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田：书法家为什么不写自纠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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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家为什么不写自纠状

2005年9月23日的《文汇读书周报》刊发了著名学者来新夏的文章《我的自纠状》，来老在文章中写道：“从事著作，总希望自己的著作完美无缺，能给人以裨益；但往往在成书以后，事与愿违，又不断发现错漏，引致自己的无尽悔意，始知古人不轻付枣梨的谨慎。《清人笔记随录》是我尽数十年积累之功，于耄耋之年，整理成书问世，理应减少差错。一旦问世，内心喜悦，难以言喻。而各方鼓励之词，纷至沓来，益增快慰。直谅多闻之友，虽时有指疵摘瑕，亦多婉转陈说。近于怡然陶醉之余，持书循读，确有字句错讹谬误之处，心怦怦然，而最不可谅者，则为叙事缺漏与论述悖迕。若不细检推敲，亦可掩愆。惟静夜深思：个人得失事小，贻误后来事大，若隐忍不发，希图蒙混，则中心愧怍，而有负读者，遂决然举二例以自纠。”

文学评论家陈福春对来新夏的自纠一例进行了说明：“来新夏先生的《清人笔记随录》是2005年1月由中华书局初版的。······而来老在《清人笔记随录》问世后，亦立即寄赠了我一部。在奉读之后，我曾写过一篇书评，题为《八旬老学者新奉献》，发表在那年6月的《中华读书报》上。在那篇书评中，我随手例举了来老此书中的两个片断：胡承谱的《只麈谭》记有鲁亮侪逸事，十分生动，但来老博览强记，忆得少时曾读袁枚谈鲁氏一文内容相似，于是重检袁氏文集，发见固然如此，再加小小考据，便证实胡氏乃有剽窃袁文之嫌。邵晋涵《南江札记》中，有辨《后出师表》非伪之文，近人卢弼著《三国志集解》却引何焯之说，来老谓何氏乃窃自邵氏云。畏友刘兄寂潮读了拙文后，告诉我邵氏实生于何氏死后，这是来老记错了。我一查书，果然如是，惭惶（因我未察其误）之余，忙打电话告诉来老。此后，我便在9月23日《文汇读书周报》上肃然读到了来老的《我的自纠状》。老实说，我当时读到如此真挚、沉重的自责文字，真正是‘心怦怦然’，深受感动和教育！你想，来老为霞之年辛辛苦苦写这么厚一部大书，有些疏漏本也难免，且毕竟又都是较小的失误。来老这样严以律己，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学者的敬业精神，体现了一个劳动者的淳朴本质！”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每一个人都有走弯路，走错路的时候，关键是你如何回望自己的弯路和错路。我写文章出现错误，被同道指出，第一时间改正。我觉得知识海洋异常浩淼，我们无法穷尽。黑龙江学者李敬东十分严谨，每每在我的文章中发现错误，都会直言不讳地指出。我重视他的意见，他留在我博客上的指谬文字，我一直保留。挚友斯舜威对我的错误从不姑息，甚至一个词的不当使用，也会及时指出。近几年，自觉在思想与写作上有稍许进步，与李敬东、斯舜威的批评不无关系。为此，我感谢他们。

当代书法家也经常出现错误。比如，那位声名显赫的书法家，侵占了学生的学术成果，被揭露后，反而强词夺理，百般狡辩。还有一位著名书法家，把“更催桃李”写成“更摧桃李”，也不见道歉和自纠。著名学者来新夏能写自纠状，为什么犯了错误的书法家不能写自纠状呢？在我看来，这是当代书法家现代人格的缺失，是书法家现代精神的萎顿。

当代书法家首先是一位现代人。那么作为一位现代人，需要具备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其中包括对自己的品德、修养，对自己的弱点与局限的认识。当代书法家已经从历史的文人阶层中脱离出来，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门职业。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可是当代书法家的人格构建、知识谱系，已经不具备与传统文化对话的条件，那种把人格视为人的最高价值的精神选择，显然让位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横行和跋扈，以及对物质与权力的倾心与向往。因此，我们所看到的那些不伦不类的“大师”、“巨匠”，均有着封建社会价值判断的优越感，有着浅薄的自大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