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缺席：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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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树浓


    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想起了朱学勤先生的一篇题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文章。文章里，朱学勤先生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为我们讲述了跟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思想失踪的二十年历史。作者那种黯然神伤和悲天悯人的笔调，使我深受感染。“一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很可能是一部习惯性流产史。”“中国过剩的是人口资源，缺乏的是思想资源。”这些带有痛感的语句在我的脑子里难以磨灭的印象，随着我阅历的增加，这种痛感变得刻骨铭心起来。作为一个自由思想者，对现实的痛感体验，使我迟迟不能动笔。但对中国思想界现状的清醒认识，却让我有不吐不快之感。
　　俄罗斯的一位艺术家说过：“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而且是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名副其实的流亡者。”东方学者萨伊德说：“知识分子的本质就是流亡者、边缘人、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流亡不是一般意义的物理概念，而是一种面对存在而在心理时空建立起来的生存态度。”流亡意味着边缘，边缘意味着独立和质疑。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拒绝附和从属，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他们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不隶属于任何阶级，他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立场、观点，努力追求一种非偏狭的视野。”所以，惟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才能够用自己的心灵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也惟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才能探索到真正能使人类进步的真理。他们不知疲倦，执着探索，永不安居，永远在路上。
　　然而，他们中有多少不是死在路上的？从苏格拉底、布鲁诺走向火刑架；到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祖国，有哪个知识分子能逃出政治家的魔掌呢？政治家大概是不要大家都能思想的，他们希望所有人都能附和他，不给他添乱。徐中玉教授就说过：“领导者会连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非常爱国也看不到，不承认，只认为，只看到驯服工具才最有用。”政治家是不讲你真不真爱国的，你歌颂他，附和他，就是爱国；你批评他，反对他，就是反国，是跟某国勾结的奸细。这点，在政治单极化传统的中国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成了政治家们的附庸。作为时代的最善感的神经，他们能够敏锐的感受到，却不准有效的反馈出来；作为社会的阐释者，他们却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摇旗呐喊；作为历史的先知者，他们却连做作出判断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因为中国的历史既有秦始皇，又有朱元璋乃至康乾；既有焚书坑儒，也有文字狱。
　　但，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能够独立思考的的人文知识分子。像先秦、魏晋、晚明、五四这些风起云涌的乱世里，诞生了孔庄、嵇康、李贽、鲁迅这样的有个性的思想家。中国的历史里总有条悲剧性的定律——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只可诞生在乱世里，只有在思想自由的乱世，思想家们才能找到生存的土壤。而在风平浪静的盛世，当政治家们有暇顾及文化的时候，他们便失去生存的空气。但中国历史上，仍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在为他们的话语权进行无畏的抗争，即使是在不敢怒也不敢言的清朝，也诞生了像金圣叹、廖燕、唐甄这样的异端，就连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也没有因为文化专制而失去独立思考的民主思想。而我们当代呢？建国五十多年来，我们诞生过能够代表我们时代的启蒙思想家吗？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又有多少为了自我价值而进行无畏地抗争呢？作为唯一能够为中国传播点先进理念的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多少年来，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使我的思考堕入漆黑的长夜里。
　　哈耶克说：“大多数人是很少能够独立思考的，在大部分问题上，他们所接受的意见都是现成的意见，他们是生来具有还是受人哄骗而接受这套或那套信仰，都同样感到满意。”因此，我们社会是很需要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启蒙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正如爱默生说的那样，要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命令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现实。然而，在政治和物质双重愚化的今天，启蒙者死了。他们中有的选择了逃避，像清朝学者搞训诂那样把自己关起来；他们中更有的选择了投降，当他们由“启蒙”衍化成跟政治家一起去“蒙”的时候，启蒙者彻底从中国的天空消失了。
　　随着独立思考与启蒙者的消失，中国的思想知识界已经到了濒临死亡的边缘。回想五十多年来，我们诞生了多少能值得我们称道的人文知识分子？又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受到压迫时能够拿起手中的笔？建国后的接近三十年历史，生于八十年代的我并未亲历过。但我却知道那是一个文化极端专制的时代，特别是给中国带来浩劫的十年文革。在那个动荡不安的乱世里，曾有一个这样的故事：某单位开一个反“右”派会议，因为上面来了指标，非抓一个走资派不可。选了半天也选不出来。某君憋尿，去了趟厕所，到回便听到上面嚷——走资派找着了，撒尿的，便是走资派。在这样的指鹿为马的时代，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的知识分子（包括五四时期都已经成名的的作家），集体失语了。在十字路口的抉择上，他们大多数选择了投降。魏建功为江青讲《离骚》；冯友兰把江青捧为凤凰，就连文学大师巴金也要讲唯心的话来保存自身。而除了这些违心地去歌功颂德的知识分子外，江青手下更有一批无恶不作的犬儒。他们不但歌功颂德，而且还用文化手段对大量无辜者进行无耻的深度伤害。那时，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政治的工具，别说独立思考不成，就连颂德颂得不够漂亮，也要被扣上“臭老九”“牛鬼蛇神”的帽子。
　　而综观整个文革，又有多少人能为自己的人格作出无畏的反抗呢？说到这，不能不提到两个死于文革的知识分子，一个是老舍，一个是张志新。但是他们真的在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进行无畏的抗争吗？当我们知道一直歌颂政治的老舍因为受到批斗而感到委屈，奔湖不返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张志新在喉咙被割断时仍想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我们会为文革的知识分子感到无限的悲哀。
　　那毕竟是一个政治专政而缺乏理性的时代，我们也不必过多地去苛责那些苟活下来的知识分子。而在物质生活相对稳定的今天，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又在充当着什么角色呢？他们恢复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本色吗？殷海光说过：“当人的思想不通时，要靠固执或依靠权威来维持自己的中心观念；当人的思想不透彻时，容易受市面流行的浮词泛语的摇惑；当人的思想严密且灵动时，他不需要依靠权威，又不会受到一时意见的摇惑。”在这个政治和物质双重愚化的时代，我们有的人文知识分子仍然不能做到思想透彻，他们随着金钱与权力而势利地随波逐流。因为政治，他们选择了权威和主流；因为物欲，他们选择了后现代主义。当你看到某位学者的论文满纸的政治话语；当你听到某位教授以千万身价被买身到某校，你不要觉得奇怪，这就是中国的知识思想界。
　　当今人文知识分子最坏的堕落，便是打着“主流”“主旋律”的旗帜去吓唬人，以至失去了自己独立的方向和人格。他们不再去宣传点西方先进的民主人权思想，他们也不再去批判社会的丑恶现象。而当今知识界则出现了一种更令人疾首的现象——代表着知识金字塔顶层的学院派也在开始堕落。知识分子的独立、启蒙、批判的三个原则，现在的教授学者有多少能做到呢？作为一个启蒙者，教授学者无疑是提高国民觉悟，改善国民性的希望。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启蒙者”在讲台上用政治体制的口吻去“蒙”学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的跳槽是因为金钱，而不是因为学术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他们因为要评职称而发表垃圾似的论文的时候，我们还能寄以什么希望呢？我们的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最识时务的俊杰了。他们不但不敢去碰禁区，就连那些与上头甚无瓜葛的敏感区域，他们也没勇气去碰了（怪不得徐中玉教授也要为他们的“过分自律”而仰叹。）在这种缺乏执着，畏手畏脚的学术精神下，我们能诞生像鲁迅、胡适这样的伟大人物吗？我们能诞生值得我们称道的知识分子吗？爱默生说过：“学者是现今这个灵魂萎靡的队伍里，一个执旗的人。”我们为中国有这样的执旗人感到悲哀。
　　无可否认的是，中国还有一批尚能保持自己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包括高校学者）。他们一向有独立思维，分辨是非的能力，但遗憾的是他们不敢面对现实。他们最大的悲哀，就是用朦朦胧陇的辞措去面对现实。而他们所要启蒙的大众，却参透不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的思想便封闭在曲高和寡的象牙塔里，起不了一点启蒙作用。怪不得于坚、伊沙要笑他们“用清洁的表面文字，混沌的“诗言志”所传递出的仿杜甫的式道德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又轻易讨得“庞然大物”的放行甚至庇护；而隐喻设置的修辞的的阴谋 ，是糊涂的西方汉学界真的以为他们敢于面对中国的现实。”
　　鲁迅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知识分子集体失踪的中国思想界已走到死亡的边缘。饱受了几十年政治压迫的知识分子，现在又在后现代主义的物质虚无的颠覆与攻击下，正要死去。这令我想起了现在敢于抗争的一些知识分们（例如刘晓波、林贤治、余杰、摩罗等）。他们并不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那种勇敢追求真理的叛逆精神，却一直使我认为他们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生于七十年代的余杰、摩罗用他们那永远年轻的激情为我们谱写着中国的希望，他们为我们写下了凝结着中国知识分子最宝贵良心的两部史诗：《火与冰》《耻辱者手记》；而自由激进的刘晓波更是用他那炽热的躯体，洗礼了“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的真理。
　　他们曾经使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可是当我离开他们，走进残酷的现实的时候，我才知道他们的声音是多么微弱与无助，在中国思想知识界这个铁屋里，光是几声的呐喊，光是几个人扛住门闸来放跑孩子，有什么用呢？让我们为思想死去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墓前洒一把泪。为他们，也为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