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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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的困境

文 _ 林茶居

十多年前，我在老家的教育局工作。缘于分管领导朱华彬老师的推动，我所主持的部门组建了一个教师读书班。作为班主任，我自然要在每月一次的活动上做主持、点评、总结之类的事，发言中难免引用一些自己觉得有意思的话语。

那个时候，刚好在集中阅读俄裔美国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著作，其中，文论集《文明的孩子》里面的一段话，我时时谈起——这是布罗茨基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所说的：“……在这些罪过中，最深重的不是对作者的迫害，不是书刊检查组织，不是书籍的葬身火堆”，“更深重的罪过是，鄙视书，不读书。由于这一罪过，一个人将终身受到惩罚；如果这一罪过是由整个民族犯下的话——这一民族就要因此受到自己历史的惩罚。”

应该说，我当时主要是出自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热爱而转述的，而非出于对阅读之意义的深刻理解，更没有意识到，布罗茨基为什么如此“重视”阅读，为什么将阅读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

这些年，因为经常参与策划、组织“大夏书系读书节”的活动，对于阅读及教师阅读的问题，自然关注更多。我发现，和哲学、宗教、语言、美、死亡、爱情、教育等一样，阅读也是古今中外诸多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不会绕开的话题。不过，其中更多的是阐释性、演绎性的文字，而实证研究方面的内容可谓严重匮乏。

我曾经设想，“大夏书系读书节”应该有阅读心理学、阅读身体学方面的专题讲座。通过网络搜索，国内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张必隐教授于1992年出版、2004年再版的《阅读心理学》（就在写作此文时，我刚获知，张必隐教授于2015年1月10日病世，享年82岁。哀哉！）。至于阅读身体学，“百度”不到任何信息。

所以也就难怪，面对“电子阅读”、“网络阅读”对“纸质阅读”、“书本阅读”的挤压，人们如此紧张和恐慌。对于何谓阅读，对于阅读何为，对于“阅读如何发生”，我们本来就缺乏科学的认知，缺乏心理学、身体学意义上的准确描述。当然，阅读本身亦如教育一样，早就成为越来越强大的技术文化阴影下的一种“现代性焦虑”——人们大都认同阅读的意义，但几乎无法从社会生活中抓取到有现实说服力的对应物和“证据”。

自第一次工业革命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不管是经济、军事还是体育、教育，技术以及以技术、技术思维为核心的知识正在发挥愈来愈关键的作用，网络时代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剧了这个趋势。“技术革命”成为最容易让人激奋的语词和事件，也最能带来市场份额和关注度。

这个大势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就是量化、速度、规模等技术谱系内各种因素的价值日益凸显，而人文、审美、心灵等形而上存在显得可有可无。那些不能马上产生作用、不能迅速转化为效益和一时还无法进行意义确证的东西，一律被排除在外——人们似乎已经忘记，恰恰是那些被认为无用的东西，解释了什么东西可以马上产生作用、为什么可以产生作用和怎么产生作用。

当下社会，更需要的是能够充分盘活各种资源为己所用的技术官员，能够设计出低成本项目方案的技术专家，能够高效率完成任务的技术骨干，以及赞美各种技术和技术文化的“宣传队”，而不是追求生命独特性的艺术家，不是满怀忧患的知识分子，不是迷恋于形而上追问的思想者。诸如“富有团队意识”、“执行力强”等，正是当下人才标准的关键指标。它们决定了纪律、训练、统一、竞争、集体，必然成为学校教育及各种职场生活、社会生活当中最具常态性和活跃程度的基本要素，而一切如阅读、思考这样的个性化活动、必须顺应人之天性的活动，只能成为依附和点缀，甚至不被欢迎。

网络时代，书籍被挤到一边，这是必然现象。但也应该看到，阅读正以更多的方式在延展、变化。尤其要注意到，我们的孩子，他们的阅读品质可能在下降，而阅读趣味、阅读取向、阅读载体，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只不过，在校园里，在课堂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到的。“懂事”的孩子都知道，阅读也是需要讲纪律的，最好是能在集体生活中被表彰为“读书积极分子”。这是更大的“阅读的困境”，是成人深陷“阅读的困境”后挖出的精神之坑。