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军：论人的语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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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想表达我们对语文的一种哲学理解：在最本真的意义上，语文不是一种客观意义上的，有待我们去认识、去把握的外在存在物，而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语文生活世界。我们不是用语文来生活，我们就生活在语文中，语文就是我们的生活之所在。有一位加拿大学者说得很深刻，也很简洁：“关注语言，同时也意味着对那些寓于此语言里的人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作为语言教师，大家在努力寻找更好的向学生讲话的方式时，其实也是在为他们讲解更好的生活方式。从相对的和物质的意义上讲，拙于辞令的人过的是贫困的生活。”我们把这种以语文为本体的生活存在称之为“语文生活”。 一．语文是人的生命活动方式
　　所谓生活，是指人作为人的生命活动方式；它规定了人之所以为人，它相对动物的生命活动方式而言，把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区别开来。“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那么，人的生命活动方式是什么呢？是语文。所以卡西尔说，人是符号的动物。
1．语文是人的符号本质的对象化  
　　所谓对象化，就是人创造一种对象；这种对象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这种凝聚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物作为一种为人的存在规定着、塑造着人的本质。一般来说，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集中在“工具”上，我们一般讲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指生产工具。但实际上，语文也是人的一种对象化存在：语文是人的生命活动成果的“浓缩”和“结晶”，人的生命进化成果都直接表现在人的语文上。马克思称语言也是人的“感性的自然界”，并不是强调语文的物质形式（“震动着的空气层”），而是强调语文对人的生命活动的“感性存在”本质，即对象化的本质。语文是人创造的，人创造的语文作为一种客观“精神世界”规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不是人说话，而是话说人。伽达默尔说：“语言要素并非只是一种在其中能遭遇到这个或那个事物的空的媒介，它全然是一切能够遭遇到我们事物的基本元素。围绕着我们的，是作为说出来的东西的语言，即言谈的世界。生活在语言中，意味着在谈论某事和与人谈话中被推动着。……但既然语言是作为被说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作为那种我们对其只能有自我肯定、征服和屈服的外在物的可怕领域而围绕着我们，那么它也就确定了我们的自由的空间。”语文是人性结构的一种“样图”，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语文中，正如人一生下来就生活在工具中，人一生下来就由工具和语文的预结构规定着和塑造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任何工具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语文形式，因此工具对人的这种规定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由语文来替代的。随着社会和人的发展，工具的人性意义越来越表现为一种信息性、知识性存在，越来越语文化。也许有一天语文会在更大程度上替代工具本身来完成对人这种创造。
2．语文是一种积淀性人性遗传方式
　　我们常说，动物也是进化的。但动物的进化是以动物自身的实体来表现的，也就是说，动物进化表现在动物自身有机体的进化上，动物进化的成果就是动物自身有机体的进化。于是，动物有机体的消亡，也就意味着动物进化的中止；一代动物群体的进化成果因为无法实现对下一代动物群体的转移和联系而半途而废，因而任何一个动物和任何一代动物的任何一次进化都是从零开始，于是动物进化表现为无数个体和无数代周而复始和原地踏步踏。这种封闭性的循环进化导致动物只有“变化”而没有真正的进化。人的进化则不同。人的进化一方面表现在有机体内，这与动物是一样的。工具实践改造了人的有机体，包括四肢和大脑。于是人类个体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从小长大，从低级水平向高级水平发展。同时，人的进化还表现在语文上。语文作为一种物质本体和社会本体它不存在于人的有机体内，它外在于人，成为一种脱离人的客观存在。言语最终作为一种作品存在，语言则存在于言语中。于是，人的有机体的消亡，不会带来人的进化成果的消亡，人的有机体消失了，但人的进化成果却因为它外在于人的有机体而仍然存在。这种外在于人而又凝聚了人进化成果的语文因为是人进化的产物，它与人在着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对下一代人有着可接受性。下一代人通过语文与上一代人发生人性深层结构的联系，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的、人性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人的进化就成为一种累加式、积淀式、层级式的发展。每个人的发展都是在他人的进化成果的基础上开始的，每一代人的进化都是在吸取上一代人的进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人的进化就成为一个不断前进、不断进步的发展过程，不仅有“变化”，而且有发展。哲学家们说得好：“历史和传统之所以能进入到当代并具有效果，恰恰是因为语言的作用，每代人无法拒绝自己的历史和传统，是因为人不能没有语言，语言是历史和传统存在并产生作用的媒介。如果没有语言，历史和传统将不能延续，因为历史成为不可理解和解释的，成为不能表达的。在历史中存在，同时就是人在语言中存在，语言不仅是历史的边界，也是人的存在的世界。人是在语言中自然地接受历史和传统的。人接受和掌握语言的过程，就是他接受和继承历史传统的过程。语言是历史进入个人精神世界唯一的通道。语言与个人产生关系的时刻，正是历史传统渗透个人精神活动的时刻。语言的内容由历史而来，而历史由语言进入到现代。”我们理解这一段话，说的就是语文的人性遗传特性。
3．语文是人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阐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作为人类的一种掌握世界的“头脑所专有的方式”即理论的方式的特点时提出来的。我们理解，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对人与世界关系中人的主动性、能动性的揭示。如果说，人与世界关系中还存在被动、受动的一面，因而表明人类毕竟起源于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它具有受制于自然、服从自然和顺应自然的自然本性，那么，人类对世界的掌握方式作为人与世界关系中积极主动一面的集中表现，则充分体现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迥异于动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创造性的社会本性。因此，所谓“掌握世界的方式”，就是指一种属人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就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一般来说，人们归纳人类存在着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系统，第一种是“人类对世界的物质实践掌握方式系统”，第二种是“人类对世界的精神掌握方式系统”，第三种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类对世界的实践-精神掌握方式系统”。在马克思的阐述中，劳动实践当然属于第一种，理论则属于第二种，而艺术、宗教则属于第三种。我认为，人类这三种掌握世界的方式都以语文为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并隐喻和实现在语文过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文是人掌握世界的基本的方式。
　　人类学家业已证明，人类个体的生命过程实际上是人类整体发展历程的一次压缩性的重演。不管是在文化人类学意义上，还是在体质人类学意义上都是如此。心理科学和生命科学对此作了充分的描述和说明。与人类总体历程相比，人类个体的进化在程序上、环节上并没有减少，而只是在时空上进行了巨大的压缩。现代人的短短的几十年，就走完了人类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万年的历史。这种巨大的压缩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人对客观世界的符号化（语文化）关系。任何符号都一种概括，它把人在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中对事物的实践成果都浓缩在一个符号里，符号是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历史结果和逻辑结构的积淀性聚集性存在，它省略了或者说是隐藏或者说是包含了人们为达于这一结果而进行的漫长实践过程。符号的这种对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过程的包含性决定了，一，它使符号性活动（语文）成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压缩成为可能；二，它使符号性活动（语文）成为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的替代成为可能。人们通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可以构建主体性人格，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符号性活动构建主体性人格。语文使我们获取对自然的人性智慧，也使我们获取对社会的自由关系，同时也使我们获取对自我的生活体验。事实上，从种系发生学的意义上，人通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完成了人的主体性构建，但从人类个体发生学的意义，人通过物质实践和精神实践完成的人性构建历程，现代大都是可以通过符号性活动来实现的。“在今天，尽管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能运用越来越完善的工具展现主体的制造能力，然而在人类赖以展示主体的制造能力的工具中，语言才是最有力的工具。我们知道，人的生命在时间上是有限的，人的体力借助使用工具所发挥的力量在空间上也是范围有限的。然而以符号化语言为其活的灵魂的大脑却是一个无限膨胀的小宇宙。人的大脑能够运用有限的语言符号构造一个无限的文化世界，从而不仅在时间上延长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空间伸展和扩张了自己的‘生命’，而且在空间上伸展和扩张了自己的‘体力’。”这就是语文的人类学本质，也即我们所讲的生活本质：语文不仅是生活的中介，它还是生活的对象；语文不仅是生活的表现，它还是生活的本体存在；人不仅生活在语文中，语文还在构建人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提出“语文生活”这一概念的基本论据和基本出发点。
二．语文是一种“对话”实践
　　“对话”在我们的理论体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的基本观念是：语文的本质是人的一种生活，而对话，则是人的语文生活的实现方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语文生活也就是一种对话人生。
1．对话的语文学解释  
　　过去，在“语文=语言”的理论视野中，我们“忽略了言语所制造的对话关系。这一关系由于结构主义传统过分关注语言本身而几乎被置于脑后，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作出肯定、否定、疑问，发出邀请和喊叫的说话者；既然无人接收语言，那么自然也就无人回应，更谈不上有谁去诉诸行动或作出反应了。语言本来就跟言语行为密不可分；把语言看成只有在言语活动中方可运行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让语言与对话关系相适应。对话关系属于本身具有调节功能的行为，而非某种纯操作性或逻辑性的活动。那些跟交谈相关联的特征本属语言本身应有之义，因为人类命中注定是要讲话的”。言语的对话性质是很好理解的，而语言因为它与言语的对立统一关系，对话也便成为它“本身应有之义”。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一方面，言语的对话性质是直接的，语言的对话性质是间接的（主要是通过言语实现的），另一方面，言语的对话性质是具体的，当下的，语言的对话性质是概念化的，是历史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话理论是语言－言语分立论的产物。
　　对话是人们日常言语交际中常见的现象，但“在这里应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不限于一问一答（虽然这也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广义上的交谈行为（interlocution）,包括所有使用语言的互动行为”。正如巴赫金所说的那样，只要说者和听者、作者和读者之间具有“同意和反对的关系、肯定和补充的关系、问和答的关系”，处于“相互作用”的状态之中，就应当看成是对话，哪怕只有一句半句简单的话。张爱玲曾写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男女主人翁之间终身就一句话，却构成决定他（她）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对话：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人拐了，卖到他乡外县作妾，又几次三番被卖，历经磨难风波，老了，许多许多的人，许多许多的事，她都忘了，但那个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她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俩之间的对话，尽管“她没有说什么”，他也只问了一句，而且看起来似乎是那么平常、平淡的一句，但他们确实处于对话的状态中，他们确实完成了一次真正意义的对话。
　　关于语文活动，过去我们归纳有听说读写。实际上它们都是对话的行为表现。叶圣陶曾说过，写在实质上就是用笔说，写之前、写之中，写的人心中都有一个臆想中的听者，写，其实也是倾诉。读在本质上是倾听，读者面对文本，就像面对作者本人，读的过程，不是接受，而是与作者的视界融合。“传统的文本，并不简单是一个被动地等待着我去认识的对象，而是正在与我积极对话的另一个人。也就是说，试图理解文本的‘我’与被理解的‘文本’，不再是主-客关系，文本不再被看作是可以归结为一某类的东西，也不再是一种现在不能分享的‘过去’，而是一种正在向阅读者说话的主体，因此二者是主-主关系。”有时，一个人所说的话，看似独白，却是对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中，杰符什金的信里有一段写道：“我没有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我这口面包是我自己的，它虽然只是块普通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又干又硬，但总还是有吃的，它是我劳动挣来的，是合法的，我吃它无可指摘。是啊，这也是出于无奈嘛！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得不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可我还是以此自豪，因为我在工作，我在流汗嘛。我抄抄写写到底有什么不对呢！”巴赫金把这一段独白中被融合的他人话语一一找了出来：
　　他人：应该会挣钱，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累赘，可是你成了别人的累赘。
　　杰：我没有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我这口面包是我自己的。
　　他人：这算什么有饭吃呀？！今天有面包，明天就会没有面包，再说是块又干又硬的面包！
　　杰：它虽然只是块普通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又干又硬，但总还是有吃的，它是我劳动挣来的，是合法的，我吃它无可指摘。
　　他人：那算什么劳动！不就是抄抄写写吗，你还有什么别的本事。
　　杰：这也是出于无奈嘛，我自己也知道，我不得不干点抄抄写写的事，可我还是以此自豪！
　　他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抄抄写写！这可是丢人的事！
　　杰：我抄抄写写到底有什么不好呢？
　　而实际上，就算没有一个“他人”，自己与自己，也是一种对话。这就是所谓内心生活。
　　2．对话的伦理品格
　　对话的原始意义是交谈。但并不是任何交谈都是对话。对话有自己特殊的伦理品格。对话过程是不同主体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声音共同参与的精神历程。其目的，是通过来自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不同身份、不同知识领域、不同人生经历的主体就某些共同关心的主题自由发表意义和看法，克服单个主体因生活领域局限而带来的认识的闭锁性与狭隘性，突破单个主体认识上的自我中心与独断，从而创造自己更为丰富、更为深邃的心灵生活。对话的这种精神内涵和发展要求规定了对话主体必须有一种“对话意识”，即一种民主的意识、平等的意识、合作的意识，致力于共同创造新的精神境界和倾听他人的渴望，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意识，没有这种渴望，即使有再华丽的辞藻，再优美的句子，都不是对话，而可能是别的什么；而有了这种对话意识，有了这种对话的渴望，则即使言辞上再激烈，甚至是针锋相对的争辩，也是对话，而且还可能是更高级的对话；甚至，只要有了这种对话意识，人们相互之间默默无言的相对，静穆，也是对话（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不正是说的这种无言的对话吗？）。正如人们所说的：“没有对话意识的问答，就像一个只有骨肉而无灵魂的僵尸，绝非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意识的道德表现，就是对话的伦理品格。
　　伦理品格之所以是对话的必需，是由对话的主体间性决定的。对话是一种人际交往行为。“人际交往”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主体”这个概念的基础之上的，是以主体性存在为历史的和逻辑的前提的，人际交往只存在于两个或更多具有独立性人格的主体之间。这里所说的主体性存在既不是相对于自然、以人对物的占有和支配为指向的人类整体的主体性，也不是近代以来以自我中心主义为特征、以排斥他人、利用他人为内容的个体主体性，而是一种以人际的“互动”为特征、以人生意义的获得为目的的“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这种主体间性是以对方的独立意义的存在为前提的，否则就不能构成主体间性，就不能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交互性。“主体间性”这一概念本身就表明它是两个独立主体之间的生命活动，在对话中，对方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自我的意义的获得和价值的实现，因此，不尊重对方也就是不尊重自我，对方意义的缺损就是自我意义的缺损。人必须在另一个人在场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自我。这就是人的社会性的真正含义，也是构成对话的主体间性的人类学必然。在对话过程中，否定对方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实现，也就是否定自我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实现，也就破坏了对话的意义的真正实现。对话的这种主体间性决定了对他人的一种道德态度成为对话的内在要求。  
　　人生的终极目的在意义的获得；意义的获得是通过对话实现的；对话的实现又是以双方平等、合作的态度为前提的；逻辑的结论是，对他人的价值肯定和确认与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和确认是统一在一起的。对话的伦理品格之所以成为对话本身的必需，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3．对话的认识论价值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对话是一种以开放、自由探究的理性精神，同他人或他人创造的文本一道，共同创造知识、追求真理的智慧活动。 　
　　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是创造性、建设性的，而不是复制性、机械重复性的。对话在本质上是对话双方从各自的“前结构”出发达成的一种视界融合。对话的结果，既不是简单的甲对乙的接受，也不是简单的乙对甲的接受，而是双方以一种互补的方式合作创造一种新的结构，这种新的结构成为对话双方新的“前结构”影响下一次新的对话。法国语言哲学家海默然说对话就是“制造意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对话的过程不是复制也不是模仿，而是创造，对话的结果不是再现也不是重建，而是新生。
　　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活动，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对话的结果决定于对话双方的前结构，也决定于对话过程。对话过程有许多变数；对话双方的前结构虽然本身是已定的，但这种前结构必须在对话过程中被调用起来。因此，对话过程和对话结果都是无法预先规定的，它受对话过程中许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对于对话者来说，对话是一种未曾预演的理智探险，没有特定的终极性目标，永远面向未来，面向人类永无止境的未知领域。对话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对话的魅力也就在这里。人们在对话的时候，常常并没有具体的目的，人们的目的就在对话本身，人们追求的，是一次更深刻、更优美、更真诚的对话。于是，一个高质量的对话，本身就是对对话的一种奖赏。
　　对话作为一种认识活动，本质上是理解。当对话发生在面对面的讨论过程中，对话主体双方均把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文本”来看待；而当对话发生在现实的理解主体与符号化的历史“文本”之间时，符号化的历史“文本”并不是死的僵化的东西，同样是过去时代主体思维与意识的产物，有它的独特视界，当理解者试图去理解它时，它就像一个活生生的“你”，在对自已说话。因此，对话过程与理解过程具有本质上的同一性，对话过程是对话主体双方的视界融合过程，视界融合的结果是主体双方认知结构的不断改组与重建。所谓理解，就产生在这种对话双方认知结构的不断改组与重建的过程中。
　　4．对话的本体论意义
　　为了更容易理解对话的本体论意义，首先我们来看一段关于“对话”的记述：
　　1988年秋天，那时我刚从师专毕业不久在家乡县城的一所中学任教，我的同事们在课余时间经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聊天，而我却喜欢独自一人看书，或静静地出神。这样时间长了，我感到自己与他们之间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屏障。对此，我十分苦恼，便拿起鱼杆到县城附近的沁河边垂钓，想借此排遣那难以忍受的孤独。过了没多久，天突然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周围的人匆忙跑回家去了，只剩下我静坐在雨中，任凭秋雨淋湿了我的头发，顺着两颊流下。忽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句，我仿佛看到一位身穿蓑笠的老人在严寒刺骨、大雪纷飞、空无一人的江边垂钓，他似乎感觉不到天气的寒冷，也不在乎能否钓到鱼，更不介意世俗的人们会怎样看待他。他全神贯注地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默默地垂钓，默默地与大雪对语，与寒江对语，与冰层下面水中的鱼儿对语。从那一片空灵中独钓的身影，我感到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与孤独中的傲然独立，心中萌生了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的信念。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真正进入了《江雪》的意境中，与那独钓的老翁合二为一。从那以后老翁垂钓的情景便在我的脑海中耸立成一座永恒的雕像，他那遗世独立的精神支撑我走过孤独，走过闲言碎语，走过漫长的追求道路。
　　这一段记述讲了两种对话，一是蓑笠老人与自然的对话，一是作者与《江雪》的对话。分析这两种对话，我们发现，实际上作者与《江雪》的对话就已包含了蓑笠老人与自然的对话，作者在与《江雪》的对话中完成了与自然的对话，作者通过与《江雪》的对话过程达到了和蓑笠老人与自然对话过程一样的生活效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两种对话意义是一样的。或者说，作者与《江雪》的对话包含了蓑笠老人与自然的对话。于是，对话概念就超越了一般语文学意义而上升为一种本体论范畴，它隐喻着一种新的语文观，也隐喻着一种新的生活观、世界观。一方面，语文是一种对话，与语文对话隐喻了与自然的对话，人际的对话，也隐喻了与自我的对话。另一方面，生活也就是一种对话，“人与人‘我-你’对话关系构成了人的本质。具体来讲，对话具有双方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共同参与并影响对方存在的性质，对话的过程就是主体之间在经验共享中的相互造就过程”。
　　生活的真谛在于获取意义，而意义的获取在于对话，人通过对话获取对象，在对象中确证自己。通过对话理论，人重新构建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重新确认自己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人与世界的关系，直接的、现实的，表现为人与语文的关系；人的主体地位，直接的、现实的，表现为人对语文的自由状态和智慧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人存在的核心，人的存在的每一个细节都无一例外地与语言纠缠在一起，人类每用一种语言方式表达自己，就展现出一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人的语言表达质量的提高，展现出人自身之存在质量的提高”。
　　结语：对话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哲学主题，也是我们时代的生活主题，也是我们的时代的语文主题。这三句话说的是一个意思，那就是我们时代的人的主题。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尚文教授的帮助，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