。“对于这些作者，我们要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但我们不能以一种道德优势者的姿态来判断和推崇诗歌，不能以社会问题和作者身份来突出这些诗歌。”
河北作协副主席、诗歌艺委会主任大解认为，尽管近年来网络上的诗歌事件多数是负面、嘲讽的，“但进入新时期以来，新诗对于当下生活的深度介入已经把诗歌推到了现场，诗人们正在用个人命运感受和记录时代的变化。诗歌已经厌倦了广场式抒情，不断向个体收缩，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和心灵。”
当下好诗标准究竟为何？

在有关诗歌的话题中，存在学院精英派和民间草根派的讨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表示，在中国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风”、“雅”两类，作者的身份相应有“人民”和“文人”之分。现代以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民歌其实一直处在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受不了。”
曾在余秀华事件之初写过长文剖析其诗歌写作特点的诗人张杭认为，“我的一个大概的感觉，其中70%的诗人是好的，余秀华是中等的。这70%也不是每首都好，每个人都有一两首、三四首是足够好的，其他还是差那么一点。”他以这15位诗人中被媒体报道较多的郑小琼为例指出，“她是最像我们学院出来的诗人。但你看她的诗，在意象和大词中滑来滑去，很多时候还是比较表面的一个平行移动的东西。”

草根诗人引诗评界集体发声：汉语市场没有权威立法者

2015年02月13日

来源：北京青年报 作者：罗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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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秀华，还有陈亮和更多的写作者如今之所以被专业的批评家们、被诗人们关注，是因为她写得比较好——你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比，与臧棣、于坚等比，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但与一般的诗人比，与我们对于一个不错的写作者的期许比，她还是写得很好的。


近期，女诗人余秀华在社交媒体上迅速走红，农妇出身并患有脑瘫的她不仅连续占据各主流媒体的版面，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事实上，余秀华作为一个“现象”绝非横空出世，近年来，民间诗人除了余秀华以外，还有富士康工人郭金牛、深圳打工诗人许立志、安徽的煤矿工人老井等等。
9日，中国作协创研部、《诗刊》杂志社和《文艺报》共同主办“‘草根诗人’现象与诗歌新生态研讨会”在京召开。这也是以余秀华为代表的草根诗人群体走红后，中国诗歌评论界的第一次集体发声。
我们在一系列诗学的基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
余秀华，还有陈亮和更多的写作者如今之所以被专业的批评家们、被诗人们关注，是因为她写得比较好——你与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比，与臧棣、于坚等比，当然是没有必要的，但与一般的诗人比，与我们对于一个不错的写作者的期许比，她还是写得很好的。有质感，有痛感，有一点的专业性。这就足够了。甚至从重要性上，我还会觉得，她与一个专业性更好的诗人的作品比起来，要“重要”得多，因为她更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痕迹”。
“向外”学习之后该“向下”和“向内”了
李少君（《诗刊》副主编）：
新世纪以来的诗歌状况可以用“草根性”来概括，这是一个诗歌创作自由、自发、自然发展的阶段，最终有可能转化为一种自觉的写作追求，按刘复生先生的描述，这是“一种理想的，同时也是正在出现的现实的写作形态，同时，它也是使新诗真正本土化的出路”。
新诗百年，也是一个不断积累发展的过程，思想上技巧上都有明显变革，再加上开放与全球化背景，当代汉语诗歌在短短三十年中大量吸收消化了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经过翻译的西方现代诗歌可以说也成为了我们的传统）、百年新诗三大传统，开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阶段。
新诗诞生近百年来，有五个高潮：一是五四时期，这是新诗草创时期；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包括艾青、卞之琳、戴望舒、穆旦、冯至等人；三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歌运动，以余光中、洛夫、郑愁予、痖弦、罗门等为代表；四是朦胧诗和第三代，包括北岛、舒婷、多多、杨炼、昌耀、海子等；五是新世纪以来，当然现在盖棺定论为时过早，但成就不容小觑。
在新诗百年之际，强调诗歌的“草根性”，还有这么一个深层思考：那就是在中国现代化加速以后，在已经向外（西方）学习之后，需要再向下（本土）、向内（传统）寻找资源和动力，从而最终向上建立中国人的现代意义世界，包括生活的、美学的世界。
这方面，台湾的现代诗歌运动可以作为参考和启迪。台湾现代诗歌刚开始时也是唯西方马首是瞻，余光中、洛夫等都主张西化，强调“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推崇西方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但他们越是深入和开掘，就越是返回土地、传统和个人切身经验，所以余光中这样原本学英语、表示要彻底抛弃否定中国传统的诗人，最后无法克制巨大的乡愁，继而比谁都转向得快，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宣称“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
所以，对于二十一世纪诗歌来说，也许这一切还只是开始，“草根性”只是一个广大而厚实的基础，仅仅百年的新诗还需要试验、融汇、整合和提升，创造真正伟大的当代中国诗歌有赖共同的努力。
中国汉语市场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
霍俊明（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
余秀华、许立志等“草根诗人”在传播中反复被强调的恰恰他们的社会身份。“我的诗篇”工人诗歌云端朗诵会上被强化的也是诗人的不同工种。在当代诗歌史上诗人社会身份甚至阶级属性被强化在上个世纪50到70年代曾达到极致状态。那时所有的报刊发表时都会注明某某工人、某某农民、某某战士。但是经过历史的筛选和“减法”法则，那时候风起云涌般的农民诗人、工人诗人和战士诗人还有谁留在了诗歌史上？我们放眼西方和中国的文学史，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诗人的社会身份被放大之后，成了经典的诗人，从来都没有。显然在特定的甚至极端化的社会语境和主流文学话语评判体系下这些写作者的身份代表了政治正确和进步的诗歌美学。
布罗茨基曾干过火车司炉工、钣金工、医院停尸房临时工、地质勘探队勤杂工，但是谁又把布罗茨基称为工人诗人呢？如果这种身份和相应的生活经验能够被转换为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知识”那么这个问题还是成立的。如果这种身份只是成为社会和新闻学意义上讨论的热点或者噱头就得不偿失了。这是一种新媒体提供的自由，进步，还是一种对美学全面的否定，还是一种倒退，我觉得需要时间来检验。
汉语诗歌一百年来仍然是有缺陷的，它自身的传统仍然没有被建构，中国汉语市场一直没有权威的立法者，不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认可，因为我们看他在专业的诗歌界内部，在讨论余秀华诗歌美学的时候，完全是相反，起码有两拨人，一拨人谈得非常高，反过来又有人认为余秀华的诗是庸俗的，是低劣的呐喊式的抒情，如果作为专业的读者内部都没有一个共识度的话，如何让诗歌之外的人去取得共识？
中国现在2900个县城，三亿左右的工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之众的“非专业”诗歌写作群体，确实构成了新世纪以来诗歌新生态。这种自发的、原生的直接与生命体验相关的“大众写作”有别于以往的学院派、民间派和知识分子等“专业诗人”的写作美学。那么，这些“非专业诗人”是否提供了不同的“文学经验”和“美学的发现性”呢？
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草根诗人”现象为代表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提升。这大体印证了米沃什的“见证诗学”。他们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当然，这种日常现实写作的热情也伴随着局限。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中现实的难度，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来自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了“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太多当下的各种诗人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米沃什对二十世纪的诗人就批评过他们缺乏这种“真实感”，而这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话却仍然有效。所以，文学没有进化论，有的只是老调重弹却时时奏效。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
一批草根诗人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不仅仅是余秀华。我也知道这些作者不是一夜之间一下子冒出来的，他们本身经历了一个很长时间的酝酿和发展过程。我们的诗歌界，评论界应该对这样的现象严肃地予以对待并且认真地加以研究。
他们这些人的创作在社会学上，在美学上以及放在共和国60年历史的发展中，放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新的诗歌生态下，究竟意义何在？他们的身份对于他们的诗歌写作有什么意义？他们诗歌写作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社会内容，历史内容和美学特点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诗歌、文学和艺术中有什么特点？……这些都值得探讨。
为什么这样一批人，这样一个现象，在最近就忽然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社会的、历史的、精神的等等原因，但是技术的原因是不可抹杀的，我们确实是面对一个自媒体的新生态，这个生态正在塑造着诗歌的生产和传播，乃至诗歌的欣赏和新的评价机制。
我们在诗歌评价标准上，在一系列诗学的基本问题上严重缺乏共识，但常常在一点上又有高度的共识——我们坚定地认为新诗是精英的事业。我们羞于写个诗，不是被十个人喜欢，而是被十万个人喜欢。
这样的“共识”在这个时代可能也同样在经受着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新生态已经一次次地提醒我们，诗歌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个意义一定程度上深深植根于我们当中，就像旧体诗，古体诗一样，同时它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诗歌的理论，我们诗歌的写作，如何回应，如何与这个时代的公众展开对话。
水深浪急草根诗人应运而生
吴思敬（评论家、首都师大教授）：
余秀华为什么会突然走红，透过余秀华现象可以看到当下诗歌生态有何新变？
首先，这些年网络对诗歌的炒作大多是偏负面的，如周啸天诗词之争，在这一轮轮的炒作中，当代诗歌的核心价值被解构，成为了娱乐的东西，然而关于余秀华的炒作却不同，余秀华现象更多地体现了网络的正能量，反映了网民对当代诗歌的理解正在深入。
从余秀华的创作看，她确实属于底层诗歌写作中的一位佼佼者，比起当下在报刊上、网络上招摇过市的伪诗人，假诗人，余秀华称得上是诗人，是真诗人。她寻求一种心灵对话的方式，她用自然的语言展示了自己的内心，毫无虚假，她的写作是超功利的。但是，受生存环境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余秀华的视野不够开阔，作品缺乏大诗人所应有的历史深度与哲理内涵，这也是无可回避的。不是所有底层的诗人，都有余秀华这样的机会，余秀华的走红，符合了网络要求、传播对象具有新奇性的特征。
第二个问题，回顾新诗发展史，草根诗人不断涌现，应当说是自90年代开始出现，到新世纪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一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诗人，他们带着挥洒在乡间的汗水，带着野性的发自生命本身的呼唤，借助互联网信息传达的快捷与高效，登上了诗坛。
我认为草根诗人的大量涌现，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确实像船到江心，水深浪急，草根诗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底层总是与苦难相伴，而苦难则往往孕育着伟大的诗。就草根诗人自身而言，诗歌是他们获取精神自由的一种寄托，是实现灵魂自我拯救的一种手段。
草根诗人之所以在新世纪不断涌现，也得益于互联网时代为他们提供的平台，在网络上在自媒体世界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最后我想说，底层不是标签，草根诗人也不是什么桂冠，底层写作不应只是一种生存的欲望，写出的首先是诗，也就是说他应该遵循诗的美学原则，诗人要把底层的生活体验在心中发酵并通过结构完形等一系列环节去升华，用美的规律去造型，达到真与善，美与爱的高度协调与统一，这才是值得草根诗人毕生追求的。
不能以一种道德优势者的姿态来判断诗歌
林莽（《诗探索》作品卷主编）：
草根诗人大部分都是抒写日常生活感受，大多数的方式都是现实主义的，他们的诗歌虽然写得很基础，但是他们确实反映了诗歌艺术最原初的基本状态：
第一，他们的诗歌是质朴的、真诚的，字里行间散发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可以闻到茶叶的清香，嗅到新的木材的味道，他们可以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率真和心灵的鲜活和坦诚。
第二，他们认真抒写一切，诗中体现着现实生活中最需要的那种对生命最需要的同情、怜悯和爱。
第三，通过诗歌抒发对生命的感知，体验和领悟，因为草根诗人都来自于底层，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的精神需要。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语言表达单一、粗率，语言表达的不准确性和缺少艺术性，诗歌的分行和结构比较混杂，缺少节制，结构不完整，主体单调，有生活但不会写，用的语言比较随意，对诗歌艺术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但是我们不能以一种道德优势者的姿态来判断诗歌和推崇诗歌，不能以社会问题和作者身份来突出这些诗歌，我们还要采取对艺术认真负责的态度，对这些作者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
国人一提起诗歌就来劲
大解（河北作协副主席、诗歌艺委会主任）：
进入新世纪不过十几年，中国民众已经拿诗歌起哄和嘲讽好几次，每一次都是国人围观和践踏，不玩够绝不罢休，在这种集体暴力面前，任何客观公正的声音都是微弱的，甚至显得可悲，近期的网上诗歌事件，这次是唯一的一次正面的声音。
好像国人有一个兴趣，只要一提诗歌，就来劲了。我觉得这是因为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曾经是大雅之堂里的精神文化，一直被国人尊崇和膜拜。新诗兴起以后，旧体诗歌一直存在着文化惯性，在人们精神里延续，国人以为那些随性的白话长短句根本就不是诗。
于是对于新诗的嘲讽成了非常过瘾的事情，一旦有什么事情，就群起而攻之。 新诗是不是如国人认为的那样，喧嚣滥情呢？我认为不是，新诗的主流是安静的，沉稳的。进入新时期以来，新诗对于当下生活的深度介入已经把诗歌推到了现场。当下随着网络的普及，新诗的传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一批诗人，以草根性的写作姿态表达了他们的切身感受和命运斗争，或悲悯，或深沉，或灵动，彰显着顽强的生命活力。
我以为我们的诗人应该向世界贡献出本土的、原创的、新鲜的、生长性的具有文化积淀和高贵品质的汉语新诗，除此之外，任何与诗歌本体无关的冷嘲热讽都不值得轻信和围观。
不要对“人民写作”不习惯
张清华（北师大教授、博导）：

这是一个言不及义、易于引发歧义的话题区间，任何谈论都要小心翼翼。先说身份问题。中国诗歌传统中，诗历来分为两类，风和雅，是诗歌的两个大类；自然写作者也就有两个身份——文人、人民。文人当然也是人民，但由于他们写作的专业性和个人性，就常被看做是一个单独的群体了。文人写作通常体现了写作的专业性与难度，也体现了个人的性格与襟怀，情感与意绪，风格通常是比较典雅或高级的。“人民”这里更多是指一般民众、底层的或草根的，“沉默的大多数”的部分，既然是“沉默”的，自然是沉默的，无须写作的。但人民有时候也会兴之所至地“写”一点，《诗经》中大部分的作品——至少是《国风》中的大部分，从风格和口吻看，是属于民歌。民歌的作者当然是无名的草根族。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可见民歌的根本属性在于“真”。
现代以来民歌其实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贴近群众、贴近现实”，但人民一旦写作，就会感到惊诧，就会受不了。最近媒体的大呼小叫，提出各种看似煞有介事的问题，其实都说明了对于人民之写作的不习惯。
余秀华的作品体现了一个底层的书写者的本色，当她写了“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受不了，意思是要改成“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爱你”，意思当然是一个意思，但却不是一首诗了。“睡你”是民歌的表达方法，“爱你”是文人的表达方法，而我们却非要把民歌的元素抽掉，取而代之，好像我们比人民的道德状况高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