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桥：关于 “影响思维与行为的书”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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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桥：关于 “影响思维与行为的书”的通信

来源:共识网-作者赐稿作者:刘大桥

近十年，譬如涉及到哲学的书，我基本不读中国当代人写的哲学书(或许李泽厚、赵汀阳等少得不能再少哲学家的例外)，特别是近五年，我读的哲学书籍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福柯德里达等法德两国为主要的哲学著作。

　　某先生：
　　你好!谢谢你记得我。
　　“影响自己思维与行为的书”，这也许是个好话题，可以让众人来谈谈书，谈谈不同观念不同趣味的书。不过你的题目于我却不好回答。近三十年，能影响我“思维与行为”的书，恐怕只有邓小平的书(但好像又不是你的题中之义)。邓的书，它修正了毛氏的共产主义学说和实践，正是基于邓的这种修正，中国才有了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它依然是一个动态的词汇，也就是说，无论它的内涵还是外延，它都处在一个不断探索或不断试错的过程。从现在的一般看法，它既有马克思共产主义原典的基因，也有来自苏俄社会主义实践的印记，自然，更多的则是以毛泽东等建党鼎革新政一辈人的理想与实践。重要的是，由于邓的经历与邓对世界与中国关系的把握，重要的是，它具有一种破除迷信克服僵化冲击教条而形成的改良与革新合二为一的素质。这一理论，反对“统一思想”，鼓励和支持“解放思想”。从三十多年的实践看，邓氏理论、理想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实践，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后资本主义(即中国在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打开国门赶上了全世界的信息化时代)+中国传统小康理想或者大同理想的混合体,但是，由于小康理想它产生于中国的农耕社会这一历史事实，因此，它是否具有适应工业化时代包括当下的后工业时代的能力，也许还有待观察与验证。不过，正是这样一种混合体，它成就了中国当下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巨大成就和巨大变化。由此，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个人的意识才有了巨大的改变。这样的一种改变，在我看来，几乎不亚于1949年的改变。在这样一个重大转变时期，只要具备能够思维的人，只要他感受到了，只要他不把自己像昆虫或小动物一样密封在松香或石腊之中成为琥珀，那他一定会因此受到影响。因此，三十年里，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像邓小平的书那样深刻而又巨大地影响着我们。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无论从左的方面进入还是从右的方面进入，抑或完全从学术的立场进入，邓的理论和邓的实践所形成的影响，无人无书于今天出其左右。
　　近十年，譬如涉及到哲学的书，我基本不读中国当代人写的哲学书(或许李泽厚、赵汀阳等少得不能再少哲学家的例外)，特别是近五年，我读的哲学书籍主要以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福柯德里达等法德两国为主要的哲学著作。不仅仅因为法德两国的哲学自十九世纪以降就引领世界哲学潮流至今的事实，而在于这些经典作家所提供的经典著作，它们不会因为时间的前行、时代变迁以及人事全非而消减了它们所发出的光辉。马恩的共产主义学说与当时的法德两国主要是法国的实践，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版图，也就是说在一个兴起不久的资本主义世界里，让初生的幽灵般的社会主义占得了一地，并由后来的追随者列宁变成国家实践的现实。冷战终结，苏联坍塌，并不没有也不可能就此抹杀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至于其影响的正/反或正/负方面，作一个什么样的评估，也许至今还没有定数)。不仅如此，马恩的经济学、社会学(包括西方不太看好的哲学)至今影响着西方学术界。作为一种学术流派，显然，不会因马恩作为一位革命者身份以及时间流逝而成为过去。要说有影响，它们算是一种影响。为什么要读尼采福柯德里达罗兰巴特二十世纪(尼采虽然在1900年去逝，几乎所有研究哲学史的人都把尼采看成是二十世纪的哲学家)特别是战后的法德两国的哲学。一个曾受过红宝书教育以及“统一思想”教育过的人来说，当中国国门已经打开(而且很难再关上)中国成为世界的重要一分子时，国人需要另外一种语境。至少需要另处一种语境来补充。不过，当读了若干本西方的著作(顺便一说：不知从何时起，一些人借批判“全盘西化”，已经把马克思恩格斯等排除在“西方”之外而又生造“西方价值”一词将此排斥，让中国的开放变得来吊诡)之后，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乱读书读杂书的人来说，这些著作不但提供了另外一种语境，在我看来，它们不仅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和学术传统提供了从来没有过的参照，更重要的是它们确确实实构成了对中国教条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让人走入斜途，恰恰相反它让觉得如五四前后“科学”与“民主”进入中国那般的兴奋与兴趣。譬如尼采以超人的姿态对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主流价值体系作无情的批判;福柯以医生的姿态对西方社会出现的一切病灶无情地撕开;德里达以解构主义的姿态对西方思想作完全的颠覆…。一句话，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尼采福柯德里达等，他们的共同取向，就是对旧的价值体系和旧的知识体系进行顽强的抵抗和彻底的决裂，自然也包括他们在抵抗时的对新的价值体系和新的知识体系的眺望与重构。在政治学里读哈耶克萨义德亨廷顿哈伦特福山等英美作家(虽然如哈耶克、福山、萨义德等并非英美本土作家)的著作，不仅仅是赶时髦，是因为，这在这些著作里，我看到我们不曾看到过的完全不同的认知观念和认知世界。哈耶克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洞若观火地看到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两种方式的区别，并认定个人主义可能才是这个星球得以运转的好方案(相比于集体主义那样的方案);萨义德以一位犹太人的身份，认为东方主义作为西方的一种参照，其历史、现状和未来，都有其它主义不可代替的地位;亨廷顿以美国重要智囊者的身份，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冲突将是文明的冲突来展现，因此划解冲突文明之间的冲突(尽管是以西方文明作为参照的儒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等)将是未来的重要事务;哈伦特以一位审判纳粹分子亲历者的身份，认定集权下的个人依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等等。这些西方的书籍，对于一个生活在汉语母语里的人来说，虽是“异端”，但正是这样的“异端”，才让我有了另外一种角度和另外一种眼光来观照我们的传统。至于说到在他们或它们中间，究竟哪一本书影响了我的思维或影响了我的行为，还真不好说，也说不准。事实上，不可能有哪本书对一个人一生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哪一本书一读就成为一个人的金科玉律，我想，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有，那只能是1934年(1934年是希特勒掌权17个之后权力和威望达到顶峰的年代)风靡德意志的《我的奋斗》。当然，如果他是基督徒或天主徒，《圣经》会影响他一生;同理，如果他是伊斯兰信徒，那么《可兰经》会影响他一生。问题在于，中国人信教的不多。我便是一个不信教的人。
自己是中国人，用母语说话与写作，我得读经典与古董。但是，依我的年龄以及我后来的经历，我不能也没有条件有“童子功”，特别是后来师范出来在乡间教书，一教十余年，失去了我走进大学的机会。但在乡间教书日子养成的读书习惯，却没有因为后来不断变化谋生地方和手段停了下来。正二八经读中国的经典与古董时，已是中年。在读这些经典与古董时，既没有蒙学时的天真，也没有师承的规矩，无论四书五经儒学正典，还是诸如太平广记子不语山海经杂书;无论是诗经唐诗宋词的诗学正脉，还是明清随笔的末流，漫无边际漫无目的，虽没有陶公的“好读书”，但“不求甚解”一语，一定就是专我这种人准备的。真是有点虚无主义了。即求了“甚解”，也许就钻了牛角尖。显然，“钻牛角尖”不是一个褒义词。再就是，为什么要去“钻牛角尖”呢?一位闲读书的人，读书并非你要去“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更非“为天地立心，为众生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样的人一千年间有几个呢?显然，我不属于那几个人中的一个。因此，读这些书时特别是读四书五经时。更带有如胡适周树人等辈对待“国学”那样的否定态度来读。这不是我对传统的不尊重，因为我读这些书时，并非按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角度来读，我只是从知识谱系的认知角度来读。或者，更肤浅一点，对于一个没有所谓“国学”童子功的人来说，到了中年来补这样一课，免得人家说笑话(虽然晚了一点，曾文正公就说过，五十岁已经不是读书的年龄了)。仅此而已。这也就是说，这些书也难影响我的思维与行为。　　再次谢谢你，没有你的问及，我不会写下这些打胡乱说的文字。
      2015、2、3于叙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