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的春节

jssh365

1915年的春节

0 作者：顾文豪 1915年，农历乙卯年，民国四年，是个兔年。 这年的公历2月14日，正是农历正月初一。 在前一日的晚上，亦即除夕之夜，按说乃中国人一年中最是欣幸的日子，学者吴宓却颇是怅怅。日记中，他记道除夕当夜“夜中梦境萦扰，转侧无寐，又苦寒不舒”，可见甚不能安枕。翌日初一，“市肆均关，均无所谓”，更是无聊。吴宓曾自谓“素多杂思，常觉心境烦恼”，当此岁末，平居无事，善感敏感的他自然特多冥想。 民国四年的中国，仍旧处在时代的新旧挣扎之中，吴宓显然也敏锐地意识到了时局的复杂。年初二（2月15日）的日记里，他指出中国的现状是“新旧对峙，无从判决”，承认“时至今日，学说理解，非适合世界现势，不足促国民之进步”，但“尽弃旧物，又失其国性之依凭”，因此可能的“唯一两全调和之法”，即于“旧学说另下新理解，以期有裨实是”。并特为强调，果能达臻此道之人，“非能洞悉世界趋势，与中国学术思潮之本源者，不可妄为”。“旧学说另下新理解”，这是吴宓一百年前为中国学术发展指明的路，于今视之，我们不得不问一句，我们的旧学说还剩多少，我们的新理解又有几分？ 年光交替之际，每易回首前尘，素多杂思的吴宓更不例外。年初三的日记里，他谈及昔年曾与汤用彤谈到自己“此心颇多思想，且以为患”，汤告其“稍长即无思想矣”。盖儿时之所谓“思想”，实皆“幻想”，父执辈告其日后将“自非自悔”，待“识其无用”，而后乃“得成人之思想”。彼时二十出头的吴宓自觉年来颇有进境，“思想大减”，不再恒多思虑，自得抑或自伤，主张“修身行道，当取积极主义，不宜故步自封”。隔十日的初十一，吴宓又与汤用彤谈，自述他日“拟以印刷杂志业，为入手之举”，希冀以此“造成一是学说，发挥国有文明，沟通东西事理”，最终“镕铸风俗，改进道德，引导社会”。 较之吴宓的怅怅多思，旅美的胡适则潇洒得多。据《胡适留学日记》载，1915年初美国限制兵备会欲得各大学学生之赞助，乃由《纽约晚邮报》记者设宴邀请东美各校之持非兵主义者于纽约之大学俱乐部参加限制军备会晚餐并开会，与会代表来自康奈尔、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宾夕法尼亚、普林斯顿、纽约大学等七所大学，讨论设立学校联合抵制增兵问题。胡适即代表康奈尔大学赴会，遂成纽约之行。 饶是事务繁忙，胡适仍不忘佳人。13日晨抵达纽约后，他即电告韦莲司。午间一时，胡适往访韦莲司，相谈甚欢，且“是日天气晴和，斜日未落，河滨一带，为纽约无上风景”，二人遂循河滨漫步。晴日、静水与佳人，令胡适“几忘身在纽约尘嚣中矣”。行一时许，复返至韦宅，两人又“坐谈至六时半始别”。 是夜，胡适至大学俱乐部商议，最后商定放弃军国主义大学联盟，该名即由胡适拟定，并推选哥大代表卡斯藤为会长。 胡适到底是胡适，春风得意中每能自警自惕。2月18日的日记里，他为自己定下了三大纪律，即卫生、进德与勤学。要求自己每日七时起，每夜十一时必须就寝，晨起后须体操半小时；平日待人接物做到“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对己与接物一致”以及“今昔一致”；而读书须坚持每日至少六小时，并以哲学为主，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等为辅，如此则“轻重自别”，告诫自己切勿“反客为主”，且须“随手作记”。 这年春节，在京的鲁迅过得萧散清简。初一日，他午前同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许寿裳、马叙伦等往访钱粮胡同的章太炎寓所，至夜始归。彼时章氏尚处于袁世凯的“幽禁”之中，虽有所谓“仆役之人”照应起居，实则皆为“监视”之特务。据说，特务中有一人乃京师警察厅副课长，每逢初一、十五，即照规矩向章氏行一跪三叩首之礼。发噱的是，当其行礼完毕，章氏特别要跟他讲一段《大戴礼》，以示“有教无类”。诚不知这年的正月初一，是否也行礼如仪，施教如仪？ 除了往返章太炎处，春节期间，鲁迅大抵不是会友，即是买书。计购得《说文统系第一图》拓本、《说文句读》一部十四册、《纫斋画剩》一部、《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袖珍本《陶渊明集》一部二本，并若干古钱。 与鲁迅相比，周作人的乙卯新年虽也多是终日看书，但多少有点不那么适意了，盖其时有小恙。正月一日傍晚，他“腹痛良久”；二日上午服萆麻油一瓢；四日则觉“左眼角又微痒”，点药，饮舍利盐一包，均“未有效”；八日，又觉头痛；十日，买麦液粉及保肾丸药。 而曾为光绪、慈禧点“神主”，并任德宗实录馆总裁的荣庆，此时以遗老身份寓居天津。初一日，他至中华书馆。初二日，则设家宴，自述“白鱼肥美，绍酒清醇，亦足以怡”，足见其安乐之态。 比荣庆小一岁、时年五十六岁的郑孝胥倒是忙得可以。初三日与黎元洪秘书杨雨廷谈，与聂缉椝子聂云台谈；初六日与孟庸生谈黑龙江垦田事，见杨子勤、王一亭、吴仓硕、王叔庸等；初七日见持诗来访的广西人何诹，访李萼楼；初八日与叶揆初谈浙路押款事。凡此种种，会客不歇。针对日本该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郑孝胥亦深为时世所忧，在十三日日记中记道：“国亡矣！将来政党与外人为敌，势必日孤。袁世凯之命运将随满洲以俱尽。华人尽化为南洋华侨及上海买办之性质。立国之思想殆如死灰之不复燃，燃则溺之而已。公等将何以救之？哀哉！” 国亡乎？国不亡乎？不论是素多杂思的吴宓，意气飞扬的胡适，还是清简朴质的周氏兄弟，乃至遗老如荣庆、郑孝胥辈，其实皆为国家的未来而萦扰忧思。至于解救之法，胡适在2月21日致胡平信中给出了一己之解答，他写道：“今日祖国百事待举，须人人尽力始克有济。位不在卑，禄不在薄，须对得住良心，对得住祖国而已矣。幼时在里，观族人祭祀，习闻赞礼者唱曰‘执事者各司其事’，此七字救过金丹也。” “执事者各司其事”，似乎一百年后的我们还该继续将此七字奉若金丹。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07848

jssh365

冯骥才：年夜思

0 民间有些话真是意味无穷，比如“大年根儿”。一年的日子即将用尽，就好比一棵树，最后只剩一点根儿——每每说到这话的时候，便会感受到岁月的空寥，还有岁月的深浓。我总会去想，人生的年华，到底是过一天少一天，还是过一天多一天？ 今年算冷够劲儿了。绝迹多年的雪挂与冰柱也都奇迹般地出现。据说近些年温温吞吞的暖冬是厄尔尼诺之所为；而今年大地这迷人的银装素裹则归功于拉尼娜。听起来，拉尼娜像是女性的称呼，厄尔尼诺却似男性的名字。看来，女性比起男性总是风情万种。在这久违的大雪里，没有污垢与阴影，夜空被照得发亮，那些点灯的窗子充满金色而幽深的温暖。只有在这种浓密的大雪中的年，才更有情味。中国人的年是红色的，与喜事同一颜色。人间的红和大自然的银白相配，是年的标准色。那飞雪中飘舞的红吊钱，被灯笼的光映红了的雪，还有雪地上一片片分外鲜红的鞭炮碎屑，深深嵌入我们儿时对年的情感里。 旧时的年夜主要是三个节目。一是吃年饭，一是子午交接时燃放烟花炮竹，一是熬夜。儿时的我，首先热衷的自然是鞭炮。那时我住在旧英租界的大理道。鞭炮都是父亲遣人到宫北大街的炮市上去买，用三轮运回家。我怀里抱着那种心爱的彩色封皮的“炮打双灯”，自然瞧不见打扮得花枝招展而得意洋洋的姐姐和妹妹们。至于熬夜，年年都是信誓旦旦，说非要熬到天明，结果年年都是在劈劈啪啪的鞭炮声里，不胜困乏，眼皮打架，连怎么躺下、脱鞋和脱衣也不知道。早晨睁眼，一个通红的大红苹果就在眼前，由于太近而显得特别大。那是老时候的例儿，据说年夜里放个苹果在孩子枕边，可以保平安。 在儿时，我从来没把年夜饭看得特别非凡。只以为那顿饭菜不过更丰盛些罢了。可是轮到我自己成人又成家，身陷生活与社会的重围里，年饭就渐渐变得格外的重要了。 每到年根儿，主要的事就是张罗这顿年饭。70年代的店铺还没有市场观念。卖主是上帝。冻鸡冻鸭以及猪头都扔在店门外的地上。猪的“后座”是用铡刀切着卖；冻成大方坨子的带鱼要在马路上摔开。做年饭的第一项大工程，是要费很大的力气把这些带着原始气息的荤腥整理出来。记忆中的年饭是一碗炖肉，两碟炒菜，还有炸花生米，松花蛋，凉拌海蜇和妻子拿手的辣黄瓜皮——当然每样都是一点。此外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那是一只我们宁波人特有的红烧鸭子，但在70年代吃这种鸭子未免奢侈，每年只能在年饭中吃到一次。这样一顿年饭，在当时可以说达到了生活的极致。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年饭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最真实的上限的“水位”。我说的中国人当然是指普通百姓，决不是官宦人家。年的珍贵，往往就是因为人们把生活的企望实现在此时的饭桌上。那些岁月，年就是人生中一年一度用尽全力来实现出来的生活的理想啊！平日里把现实理想化，过年时把理想现实化。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一个伟大的创造。 然而，这年饭还有更深的意义。由于年饭是团圆饭。就是这顿年饭，召唤着天南海北的家庭成员，一年一次地聚在一起。为了重温昨日在一起时的欢乐，还是相互祝愿在海角天涯都能前程无碍和人寿年丰？此刻杯中的酒，碗里的菜，都是添加的一种甜蜜蜜的黏和剂罢了。那时，父亲在世，年年都去他家，钻进他的阴暗的小屋，陪他吃年饭。他那时挨整。每天的惩罚是打扫十三个厕所，冬天里便池结冰，就要动手去清理。据说“打扫厕所就是打扫自己脑袋里的思想”。于是我们的年饭就有了另一层意愿——叫他暂时忘了现实！可是我们很难使他开心地笑起来。有时一笑，好似痉挛，反倒不如不笑为好。父亲这奇特而痛苦的表情就被我收藏在关于年的记忆中。每年的年夜都会拿出来看一看。 旧时中国人的年，总是要请诸神下界。那无非是人生太苦，想请神仙们帮一帮人间的忙。但人们真的相信有哪位神仙会伸手帮一下吗？中国人在长期封建桎梏中的生存方式是麻痹自己。1967年我给我那时居住的八平米的小屋起名字叫宽斋。宽是心宽，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宽慰；宽也是从宽，这是对那个残酷的时代的一种可怜的痴望。但起了这名字之后我的一段生活反倒像被钳子死死钳住了一样。记得那年午夜放炮时，炸伤了右手的虎口，以致很长时候不能握笔。 我有时奇怪。像旧时的年，不过吃一点肉，放几个炮。但人们过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劲头？那时没有电视春节晚会，没有新春音乐会和新商品展销，更没有全家福大餐。可是今天有了这一切，为什么竟埋怨年味太淡？我们怀念往日的年味，可是如果真的按照那种方式过一次年，一定会觉得它更加空洞乏味了吧！ 我想，这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误解了年？ 我们总以为年是大吃大喝。这种认识的反面便是，有吃有喝之后，年就没什么了。其实，吃喝只是一种载体，更重要的年赋予它的意义。比如吃年饭时的团圆感、亲情、孝心，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希冀与祝愿。正为此，愈是缺憾的时候，渴望才来得更加强烈。年是被一种渴望撑大的。那么，年到底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当然它首先是精神的！它决不是民族年度的服装节与食品节。而是我们民族一年一度的生活情感的大爆发，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大团聚，是现实梦想的大表现。正因为这样，年由来已久；年永世不绝。只要我们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紧拥不弃，年的灯笼就一定会在大年根儿红红地照亮。 写到此处，忽有激情迸发，奔涌笔端，急忙展纸，挥笔成句，曰： 玉兔已乘百年去， 青龙又驾千岁来； 风光铺满前程地， 鲜花随我一路开。 一时写得水墨淋漓，锋毫飞扬，屋内灯烛正明，窗外白雪倍儿亮。心无块垒，胸襟浩荡是也。 来源：南方周末 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97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