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情语文高考试题 （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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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语文高考试题 （韩军）

我基本赞同现在的高考语文的出题方式，同时又希望它尽快完善！ 2001年7月，我分别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一小时》节目做嘉宾时，曾经明确表明过这个观点。当时，对现在的语文试题持激烈否定态度的是著名作家萧乾的夫人（她是著名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她直骂现在的语文试题，“该死的题！”而我对试题持基本赞成态度。 前段时间《南方周末》上登载的《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语文考试》，说三四十年代的语文试题好过今天的试题，我不那样认为。我认为，那种试题比这两三年的语文试题毛病更多。我从每年试题的微小的变动中，看到了渐近改革的曙光。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命题人实在不容易！一句话，我还没有看到比现在的试题更好的试题。 还可以换句话，表达我对现在高考语文试题的看法。 我认为，现在的高考语文试题，是毛病最少的试题。解释一下，世界上，还没有一种无毛病、无漏洞的“十全十美”的中国语文高考试题；还没有一种语文高考试题，比现在的使用的语文高考试题，毛病更少、漏洞更少。或者说，比现在的高考试题毛病更少、漏洞更少的试题，还没有出现。 我说具体些。像上面那篇文章《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考试》中所写的三四十年代的语文高考试题，毛病和漏洞，比现在更多，而且不容易对众多考生的语文水平进行细致区分。比方，三四十年代的试题，还有五六十年代的试题，一般不外这样几个题目：解释词语、造句、修改病句、翻译文言文、简单默写、作文。像这样一些类型简单的题目，过于“粗疏”，过于“笼统”，它不能把成百上千考生的语文水平，考察得更细致、测量得更细微、区分得更清楚，这种试题只能把考生的语文水平“测量”出一个粗疏、大致的轮廓。 打个比方，假设有50人参加高考语文测试，严格来说，这50人的语文水平肯定是非常参差的，50人从最高水平（分数）到最低水平（分数），应该有几十个分数档次。如果我们用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那种语文试题去测试他们，那么这50人的分数，可能只能得出15个档次的分数（也就是50人的分数分布在15个分数里）。而如果用现在的语文试题去测试这50人，可能会得出25个甚至30个档次的分数（也就是50人的分数分布在25到30个分数里）。 高考毕竟是选拔考试，是区分考试。如此说来，这样两种试题，哪种更适合选拔，更适合区分呢？当然是现在的语文试题。看看现在的语文高考试题的样子，有同义词的细致选择，有接续句子句型句序的细致选择与调整，有阅读理解的细致选择斟酌，等等。总之，它把人的语文水平（语文技能）的层次描述、测量得更加精微、更加深入。 这也就是，我基本肯定现在的语文高考出题方式的原因。 当然，真理往前一步就是谬误。测量的精微与深入必须适可而止，并不是越精微越好，越深入越好。目前，高考语文试题总的毛病，也正是在这个地方。它的考察与出题方式太过于强调精微、过于强调细致了。它往往忘了，语文不只讲究精确，在许多方面（诸如用词、句序），还讲大致笼统、大致模糊。 现在试题也有毛病，在于对学生的文化底蕴、审美识见、文学才华、精神视野重视不够，所以平时语文教育中，老师为了应付考试就不引导学生博览群书，强化底蕴，而把大量时间放在做题上。表面上似乎是所谓重视基础，长远的从青少年的一生发展看来，可能是重了芝麻而轻了西瓜。现在应该研究一下，如何出题才能让第一线的教师在平时教学中，“芝麻”“西瓜”都重视。既重基础，又重视文化底蕴、审美识见、文学才华、精神视野。现在是过分偏向了一面，忽视了一面。我曾受清华大学招生办委托，测试录取过两名语文特别好的中学生，他们的文化底蕴、审美识见、文学才华都非常突出，被破格录取到清华大学文学院读书，他们的语文水平，明显高于那些通过高考语文试题录取的学生。而这两名学生，做高考语文试卷，水平只能到中等。可喜的是，现在试题正在渐进式地完善中。 当今有相当多的人，对现在的语文高考试题，持批评态度。批评高考试题的人中，有作家，有教授，有著名中学教师。我觉得，他们的批评是真诚的，是出于完善的美好愿望，因而是值得鼓励的。然而，我觉得，他们的对高考试题的建议却往往是不够完满的，甚至是有些幼稚的、情绪化的。譬如，他们拿不出比现在的试题更好（毛病更少、漏洞更少）的语文试题来，还有，他们往往建议，就考一篇作文，顶多加上一篇文言文翻译，就行。有的说，为了促进学生多读书，就考一篇读书笔记就行。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想，只考一篇作文加一篇文言文翻译，如何评分？评分的随意性如何避免？成百上千的考生的语文水平，如何细致区分？更别说只考一篇读书笔记了。 最后形成这样一种尴尬的局面，批评高考语文出题方式的人，却拿不出更好试题样式来。（别误会我的意思，我意思不是说，拿不出更好的试题来就不要批评现在的试题）而只怀念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那种样式，可是那种试题实在不可行。 表明了我对语文高考出题模式的基本态度后，我马上就会遇到两个相关问题。 第一，当今的中学生不读书、少读书、只做题，当今的语文课堂上中大量存在题海战术，这难道不是现在这种高考试题引导的吗？高考试题难道不是语文教育的罪魁祸首吗？如何让现在的语文教育摆脱题海战术，摆脱应试的枷锁？ 看问题应当实事求是，我觉得，当今学生只做题、少读书、陷进题海当中，不能说是当今的这种语文试题导引的结果，而是过于激烈、过于严苛应试竞争导致的，是语文教育中激烈的“应试倾向”导致的，是大学招生人数太少，不能充分满足全国中学生的上大学上好大学的愿望导致的。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的语文出题方式是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只考作文和文言文翻译的那种，那么仍然会出现热烈的猜题押宝，题海战术。 大学每年就招那么多人，名额有限，名牌大学招生人数更有限，而应考人数那么多，因而，我相信，考生们都是急功近利的，为了尽快提高分数，无论你语文出什么题目，他们大概都会陷入题海。 有人说，语文只考一篇读书笔记，以引导他去多读书，题海战术就可避免了。 我说，如果那样，也许真的没有题海了，但是，恐怕也没有人学语文了，大多数考生，绝对不会如你所想像的去读什么名著，名著浩如烟海，读个三本五本甚至一二十本，不一定管用，对写那篇读书笔记没有太大助益，所以跟不读书没多少区别，于是，他们就会干脆不读书了，甚至连语文课本都不丢弃不看了，一身轻松去复习其他课程了。或者，他不去读书，他只去背诵一些应试专家们编写的某某书籍的故事梗概，某某书籍的名言警句等等。你们信吗？反正我信。 一句话，学生是否读书，是否放弃题海，与语文试题的样式，关系不大。 第二，有人抱怨，现在的语文试题ABCD选择题太多，语文作为人文课程根本不适用ABCD选择题，你如何看？ 我说，只要是考试，就很难离开选择题；既然离不开选择题，那么就离不开ABCD。 还是拿有人比较赞赏的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的试题来说。那上面就常常出现选择题，比方，出题者常常出这样的试题考问你，“你欣赏屈原避世方式，还是欣赏陶渊明的避世方式？请回答，并说明理由。” 这实际就是一种AB选择式。再比如，我们平时课堂教学中，不也常常用这种AB选择式甚至ABC方式来启问学生吗？ 现在的语文高考模式只不过是把这种方式集中化了，并且难度加大了。 既然，我们不可能离开ABCD选择题的出题方式，那么，就不要去抱怨它。 现在语文试题的毛病不在于ABCD这种出题方式本身，而是大家在用ABCD方式出模拟题时，出了荒唐事，把每个“选择肢”出得不当。比方，本来是ABCD选其一，可是有时能够选出多个来，有时ABCD都对，或都大体对。这种现象太多。 但，我们不能因为出现了不少荒唐的ABCD的选择题目，就责怪、就废除选择题这种方式。 不能因为世界上常失火，就禁止用火。 当然我并不同意一张语文试卷中，满篇全是ABCD选择题。现在的问题是纯粹客观的选择题目过多，应当减少，现在不正在减少吗？ 总之，我对现在的语文高考试题，充满同情。我只是对个别作文题不欣赏，那是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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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什么？


　　中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已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以数理剖解之方式，刀斩人文之美诗美文，焚琴煮鹤，大拆七宝楼台，千年煞风景，于今为烈；韩军曾在不同场合，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谁通读过《论语》、《史记》、“四大名著”，全部通读的，竟无一人——在语文教育的路上我们失落了什么？
　　
　　在中国中学语文教坛，韩军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教师。上世纪90年代至今十几年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留下了韩军思想的深深足印。12年前，他发表《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在中国语文教育界第一次呼唤“人文精神”，比高校文化界人文精神大讨论早了半年，2001年“人文”二字终于被写进了国家《语文课程标准》；6年前，他参与语文教育大讨论，发表《反对伪圣化》、《中国语文教育的十大偏失》、《中国语文教育的两大痼疾》等著名文章，激起热烈反响；2000年，在语文课程标准面世前，他发表《新语文教育论纲》，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新语文教育”；2004年，他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引发了百年来又一场“文言与白话”的热烈争论，众多报纸(《中国教育报》、《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都给予关注，与蒋庆提倡的“读经”，一同成为去年著名的文化事件、教育事件。

　　他有众多的荣誉称号，40岁出头，就已当了12年的特级教师；他的“新语文教育”被列入中国建国以来“著名的教学流派”。

　　韩军“新语文教育”的“新”字，非标新立异、除旧布新的“新”，而是五四“新文化”之“新”。他主张语文教育接续五四“新文化”，五四“新文化”的“科学”，落实到语文教育，即“求真”，五四的“民主”落实到语文教育，就是求“自由”与“个性”。真实、自由、个性，是“新语文教育”的精神内核。

　　韩军说，我的“新”其实更“陈旧”，比当今颇为时髦的打破传统、标新立异、唯新是举，“陈旧”了近90年。新语文教育主张回归两个传统，一是回归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传统，一是回归五四前民族语文教育根本方法的传统。我们在语文教育的路上失落了太多“根本”。

　　韩军说：“我是为语文教育寻根求本，呼唤中国语文教育返本归根。”

　　于是，就有了韩军倾注20年教学实践心血，构建的“新语文教育”的六大理念———

真实个性：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真

　　韩军最朴素的愿望是，师生在语文课上，不撒谎：不故意撒谎，也不被迫撒谎。这应是一个最起码的愿望，起码的常识。然而，实现它却很难。

　　韩军说，中国中小学生在作文中“编造谎言”，已成为一道举世罕见的风景。

　　他举了几个例子。1998年高考作文题是《坚强：我追求的品格》，大量考生，一同编造自已父母死亡，以反衬自已如何“追求坚强”；某省一个做了父亲的语文教师，在阅卷点恰好阅到了自己儿子的作文(他熟悉儿子笔迹)，作文编造父亲死亡，反衬自己坚强持家、诚敬孝母，父亲看后气得晕倒。最离奇的，一篇作文写自己从小失去双臂，就学张海迪身残志坚，练习用脚丫写字，反衬自我坚强。查档案知，作者是一个棒小伙，四肢健全且发达。

　　2000年天津市中考作文题是《上学路上》，众多十三四岁初中生，或编造上学路上“捡钱包交给警察叔叔”，或编造“扶盲人过马路”，或编造乘公交车“给老人让座”。似乎全市丢失的钱包，都恰被他们拣到，全市老人乘车、盲人过马路，都恰被他们碰上。这些作文，且都有固定套路：先“思想斗争”一番——钱包交还是不交，盲人扶还是不扶，给老人让座还是不让，后“狠斗私字一闪念”，“自我反省”，灵魂升华。如此作文，很多得了高分、满分。独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朴实为文，照实写亲身经历：雨天，上学路上遇青蛙，捉青蛙，知青蛙是益虫后，马上放生。此文竟被判为“思想格调不高”，不及格。

　　2002年高考作文话题《风雪中救人》，命题人提供的话题材料本身就漏洞百出，全国众多考生，“不约而同”编造“舍自身，救他人”，“弃小我，做大我”的美丽假话、套话……

　　何为人文？当今中国基础教育里，对人文存在太多人为的歧解，把人文理解成思想政治教化，当今最迫切的是回归到人文的本义——即让师生回归人性本真，即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做真实、自由、个性之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实质。可是却已经中断了很久。时下中国，请暂不要给人文添加其他含义，师生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最迫切。教师课堂上讲真话，学生口头“我口说我心”，笔头“我手写我心”，师生不虚伪、不矫揉、不造假，解放人性精神，灵魂自由舒展。这，就是目前语文教育中最大、最迫切的人文，也是人文之本义，更是语文教育之本。上语文课，师生均能身心自由，真诚、平等相待，与文本，与对方，真心沟通、真情交流，就是人文。当今中国，在教育中坚持这一点，仍十分不易。

　　韩军说，在许多地方，一个“奖伪罚诚”的潜在机制似乎正在形成：说真话，受惩罚，说假话，得奖励。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语文课上，师生都不能说真话，这样的历史，仍在继续。同时，不少教师，仍“孜孜不倦”迷信技巧、技法、步骤，克隆、模仿教案、教法，约有60%的教案是克隆、因袭。非本人亲手所撰。此数字绝不夸张。一，出版社出版的《教案集》汗牛充栋，供教师“拿来”。二，网络上，教案铺天盖地，成汪洋大海，教师只需动鼠标复制、粘贴即可。三，“集体备课”蔚然成风，作为先进经验普及神州。集体备课，即先由区里(县里)一人备好课后主讲，数百教师做笔录，然后，各学校再集体备，一人主备，共同克隆。当老师进课堂时，手中教案几近一致。教师俨然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韩军说，语文教育之树，枝繁叶茂，历久常青，源于语文教师深扎于文化沃土中的默然无语之根；教师立于脚下土地，立于人类博爱，立于深厚的文化积淀，用自我人生，体悟文本中人物、民族、人类的命运，感受与咀嚼文本中的个体与人类的苦难，与大地上的同类血脉相通，有悲天之情，悯人之怀，与文本中的人物同歌哭、共笑骂，真实地鸣奏语文教育动人心魄的乐章，那样，语文课就情感饱满，充满魅力。这，是语文教育的人文根本，人文血脉，是语文教育真实、自由、个性的本然所在。

　　韩军说，教师“精神真实”，才能导引学生“精神真实”，教师“精神丰盈”，才能导引学生“精神丰盈”。一味迷恋技巧、技法，一味克隆模仿，语文课岂不如水上浮萍？

　　韩军说，当今世境有些“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熙熙攘攘，利来利往”，假冒伪劣猖獗。此世境中，守住语文课三尺讲台的人文本真，坚执于精神真实、自由、丰盈，师生同说真心话，人人自由思考，独立思考，言而由衷，保持个性，实在不过是回归常识，然而，当今中国，回归常识却还需要一份勇气！

　　韩军说，制造假冒伪劣的物质产品，会害人性命，那么，制造伪劣精神产品，如，课堂上、作文里、口头中，言不由衷、鹦鹉学舌、胡编乱造、伪抒怀、假抒情，就是从精神与人格上，奴化人，毒害下一代了。

　　韩军说，呼唤回归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的人文本义，无非就是，让学生说“人的话”——真实、自由、个性的“人性”之话，不要教唆孩子说“神的话”——假话、大话、套话，也不放任学生说“鬼的话”——自私、冷漠、仇恨的话。所谓“神的话”，是泯灭人性，培养虚伪的神性，实为奴性；所谓“鬼的话”，是动物的“非人”的本能占据了道德心界与心理视域。总之，说话、写作，既不拔高，做“虚伪之神”，也不降低，做“非人之鬼”，不“装神”，不“做鬼”，做真实、自由、个性之“人”。这就是回归语文教育的人文之本。

　　韩军同时又说，个别教师为显示所谓真实、自由、个性，课堂上毫无顾忌地倾泄对世界、人生的绝望，把鲁迅先生那样的“骨子里彻骨的绝望”传染给十几岁的孩子，让他们觉得世界“本然”面目就是黑洞洞，无亮色，那也是他不赞成的。韩军说，语文教师可以让孩子感受悲愤，但绝不能给孩子带来绝望；语文教师可以将毁灭人生有价值的东西展示给孩子看，但绝不能让他们看不到希望的亮色。韩军打了个形象的令人动情的比方，他说，假如教师和学生，突然面临绝境，四面深渊，虎狼当道，似乎末日降临，真的已无半分生机，教师本人也已经彻骨地绝望，那么，教师应怎样对学生说呢？他应说，孩子，不要怕，我们还有救的！世界定然还有希望，明天会是一片曙色！韩军在上《照片记录中国之痛》一课时，开始先向学生展示中华民族面对苦难仍然迎难而上的四幅照片，从而让学生感受悲壮画面背后蕴藉的一种昂扬的精神。韩军说，这就是人文(人性)的边界。

　　人文，就是真实、自由、个性地做人，语文教育的根本植于此，而语文教育的人文又须臾不离文字，这也是韩军一再申说的。

化意为字：回归语文教育“生活”之本

　　韩军说，孩子写作潜能巨大，超出多数人想象。韩军在全国不同地方多次做试验：

　　任意普通初中生，6分来钟，可写近300来字，13分钟可写580来字。而中考作文要求一小时600字，高考800字。韩军曾在全国各地，在任意初中班级，现场做过多次的试验。做法是，营造轻松、愉快的情境，像做游戏，让学生现场写作，暂不考虑卷面，暂不进行修改，暂不查字典，只不停笔地写，题目是《周末我最快乐的一件事》、《我登上了神舟号载人飞船》，多数学生在6分半钟写了300来字。

　　韩军认为，表达本是人之天性，写作是表达的延伸，因而写作本非痛苦，而是一种倾吐的快乐，是人的普通生活状态。写作人人可为，非作家专利，文人专利，更非个别尖子生的专利。古时，八岁写诗作文，大有人在，而现在，出口成章、立笔成文的高中生却罕见。

　　韩军说，多鼓励、多表扬，少挑刺、少“规矩”，则任一普通学生，都能写出三本书，小学、初中、高中各一本，每本15万字，决不成问题。而为何极少孩子达到呢？是种种教条框框与清规戒律压抑了孩子，扼杀了潜能！不开掘挖潜，反而抑制！孩子一提笔，就被告知“言之有物、内容充实”，刚落笔，就被“教诲”“开个凤头、抓住读者”，想编个故事，就被警示“表达思想意义，阐发积极主题”……文未开笔，种种框框规距先涌心头。蜈蚣本会走路，可你让它按照《蜈蚣走路要领与规范》(假如有人制定了这样一个规范)去走路，反不会迈步了。我们的语文教育，就如此压抑孩子本然的写作表达潜能。

　　韩军说，写作被庄严化，教条化，愉快的表达变成了痛苦。是由于，化“思想意义”为“文章”，暗含严苛的“清规戒律”：1、唯有“思想意义”，方能写进文章；2、写，就得是“成篇的完整文章”，不能是零散字句片语；3、文章就得守规矩——文法句法章法，起承转合，起伏跌宕，不可“随意而为”。我的天！语文教师，对学生作文吹毛求疵，横挑鼻子竖挑眼，浇灭了孩子热情，使孩子视写作为畏途，写作成了千万学生心中永远的痛。

　　韩军说，若“思想”降格为“意念”，“文章”降格为“文字”，则是“化意为字”！化“意念”成“文字”，记见闻，写感思，无所不入童眼，无所不入稚笔，自由自在地写文字片语，没了清规戒律。人的生命即意念流动，意念流动就可随笔化意为字。写，成了倾吐与快乐，成了生活与生命。

　　多鼓励，你能行，孩子就在无数试笔中，树自信，成自觉，立笔成文。写作，就如同说话一样回归本然和生活。写帖子，写短信，人人写作的时代已然到来！

　　写完，我们陷入深思：回归语文教育人文之真，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吟诵之本，文化之本，文字之本，生活之本，多深刻、多精彩呀！百年中国语文教育，之所以起伏跌宕，跌跌撞撞，屡受指斥，根本原因，就是“失真”与“丢本”，悖逆传统，舍本逐末，失魂落魄，悖逆五四真实自由个性做人的传统，悖逆千百年行之有效的民族语文教育传统。今日，应是“守真归本”之时了。21世纪中国语文教育的曙色，已经从“新语文教育”上显露！

举三反一：回归语文教育“积累”之本

　　韩军精辟概括传统与现代语文教育的区别：五四前，千年传统语文教育“总思路”是举三反一，五四后始的现代语文教育“总思路”，却是举一反三。举三反一，讲究积累、积淀，大量读书，整体感悟，效果多快好省；举一反三，讲究唯学课本，以少胜多，分析解剖，效果“少慢差费”。今须改弦易辙，回归传统。

　　举一反三，即一学期只学一册课本，以30篇文章作范例“举一”，教师不厌其“深、细、透”地繁琐解析，微言大义，咀来嚼去，斟句酌字，以图让学生循例“反三”，会读、写同类文章。结果，一学期最多只学不足30篇，中学漫漫6年，最多学360篇。试图通过360篇文章“范例”，让学生会读、写远超过360篇的文章，实乃杯水车薪、缘木求鱼。数代人高中毕业，母语仍不过关。

　　韩军指出，举一反三，实乃学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理科课程之路。课本“举一”于前，学生“反三”于后，通过一个例题，学会解大量同类习题。五四后，人文向数理看齐，语文教育东施效颦。

　　学语文(言语)，本是举三反一。读书，积累，多多益善；数量在先，量变而质变。大量积累、积淀于前，才会点滴模仿反刍于后。无举三，则无反一；只举一，则永难反三，此铁律！

　　韩军举例说，幼儿学口语，效率奇高。出生一言不会，两年(720天)便正常交流，奥妙在举三反一。婴儿一出生，便掉进了语言汪洋。韩军算了笔账———幼儿1天至少听100句话，每句10字，一年至少听了36.5万字，两年至少73万字。幼儿在举三之上，自然反一，“听话数十万，说话自然成”，是奇迹也是自然。千百年传统语文教育，一直不自觉地走举三反一之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韩军说，五四后现代语文教育，悖逆传统举三反一，欲走捷径，试图在举一上反三，求“深、细、透”，字斟句酌，微言大义。咄咄怪事出现了：800字、1000字文章，竟讲三四课时(135分钟)；20字的《登鹳鹊楼》，在小学二年级竟“深、细、透”讲析35分钟，热热闹闹一节课，数数字数20个。多半世纪以来，语文教育一直如此，至今未有大变。以数理剖解之方式，刀斩人文之美诗美文，焚琴煮鹤，大拆七宝楼台，千年煞风景，于今为烈！

　　韩军又算第二笔账，中学一学期95节语文课(共4275分钟)，学一本语文课本3万字(30篇课文总字数)，速度竟是每分钟7字(3万除以4275分钟)。中学6年12学期共1140节课(共51300分钟)，学12册书，课文共区区36万字，学生竟跟老师艰难煎熬6年语文课共51300分钟，以7字/分钟的速度“字斟句酌”，剖来析去，焚琴煮鹤。中学6年到头，竟不如婴幼儿两年学口语所“听”字数73万字的一半！漫漫6年(加小学12年)，学书面语(读写)，竟不过关！又怎能过关！？

　　韩军激动地说，五四后现代语文教育，循举一反三为圭臬，造成十几代、几十代中国人少年青春光阴流逝，民族智力惊人浪费，触目惊心！百年中国，还有比这更大的浪费吗？现代语文教育痴迷举一为主，少举三或不举三，更是造成数十年来语文教坛“不读书、唯做题”的最根本原因所在，说此种“总思路”误人子弟，为过吗？

　　韩军对比举一与举三的区别：愈执迷举一，则必愈推崇讲析。勘字酌句，必在求“深、细、透”上费光阴。痛心的是，今日，浩浩960万平方公里大地，所有语文课堂，仍如此，800字至千数字之文，老师都不厌其“繁”讲析3节课共135分钟，甚至更长时间。“辛苦热闹三四节，数数字数800个”。而，愈推崇举三，必愈讲求数量，求感悟，求内化。按人正常读书速度，350字/分钟，135分钟能读47250字！积累、积淀，莫求深解、甚解(天下本无甚解)，大鹏展翅，“风之积也若厚，则其负大翼也有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韩军主张，举三为本，又不弃举一，他建议：一，大胆调配时间。初中、小学，2节或3节，学课本(举一)，弃“深、细、透”解剖，求粗通文意，不求甚解，每节完成2千字；3节或2节，学生自读课外书(举三)，按正常速度350字/分钟自由阅读。

　　二，莫执迷课本。初中与小学：课本与课外书，时间各占一半；高中：弃课本，径用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史记》、《中外散文百篇》、“四大名著”等做教材。

　　如此，语文教育必展翅腾飞，数以亿计中国学子的光阴再不会在语文课上浪费。韩军又算了第三笔账，3节读课本(举一)，每节完成2000字，3节共完成6000字，速度是44字/分钟；2节读课外书，350字/分钟，1节就可读1.5万字，2节读3万字。则一周5节语文课，就可轻松完成3.6万字！执迷举一，拘囿课本课文，求“深、细、透”，一周5节课，最多只能完成区区1600字！多快好省与“少慢差费”，悬若霄壤！

美读吟诵：回归语文教育“诵读”之本

　　韩军把扯开嗓子，忘我吟唱，摇头晃脑，或婉转，或铿锵，称作美读吟诵。千百年学语文从未离开过此，包括背诵。他说，这是学语文的根本之法！

　　五四后，尚西术，破传统，不再诵读，只推崇千技百巧——西术的和数理的剖解，美诗文碎尸万段，七宝楼台成残壁断垣；教师以滔滔讲析，代替孩子自悟自诵，美读吟唱，痴迷西术与数理剖解，乃五四后中国语文教育大患，语文教师通病，“少慢差费”本源！

　　韩军说，“文字本是肉做的”，有体温，有生命，有动感。传达文字生命动感，须诵读。无字不能读——即使课程表、花名册、元素表，我也读得抑扬顿挫，立体飞扬，犹似交响，听众皆呼，更况美诗妙文！——我想启蒙全国师生都痴迷吟诵，回归传统。

　　韩军对诵读颇有自已独到的体悟，他的名言是，诵到极致就是“说”。诵，乃“心”在支撑。随“心”所欲，道法自然。心到音到，心不到，抑扬顿挫失自然！“文革”就畅行矫揉造作的无“心”朗诵，声嘶力竭，拿腔拿调，对听众和吟诵双重蹂躏。诵之至境，是平和、自然、质朴、生活化地说话，用“心”来说话。生活中，平民百姓不假矫饰、自自然然表白，正是吟诵之至境！诵读人之“心”与文本之“心”共鸣，淡然说，自然说，随心说，便动人心，撼人魄！韩军读杜甫《登高》，他化身杜甫，有了“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悲愤苍凉；韩军读李商隐《隋宫》，他直入隋炀帝魂魄，嬉笑怒骂出神韵；韩军读《大堰河》，他与艾青心脉相通，上千听课人潸然泪下……

　　韩军强调，诵当然包括背诵。巴金背诵《古文观止》200篇，茅盾背诵《红楼梦》，才有了《家》、《春》、《秋》和《子夜》等鸿著。若熟诵“1、2、3”，即100篇古文、20篇白话文、300篇古诗词，达到高中毕业语文水平绝不成问题。有人担心，如此大的背诵量，哪有时间保证？哪有情趣？他说，大有时间与情趣！中学每学期95节语文课，6年12学期，共1000多节，即1000多个45分钟，教师占1000多个45分钟滔滔讲析，怎就不能让孩子背诵？孩子处于记忆的黄金期，45分钟背诵一篇《师说》长短的古文不成问题，或背诵三首《七律》亦不成问题。韩军说，算算，熟诵上面“1、2、3”，共花多少时间！配乐诵，分角诵，独诵，齐诵，赛诵，演诵，接龙诵……花样多多，情趣多多，比看教师大拆七宝楼台、焚琴煮鹤，有情趣千百倍！不只诵，更须抄，一字一字抄经典。今日用电脑键盘敲字蔚成大势，会写字写好字之人益少，因而最好用毛笔抄。

　　韩军说，诵、抄，看似最笨，然效最大！文脉相贯，文气相通，奠文字之基，养浩然之气。最笨之法，乃最实在之法，最本然之法。举三为主与强化诵、抄，在传统语文教育中行之有效、有大效，而在当代所谓的创造、创新、创意中被丢弃否定了。结果，创造因缺少根基而只能在花样翻新上左右摇摆，创新因缺少积累而只能在表面形式上徘徊不前，创意因缺少厚重而只能是雕虫小技的表演而已。

重文写白：回归语文教育“文化”之本

　　韩军说，我们语文教师不读文言与经典，我们语文课忽视文言与经典，唯重白话，已是超过半个世纪的凄然现实。韩军曾在不同场合，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谁通读过《论语》、《史记》、“四大名著”。全部通读的，竟无一人。这是我们语文教师队伍的现状，也决定了我们语文教育的“忧患”——忽视中华文化根本。

　　有感于此，2004年，韩军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掀起又一场“文白之争”。《新京报》转载称：“一时间硝烟四起，引发了众人的争议。这场争议，使我们得以在鲁迅宣告‘已经过去’将近80年后，又躬逢了文白论战的盛事。”

　　韩军认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坛顿失光彩，白话大师寥寥，再没涌现白话大师群体，自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20世纪下半叶，我们语文教育一定程度上断了文言文化血脉，致使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在少年语言敏感期，没有受过系统深入的文言教育。他们少年时，恰处在我们对文言否定愈演愈烈，课本弃文言愈来愈多时，他们所受语文教育，是切断文言背景下，以白话为本位的，接触的文言数量代代递减。他们语言敏感期，基本通过白话来学用白话，而非通过文言来学用白话。所以，成人后，整体的白话文字面貌，难与上半叶的白话大师比肩。

　　韩军说，数千年历史，积累了浩繁的极富表现力的文言典故、语汇，滋养、丰富了现代白话。人在少年语言敏感期，诵读大量古诗文，用文言奠基，用白话表达，则文字极易纯粹，典雅，凝炼，传神；而以白话奠基，通过白话学用白话，文字极易拖沓、繁琐、欧化、啰嗦。

　　韩军回顾历史说，20世纪上半叶白话璀璨，大师鲁迅、郭沫若等，开白话一代风气，是因他们在少年时深入接受了文言，在文言“酱缸”里浸泡过，汗毛孔都渗着文言滋养。成人后，白话里处处见文言光采。1949年后我们许多文人愈来愈“水”，“俗”，“痞”，失去了纯粹，古雅，洁净，朴素。正是我们语文教育忽视文言血脉的恶果！著名大学校长竟不能读通一首文言诗，教授竟篆隶不分，看似笑话，实乃教育轻人文、忽视文化血脉之“冰山一角”！

　　韩军认为，一个人若少年时诵读一定数量的一流的文言，则成人后写成一流白话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若少年极少接触文言，哪怕只学一流的白话，则成人时形成一流的白话的可能性也明显减小。通过白话学写白话，似近实远，事倍功半；通过文言学写白话，似远实近，事半功倍；根扎于“文”，语发为“白”，这，应是语文教育返璞归真、返本归根的基本法则。美国高中英语课，用一年时间读古英语的莎士比亚原著，且让学生写古英语诗；台湾高中语文课本几乎全是文言。韩军主张，我们高中，文言课文的篇目数量，理应超过50%。

文字素养：回归语文教育“文字”之本

　　韩军痛感，1949年后，大陆语文教育，饱受外部冲击。过去受政治冲击，变成政治课；今日革新开放，很多学校又误上成班会课、表演课、综合课、多媒体课，唱歌跳舞，声光电乐，喧腾热闹，“语文”无地自容，迷失本身。

　　韩军说，语文课之独立价值是文字。语文课首先要上成文字课。语文老师首先要是文字师。若关注精神，也须由文字引发，由文字贯穿，终落脚于文字，即“着意于精神，着力于文字”。

　　韩军说，语文教师须有“尖锐”文字敏感，须有不错的文字素养。医生见人面色，会不自觉表露医生职业敏感，而语文老师捧读文章，若不首先关注文字，或者自身的文字很糟糕，怎称做“语文”教师？文字对语文教师，犹如空气对人之生存那样重要，但也如空气容易让语文教师忽视了其存在。今日，语文课漠视文字现象极严重，语文教师“文字自轻”意识极深固，视“文字妙处”如无物，唯关注内容、主题、哲理、情节、结构、作者等，独不关注文字。众多语文教师文字水平低，让人瞠目！

　　何为“文字妙处”？韩军举例说，林语堂《论趣》开头，“记得那里笔记有一段，说乾隆游江南，有一天登高观海，看见海上几百条船舶，张帆往来，或往北，或往南，颇形热闹”，寥寥48字，洗练纯粹，却神肖毕现。换人写来，可能至少耗用60字，意趣也会逊色。此即“文字妙处”。

　　韩军说得精彩——语文课和语文教师可关注思想，但还有专门的思想课；可关注历史，可还有历史课；可唱歌，但还有音乐课。时下一些语文课“四不像”，游离文本文字，还美名曰“注重人文”、“加强学科融合”、“为学生精神奠基”，其实是语文教师本人没有较高文字素养，到了课堂上，才以巧补拙，失其本然，舍本逐末！语文课也不排斥多媒体，但须由文字“触”发，又落脚于文字。人的文字素养，并不比思想素养、哲学素养差毫厘；语文教师的文字素养，更是生命。语文教师对文字的虔诚，对文字的捍卫，都应该是最高意义上的。强调语文教师的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不是又回到工具性，而是强调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的精神意义。良好文字意识与文字素养，会令人情感细腻，儒雅聪敏，文质彬彬，气质高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