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鲁湘：中国缺少西方的“通识知识分子”

jssh365

王鲁湘：中国缺少西方的“通识知识分子”

2015年02月08日

来源：晶报 作者：魏鼎

《我们的传统： 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凤凰书品 编 王鲁湘 主持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9年11月版　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

《书卷山河》 王鲁湘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版

《中国的困惑：怎样为沙地上的城堡筑实基础？》 凤凰书品编王鲁湘主持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版

《从富强到文雅》 凤凰书品编王鲁湘主持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

《我们的传统： 王鲁湘文化访谈录》 凤凰书品编王鲁湘主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11月版

《神明之地》 王鲁湘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月版

如果说，有一个人既是学问中人又是媒体中人，既低调又张扬，既出世又入世，既传统又新锐……说的一定不是别人，非潇湘才子王鲁湘莫属。
前不久，王鲁湘应深圳出版发行集团邀请，携近著《书卷山河》莅临深圳中心书城与读者见面并签名售书。这也是王鲁湘在中国内地城市书店首度签名售书，王鲁湘耕耘电视多年，鲜有个人文集问世，《书卷山河》集萃了作者二十年以来的隽永小文，读来犹如赏玩一幅徐徐展开的中国山水卷轴，有酣畅淋漓之叹。
在签售结束后的采访中，记者得以近距离观察王鲁湘——他仍是电视荧屏上的一袭中式长衫，举止温文尔雅，讲到兴奋处，又显露出慷慨激昂的书生本色。
晶报记者魏鼎
对当年的人类文明“二分法”已经有所修正
晶报：作为当年海洋文明的拥抱者，您曾被外界评为“全盘西化论”的典型代表，对于当年将人类文明分为蓝色文明与黄色文明两种类型，今天有没有一个修正？
王鲁湘：我觉得我在大的方面已经有所修正。这种观点通过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电视政论片的播出而广为人知。那部片子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理想主义、启蒙主义、英雄主义的集大成之作，而且也是一个绝响。以此为界，自此以降，这样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情绪、群体风格，也就不存在了。它确实在当时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震撼，引起了整个中国社会长达一年的大讨论，已经完全溢出了学术界和知识界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中国的所有层面。
我们采用了学术性的、不太具有亲民性的语言风格，恰恰是具有这样一种语言风格，探讨如此严肃的历史、学术问题的政论片，反而在中国民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可说是万人空巷。当时我们不用电脑，不用手机，却每天都能收到一大邮包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来信者，上至省级干部，下至最基层的老百姓，甚至还有小偷。一部电视片能够引起这样的社会反响，确实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
这部片子的国际影响力也非同一般。前不久，我去新加坡，新加坡政府的一位部长还跟我说，其实这部片子对新加坡的冲击很大，导致了新加坡的骚动——那毕竟是一个管制很严的国家；它还被翻译成很多种文字，在台湾，连续两年雄踞十大畅销书榜首；在美国，甚至成为一些大学的教材；此电视片播出若干年后，还被英国《视与听》杂志评为人类有史以来十大电视纪录片之首。
当时我们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总监制陈汉元先生反复地跟我们说：“我求求你们，不要把句子写得这么晦涩，好不好？我求求你们，通俗通俗再通俗！”后来我们想，再通俗的句子如果写不出来，就得换人了。记得当时我开玩笑说：“我们预计这部片子在大学里能有一些观众，就已经不错了。”结果是大跌眼镜。
有人常常质疑，该政论片的主要理论依据为陈旧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对文明类型的划分也有失之粗疏之嫌。但是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它最可贵之处在于，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知识界的启蒙意识推到了极致，在某种意义上，它不是我们几个作者的作品，而是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创作。一方面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中国知识分子的论文、丛书、译著，另一方面在后来围绕这部政论片的大讨论中，曾有很多位于思想前沿的知识分子卷入其中。
晶报：您也曾说过，以简单的“二分法”将文明划分为两种类型，可说是有“矫枉过正”的考虑。在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挑战的当下，您觉得最可取的态度应该是怎样的？
王鲁湘：此一时，彼一时也。其实在制作那部政论片的过程中，我只承担了部分撰稿任务。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经历过比较严格的学术写作训练，和另外一位撰稿人的语言风格大相径庭，尤其是在对同一个问题意见相同的情况下如何表述和修辞上，我们的风格很不相同。他非常尖锐，我却比较温柔、敦厚。在第一稿的时候，我的温柔敦厚的风格就被否定了，为什么？政论片毕竟不能使用太学术性、太公允和太平正的语言。在说话之前，先要把概念的内涵、外延考虑清楚，还要使用很多限制词，这句话出来还有力量吗？最终，解说词中出现了大量的诘问句，这也是被当时很多人反感的原因所在。
中国教育还无法产出既通识又专业的知识分子
晶报：既然您刚才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人们明显觉得，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类型经历了几次大的演变。您如何看待这几次大的演变？
王鲁湘：演变是非常自然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媒体要评“三十年三十本书”，我也是评委之一。我在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程时说，我们确实可以以十年为一届，区分知识分子的类型：八十年代是一种类型，九十年代是一种类型，二十一世纪之后又是另一种类型。具体地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一种启蒙知识分子，他们的专业素养不是很高。比如，一个知识分子很可能就是一个搞哲学的，搞文学的，搞美学的——多是一些人文学，很少有律师、宪法学家、经济学家等等。简言之，他们没有专业知识分子的很明确的学术背景。他们可能认为，自己阅读了一些十九世纪欧洲启蒙学者的著作，拿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对照中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社会现实，已然足矣。所以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八十年代的思想启蒙还停留在欧洲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水平上。
晶报：是不是可以说，“文革”刚刚结束之后的中国社会，与过去的欧洲有着某种发展阶段上的“对应关系”？
王鲁湘：可以这样说。这个时候，启蒙知识分子讲什么“非常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第一没有人听得懂，第二也没有启蒙的对象。知识分子通过办同人刊物摇旗呐喊，被普通民众当成趣味读本去读。
到了九十年代，我们这一批知识分子意识到“重新回炉”的必要性，需要更具体的专业知识背景，用以谈论改革开放十年之间的社会问题。你必须提供专业性意见甚或解决性方案，而不要轻易地提供价值判断，更不能仅仅是宣泄不满和发出质问。知识分子开始在专业学刊上发表专业性意见，甚至有很多知识分子进入体制，直接参与制度建设。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们的天下。
晶报：正如您所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启蒙知识分子多具备经济学、法学等专业学术背景，而不仅仅是一个专业身份不明的“人文主义者”。然而，据我所知，现代西方知识分子未必有着明显的学院背景，却同样可以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例如这次入选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的散文集《小于一》的作者——俄裔美国诗人布罗茨基，就在诗歌解析、文学批评以及历史评论领域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性”。
王鲁湘：当然，搞诗歌研究的人，同样需要诗歌传统纵轴上的专业性以及国际诗歌比较横轴上的专业性。就我而言，我可以说自己在某一方面是专家，我对于中国山水画的研究，当然达到了专业水平。但是，对于九十年代以至今日来说，这些专业显然不能为知识分子提供对现实的判断，他们在涉及学术专业的问题面前只能选择失声。如果他们发声，也只能流于一些情绪化的宣泄或道德性的判断，没有多少价值。
我们现在缺的是什么？是西方的那种“通识知识分子”——一个大学者，一个大文豪，在某个领域可能有着专业背景，可能是社会学、法学或经济学。
但是在很多西方国家，一些知识分子从小就接受通识教育，所以尽管他们在某个领域是特别“专”的专家，他们的知识背景却是通识的。中国教育缺少的正是这个东西，也就无法缔造既通识又专业的知识分子——专家，就是某种专业的专家而已，越过专业的藩篱，不敢开口，一开口就出错。反之，没有专业背景，则只能高呼道德口号，对所有问题做简单粗暴的评判，如此而已。
晶报：也就是说，知识分子由于没有足够广博的学识与深刻的洞见，只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躲在狭小的专业里面。
王鲁湘：没错，他们也想站出来说话，可是一说话就出错，不说话又寂寞。
启蒙者今天“所批判的”正是昨天“所呼吁的”
晶报：您兼有学院知识分子与电视布道者双重身份，您称自己为“电视文化人”、“电视工作者”。在传播方式日趋平面化、传播内容日渐娱乐化的今天，电视的优势已经不如过去那么明显。您还要坚守这一阵地吗？
王鲁湘：其实，我走进电视，是一个误打误撞、不由自主的选择。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我本来打算以后在大学老老实实教书，做一个书斋型学者，从美学角度探入中国文化的堂奥。但是没想到，在八十年代思想气氛的激荡下，很多知识分子都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冲动。我也一般无二，对很多问题发表自己的声音。有些声音被人们关注到了——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讨论——结果我被拉入非常现实的层面。研究生一毕业，就被中央电视台拉过去，制作电视片。从此我卷入其中而身不由己。
我现在仍在坚守电视阵地，只是因为我没有办法从事其它职业。八十年代末，我离开高校；曾经尝试在深圳经商，又发现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人才，第一笔投资就打了水漂；灰溜溜地回到北京，家人要吃饭，无可奈何，只好给朋友帮忙做电视节目。
到后来，凤凰卫视又把我招去——因为凤凰卫视的几个创立者都是我八十年代交的好朋友——给了我一个饭碗。既然身在其中，我不得不反思一下电视传媒业本身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启蒙，或者新启蒙，又或者新新启蒙。总是走在启蒙的路上。
晶报：可您不是曾讲过“现在再去谈‘启蒙’是很可笑的”吗？
王鲁湘：我只是说我们的启蒙相对于历史发展本身——即批判的武器相对于武器的批判——显得很可笑。我们觉得我们读了那么多的书，有了一脑袋瓜子“炸药式的思想”，想用它们启发民众。却没想到只要让社会再发展一两年的时间，“炸药式的思想”也就成了平淡无奇的常识。譬如，启蒙者常常批评年轻人不关心政治、年轻人对物质的追逐、年轻人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等等——可是，这些不就是启蒙者当年大声呼吁的吗？不就是启蒙者当年设想的未来吗？昨天，我们不是还迫切地想要把一个意识形态的社会变成一个非意识形态的社会，让所有人回到一种自然生活的状态吗？昨天，我们不是还大声呼吁人的物欲解放吗？
晶报：您所谓的“武器的批判”，也许是指启蒙知识分子借助自我批判，以摒除身上“精英的傲慢”，对社会现实持一种冷静观察与同情理解的态度？
王鲁湘：没错，一定要摒除那种“站在云端看尘寰”的姿态，否则就是可笑的。
“全盘西化”的鼓吹者摇身变为“冬烘先生”
晶报：一边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以及被体制所同化的现实，一边则是媒体公共知识分子的无限风光而又不得不迎合公众趣味的处境，中国知识分子面临两难的抉择。您是否有着类似的纠结心理？
王鲁湘：是的，我也曾非常纠结。
晶报：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大学和媒体都不能算是他们的“家园”吗？
王鲁湘：是的。我刚才说了，我从北大毕业以后，我的人生目标是要做一个书斋型知识分子。但是我也深知，这种抉择可能意味着一生都要甘守清贫。
我的导师宗白华先生是学界公认的美学大师，却因为政治地位“不够格”，生了病迟迟没有医院收治，病情被一拖再拖，终于离世。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我的尊严，使我决心选择一条有别于老师的人生道路，让自己和家人活得更有尊严；后来，我因为参与制作那部著名的政论片而遭遇重大挫折，当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以前的人生梦想多半要破灭了，书斋对我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
此后，我开始浪迹江湖。尽管我还在不断买书，我的藏书可能比一般书斋知识分子还要多，但“书斋”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转换：不是一个稳定的学术环境，而只是一方藏书的斗室。而那种稳定的学术环境，只能到大学、研究机构中去寻找，寻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学术氛围，继而不断地追逐这个学科的学术前沿。而一旦离开以后，你就和它愈行愈远。
我曾经试图改变，却失败了，怎么办？只好任性而为——回到家里，读自己的书。也利用帮各个电视台做纪录片的机会“行万里路”。从那个时候始，我对地方的史志、地方志、山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书斋型知识分子所不及我的地方，就是这一方面。你如果去我家里看我的藏书，会发现有一半以上的书是书斋型知识分子不藏的，很多都是地方出版物、内部出版物。由于我的读书生涯有一种半谋生、半为己的特点，也就不可能确定一个长期的研究计划。久而久之，我的知识结构变得非常驳杂。
譬如说，中国的某座历史名山，一定是文化的宝库。一座历史名山，经历了几千年的层层积累，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你把一座山的文化搞透了，也就等于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信息全息系统”，涵盖哲学、宗教、美学、文学、书法等方面的菁华。
所以，走着走着，知识分子的头衔已经对我不再适用，我只能把自己叫做文化人。因为知识分子毕竟有一个专业领域和专业方向，毕竟要在专业领域中确立自己的权威性。
晶报：所以，您游离于大学和媒体之间，“文化”成了您的家园？
王鲁湘：对，只能这样说了，而且我只能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家园。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曾经讲过西方文明那么多的“好话”，本来想去国外实地考察一下，却直到2004年才拿到护照。显然，我想去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我也不想通过别人翻译过来的二手资料去发表自己的见识。慢慢地，人们发现：一个“全盘西化”的鼓吹者，竟最终变成一个言必谈中国古代文化的“冬烘先生”。
晶报：未来，当电视媒体人这层身份褪去后，您还有什么打算？
王鲁湘：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中国旧式文人。中国旧式文人和现代知识分子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永远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尽管可能是专家，也是用专业为社会服务；一个中国旧式文人，就是孔子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中所确立的“为己型学者”。所有的学习、所有的训练、所有的修炼，都是为了完成自我。也就是说，我在人生中的“进”，是被迫的；“退”，则是心甘情愿的。进则兼济天下，为人而学，退则独善其身，完成一个君子的人格。为什么中国文人自宋以后，一定讲求“诗书画三绝”，行有余力还可以做些别的好玩的事情，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完成自己。

那么，我要放弃社会责任吗？没有！我在给社会做一个榜样，我要用自己的优雅告诉人们：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人人如此，社会自然祥和，用不着我再去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一天到晚去摇旗呐喊。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个个心中有佛性，陶冶在优雅的生活里，潇潇洒洒地走完人生。
王鲁湘
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进湘潭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留校，1984年进北京大学研修中国美术史，并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历任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总策划、《世纪大讲堂》主持人、《文化大观园》总策划、主持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凤凰岭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